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雷

　　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女性作家们有如缪斯手腕上澄亮的手链一样熠熠闪光，冰心、林徽因、萧红、杨绛、林海音、张爱玲，等等，这份名单中当然不能漏掉丁玲。不过和其他几位相比，丁玲在今天似乎不那么受人追捧，之所以如此，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文化语境、文学审美风尚的转变都密切相关。但是踅身历史现场，恐怕不得不承认，丁玲的成就和影响当是毋庸置疑的。论创作，丁玲自不遑多让，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再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试问有哪位女作家像丁玲这样创作风格一变再变，且每个阶段都产生了重要的代表作呢？论人生经历，正所谓现实比想象更精彩，丁玲同国史、党史的深度互动堪与郭沫若、茅盾这样的经典作家相比肩。丁玲的创作体现出非常明显的阶段性，这和她在北京、上海、延安等地所处的环境、所受到的影响不无关系。1949年6月初，丁玲随着胜利的大军进入北平，在此之前，她在北京曾生活过四年左右。时间虽然不长，但是细细想来，丁玲文学道路、政治生涯中的许多重要起点和转折都在北京。

苦闷的“夜行人”

鲁迅式的“彷徨”，茅盾式的“幻灭”，郁达夫式的“沉沦”，这些题目合在一起非常生动地概括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心态，一方面是受到“五四”启蒙主义精神的感召，“走异路，逃异地”，一方面发现“梦醒了无路可以走”。那么，丁玲当时在做什么、想什么呢？

　　1924年夏天，20岁的丁玲由上海来到北京。“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初来乍到，丁玲的经历和今天的“北漂”们没有什么不同。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她先后在辟才胡同、西山碧云寺附近、银闸胡同、槐树胡同、景山东街等处居住过，光辟才胡同和银闸胡同便搬进搬出至少两回。今天是银闸公寓，明天是孟家大院，后天又住进汉园公寓，可谓居无定所，生活非常动荡。沈从文在文章当中曾描述过丁玲当时的居住条件：“看见那房子里一切都同我们住处差不多，床是硬木板子的床，地是湿湿的发霉发臭的地，墙上有许多破破烂烂的报纸，窗纸上画了许多人头。”这与沈从文的“窄而霉小斋”几乎没什么不同。

　　在新的环境中，丁玲结识了不少新朋友，特别是胡也频和冯雪峰，后来前者成为她永志纪念的烈士亡夫，后者则成为她用一生去怀念的革命战友。尤为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成名之前，丁玲便认识了许多日后青史留名的朋友，这其中既有像瞿秋白、柯庆施、施存统这样的革命者，又有像施蛰存、戴望舒这样的文学家；既有像冯雪峰、胡也频这样的左翼作家，又有像沈从文这样的自由主义文人。进入延安之后，毛泽东、彭德怀等对丁玲的青睐自不必多说，纤细多思的萧红对丁玲印象也很好，“她有些英伟的气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一个属于女性的柔和”。如此高端的“朋友圈”，人生巧合与人格魅力究竟是怎么搭配的？

　　从地理位置来看，除西山以外，丁玲的几处住所离北大都不太远，丁玲到北京来也的确是为了投考大学的，“我毫无兴味地学着数理化，希望考上大学，回过头来当一个正式的学生。我又寂寞地学习绘画，希望美术能使我翻滚的心得到平静”。然而考试失败了，丁玲一度萌生过去法国留学的念头，还曾通过洪深、田汉涉足影剧界，收到稿费后又幻想着到日本去念书。可这些努力到头来全都铩羽而归，“我怎么办呢？……我的生活道路，我将何以为生呢？……我实在苦闷极了”。于是1927年秋，在北京沙滩的汉园公寓里，丁玲开始写小说，先是处女作《梦珂》，紧接着是让她声名鹊起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包括离开北京之后创作的《暑假中》和《阿毛姑娘》，连续四篇都经叶圣陶之手发在《小说月报》的头条。

