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毅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室里，陈列着一块极不起眼的怀表。这块怀表看上去颇有些年头了，其表体圆大厚重，表壳粗糙，表面颇多擦痕，底端还拖曳着一条笨长的表链。一眼望去，实在不可与同时代做工精致的瑞士表同日而语。然而，就是这块怀表，却见证了瞿秋白、沈泽民、徐海东、彭德怀四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业绩。

　　1931年1月7日，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直接操纵的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米夫的扶持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并独揽了中央领导大权。刚于上年10月底从苏联留学回国的中共早期党员沈泽民，在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

　　全会后，王明等人开始所谓“反右倾”和“改造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斗争。他们用派遣中央代表的办法实现对全国各地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控制，特别是对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控制和改造。

　　

　　一块见证历史的怀表

　　当时，全国比较大的革命根据地有三块，分别是：朱德、毛泽东等开创的江西苏区，由黄（安）麻（城）、商城（南）和六（安）霍（山）三次起义基础上开辟的鄂豫皖苏区和贺龙、周逸群等开创的湘鄂西苏区。

　　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沈泽民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作为中央代表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指导工作。但到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鄂豫皖区问题时，鉴于其北窥中原，南瞰武汉，东控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战略位置重要不说，且还山多林密，河泊交错，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历代兵家垂涎争夺之地，因此，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提出要加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力量。同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则当场表示愿意去那里工作。于是会议决定，改由张国焘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任分局委员和鄂豫皖省委书记，陈昌浩任分局委员和少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这样，担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巩固发展重任的“三驾马车”就此形成。常委会要求他们尽快出发前往。沈泽民决定带1924年11月入党、刚从苏联留学归国正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的妻子张琴秋一道前往。

　　3月底的一个晚上，沈泽民和张琴秋去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家告别。分手之际，两个年轻女人真有说不完的离情别语。7年来，她俩一起求学上海大学，一起在向警予带领下开展女工运动，几乎同时结婚嫁人，一起租住闸北的弄堂景云里比邻而居，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那些日子好像就在眼前，而今一别，却不知道何日再能相见。沈泽民与瞿秋白有党内战友、文坛好友、上海大学同事等多重关系和友谊，即将离别，两人也有说不完的话。三个月前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受到王明等人的“无情打击”，被排斥出政治局，落得个如今在家重操文学写作旧业的境遇。沈泽民安慰他，表示会为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向中央反映。

　　

　　沈泽民、张琴秋夫妇

　　瞿秋白真心为沈泽民夫妇能被党派到苏区工作感到高兴。他对沈泽民说：“发展苏维埃运动是很艰巨光荣的，要扩大鄂豫皖苏区，就是要在土地革命中壮大红军。”沈泽民回应：“你讲的发展鄂豫皖苏区的精神很好，愿我们今后在苏区会面，革命胜利后，在上海相会！”瞿秋白听了很高兴，便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递到沈泽民手中说：“泽民，这只表是苏联同志送给我的，你到了苏区天天要打仗，这只表对你有用，你就留作纪念吧！”沈泽民没有推辞，道了谢后收下怀表，揣进口袋。

　　那天晚上，两对夫妻，别语无尽，说着说着，竟不知东方之既白。临走时，瞿秋白还握住沈泽民和张琴秋的手，连声说：“祝愿红军不断壮大，不断取得胜利！”

　　

　　瞿秋白

　　瞿秋白赠送沈泽民的是一块苏联制作的钢质怀表。1920年，他作为北京《晨报》记者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其间，他亲眼见到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到国内反革命势力发动的武装叛乱和英、法、日、美等协约国的武装干涉，企图扼杀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果，致使当时苏联的经济极端困难。他便将自己佩戴的一块金表捐献给苏联政府。然而，苏联朋友为了他工作方便，又回赠他这块本国制作的钢质怀表。瞿秋白怀揣着它，用了近10年，如今为了表示支持沈泽民夫妇由党的地下斗争去从事党的武装斗争，他毅然割爱。

