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上图：老舍先生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老舍先生120岁的诞辰就要到了。笔者不由得又想起他生前的一些珍贵往事。
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人艺先后排演了舒先生（我们都是这样亲切地称呼老舍先生）的6个剧本——《龙须沟》《青年突击队》《春华秋实》《红大院》《女店员》和《茶馆》。
众所周知，北京人艺的老院长曹禺与舒先生是莫逆之交，亲密无间，远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舒先生和曹禺去美国讲学，两个人同住一个房间，朝夕共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此，只要是曹禺代表北京人艺前去求稿，舒先生就会义不容辞地答应下来，并且尽全力完成之。
当时，只要是舒先生心里有了一个初步的剧本写作想法，便会找剧院派人去听一听谈一谈——“您们看看这能不能写成一个戏啊？”他的双腿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还常常要求我们帮助收集一些有关人物的生活素材。等到动笔以后，只要写出一幕戏来，他就会打电话说：“您们来几个人听听啊？”到了全剧写成之际，更会亲自来到首都剧场朗读剧本，绝不让别人代劳。舒先生等于一个人演出一台戏，真实、生动、幽默、调侃，能把每一个人物都读得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甚至让人哈哈大笑或者声泪俱下。剧本读完以后，一定要专门开个座谈会征求意见。舒先生坐在那里边吸着烟，边认真听，还不时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当听到一些自己不赞同的意见时，他会笑咪咪地解释说：“我写的是垂杨柳，可不是您说的黄花鱼！”等到剧本正式投排以后，舒先生会非常尊重导演和演员的二度创作，尽量不过多地提意见干扰，只说：“是杀是砍，全交给您们了，台上怎么演着合适您们就怎么来吧！”当戏正式演出以后，他又会喜盈盈地表示：“我出版一个文学剧本，您们出版一个演出脚本，咱们两不耽误，这样好不好啊？这就叫‘两全其美’！”
1946年，老舍（左）在耶鲁大学演讲后与曹禺合影
今天回想起舒先生那种谦恭、坦诚、直率又顾全大局的精神来，心里依然是暖融融的。
二
60年代初,舒先生送来了剧本《除夕》，是描写老北京人过农历大年生活的。经过剧院领导反复、慎重地考虑，觉得排练起来确实有困难，又不好一拖再拖，便决定派导演夏淳和演员于是之到舒先生家里退稿。
舒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而且滔滔不绝地聊起天来。夏淳和于是之根本无法提出退稿的事，既不便开口，也不想开口。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舒先生站起来说：“走吧，咱们上东来顺吃涮羊肉！”夏淳借口有事告退了，只剩下于是之跟着来到了饭馆。
舒先生还约请了马彦祥等朋友一起吃饭，于是之心里想着——当着这么多客人的面，就更不好说出退稿的事了。
这顿饭，于是之根本就没有吃出涮羊肉的滋味来。饭局就要结束的时候，他不得不取出剧本，红着脸又吭吭唧唧地把事情说了出来。
舒先生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地回答：“剧本不成就算了，哪能写一个成一个的啊？这个不成咱们接着再写嘛！”边说边把剧本往窗台上一放，喊着：“吃涮羊肉啊，趁热，快着动手！”于是之“嗯”了一声，便点头大口吃起来，这时才好像感觉到涮羊肉的滋味。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剧本正是为以后写出《茶馆》做了必要的“铺垫”和准备。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舒先生是一位热情认真关注现实生活、又勤奋多产不肯偷闲的大作家；同时，他更是一位具有虚怀若谷、百折不回的高尚写作风格的大作家！
三
在1950年写过《龙须沟》剧本，并取得成功的基础上，1956年的夏天老舍又给北京人艺写出了《茶馆》。由于时间已经很久远，剧院里关于《茶馆》的诞生，有3种不同的传说版本——
有人说：舒先生为了配合全国第一次举行的“普选”，先写了一个剧本，名叫《秦氏三兄弟》。四幕六场，人物众多。主要角色是三个兄弟。大哥秦伯仁是个读书人，一心要证明自己能够改造世界，挽救中国。二弟秦仲义（或许就是《茶馆》里的秦二爷）是个一心只想挣钱的商人。老三秦叔礼是个整天无所事事的京剧票友。剧本从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写到北京解放前夕的1948年。剧中的第一幕专门描写了一家大茶馆里的场景，有很多人物，都写得很丰富、很精彩，也很好看……
