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馆
“新时期”：回归本体、范式转变，以及多元景观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新时期”。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为“鲁迅传”写作预设了较为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在学术界，从回到“十七年”到“回到‘五四”等口号的提出，从“向内转”到“性格组合论”等文学理念的深入人心，“新时期文学”逐渐成为较早介入时代主潮并对时代问题作出有效呼应的急先锋。它不仅加入到了思想解放和文化创生的阵营，还以容纳中西、除旧创新之势，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诉求和发展蓝图注入了独属于现代中国文人的文化基因。“鲁迅传”写作当然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有效、有序展开的。伴随“新时期”的到来，鲁迅研究也逐渐步入正轨。80年代也是鲁迅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期，根据葛涛的统计，在整个80年代总共有373 部鲁迅研究专著面世。各年统计数据如下：
表一：1980年至1989年鲁迅研究专著出版数量统计表（单位：部）
从上表可知，八十年代初期形成了鲁迅研究的热潮，与“鲁迅传”密切关联的“生平及史料研究”、“思想研究”亦达到有史以来创作高峰阶段。它们作为重要依托，为大部头“鲁迅传”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1981年正值鲁迅诞辰一百周年，鲁迅研究特别是“鲁迅传”写作也迎来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本年度共有曾庆瑞的《鲁迅评传》、吴中杰的《鲁迅传略》、林志浩的《鲁迅传》、林非和刘再复的《鲁迅传》共四部鲁传出版。此后几年内，又先后有彭定安的《鲁迅评传》、朱正的《鲁迅传略》（修订版）、陈漱渝的《民族魂——鲁迅的一生》等几部重要鲁传问世，待1989年1月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第一、二部）出版，“新时期”的大部头“鲁迅传”写作已经形成了相当可观的局面。如果再将周作人的《周作人回忆录》（1980年）、陈漱渝的《鲁迅史实新探》（1980年）、陈涌的《鲁迅论》（1984年）、周建人的《故家的败落》（1984年）、林辰的《鲁迅述林》（1986年）、钱理群的《心灵的探索》（1988年）、包忠文的《鲁迅的思想和艺术》（1989年）等带有传记或准传记特征的专著统计在内，那么，80年代的“鲁迅传”以年均出版2 部的数量，显示了其在“鲁迅传”写作史上的不俗成就。
“新时期”的“鲁迅传”创作首先以几部作品的再版而引人关注。先是王士菁的《鲁迅传》于1979年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继是朱正的《鲁迅传》（修订版）于1982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传记的再版标志着“鲁迅传”写作已步入正轨。如果说，王著依然在旧有体例内修修补补，那么，朱著则在初版基础上做了较大调整与补充，字数也由初版的10 万字增加到20 多万字。朱著修订版除纠正原版史实上和提法上的一些错误和把许多转述的史料改为直接引用外，还根据新材料，补写鲁迅在日本仙台经历，增加“南中国文学会”状况、罗章龙与东方饭店会议以及与他人论战经历等其他重要内容，记述与朱安的婚姻、与许广平的爱情、与二弟周作人失和、与高长虹决裂等重要生活事件，从而大大丰富了传记中的“鲁迅形象”。从朱著传导出的重要信息即是，“鲁迅传”作者们可以大踏步向“鲁迅本体”靠近了，可以深入鲁迅的日常生活世界历史事件了。