　　细读丁玲早期的这四部小说会发现，差不多每部小说里都会出现“无拘无束”这个词。在《梦珂》里，主人公感叹道：“无拘无束的流浪，便是我所需要的生命。”“莎菲女士”在她的日记里自怨自艾：“凌吉士，他能那样毫无拘束的在我这儿谈话……我气我自己：怎么会那样拘束。”《暑假中》，志清收到同学的来信说“现在只羡慕她的无拘无束的生活”。“阿毛姑娘”原以为婚后的生活会依然如同生活在自由的仙谷里，可“事实自然不像她所想的那样简单，那样无拘无束”。同样的词汇一再出现，这个小现象生动地体现了丁玲当时的心态，既对现实生活感到烦闷厌倦，但又苦于没有出路。此外，丁玲从上海北上进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她在瞿秋白和好友王剑虹的爱情中沦为了“零余者”，但很快王剑虹病故，瞿秋白后与杨之华结合在一起。或许在丁玲看来，瞿于王已经“变情”，于她自己而言则不啻于一场无人察觉所以尴尬难言的“情变”。丁玲对瞿王之恋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在她的小说里，人们总是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到她自己以及瞿、王的影子。“梦珂”其实是法语“我的心”（Mon Coeur）的音译，这是瞿秋白对王剑虹的爱称；主人公梦珂原籍酉阳，而现实中从酉阳走出来的还有王剑虹。莎菲住在东城京都大学附近的青年胡同里，这和丁玲差不多；莎菲之所以写日记乃是因为上海的蕴姊要看，假如“她不被神捉弄般的去爱上那苍白脸色的男人，她一定不会死的这样快”，王剑虹恰是染上肺病而香消玉损。嘉瑛与承淑、玉子与娟娟等，武陵自立女学的这几位女教员之间耳鬓厮磨，近乎同性恋爱。嘉瑛因为想在“暑假中”回家而引出了女伴们许多的怨愤和哽咽；武陵隶属常德，正是丁玲的老家，瞿、王婚娶之后，丁玲也曾于1924年暑假间折返湖南并决计要去北京，辞行告别的时候，瞿、王“他们同意了，然而，却都沉默了”，“他们没有送我，连房门也不出，死一样的空气留在我的身后”。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从女性解放和反封建的角度来吞咽、消化丁玲早期的小说，这固然也不差。但从丁玲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轨迹似乎更容易看出，早期的这四部小说都是围绕着对美满爱情和理想生活的寻求而展开的。丁玲1929年创作的更为重要的《韦护》则进一步明确地呼应了这一主题“我受不了那压迫，我始终只愿和几个好友过着理想的生活”。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梦珂、莎菲、嘉瑛还是阿毛姑娘，乃至后来的丽嘉，最终都惨淡收场、求而不得。这样看来，作品里一再出现的对“无拘无束”的向往则正是她宛如夜间行路、坎坷莫测的苦闷心情的表达——1928年10月丁玲将她最初的四部小说合集出版，命名为《在黑暗中》。正是在北京，丁玲从一个不自觉的文学青年蜕变为自觉地寻找希望与道路的“夜行人”。

　　

　　丁玲与王剑虹（1923年）

思想转型与执拗的归来

在考察丁玲的思想转型时，人们通常不大注意丁玲20世纪30年代的进京经历，这主要是因为时间较短，且丁玲当时没有留下任何著述。但事实上，这次短暂的北京之行充分证明了丁玲在逆境甚至是绝境之中的顽强表现。丁玲本人对这次匆忙的北上也一直铭记在心，80年代复出之后还特意在《北京》 一文中作了追忆。

　　1928年2月，丁玲离开北京南下，几番周折之后在上海安顿下来，1932年在“左联”遭受重创的情况下同田汉等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秘密绑架并押往南京。这次遭禁堪称丁玲一生命运的渊薮，因为这段无人可为之佐证的失踪，她日后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为了找到党组织，1936年5月，丁玲在沈从文的帮助下秘密潜入北平来找李达。李达同丁玲是故交，十多年前在上海时就认识，李达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1932年开始在北平的中国大学等校执教。所以丁玲猜想李达周围或许会有党的线索。