也有人说：舒先生为了配合全国第一次举行的“普选”，先写了一个剧本，当时还没有起出剧名来，就拿到北京人艺去朗读（他的普通话好，又有一副响亮嗓子，能扮演各种人物，这真是一大特长）。大家听完以后，都觉得第一幕发生在茶馆里的戏最好……
还有人说：在此几年之前，舒先生写了一部戏，剧名叫《一家代表》，又叫《报喜》。表现的是一家四口，父、母、兄、妹，都当上了人民代表，曾经排练出来，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正式演出……
尽管传说中的版本不完全相同，但是有两点是一致的，即剧作者都是为了积极配合全国第一次“普选”的政治形势，此其一；设在茶馆的第一幕戏写得很精彩，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此其二。于是，北京人艺的副院长兼总导演焦菊隐先生经过认真思考以后，诚恳地建议舒先生，以一家茶馆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单独发展成一部多幕戏，并着重反映时代的起落变迁。实际上，这是一个基本上要推倒重来另起炉灶的大胆修改建议。
为了谨慎、郑重，也为了谦恭，曹禺、焦菊隐和赵起扬（时任北京人艺副院长兼党委书记）特意登门拜访了舒先生，焦菊隐代表大家说：“我们建议以现在剧本中的茶馆戏为基础全面延伸，反映整个社会的多年变迁，让所有的人物也都集中在茶馆里登场表演。甚至，剧名也可以就叫作《茶馆》。”舒先生认真听过以后，一拍大腿，立即表态说：“这个主意出得好。”他停了一下再表态：“我就三个月以后交剧本吧！”事后，曹禺对赵起扬说：“老焦可真有他的，太懂戏了！这个主意出得很有学问，也很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四
据扮演王利发掌柜的演员于是之回忆：“我知道舒先生写出了《茶馆》，是在1956年秋天。当时，《虎符》演出成功，作者郭沫若用他的上演税（稿酬），请剧院的人们和舒先生去周口店秋游，并参观猿人遗址，还共进午餐。猿人遗址由郭老亲自指点、讲解，多么难得！大家兴致都很高，有说有笑，觉得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金秋。这时，舒先生认真地对我说：‘我写了个新戏，主角的台词有几百句，从小演到老……’我嘴上没有说话，可是心里想着一定要演上这个主角。尽管舒先生的新作刚刚透露了一点点儿，我认为这个剧本准好无疑，非演不可！”
果然，在整整3个月以后，舒先生交出了《茶馆》剧本。1957年12月2日，舒先生按照一贯的做法，来到首都剧场亲自朗读剧本。他的朗读有一个特点，绝不光是“照本宣科”，而是边读、边议、边演，把各个人物的思想性格、感情方式、生活习惯、穿着打扮，以及面目表情、走路姿态等，都要描写一番，演绎一番。剧本读完以后，听者立即掌声雷动。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人员都沸腾了，连声夸好，激动不已。演员们纷纷争先恐后地申请扮演剧中的角色。于是之为了申请到扮演《茶馆》里的王利发掌柜，硬是挥笔写下了“血书”一封。
我们不妨深入地、细致地想一想，舒先生究竟为什么会接受了焦菊隐这样一个“颠覆性”的修改建议呢？首先，那时毛主席刚刚发表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讲话，其中明确提出“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无疑这是一个极好的、有动力的政治氛围；其次，焦菊隐代表北京人艺提出了一个完全符合戏剧创作规律的具体建议，无疑这是一个极好的、可操作的艺术契机。于是，舒先生回到了自己多年实践过的、成功的文学创作道路上来，可以说随心所欲，如鱼得水，很快地就找到了十分宝贵的文学灵感和艺术感觉，写出了一部足以震撼中国也影响世界的流芳百世的戏剧瑰宝。
老舍（左一）与导演焦菊隐（左二）等人一起座谈 《茶馆》
五
这里，不妨读读当时的一些文字记录。
舒先生《答记者问》——
《茶馆》上演后，有劳不少朋友来信，打听这出戏是怎么写的，等等。因忙，不能一一回信，就在此择要作简单的答复：
问：为什么单单要写一个茶馆呢？
答：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多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达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在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么？这样，我就决定了去写《茶馆》。