　　第二天，沈泽民携张琴秋又去哥哥茅盾（沈雁冰）家辞行。其时，沈母陈爱珠已被长子雁冰从桐乡乌镇老家接到上海家中。老人一眼看见小儿子泽民西装革履，儿媳琴秋则穿着高档旗袍，还新烫了头发，均一反平时的朴素打扮，便不由心生诧异，当知道小夫妻俩要出远门后，又不禁担忧起来。夫妇俩告诉哥哥茅盾和嫂嫂孔德沚，他们这么一副富商打扮，是要秘密前往鄂豫皖苏区开展工作，去多长时间还不知道，老母亲只好请你们多照顾了。

　　茅盾晚年回忆当时与弟弟、弟媳离别的情景：“我知道当时苏区战斗频繁，环境是很艰苦的。但他们两个都情绪高昂，对前景十分乐观，尤其对于能到‘自己的’地区去工作，流露了由衷的欣喜。”然而，他当时绝对不会想到，与胞弟泽民这一别，竟成永诀！

　　4月1日，沈泽民夫妇化装成富商从上海出发，一路辗转，于4月7日顺利到达鄂豫皖边区特委驻地金家寨（今属安徽省金寨县）。5月初，在金家寨与张国焘、陈昌浩会合。

　　1932年6月，蒋介石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坐镇武汉，亲自部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他调集30 万部队，还配备4 个航空队，光他的嫡系部队兵力就有10 万人。而且这次“围剿”他还吸取了前三次失败的教训，采用“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 的战术，企图逐步缩小包围圈 ，“聚歼”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于长江北岸地区，最终摧毁鄂豫皖苏区，解除对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威胁。

　　国民党部队的“围剿”迫在眉睫，而此时苏区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却因为第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而膨胀起来，他提出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不顾红军连续转战7 个月之久的疲劳，要求部队乘胜作战，南下进攻麻城，实现进逼武汉的战略意图。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蔡申熙等都竭力反对，认为“应当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摆到鄂豫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辟工作，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准备”（徐向前语）。但张国焘最后还是拍板，作出了“围攻麻城，进逼武汉”的决定，种下了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根苗。

　　至10月，国民党部队重兵已经形成合围，红四方面军和苏区机关三面被围，被逼到黄柴畈（今属湖北省红安县）方圆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形势岌岌可危！

　　10月10日晚，在黄柴畈，张国焘连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紧急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当前行动方向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沈泽民、徐向前、傅钟、徐宝珊、王平章、吴焕先、成仿吾等20 来人。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的领导成员基本上都到会了。

　　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张国焘的，他认为敌军的力量大大超过红军，我们已经被包围，已经无法粉碎“围剿”，只有跳出包围圈，向外线转移，才能保存力量；一种是沈泽民的，他坚决反对逃跑主义主张，认为红军不应脱离根据地，在敌人重兵深入的情势下，可采取分散游击的办法，伺机破敌。他还坚定地表示：“我是鄂豫皖苏区的省委书记，不能离开苏区。我的岗位是和军民一起保卫苏区，坚持武装斗争。”

　　据时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的成仿吾回忆：

　　会上，沈泽民同张国焘作了面对面的斗争。张威胁说：我是分局书记，我能解决你的问题。傅钟当时说：好好说，不要用威胁口吻。这时张国焘虽然已决心西逃四川，但为了掩人耳目，他大耍两面派，说红军向外线转移，只是让主力跳出包围圈，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再三声明他决不走，决不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成仿吾：《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罪行》，《中共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四辑，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 页）

　　会议开到最后，由张国焘根据多数人意见决定：撤销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军部及建制，留下红七十四、七十五两师，由沈泽民领导吴焕先、王平章、郭述申、徐海东等以及鄂豫皖省委一班人，坚持在根据地继续反“围剿”；他与徐向前、陈昌浩则率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跳出根据地，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打回根据地。这时的张国焘，实际上已经决心完全放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了。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前，沈泽民妻子张琴秋临危受命，由苏区的河口县委书记调任红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成为该师师长王树声的助手。

　　由于黄柴畈会议上规定，为了稳住军心，会议内容不能向部队师及以下指挥员传达。因此，当时，像王树声、张琴秋这样的师一级指挥员只知道部队明天要走，但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张琴秋甚至还不知道丈夫选择了留下坚持斗争，她还以为他也会随红四方面军主力一起走。