除了将“十七年”时期的“鲁迅传”加以修订并出版外，进入80年代后，为适应新时期时代需要，创作新“鲁迅传”便成为当务之急。而且，新时期也的确为产生优秀的大部头“鲁迅传”提供了充分条件。这些条件至少有：鲁迅研究作为一门显学，已在鲁迅生平、思想、作品的研究，特别是文献史料整理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前三十年间“鲁迅传”写作所取得的经验和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为新时期作者所参照；较之前三十年，此时期学者在知识结构、精神素养、理论准备方面更趋于合理。曾著、吴著、林著、林刘合著、彭著、陈著六部“鲁迅传”，就是在具备这些主观或客观“条件”下诞生的。他们的写作表现出了几个明显的共有倾向：其一，扭转因受极“左”思想直接干预而致使“鲁迅传”写作远离“鲁迅本体”的局面，从而从“教条式昏睡”中觉醒，并努力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追求客观、真实，成为这一阶段所有作者的第一诉求；其二，按照线性时间，尽量将鲁迅每一阶段的人生际遇叙述得周全、圆满，追求传主人生历史脉络的清晰，并且重视细部与细节的营构，尝试揭示出鲁迅作为个体的“人”的属性；其三，都努力追求在体例、方法上的创新，虽结果大都不如所愿，但每一位作者在写作中的具体实践，都对此后的传记写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其四，每一位作者都特别重视整体性视野，即把鲁迅生平、思想研究、作品论析、时代背景融为一体，力图揭示出各自理解中的“鲁迅形象”。又由于各自知识背景和价值诉求的差异，每个人的“鲁迅传”写作都不一样，这就形成了风格与方法的多样性；其五，客观评价与鲁迅有交集的历史人物（比如章士钊、徐志摩、陈源、梁实秋、林语堂等）、具体的历史事件（比如“女师大风潮”、二周失和等），有针对性地分析鲁迅思想、创作与日俄等国外文艺思潮的内在关联。上述五方面的“共性”，堪称“鲁迅传”写作领域内的“拨乱反正”。
如此以来，在中国内地，一种崭新的“鲁迅传”写作范式的转变便悄然发生，即由“国家政治范式”向“文化启蒙范式”的转变。如果说以王士菁、林志浩、陈漱渝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依然延续自“十七年”以来的理路，并因这理路的部分修正，以及依托根深蒂固的学派传统，而在新时期有了自立于学界的充分合法性，那么，以王富仁、林非、刘再复为代表的偏于文化启蒙的一派，以“回到鲁迅”、“回到‘五四’”为旗帜，秉承文化启蒙意识，在“鲁迅传”或准“鲁迅传”写作中，强化对日常生活、人性人情、心理世界、精神样态等在前三十年中被有意遮蔽或弱化领域的开掘与表达，以从中阐释出崭新的议题，也同样因顺应“新时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而亦有了充分的合法性。事实上，早在1982年前后的“鲁迅传”中，兼具生活真实与历史真实的鲁迅形象已初步建构起来。不过，那时“鲁迅传”写作依然以“向外拓展”为主，而“向内转”的取向并不明显。到1985年后，沿此理路，先是钱理群出版准传记性质的《心灵的探索》，后到林贤治提出“民间鲁迅”写作理念，并以《人间鲁迅》（第一、二部）的出版为标志，从而标志着80年代“鲁迅传”写作在理念与方法上有了质的飞跃。
表二：20世纪80年代鲁迅传记代表作一览表
从整体上看，80年代“鲁迅传”写作普遍追求“大而全”，几乎每一部“鲁迅传”在某些领域都有所突破，这当然与鲁迅史料的充足和研究的充分有关。同时，作者们在方法与理念上也有了全新的面貌，尽管实践效果尚不尽人意，但对真实的表现，特别是致力于建构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形象的努力，至少在愿景上是相当一致的。而且，作者们也大都在写作中融入一己情感，从而使得主客密切交融，从而出现了像林刘合著的《鲁迅传》、钱理群的《心灵的探索》、林贤治的《人间鲁迅》这类优秀之作。