闫泓琪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

　　

　　《绿皮书》是由美国导演彼得·法拉利执导的一部传记类公路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获第91 届奥斯卡五项提名，并最终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原创剧本、最佳男配角三项大奖。影片讲述的是20世纪60年代，底层白人混混托尼为黑人音乐家谢利博士开车前往种族歧视盛行的美国南方巡演，并在旅途中结下深厚友谊的故事。谢利的扮演者马赫沙拉·阿里凭借此片第二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项，其扮演的黑人博士是一位游离在“劣种”黑人和“高贵”白人之外的孤独“他者”，长期不被社会与族群接纳让他产生了对自我身份的撕裂与认同危机，同时也促使他对自我身份不竭的追寻，在另一位“他者”（白人托尼）的介入下，他在南巡的旅途中完成了对自我主体的解构与重构，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在社会关系中的自我身份认同与主体建构。

影像符码：身份夹缝中的谢利形象

符号学中认为，每一个信息都是由符号构成的，在社会中，通过这些符号信息完成对某人、某物的身份定位。影片《绿皮书》中，谢利在刚出场就完成了其身份符号语言的传达，他是一位声名显赫的音乐家，居住在被种数繁多的奇珍异宝所装饰的宫殿，有品性温良的管家照顾饮食起居，具备良好的素养和高贵的气质，谈吐优雅、举止得体，拥有着底层托尼无法企及与想象的财富与地位。但是在旅途的开始，托尼就发觉这位身份尊贵的音乐家并没有因其财富与地位过上令人艳羡的生活，反而因种族与阶级在传统观念中的错位使其陷入了难以言说的孤独。

　　“他是一位伟大的美国艺术家，……他拥有心理学、音乐学、礼拜仪式艺术三重博士学位，在过去的14 个月里，他在白宫就演出过两次。”这是谢利在第一次演出时主持人对他的介绍，同时也是他的第一个影像符码——拥有三个博士学位的伟大艺术家。在这一层身份符号下，是严苛的自律精神与精湛的钢琴艺术水平使其跨越了阶级的鸿沟。但是种族和肤色的符码无法改变，被种族歧视长期笼罩之下的以白人为中心的美国上层人士无法真正从心理上接受一位黑人与自己“平起平坐”。谢利博士只能暂时享受到在舞台上的认可，而在舞台之下，他仍然是无法与白人等同的黑人谢利。谢利博士的另一个影像符码，是在“隔离但平等”这一政策之下被白人隔离的“黑鬼”。“黑鬼”是当时白人对所有黑人的统一称呼，言辞之中充满了鄙夷与蔑视。作为一个肤色黝黑的黑人，他对黑人流行音乐及其歌手一无所知，对黑人钟爱的食物炸鸡不曾体味，甚至对黑人的娱乐方式也表现得毫无兴趣，对同种族生活方式的陌生使其无法融入黑人社会，也得不到黑人同胞的理解和接纳。谢利的第三个影像符码，是没有亲人和朋友的孤独患者。在家庭关系中，谢利结过婚，有一个兄弟，曾体会过家庭的温暖与兄弟的情谊，但这一切都因其漂泊不定的生活逐渐被时间打破，使他重新回到了一个人的境遇之中。

　　作为“黑人”与“博士”双重身份的谢利存活在其不对等的种族与阶级的夹层之中，他拥有着美国上层阶级的荣誉、地位和能力，但缺少上层社会的名片——白色的肤色，敏感的自尊又使他无法放低自己的姿态去迎合黑人同胞的生存方式，使其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成为了一个被社会所遗弃的“他者”。影片通过肤色、姿势、服饰、对话等语言符号塑造了一个生活在身份夹缝中的黑人博士形象。

认同危机：自我与“他者”的身份焦虑

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认同，是个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和群体，都要确定自身在社会中的定位。谢利博士具有极高的修养，这使他无论面对何种不公和屈辱之时都能够不失仪态地挽回自己的尊严，但长期的忍耐压抑终有爆发的时刻，最终在从监狱出来那场戏中谢利情绪失控，对托尼说出了他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困惑：“是的，托尼，我住在城堡里，孤身一人。有钱的白人付钱让我演奏钢琴，因为这让他们觉得自己很有文化，但当我一走下舞台，在他们眼中，我立马就变成了一个黑人而已，因为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文化。我独自忍受轻视，因为我不被自己人接受，因为我也和他们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不够黑，也不够白，我甚至不够男人，告诉我，托尼，我是谁？”

　　“我是谁？”这是谢利自我身份在他者认同中的困惑。这种身份认同困惑自出生起就伴随着他，对于谢利自己来说，他对自我是认同的，他在向托尼讲述自己如何走上钢琴演奏这条道路时提到自己一直以来弹奏的都是古典音乐，但白人观众无法接受一个黑人在舞台上弹奏古典音乐，因此他只能改为弹奏流行音乐。托尼安慰他，他的音乐是独一无二的，只有他自己可以做到。谢利表示出对托尼的感谢，同时指出“但是，不是人人都能演奏肖邦的，最起码不会弹得像我一样好”。不难看出，谢利博士的内心是高傲与不屈的，他渴望追寻理想的自我，这是他对自我的肯定和定位。但是身份认同除了自我之外，必须在“他者”的参与之下才能完成。谢利博士对自我的认同是在“镜像时期”的第一个阶段想象界，是自我的开端，也是一切想象认同的开始。而谢利的身份认同危机则发生在第二阶段，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身份认同。