　　沈泽民、张琴秋夫妇自从来到鄂豫皖苏区，由于沈泽民参与苏区中央分局及省委的领导工作，张琴秋从事苏区教育和地方县委的具体工作，又兼各自的驻地总是山头阻隔、山道弯长，夫妻俩总是聚少离多，有时甚至一别就杳如黄鹤。特别是沈泽民，早在4年前，他还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哲学系攻读研究生课程时，就因学习劳累染上肺病，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回国后，他马上投入地下斗争，工作更加繁忙。到了苏区以后，又因营养不良，病情愈加沉重。哥哥茅盾曾写信来要他回上海去好好医治，但他不愿，认为自己肩负鄂豫皖省委书记的责任，重如泰山，不能轻易离开苏区。结果，到第四次反“围剿”时，他的肺病更严重了，经常咯血不止。妻子劝他听从哥哥茅盾的话，去上海好好治一治，但他总以苏区工作忙走不开为由拒绝。

　　黄柴畈会议结束，已是10月11日凌晨。张琴秋她们接到命令，部队要在当天夜间开拔，动员和准备时间只有一个白天，她根本没空打听丈夫的去向。而沈泽民也忙着要与省委一班人部署主力红军撤退以后如何领导苏区人民继续对敌斗争等紧迫问题，他虽然知道妻子要随大部队撤离，但也抽不出时间去找她话别，互道珍重。

　　夫妻分别不能辞行，竟成张琴秋一生的遗憾！以至5年后，她在致茅盾夫妇的信中还深深喟叹：“唉！我没有见他最后的一面，实在使我心痛！！”她在“心痛”二字后面用了两个感叹号，可见痛楚之深。

　　张琴秋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退以后，沈泽民和留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的同志们面临敌人疯狂的“清剿”。

　　敌人进占苏区以后，仍然以十几个师20 万人的规模进行“清乡”。他们疯狂叫喊“血洗大别山”的反动口号，采用“民尽匪尽”、“山过火、人过刀”的残酷手段，企图在12月15日前，彻底清除留在苏区的红军。

　　成仿吾回忆说：“据一九三三年的上海报纸统计，仅黄安一县就有十余万人被屠杀或饿死。”

　　在严酷的斗争形势面前，身为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泽民毫不畏惧，他继续带领省委一班人和红四方面军留下来的部队顽强坚持游击战，坚决保卫苏区，全力扭转危局。

　　11月29日，省委在沈泽民的主持下，于黄安县檀树岗召开军事干部会议，决定重新启用19 天前黄柴畈会议取消的红二十五军番号和建制，在留下来的红七十四、七十五师共5 个团的基础上，重建红二十五军，下辖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和一个特务营，共7000 多人，任命吴焕先为军长、王平章为政委，徐海东为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红二十五军重建后，一度以师为单位分散行动于麻城和黄安以北地区。

　　1933年3月初，因分散行动战果不大，鄂豫皖省委又决定红二十五军集中行动，部队在新集（今属河南省新县）西南的野鸡楼一带完成集结。

　　3月4日，敌三十五师一○四旅攻占郭家河。沈泽民召集红二十五军领导吴焕先、王平章、徐海东等开会，决定趁敌孤军深入、立足未稳，予以歼灭。6日凌晨，徐海东率一个主力团攻入郭家河，全歼敌旅2000 多人。

　　4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又在潘家河和杨泗寨两获胜利，粉碎了敌人的“清剿”计划。部队也发展到3 个师1 万余人。与此同时，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也有所发展。鄂豫皖根据地重新出现“中兴”的喜人局面。

　　然而，在与强敌转战中，沈泽民肺病日益严重，经常吐血，同志们都劝他退到外线去，但他坚持不从。

　　毋庸讳言，沈泽民因深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加上省委又收到中央要求收复鄂豫皖中心区域七里坪的命令，他便头脑发热，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强烈要求红二十五军发起“七里坪战役”。会上，吴焕先、徐海东等部队领导鉴于七里坪地形险要、工事坚固、且有重兵把守，都不同意打此役，脾气火暴的徐海东甚至当场同沈泽民激烈争论起来。然而，大家拗不过沈泽民的坚持，会议只好决定，马上准备开打七里坪战役。