　　李达当时住在西城宗帽胡同3号，胡同现在已经没有了。中国大学旧址还在，就是西单北边大木仓胡同的郑王府，离宗帽胡同原址不太远。郑亲王是清朝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1925年亲王后裔把府邸抵给中国大学做校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学停办，校舍交由教育部接管，原址现在为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使用。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9月至1926年5月，鲁迅也曾在中国大学兼职授课。1925年女师大风潮期间，刘和珍、许广平等被校长杨荫榆开除，志在“驱羊（杨）”的学生们正是在宗帽胡同内租下房舍继续学习，鲁迅等还特意去看望并义务讲课，以示支持。就是在那儿，刘和珍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黑暗中》

　　丁玲同马克思主义、同党组织说来渊源颇深。丁玲幼年时，她的母亲便跟向警予来往密切，丁玲管向警予叫九姨。1924年到北京之前，丁玲先后在上海的平民女子学校和上海大学读书，两所学校都由党创办，所以丁玲在青年时期就接触到了李达、茅盾、蔡和森、张太雷、瞿秋白等人，他们对政治和文学的见解都深深吸引着丁玲。20年代在北京认识冯雪峰时，听朋友说冯雪峰是共产党员，丁玲一下非常高兴，她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时留在北京的文人都是一些远离政治的作家，包括也频在内，都不能给我思想上的满足。这时我遇见一个党员了。我便把他当一个老朋友，可以谈心的老朋友那样对待”。在丁玲早期的思想成长中，党的影响一直润物无声。然而，丁玲向党组织靠拢之路并不平坦。在上海大学时，丁玲就曾和瞿秋白聊过入党的问题，出于对丁玲的了解与爱护，瞿秋白没有勉强丁玲入党，而是希望丁玲走文学之路。胡也频牺牲之后，李达劝她远离政治活动，专事写作，包括此番涉险进京，李达也再三告诫丁玲不要再找党。辗转找到的王一知劝丁玲学学日语，似乎也无意于革命。最后还是偶然找到了曹靖华，托他给鲁迅写信，代为同党组织联络。

　　

　　《莎菲女士的日记》手稿

　　还有一点，在丁玲的思想转型过程中，她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问题近年来逐渐受到重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政府主义曾得到广泛的传播。丁玲青年时期接触的许多朋友包括王剑虹在内都曾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背景。在小说《韦护》里，柯君向高李介绍薇英时说：“姓什么可不知道，她们都废了姓的。”1922年，丁玲到上海读书的时候也曾废姓，后来实在因为没有姓带来许多麻烦，所以在字典里随意摸了一个“丁”。陈明谈到此事时说：“她那个时候有点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反对私有制，认为家庭是导致私有观念和社会问题的根源，主张“无家庭”、“不称族姓”，所以“废姓”是无政府主义者非常典型的特征。无政府主义还包含丰富的妇女解放思想，特别是在“性”与“爱”、“婚姻”与“家庭”的关系方面。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被巴金看作是“我的精神上的母亲”。1917年《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上曾发表高德曼的《结婚与恋爱》，她一方面充分肯定自由恋爱，认为“其荣幸何异以帝王之冕，加于平民之首”，但同时又旗帜鲜明地反对婚姻，认为婚姻缄灭了女性的生存竞争能力，是夫权束缚自由的枷锁。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云霖同毓芳尽管恋爱却始终克制肉体接触；《暑假中》的承淑、志清都抱定独身主义的信念；现实层面中，20年代在北京时，丁玲和胡也频保持了三年多无性的同居关系。文本内外凡此种种都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子。更为内在的是弥散在早期作品当中的绝望、伤感、颓丧的情调与姿态，这些其实也和无政府主义以虚无和毁灭为特征的思想底色不无干系。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丁玲和许多早期党员一样，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笃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在20年代北京培育了一位“时代女性”式的现代作家，在30年代北京见证了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执拗的归来。