那种依靠堆积材料而拉长篇幅的现象，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以林志浩、陈漱渝为代表的马克主义学派的传记写作也引人关注，但缺陷也明显。他们的“鲁迅传”在表现“三家论”或建构“革命民主主义者”形象方面，特别是在处理鲁迅与中共、鲁迅与苏俄关系方面，依然在视野、方法与行文方面放不开，难有大突破。而且，那种带有先验论色彩的似曾相识的理论话语，那种带有概括性、提纯性特点的行文方式，常常给人以千篇一律之感，从而让笔下的“鲁迅形象”失去生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鲁迅传”反不如林非、刘再复、林贤治们的作品更接近“传记+文学”的特质。这么说，不是要否定林志浩、陈漱渝们的“鲁迅传”写作，而是说，他们在延续这一脉写作理路时，有关“怎么写”（不是“写什么”）方面的探索幅度、力度，与前者尚有较大距离。任何写作都忌教条化，“鲁迅传”写作更是如此。传记作家更应当充分吸收中外先进的创作理念，“……反而把鲁迅写成一个超阶级、超党派的虚无主义者，从总体上扭曲了鲁迅和他所处的时代，所以，鲁迅写作的根本原则，实际上并在于是否写出真的鲁迅，而在于怎样才能写出真的鲁迅。”张梦阳评价曹聚仁的《鲁迅评传》时说的这句话就颇有代表性。在80年代，怎么写的确比写什么更重要，但他的前半句中的观点实难服人。从实际来看，用“超阶级”、“超党派”、“虚无主义者”来界定鲁迅的主体形象，肯定是有失偏颇的，但用以指称某段时期内的某种“鲁迅形象”，则是合乎实际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化启蒙者”、“存在主义者”（“虚无主义者”）都是鲁迅形象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鲁迅形象并非某个单一指称。曹聚仁以“虚无主义”指称鲁迅某个时期的思想倾向，正显示了他在鲁迅思想研究方面的真知灼见。在中国大陆“鲁迅传”写作中，有关这一方面的探讨与表现，直到90年代，才在王晓明、吴俊的写作中大放异彩。张梦阳如此评价曹聚仁的写作，正反映了在80年代前半期，一部分学者在理论与观念上，与文学现代性理念有了某种深层隔阂。
90年代：“向内转”，文体多样，以及深度模式的初步尝试
1990年5月，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第三部）出版。这为90年代“鲁迅传”写作开了一个好头。“人间鲁迅”，即意味着不是“官方鲁迅”。的确，鲁迅是远远超越官方界定的。事实上，任何假定的阐释或先验的界定，都是对“鲁迅形象”的遮蔽！他的多疑、虚无、孤独、郁结、好斗，他的绝望与反抗绝望，他的永在“十字路”上的“荷戟独彷徨”，他对青年人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的犹豫不决，等等，在90年代的“鲁迅传”写作中，都得到充分展开。而类似王士菁、林志浩们的那种写法，已经跟不上鲁研界的发展大势了，读者对这一脉的写作理路已心生厌倦。
表三：20世纪90年代鲁迅传记代表作一览表
从表一可以看出，90年代的“鲁迅传”写作显得较为稳健（年均1 部），且以前四年和后三年为生产期。90年代是改革开放快速起步时期，发展是压倒一切的主题，作为文化范畴内的“鲁迅传”写作亦然。如果说，学者们在80年代提出“回到鲁迅”，并能达成共识，且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实践，那么，在90年代，就不单单是共识和实践层面探讨，而是如何落实以及取得何种实效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鲁迅传”作者们首先要在理念和方法上完成自我更新。如果再延续过去那种老旧的写作套路，或者单纯依靠资料堆积以拉长长度的做法，显然是出力不讨好了。而与那些贪大求全的“鲁迅传”相比，类似陈漱渝《鲁迅》这种经过精心裁剪、抓主放次、字数不超20 万字的“鲁迅传”更受读者欢迎。当然，亦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彭定安的《走向鲁迅世界》采用复式结构，以无限接近鲁迅本体为追求，继续把鲁迅当作“人”来写， 从而在90年代的大部头“鲁迅传”写作中脱颖而出。