问：您是怎么安排这些小人物与剧情的呢？
答：人物多，年代长，不易找到中心故事。我采用了四个办法——（1）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串全剧。这样，故事虽然松散，而中心人物有些着落，就不至于说来说去，离题太远，不知所云了。此剧的写法是以人物带动故事，近似活报剧，又不是活报剧。此剧以人为主，而一般的活报剧往往以事为主。（2）次要人物父子相承，父子都由同一演员扮演。这样，也会帮助故事的联续。这是一种手法，不是理论上有何根据。在生活中，儿子不必继承父业；可是在舞台上，父子由同一演员扮演，就容易使观众看出故事是联贯下来的，虽然一幕与一幕之间相隔许多年。（3）我设法使每个角色都说他们自己的事，可是又与时代发生关系。这么一来，厨子就像厨子，说书的就像说书的了，因为他们都说自己的事。同时，把他们自己的事又和时代结合起来，像名厨而落得去包监狱的伙食，顺口说出这年月就是监狱里人多；说书的抱怨生意不好，也顺口说出这年头就是邪年头，真玩艺儿要失传……因此，人物虽各说各的，可是又都能帮助反映时代，就使观众既看见了各色的人，也顺带看见了一点儿那个时代的面貌。这样的人物虽然也许只说了三五句话，可是的确交代了他们的命运。（4）无关紧要的人物，一律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毫不客气。
1958年，老舍（左）与曹禺
这样安排了人物，剧情就好办了。有了人还怕无事可说吗？有人认为此剧的故事性不强，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参加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可能比我写的更像戏剧。我感谢这种建议，可是不能采用，因为那么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经垮台了。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
问：请谈谈您的语言吧。
答：这没多少可谈的。我只愿指出——没有生活，即没有语言。我有一些旧社会的生活经验，我认识茶馆里那些小人物。我知道他们做什么，所以也知道他们说什么。以此为基础，我再给这里夸大一些，那里润色一下，人物的台词即成为他们自己的，而又是我的。唐铁嘴说——“已断了大烟，改抽白面了！”这的确是他自己的话。他是个无耻的人。下面的——“大英帝国的香烟，日本的白面，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福气不小吧？”便是我叫他说的了。一个无耻的人可以说这么无耻的话，在情理中。同时，我叫他说出那时代帝国主义是多么狠毒，既拿走我们的钱，还要我们的命！
问：原谅我，再问一句——像剧中沈处长，出得台来，只说了几个“好”字，也有生活中的根据吗？
答：有！我看见过不少国民党的军、政要人，他们的神气颇似“孤哀子”装模作样，一脸官司。他们不屑与人家握手，而只用冰凉的手指（因为气亏，所以冰凉）摸人家的手一下。他们装腔作势，自命不凡，和同等的人说起下流话来，口若悬河，可是对下级说话就只由口中挤出那么一个半个字来，强调个人的高贵身份。是的，那几个“好”字也有根据。没有生活，掌握不了语言。
老舍：《看〈茶馆〉排演》——
《茶馆》这出戏，当作剧本读一读也许很有趣，拿到舞台上去可真不好演。首先是青年演员对剧中的一、二两幕的生活不易了解，表演起来自然有些困难。同时，剧中人多事繁，有的人物须经过青年、中年、老年三个时代；有的人物出场只有一两句台词，说得好呢，全场活跃，说不好呢，全场减色。由青年到老年的角色固然不好演，就是只说一两句话的角色，也须下很大的功夫，才能恰到好处。是的，这出戏不大好演。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这次演出，的确见功夫。为了解几十年前的生活，青年演员们到处奔走，去访问各行各业的老人们。连梳各式各样的辫子，都去访问了七十岁以上的老理发师。北京的大茶馆都已经关了门，可是演员们还找到了几位懂行的老人，领教一切。剧中人物是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演员们是有人必找，无事不问。下了这番功夫之后，又经导演苦心安排调动，戏就有了样子。这可真不简单！我在此向他们致敬！致谢！
话剧《茶馆》剧照
剧中需用五六十位演员，剧院的大多数的名演员都争取扮演受累不讨俏的角色。这些角色须化妆三次，只有一两句台词。可是，为把这一两句话说好，他们都须设身处地去体会人物的一切。他们为了一两句话不知出了多少汗！
我知道，正是因为戏难演，所以大家才格外热情参加，戏吃功夫，演员才真长本事。大家的确有这股子干劲。剧本写得不好，当然给导演与演员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看到大家克服困难的劲头，我应当连客气话也不必说了。