必要的理解与同情

或许是湖湘文化使然，丁玲为人为文的魅力相当程度上在于她的率真、坦荡和顽强，这是她的底色。丁玲塑造的人物大多体现出鲜明的个性解放的色彩，无论是早期的梦珂、莎菲，还是延安时期的贞贞、陆萍，这些人物敢爱敢恨、勇于牺牲、毫不妥协，包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黑妮也是如此。王蒙概括说“她特别善于描写被伤害的被误解的倔强多情多思而且孤独的女性”，这是颇识丁玲心曲的。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丁玲始终没有失却自己的本性，在“讲话”发表之前，丁玲仍坚持自己的女性视角和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发表一系列别具锋芒的作品。丁玲的个性和丁玲为之付出的代价，这些时至今日仍为丁玲的研究者们所津津乐道。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谈到丁玲，必然绕不开革命对知识分子的规训问题。对于丁玲来说，选择文学和走向革命应当说是“同源”的。在谈到自己创作的起源时，她说：“我那时为什么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不满，自己生活无出路。”同时她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社会的一面是写出了，却看不到应有的出路”。虽然早期她塑造了梦珂、莎菲等一系列忧郁、感伤的经典形象，但丁玲不是一个沉溺在自己情感泥沼中的作家，而是一个踌躇的社会观察者和自我批判者。再加上当时中国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丁玲倾向于革命实乃水到渠成的事情。这是其一。其二，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可谓不深刻、复杂、艰巨，就革命文艺对革命工作的贡献、就革命思想对文学创作的牵引而言，都可谓是空前绝后、无以复加的。中国革命是在严峻而又特殊的情势之下爆发的，因此，革命的合法性与革命的专制性必然会合为一体。革命被视为是现代性最激进的方式，而事实上没有哪一种现代性是完美无缺的，这其实也正是现代性自身固有的特点，所以现代性才永远只能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这并不是说丁玲等知识分子付出的代价不值得令人反思，而是说对历史与革命的沟壑应当报以必要的理解与同情。其三，在把自己熔炼进革命的过程中，丁玲对现实的认识和把握都大大深化了。《一九三○年春上海》《田家冲》《水》等更多地只是站在革命文学的立场上进行场景描绘，而亲历革命后所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则在塑造、叙事、写景之外不断地就革命尤其是“土改”的逻辑设问、作答。作品在开端部分就发问：“老叫穷人闹翻身，翻身总得靠自己受苦挣钱，共人家的产，就发得起财来么？”这和后来以“仇恨”作为叙事起点的《林海雪原》《苦菜花》等“红色经典”是有着明显差别的。伴随着故事的发展，小说逐步引导人们认识到“要从获得土地中能团结起来真真翻身，明了自己是主人”。这种现实主义的大局观、这种细致的思想工作功夫恐怕是同时代其他女作家所不具备的。所以，严苛的革命对于丁玲来说不是只有惩罚，在相当程度上也玉成了作为文学家的丁玲。理解了这一点或许就可以体谅丁玲后半生那种向革命“自证忠诚”的苦涩心理吧。

　　1949年6月重返北平之后，丁玲先是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全国文协机关院内，与沙可夫、萧三为邻。院子在路北，一共两进，前面是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宿舍，后面一座二层的小洋楼，设施很好，丁玲他们住在二楼。但由于人多嘈杂，影响写作，1951年春天，丁玲又搬到了隆福寺南边的多福巷16号。院子是“一个典型的方方正正的住家四合院”，“房屋粉刷一新，红色的柱子，房檐；绿色的窗棂，门框。北屋前边的两畦花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南屋前边东面的一棵梨树枝繁叶茂，西面的葡萄架上爬满了枝藤，结着一串串没有成熟的绿色的葡萄”。正房作为丁玲的书房和客厅，西耳房是厨房和暖气锅炉房，东耳房给孩子住，西厢房是卧室，东厢房主要做餐厅，南屋供勤务员和女工居住。假如不是“大跃进”期间修建华侨大厦时拆掉了，这个院子应该是最有纪念意义和保护价值的丁玲故居。