90年代的“鲁迅传”写作非常明显地显示出了“向内转”的态势。不仅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彭定安的《走向鲁迅的世界》、吴俊的《鲁迅评传》等传记在论及鲁迅思想谱系时普遍重视对其心理与精神世界的把握与描述，而且还出现了吴俊的《鲁迅个性心理研究》、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这类完全“内转”——聚焦鲁迅内在心理世界——的“鲁迅传”出现。吴著与王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鲁迅传”写作在体例、理路、范式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无论吴著对鲁迅人格与精神结构（多疑性格、自虐倾向、攻击性心理、性心理）、虚无与反抗虚无的思想、暮年意识（疾病与死亡）的学理性探究与论说，还是王著对鲁迅危机与痛苦、悲观与虚无、呐喊与彷徨、“鬼气”与大绝望、对青年人的戒心等内面心理结构和精神动态的研析，都显示出了十足的原创性。在“鲁迅传”写作史上，这种带有难度与深度的“鲁迅传”写作模式，当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
90年代的“鲁迅传”在文体探索与实践方面也卓有成效。首先，文体样式多样。彭定安的《走向鲁迅的世界》采用立体结构和复式笔法，使得这部长达66.8 万字的传记，颇具“学术+史诗”的大格局气度。唐弢的《鲁迅传》采用书话体和笔记体，首先从文化和民俗角度切入鲁迅世界， 既而以对鲁迅的精神世界和气质的精准把握，而在“鲁迅传”写作中显得卓然不群。朱文华的《鲁迅、胡适、郭沫若连环比较评传》采用连环比较体，对其生平、创作、思想等方面做了对比性分析、论说，文体形式颇为新颖。曾智中的《三人行》与黄乔生的《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也与此类似，巧妙地截取鲁迅与他人在时空中的交集经历，从而切入对鲁迅世界的发掘与描述。其次，普遍重视对文学性与可读性的追求。上述吴俊、王晓明的“鲁迅传”自不必说，其他诸如彭定安富有诗意的拟题方式，林贤治的散文抒情笔调，唐弢的笔记体和书话体，陈平的小说式笔法，钮岱峰的优美文笔，等等，都可表明作者们在“怎么写”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新世纪以来：图像化、比较体，以及大“鲁迅传”写作的尝试
新世纪以来，不仅旧作屡屡再版，新作也层出不穷，这当然与鲁迅研究的持续繁荣密不可分。以下是笔者统计的各年“鲁迅传”出版数量分布情况（单位：部）：据以上不完全统计，新世纪以来至少有52 部“鲁迅传”问世，数量可谓惊人。在这52 部“鲁迅传”中，前十年有16 部，后九年为36 部。可以明显看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间，“鲁迅传”写作呈现“井喷”态势——年均四部的生产量，这在过去任何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从整体上看，新世纪以来的“鲁迅传”写作表现出了以下几方面的突出特点：