六
曹禺师反反复复地鞠下的这九个躬，实在是令人难忘的，甚至是刻骨铭心的。无疑，其含义也是广泛、丰富和深刻的，更是逼人三思的。然而，这里也必定包含着“大家风范”和“从善如流”两个重要的可尊敬之部分。这或许就是舒先生从事文学创作中，一以贯之的、不能或缺的精心作学问之主要特征吧。
行文至此，我又回忆起了一件重要的往事——记得在剧本已经完成，进行排练的过程中，于是之很客气地提出建议，能不能在最后让3个老头，即王掌柜、常四爷和秦二爷，各自谈一谈自己对于人生的感受？舒先生当场并没有表态，只是“嗯，嗯”了两声。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完全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别出心裁地交出了修改稿。稿中3个老头并没有直接谈感受，而是用“提问题”的特殊方式讲出来的。
最突出的例子是王掌柜的台词——“改良啊！改良！一辈子也没忘了改良，老怕落在人家后头。卖茶不行啊，开公寓。公寓没了，添评书！评书也不叫座儿呀，好，我不怕丢人，想添女招待！人总得活下去，我变尽了方法，无非是为了活下去！没做过缺德的事，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我得罪了谁？谁？小刘麻子，娘娘，还有什么沈处长，那些个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凭什么不许我吃窝窝头，谁的主意？谁——？”
这是一段足以令观众当场动心，日后也久久难忘的激情台词！
如上所述，舒先生从一开始就诚恳地采纳焦先生和大家的建议，完全改变了之前的题材和主题，专门来写《茶馆》；接着，在排戏当中又谦虚地听取于是之的建议，让3个老头呕心沥血地讲述对于人生的深刻感悟！舒先生作为一个很有经验的大作家，为什么竟然如此谦恭地听取众人之建议而勇敢地付诸实践呢？或许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两个重要的、精彩的建议就不会产生《茶馆》整体之动人风貌！
也许，道理很简单也很珍贵——没有“大家风范”就不可能产生“从善如流”；没有“从善如流”也就不可能成就“大家风范”。这，或许就是我们后来者应当永远学习和继承的吧！
七
再说一件不幸中万幸的事情吧。
当年，文化部的一位领导来到剧院，召开党组会议，严厉批评北京人艺领导的“右倾”指导思想，在组织创作和演出当中，“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专家挂帅”。实际上，就是指责《茶馆》是“恋旧”作品，是为刚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大唱挽歌”。为此，《茶馆》在连续上演59场，而且场场客满的情况下，被强令停演打入了“冷宫”。
周恩来总理大约是听到了关于《茶馆》停演的消息，在1958年9月12日来到首都剧场看《红旗飘飘》的时候，突然谈到《茶馆》。周总理有意地问身边的于是之说：“《茶馆》为什么不演了？”于是之一愣，没有敢说出其中的缘由。周总理又说：“请你转告党委书记，《茶馆》这个戏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嘛！”
后来，到了1963年的春天，剧院又趁着“新侨会议”和“广州创作座谈会”的文艺界“小阳春”气候，冒着一些风险，重新恢复上演了《茶馆》。
1963年7月7 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那天的下午，周总理在马上就要登机外出工作的紧迫情况下，匆匆忙忙来到首都剧场，观看了日场的《茶馆》。看完戏以后，由于时间紧迫，只是向总导演焦菊隐和党委书记赵起扬说：“《茶馆》这个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有点意见的话，只是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不是往后放一点，现在写的是戊戌政变，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不过，这个意见不要向下传达，以免说不清楚耽误事情……等我以后要亲自和老舍先生商量好了。”
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及时挽救，《茶馆》大约早已经被判“死刑”，而广大观众也欣赏不到这部经典巨作了！
不知何故，笔者此时忽然想起苏轼笔下《后赤壁赋》中的佳句来——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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