　　“多福巷”，据说是从“豆腐巷”雅化而来的。多福巷，多福之巷。的确，丁玲在这里曾经度过了人生中最顺心、最辉煌、最意气风发的一段岁月。50年代初，丁玲担任了文艺界的一系列要职，并牵头筹办“中央文献研究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获得了斯大林文艺奖金的二等奖。在男性主导的权力场中，丁玲显得卓尔不群，论级别、论职务，论影响、论地位，丁玲都毫不逊色。多福巷里经常高朋满座，稿费收入不菲的丁玲出手也很慷慨。有的传记研究者说丁玲那个年代的文章感情饱满得外溢，这种主观性的评价未免人言人殊，客观的是这一时期丁玲的文章大多都是在各个场合的演讲、发言和为新书作序，“赫赫煊煊，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自然如沐春风。然而多福巷的福泽似乎并不那么深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艺界频繁的批判运动很快波及到丁玲，且愈演愈烈。风暴之中人人自危，山西作家马烽坚决要回太原，1955年秋天把后海南岸大翔凤胡同的房子平价卖给了丁玲，丁玲夫妇把亲戚和一些杂物安置在那里，直到他们俩1958年6月告别北京也没有住过一天。待到80年代初他们流放归来想要住进去的时候却发现，院子里住进了好几户人家，已经变成了个大杂院，只好作罢。许多介绍都言之凿凿地把这个院子当作是丁玲故居，严格说来是不对的。随着待遇的落实，1979年10月丁玲住进了木樨地的部长楼。

　　

　　1952年，丁玲和陈明、蒋祖慧在多福巷家中

　　重获新生之后的丁玲其实做了不少事情，其中为创办《中国》她倾注了巨大的心力，有人说没有这份刊物丁玲不会去世得那么早那么快。《中国》本来是为解决老作家发稿难的，可去年夏天，我到国家图书馆查阅《中国》时却发现，这份刊物事实上采用了许多当时还是青年作家的作品，在十二期的有限篇幅里，朦胧诗的代表诗人悉数亮相，有的还不止一次，此外还有贾平凹、铁凝、残雪、周梅森、遇罗锦、廖亦武，等等。这个时期丁玲的思想状态不禁让我想起了王蒙当时的一部小说——《杂色》。晚年的丁玲是“杂色”的，如果只盯着她宣誓式的发言，那恐怕无论对丁玲还是对历史都缺乏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其实在“政治正确”的问题上，80年代的王蒙和丁玲有些相似。王蒙的青春和才华被搁浅了将近30年，“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尽管如此，归来之后，除了一篇《最宝贵的》，王蒙基本上没有参与“伤痕文学”对历史的集体控诉，“我个人对写伤痕文学远远没有那么热情，因为它太浅俗，它太不文学，它也太廉价”。在小说《布礼》中他说：“党是我们的亲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哭一场的。” 这种豁达与大气大概正是流行一时的“伤痕文学”与丁玲、王蒙的差距？丁玲的心结还在于，她那些流露着无政府主义意味的早期创作、她南京遭到囚禁的历史疑案一再被她的对立面所利用，成为怀疑她、审查她乃至于迫害她的利器。正如王蒙所说“她的生死存亡的决定因素是她必须证明她才是真革命的”。理解了这一点或许就可以理解丁玲50年代以来的许多言行，就可以理解一向直率的丁玲何以携《杜晚香》叩开“归来”的大门，就可以理解何以耄耋之年的丁玲听到中组部做出《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时，她竟激动地说：“我可以死了！”

　　是啊，瞿秋白早就预言过她，“飞蛾扑火，非死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