　　从5月初，七里坪战役打了43 天，红二十五军损失近半，被迫撤出战斗。沈泽民至此才认识到他的决策错误。

　　7月，国民党部队14 个师又4 个旅，约10 余万兵力，发起对鄂豫皖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红二十五军先后进行鄂东北中心区和皖西北中心区两场保卫战，但均告失利，部队由7000 余人打剩至3000 余人。

　　10月，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转入鄂东北黄安县天台山（今属湖北省红安县）一带开展游击战。

　　10月16日，在黄安县紫云寨，省委书记沈泽民主持召开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全面总结了过去5 个月以来特别是七里坪战役的经验和教训，制定了今后红军开展游击战坚持斗争的策略和方针。

　　会后，沈泽民主动找到曾经几次激烈批评过他的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当面向他检讨了自己决策的错误，两人推心置腹谈了很多。

　　沈泽民告辞时，忽然见到徐海东腕上的手表不见了，便问：“海东，你的表呢？”徐海东一笑：“不小心摔坏了，走不动了。”沈泽民急了：“那怎么可以？你要指挥打仗，没只表不行！”说着，便掏出已经用了两年的那块苏联怀表，转赠徐海东，说：“这只表是我来苏区前，瞿秋白同志送给我做纪念的，现在我转送给你，希望你务必把部队带出险境，为革命保存有生力量，我祝红军胜利，革命成功！”人称“徐老虎”的徐海东，看到沈泽民病得这样，还要找他检讨道歉，并送他自己唯一值钱的东西，感动得忍不住流泪。他含泪接过怀表，握住沈泽民的手说：“红军一定会胜利的，革命一定会成功！”

　　徐海东果然不负沈泽民所望，他当上红二十五军军长后，带领部队艰苦转战，后来与中央派来的代表程子华等，开辟了鄂豫陕边游击根据地。当他们得知红一、四方面军长征北上甘南的消息后，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终于成功地与刘志丹等率领的陕甘红军胜利会师，成为各路长征红军最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部队。

　　

　　徐海东

　　回说鄂豫皖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之后，沉疴日重的沈泽民为了不拖累军事行动，决定脱离部队，到黄安天台山区养病。后来，部队发生断粮，重病中的沈泽民与红军指战员一起吃葛藤、树叶、草根充饥。于是他肺病日重，经常大口吐血，不久又染上疟疾。

　　11月10日，沈泽民强撑病体，写出《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央的报告》，沉痛检讨了省委过去斗争方针得失和自己犯下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郭家河、潘家河两战胜利后一度出现良好局面却因冒险发动七里坪战役又致失去的后果，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报告有13000 多字，他用药水抄在一件衬衫上，委托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成仿吾穿上，突围去上海，转交党中央。

　　生命将绝之前，沈泽民一一握着前来看望他的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同志的手，坚定地嘱咐：“同志们，要以万死的决心，实现党的斗争方针的转变，去争取革命的胜利！”

　　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在湖北黄安天台山芦花冲病逝，年仅33 岁。

　　抗战爆发后，徐海东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过平型关围歼日寇坂垣师团等战斗。1939年，他奉命要去苏北出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临行前，他把沈泽民送他的苏联怀表转赠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使用，以纪念他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英勇抗击日寇的时光，他向彭德怀诉说了这块怀表的来历。

　　彭德怀戴着这块怀表，于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打破了日军的“囚笼政策”，使我晋西北、晋察冀、晋东南三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以华北战场的较大胜利推动了全国抗战的战局。

　　1946年7月，被关押在新疆军阀盛世才监狱达3年9 个月的瞿秋白遗孀杨之华与女儿瞿独伊，经党中央营救获释，与其他128 位同志回到延安。彭德怀见到杨之华，发现她满口的牙齿都被盛世才手下打掉了，心痛异常，便念及在江西中央苏区与秋白相处的日子，忆及徐海东说过的怀表来历，不由自主地掏出已经跟随他7年之久的瞿秋白旧物，完璧归赵。

　　

　　抗战期间，彭德怀在前线指挥作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3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前身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在北京北海团城建立，并公开征集革命文物。杨之华闻讯，将这块带着四位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体温的苏制怀表，捐献给拟建中的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2003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成立中国国家博物馆，这块历经革命风雨的怀表又入藏该馆。

　　小小的一块苏联怀表，见证了瞿秋白、沈泽民、徐海东、彭德怀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