　　精神分析学认为，自我主体面对与自己相似的同类“他者”时，会发生拟态行为。但是在拟态行为发生之前，需要完成心理上对“他者”的认同，只有认同发生之后，自我才会进行下一步的拟态行为。谢利的成长环境和绝大多数黑人不同，他自小因在教堂和音乐厅演奏钢琴时被人发现，被安排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成为了学院里第一个黑人学生。在他成长过程中周围的“他者”是接受高等教育的“白人同学”们，由于这一生活环境的特殊，他对这些“白人同学”在心理上进行认同并完成了“拟态行为”。而面对与自己肤色相同的黑人同胞这一族群时，他却是陌生的，他对他们的生活一无所知，也因此无法对他们进行“心理认同”。从影片中几处细节可以看出端倪，在南巡之旅开始时，谢利告诉托尼他们接下来所见的是这个国家中最富有、最具文化涵养的一些上层人士，要注意自己的措辞和行为举止，并要求他换一个简洁顺口的名字，谢利对作为上层白人的“他者”文化是认同的，因此他在自己拟态行为完成的同时，也要求作为助手的托尼对此文化进行拟态。当他在演出结束后发现托尼在和一些黑人们进行赌博娱乐时，他表示出自己的不满，他无法理解为何托尼宁愿跪在地上掷骰子，也不去音乐厅里听他演奏。换句话讲，他并不认同黑人趴在地上掷骰子赌博的“低俗”娱乐方式。

　　谢利在自我对“他者”的认同之中选择的是对“白人文化”的认同。但身份认同中自我与他者的认同不是单向发生的，必须建立在双向认同的基础之上，主体才能进入社会，被社会接纳，完成身份认同。在从“想象之我”转换成“社会之我”的过程之中，谢利遭到了“上层白人”和“同胞黑人”两个群体的共同抛弃。首先是他所认同的“白人”族群对他的抛弃。在影片中，谢利作为拥有尊贵身份的音乐家，被上层白人们邀请演出，在舞台之上他得到了应有的掌声和认可，但是在舞台之下，他不得不住在与司机托尼所住宾馆相比条件相差甚远的黑人专属廉价旅馆，不能去对黑人隔离的酒吧，不准试穿商店里的西服，不可以和白人共用一个厕所，不能与白人共同在餐厅用餐，甚至在日落之后禁止出现在日落镇村庄。他并没有因为博士和音乐家的身份而获得特权，与他的同胞共同被隔离在独属于白人的生活区之外，是不被白人社会所接纳的“他者”；其次，在黑人同胞族群之中，谢利也依然是被排除在集体之外的“他者”。居住在黑人旅馆时，旅馆中的黑人要他参与他们的游戏，在得到谢利的婉拒之后，他们对他进行言语挖苦和讽刺。路途之中，因为汽车出现故障，他打开车门与在田间劳作的黑人奴隶们对望，双方眼神之中都充满了疑惑与不解，对于谢利来说，他对自己的同胞群体充满了陌生，其中也夹杂着对自我和同胞所处情状的孤苦心境。对于在田间劳作的黑人群体来说，他们同样困惑为何同为黑种人，谢利却可以西装革履，让白人为他做司机。这让谢利同样被排除在黑人同胞群体之外，成为不被这一集体所接纳的“他者”。被困在两种族群和文化群体夹缝之中的谢利，无法将自己的身份归属到任何一个群体，因而在对自我身份和异质文化探寻的过程中愈加缺乏归属感，丧失自我的身份感、价值感和自我在群体中的认同，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危机。

　　

　　传记电影《绿皮书》剧照

主体建构：“他者”参与下的解构与重构

谢利在对自我身份主体确认的过程中已经完成了在想象界中的自我认同，若想成为真正的“社会之我”，还需进入符号界，经历第二次认同。在精神分析学中，符号界的认同是在家庭父亲和母亲的共同参与之下完成的，即是主体对以父权为代表的社会道德规范和文化秩序的认同。影片《绿皮书》中，谢利的父母与其家庭是“缺席”的存在，在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完成对其主体的建构，以至于他成年之后仍旧有一种身心漂泊之感，把自我定位为“一个逃犯”。与大部分人在家庭关系中完成主体建构不同，谢利的主体建构是在作为“他者”的托尼的介入下完成解构与重构，从而向“社会之我”进行转变的。