其一，图像化，即由单纯文字版向着以文字为主的“文字+图像”或以图像（图画、照片）为主的“图像+文字说明”方向发展，既而呈现出“鲁迅传”写作的图像化叙事的转型趋向，是新世纪以来“鲁迅传”写作所展现出的一个突出特征。图传或画传自有其适合阅读与传播，且能便捷表现和呈现鲁迅形象的不可或缺的先天优点。新世纪以来，中国进入“读图时代”，以图像消费为主体的读者群体快速崛起，为适应这种阅读趋向的转型，以图传和画传为载体的“鲁迅传”写作，也在这十几年间猛然剧增。在这52 部“鲁迅传”中，以图传和画传形式出现的就多达十几部。虽然自20世纪40年代就陆续有鲁迅图传或画传出现，但真正形成规模，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则发生于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余连祥、朱正、黄乔生等人的《鲁迅图传》，王锡荣、吴中杰、林贤治、白帝、罗希贤、李文儒等人的《鲁迅画传》，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显然，“鲁迅传”写作的图像化，正适应了时代发展需要。
表四：2001年至2019年鲁迅研究专著出版数量统计表（单位：部）
其二，比较体“鲁迅传”写作模式，即以鲁迅与同时代某位有过交集的名人合并一起，并予以作传的方式，也成为新世纪以来“鲁迅传”写作中一个突出现象。代表作有黄候兴的《鲁迅与郭沫若》、许京生的《鲁迅与瞿秋白》、孙郁的《鲁迅与陈独秀》、陶方宣的《不是冤家不聚头：鲁迅与胡适》、袁权的《鲁迅与萧红》、孙放的《鲁迅与夏目漱石》、周海婴的《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这种出现于90年代，繁荣于新世纪的比较体“鲁迅传”书写模式，不仅进一步拓展了“鲁迅传”写作的领域，也为“鲁迅传”写作在文体上开启了全新实践模式。
其三，大“鲁迅传”，即在篇幅上追求长度，在格局上追求史诗规模，作为新世纪“鲁迅传”写作中一个现象，也引人关注。这种模式早在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共三部）、彭安定的《走向鲁迅世界》、陈平的《鲁迅》等“鲁迅传”中已初露端倪。进入新世纪后，又先后有倪墨炎的《大鲁迅传》（第一部）、胡高普和王小川合著的《鲁迅全传》、张梦阳的《鲁迅全传》问世。这都充分表明，创作一部大“鲁迅传”，一直就是作者们的一个伟大愿望。而张著的面世，则标志着我国“大鲁迅传”写作取得了重大突破。这部“鲁迅传”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一、构架恢弘。副标题为《苦魂三部曲》，由《会稽耻》《野草梦》《怀霜夜》三部组成，总字数达116万。这种意图和架构从大处着眼，气度不凡。在以往的“鲁迅传”写作中，极少见到；二、史、诗同构。张著以缜密考证的史实为基础，以写出一个近于真相的鲁迅为目标，全面描写鲁迅的生活史、思想史和精神史，从而立体地呈现鲁迅形象、性情和气质。同时，也以鲁迅为本位，力图反映出鲁迅与他的时代，鲁迅与同时代人的整体风貌。最关键的是，作者在处理这些材料和人物时，始终从审美角度把握和使用之，从而表现出了在“史”的维度上，试图以“诗化”方式激活材料和历史场景的实践向度；三、长篇传记文学笔法。该著在主干事件上严格依据事实，而在细部或细节上适当展开虚构，同时始终以采用长篇小说方式，对这些基本事实和细节进行审美整合、加工与转化，从而另辟蹊径，更接近于“文学传记”的本体特质；四、具有传记学史意义。该著以其宏大规模、文学性笔法和史诗性追求，成为“鲁迅传”写作史上的又一标志性的重大事件。
其四，常规“鲁迅传”创作也成果丰硕。辛晓征的《国民性的缔造者——鲁迅》、陈越的《鲁迅传论》、项义华的《人之子——鲁迅传》、高旭东和葛涛合著的《鲁迅传》、陈漱渝的《本色鲁迅》等“鲁迅传”，以及（俄）波兹德涅耶娃著、彦雄译的《鲁迅评传》、林辰的《鲁迅传》、曹聚仁的《鲁迅评传》、朱正的《鲁迅传》、许寿裳的《鲁迅传》等旧作再版或修订后出版的“鲁迅传”，都是这个阶段的重要收获。而像王彬彬的《鲁迅的晚年情怀》、林贤治的《鲁迅的最后十年》这类专注某一阶段或从某一侧面表现鲁迅形象的写作，也别具特色，成果卓著。
表五：新世纪以来“鲁传”代表作一览表