　　承认“他者”对主体人格的形成是必要的。精神分析学认为，只有与“他者”进行双向认同，才能真正得到社会的认同。在托尼和谢利旅程开始之时，两人是互不承认的，托尼是一个隐性的种族歧视者（从他在影片开始时将家中黑人用过的水杯扔到垃圾桶内可以看出），而谢利对托尼粗鲁的言谈和庸俗的爱好同样嗤之以鼻，两人的关系是建立在金钱利益基础上的纯粹的商业雇佣关系。但在相处的过程中，两人都做出了改变并逐渐对对方产生认同。谢利博士有着自己行为处事的原则和规矩，拥有强大的自我约束能力，周身散发着一股距离感，不容亲近也不可冒犯。但在托尼的影响之下，他开始逐渐打破自己的原则，尝试自己曾经不认同的事情。谢利主体的解构，从接受托尼的炸鸡开始，他从一开始的抗拒到犹豫地接受并喜欢上炸鸡的味道，伴随着吃过之后直接摇下车窗扔到马路上的过程一气呵成，这是他主体解构的开始。之后，谢利和托尼谈论他不曾接触的流行音乐，和托尼谈论自己的家庭和成长的经历，都是他主体解构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之中，也伴随着托尼对谢利心理态度的转变，他在给自己老婆写信中毫不掩饰对谢利钢琴艺术的敬仰。听从谢利博士的意见捡回扔在马路上的可乐纸杯、修改自己给老婆写的信件、在车内对两个歧视黑人的白人竖中指，等等。

　　在谢利主体解构的过程中，有两个关键转折点不可忽视。第一个是谢利因与白人男子发生性关系被捕入看守所，托尼设法救他，两人因托尼救人的方式产生争执。恰巧在酒店门口偶遇托尼的老友，他们提出要给托尼一个更高薪水的工作，劝说他离开谢利。在此处影片中出现了镜子的场景，谢利看着镜中被打伤的自己，用粉底试图掩盖住自己脸上的伤，他的神情复杂，眼神中含杂着哀怨、愤恨和悲伤。这是他维护自尊的一种独特的方式，就是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独自舔舐、掩饰伤口。此时他还面临着托尼可能会离开的风险，他出门阻止，但没有放下自己的身份，而是以加薪谈判的方式挽留托尼，在得到托尼并没打算离开他的回复之后，他才真正卸下了自己的身份，诚恳地对前一天晚上的事情道歉。这前后的转变是谢利主体解构过程中的第一个转折点。第二个转折点发生在最后一场演出的餐厅。影片中，谢利被邀请他演出的白人安排在一个拥挤的杂物间里更换衣物，在他准备去餐厅用餐时遭到了白人经理的阻止。在此之前，谢利对待一切不公和歧视的方式都是忍耐，他会选择去一个接受黑人用餐的餐厅吃过饭后完成他的演出。但是这次，他开始为自己抗争，态度强硬，提出了“如果不让我在这里用餐，我就不会为你们演出”的要求。谢利的这个行为可以说是有受到托尼的影响，影片中在此处有一个婴儿张开双臂的镜头，意味着谢利主体解构的完成，在主体建构的过程中，他在这里由主体解构过渡到了主体重构阶段。

　　在谢利主体解构的过程中，其参与者主要由“他者”托尼来完成，而在他主体重构阶段，作为“他者”的参与者除了托尼之外，还包括黑人同胞、白人警察以及托尼的家人和朋友们。影片中，谢利没有参加最后一场演出，两人找到了一家黑人酒吧，用餐后在老板娘和托尼的引导下，谢利第一次免费在酒吧里为黑人表演。在这场演出中，他完全释放了自我，与以往严肃的场合不同，他甚至站起身来演奏，得到了黑人同胞的认可，并在台上一起进行音乐表演，这也是谢利和黑人同胞们第一次融合在一起。在返回的路途中，两人再次遭遇大风雪，被警察拦住，原本以为又要被带进看守所的托尼十分沮丧，没想到警察的目的只是好意提醒他们有一个轮胎没有气了，并在看到黑人谢利之后，友善地对他说出“圣诞快乐”。影片的最后，谢利送托尼回家，托尼邀请谢利和自己一起过圣诞，谢利婉拒后回到了一个人的宫殿。但是没多久，他又带着红酒来到了托尼家门口，在托尼家人及朋友的欢迎之下加入了他们的大家庭之中。在这几场戏中，谢利不仅完成了个体的主体建构，同时在“自我”和“他人”的身份认同中也达成了和解，确定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定位，完成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从“想象自我”迈向了“社会之我”。

结语

在影片中，谢利在同托尼的相互认同过程中建构了自我主体身份，谢利和托尼从最初见面时谢利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上的不平等，到谢利也会在托尼困倦时开车送他回家的平等身份转变。托尼也由最初会扔掉黑人用过的杯子的“种族歧视者”，转变成当朋友称呼谢利为“黑鬼”时为他辩护的“种族和平人士”。但是在谢利主体建构的和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不论是作为“他者”的托尼，还是黑人同胞和白人朋友的“他者”，他们都是精神分析中的“小他者”。而非主体建构中的“大他者”。换言之，当谢利再次回到南方，他仍然会面对种种不公与歧视。影片的大团圆式的结局是导演巧妙的换位，用个体之间的认同和在小范围内主体的建构来平衡谢利在社会中的身份符号的认同和建构问题。但同时，这也为处在身份夹层中的个体如何实现身份认同和主体建构，如何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寻得平衡提供了一个十分宝贵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