20 林贤治 鲁迅的最后十年 2011.11 复旦大学出版社21 肖同庆 先生鲁迅：无法告别的灵魂 2012.1 文汇出版社22 黄候兴 鲁迅与郭沫若 2012.7 河北人民出版社23 许京生 瞿秋白与鲁迅 2012.7 华文出版社24 黄乔生 鲁迅图传 2012.8 中央编译出版社25 赵瑜 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增补本) 2012.12 中国青年出版社26 孙郁 鲁迅与陈独秀 2013.1 现代出版社27 徐东波 鲁迅传 2013.2 黄山书社28 高旭东葛涛 鲁迅传 2013.7 人民出版社29 倪墨炎 大鲁迅传（第1部） 2013.7 上海人民出版社30 胡高普王小川 鲁迅全传 2013.10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31 程争鸣 360 度鲁迅 2014.1 江西高校出版社32 陶方宣 不是冤家不聚头：鲁迅与胡适 2014.1 中国物资出版社33 萧无寄 在民国遇见鲁迅 2014.2 海潮摄影出版社34 袁权 萧红与鲁迅 2014.10 华文出版社35 孙放远 鲁迅与夏目漱石 2014.12 吉林大学出版社36 王彬彬 鲁迅的晚年情怀 2015.1 中国书籍出版社37 高旭东葛涛 鲁迅传（图本） 2015.1 长春出版社38 陈漱渝 本色鲁迅 2015.3 漓江出版社39 姜宝昌黄生 鲁迅 2015.7 晨光出版社40 李静 大先生（剧本） 2015.8 中国文史出版社41 刘金平 鲁迅传 2016.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42 陈漱渝 搏击暗夜：鲁迅传 2016.2 作家出版社43 张梦阳 鲁迅全传 2016.8 华文出版社44 罗希贤 鲁迅画传 2016.8 上海书店出版社45 梁由之 孤独者鲁迅 2016.9 上海三联书店46 许寿裳 鲁迅传 2017.8 九洲出版社47 李文儒 鲁迅画传（1881——1936） 2017.8 天地出版社48 黄乔生 百年巨将·鲁迅 2017.9 文物出版社49 范阳阳 古国的呐喊：鲁迅传 2018.1 长春出版社50 陈光中 走读鲁迅 2018.1 当代中国出版社51 朱正 鲁迅传（修订版） 2018.4 人民文学出版社52 周海婴 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 2019.1 作家出版社53 许广平 我与鲁迅 2019.1 江苏文艺出版社
其五，该阶段的“鲁迅传”作者也进一步多元化，老中青三代同场竞技，各有优长。老一代作者延续已有理路，热衷于建构深度模式，以表现各自心目中的“鲁迅形象”，而对于一些中青年作者来说，视点进一步下沉，首先把鲁迅当作一个常人来写的观念，更是得到不折不扣的实践。像程争鸣的《360 度鲁迅》、赵瑜的《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萧无寄《在民国遇见鲁迅》、李静的《大先生》（剧本）这类“鲁迅传”中的鲁迅就显得更平凡、鲜活、有趣，特别是那些有关亲情、爱情、友情，以及性感、言行、心理的讲述，较之大部分“鲁迅传”，就更多了一点“人间烟火色”。这种不追求深度模式、面向大众写作的普及性文本，也代表了“鲁迅传”写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结语
自王士菁的大部头“鲁迅传”问世以来，我国“鲁迅传”写作也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七十多年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总共有九十多部“鲁迅传”面世。然而，由于我国现代传记学观念与实践起步较晚，尽管“鲁迅传”写作已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且在观念、理路上已有了重大突破，但诚如张梦阳在十九年前的认定——“又不能不承认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一本与传主鲁迅相称、达到世界传记文学高水准的鲁迅传。”——时至今日，我国的“鲁迅传”写作依然没有出现与司马迁的《史记》、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茨威格的《三大师》、罗曼·罗兰的《名人传》等世界经典相媲美的传记作品。当前，有关“鲁迅传”写作的基本材料已不是问题——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那一卷卷研究资料已足够支撑传记作家们写出一部“大著”或“巨著”了——那么，什么样的作者才能担此重任呢？笔者认为至少以下几条不可或缺：1.他必须是一个具备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2.他必须是一个人文素养极高，知识结构完备，对鲁迅与“鲁迅学”有精深研究的人；3.他必须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能以文学家的思维与能力，创造性地整合与转换那些卷帙浩繁的材料，并做到化腐朽为神奇；4.他必须是一个在现代传记学理论与实践中有自己独到认识或发现的人。第一项是基本前提；第二项是保证，如若不是“鲁迅通”，即使写出新“鲁迅传”，那也难有超越性；第三项是能力，如果不是“学者+文学家”型的作者，便无从处理那些客观材料（所有鲁迅有关研究资料，包括文字、照片、影像，等等），并从中获得灵感，从而将传主、作者、材料、时代等基本要素融合为一体，既而借助文学性的语言，写活鲁迅形象；第四项是必要条件，若没有起码的传记学理论与实践，“鲁迅传”写作也难有新气象。以前那种把“鲁迅传”写成“资料长编”，或写成“传记”而非“传记+文学”的实践，早是前车之鉴了。在当代中国，同时具备上述四项的作者极其少见。后三项姑且不说，单第一项就已把大部分作者拒之门外了。退一步来看，从“鲁迅传”创作史来看，凡是在当时以及此后持续产生一定影响力的，基本具备前两项标准。再退一步来看，同时具备前三项的，不能说没有，只能说，即使有，其实践也与理想状态相差很大。1那么，伟大的“鲁迅传”作家的出现，也只能寄托于将来了。作为“中间物”的“鲁迅传”写作，无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经验，都值得细加考究，以警示未来“鲁迅传”写作少走弯路；作为“大著”或“巨著”的“鲁迅传”写作，我们只能寄托于未来。“鲁迅传”写作依然在路上，依然任重而道远！注 释
1 葛涛：《鲁迅研究著作出版状况的调查与分析（1980 —2010）》，《中华读书报》2012年5月16日。特此说明： 本文表格中部分数据均采自该文。
2 这一传统上承瞿秋白论断（最早提出鲁迅由“进化论” 向“阶级论”转换的思想），下接毛泽东思想（“鲁迅 方向”、“三家说”，等等），并在1949年以后的三十 年间，成为主导“鲁传”写作的唯一合法范式。“文革” 结束后，该范式遭到质疑、批判，但其基础依然坚实。 在80年代，他们依然是“鲁传”写作中一支不可忽 视的主力军。
3 比如：朱金顺的《鲁迅演讲资料钩沉》、北京图书馆 编的《鲁迅研究资料索引》、薛绥之主编的《鲁迅生 平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编的《鲁迅研 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1983）》、袁良骏编的 《鲁迅研究史》。另外，不少传记作家还亲自参与《鲁 迅全传》点校工作，也掌握大量的一手资料。比如朱正。
4 张梦阳：《论七种新版鲁迅传的新进展》，《学习与研 究》1984年第11 期。
5 历史早已明证，“把鲁迅捧到神庙里去”，或者说，“神 化”鲁迅，等于害了鲁迅。后来王朔、冯骥才分别写《我 看鲁迅》《鲁迅的功与“过”》，对他们赋予鲁迅的某 些“伟大”予以质疑、拆解。同时，一部分青年学者 也随之附和，借势攻击鲁迅及那些“造神者”。其实， 他们对鲁迅的喜爱或敬佩是一以贯之的，他们质疑的 是那个被无限歪曲了的或被符号化了的“鲁迅形象”。
6 这部“鲁传”是在八十年代《民族魂》基础上增删、修 订而成，初版11.9 万字，修订版13.8 万字，中国华 侨出版社1997年版，为《名家简传书系》之一种。 删去“二十八 一份珍贵的情报”，新增第十章“阿Q 的诞生”、第十一章“东有启明 西有长庚”、第十九 章“景云深处是吾家”、第二十章“妻子 秘书 学生”、 第二十一章“两人世界到三口之家”，同时，将“二十六 共产党人的朋友和同志 ”改为“第三十一章 共产党 人的诤友”，内容也有所变动。新增章节进一步丰富 了生活细节，加强了作品分析，特别是对二周失和、 鲁迅与许广平婚后生活等方面的考证与分析，颇显 功力。
7 这部“鲁传”是在1982年版《鲁迅评传》基础上修 订而成，全书68.8 万字，1992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该著新增内容约计50 多万字，仅保留初版本 中的十几万字，近于再创作。主要变化有：注意对鲁 迅自身心态的描述；大大强化鲁迅后期的生活、思想 和作品（特别是杂文）的记述与评价；对鲁迅的艺术 思维和艺术世界做出了精到的分析；对鲁迅和同时代 人的关系作出了较为客观的论析。
8 王晓明的《鲁迅传》是一部在中青年读者中产生很大 影响的著作。笔者认为，自80年代提出反对“神化” 鲁迅、“回到鲁迅”以来，该著堪称是实践最彻底、效果最明显、创新性最超前的一部经典之作。即便 在资料使用上，王著也做出了开拓性的示范——不 直接引述原文，而是采用整合或转述，并注明出处。 这是一种更切近传记文体特质的资料使用方式。张 梦阳认为该著“态度新”、“思维新”、“体式新”、“话 语新”、“感悟新”。（见张梦阳：《鲁迅传记写作的历 史回顾（五）》，《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 期）
9 这部传记为未完成稿，原作拟写40—50 万字，但作 者仅写到第十一章，即从鲁迅出生到从日本归来这 一阶段的经历。这十一章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 1992年第5-10 期。
10 比如，1981年，陈漱渝等人合编的《鲁迅画传》就 颇有代表性。但这类画传仅是个案，属于个别现象。
11 作者在前言中说：“《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选择 鲁迅一生的早、中、晚三个点，分为《会稽耻》《野 草梦》《怀霜夜》三部曲。是力图全景式地再现鲁迅 和他那个时代的长篇文学传记，旨在刻画鲁迅作为 中国20世纪最痛苦的灵魂的心灵史，以及他周围 各色人物的社会众生相，展现20世纪中国知识分 子的精神史。”
12 张梦阳：《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六）》，《鲁迅 研究月刊》2000年第8 期。
13 我国大部分鲁传作者，也就仅具备这一条的标准， 即由于精通“鲁迅”，既而写鲁传。但把这一条做到 极致，也能成为优秀传记作家，也能写出备受读者 喜爱的优秀鲁传。朱正、陈漱渝、彭定安等可为代表。
14 比如，40年代的许寿裳、60年代的曹聚仁、80年 代的林非与刘再复、新世纪以来的林贤治，基本合 乎前两项标准。
15 90年代的王晓明和吴俊似展现出了这方面的天赋 与可能，只可惜，他们此后不再涉足鲁迅传记，非 常可惜。
16 张梦阳的《苦魂三部曲》之所以取得不俗口碑，与 对上述四项标准的躬身实践密不可分，但对第四 项的探索与实践依然稍显薄弱。另外，“三部曲”长 达一百多万字，此前也出现过七八十万字以上的鲁 传——比如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再版本）86 万字、 陈平的《鲁迅》90 万字，彭定安的《走向鲁迅的世 界》近70 万字。而一些20 万字以内的鲁传——比 如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仅17.4 万字，陈漱渝的《鲁迅》13.8 万字——同样备受读者 欢迎。看来，鲁传写得如何，关键不在篇幅有多长， 而在如何写、怎么写。当然，张著的确在这方面用 力不少，比如采用文学笔法，对某些细节展开适当 虚构，等等，但在文体上可探索的空间似乎还没有 完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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