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峰

　　

　　上图：1980年代,沈从文与金介甫游览长城

　　金介甫著《沈从文传》（中文版）1990年由时事出版社首次出版，汪曾祺先生在给此书作的序中说，作者“单纯天真处像一个大孩子”。美国汉学家、纽约天主教大学圣若望大学副教授金介甫时年41岁。从1972年金介甫的老师亚历山大·伍德塞给他一本中文版《边城》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18年。一个美国人对于沈从文“所倾注的”“美丽的”“热情”终于为更多的中国人所了解了。

　　在这之前，只有海外一些关心和研究沈从文的人以及国内一些沈从文周边的亲友才知道美国有一个学者在研究沈从文，搜集了最齐全、最丰富的与沈从文有关的资料，写出了一本厚厚的沈从文研究论文。

　　金介甫的单纯，不仅仅汪曾祺一个人，和他打过交道的中国人几乎都有深刻印象。新版《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出版前后这两年间，我作为本书编辑，和他多有电邮往来，并有机会在不同场合聆教，于此深有体会。

　　2017年9月底，金介甫随波特兰市友好代表团来苏州访问，他告知我会在苏州大学季进教授安排下做一场讲座，邀我前往。待一见面，一件短袖衬衫皱巴巴的，裤子也是极普通的，我忍不住默笑，真是不讲究的美国人，心里想起了我大学一年级时候那个邋遢而可爱的美国年轻外教。但同时，这种随性、天真的性格，是特别能让人感到亲切的。

　　时隔一年，2018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金介甫来上海外国语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新书也出版了一个多月，我正好趁机安排了一场活动，邀请他和张新颖老师在思南公馆对谈。他在思南会馆场外见到活动海报，要我给拍照留念，结果所有见到这张咧嘴笑呵呵的照片的朋友都说金先生可爱，是个真正的老男孩。

　　那么沈从文先生当年见到这位研究他的美国学者又是什么感受呢？金介甫这种可爱的性格，沈先生有没有特别的记述？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美〕金介甫 著／符家钦 译

　　沈从文的学生林蒲对金介甫的一句评论可能出自沈从文本人。在西南联大，林蒲在沈从文眼里是才华横溢的弟子。沈从文访美时曾和林蒲等西南联大时的学生见面畅谈，金介甫亦在场。日后，林蒲得文《沈从文先生散记》，在文中慨叹金介甫的研究之深入，他评论说：“也唯有像沈先生所说的傻子，才肯做的傻事。”林蒲作为一个局外人，一语就道破了这两人身上的共性。

　　《沈从文传》再版确定之后，金介甫给我发来过不少他与沈从文夫妇的合影，多是在北京长城、天坛等景点游玩的照片。三人的笑容里有某种一样的东西，亲切、融洽犹如一家人。这种亲密亦可见于当时沈夫妇二人对于金介甫私生活的关切。金介甫的第一个女友是香港人，其家族颇为势大，沈夫妇二人认为不合适。后来和金介甫成婚的是一个中国台湾女孩，二人蜜月时期来拜访沈从文夫妇，获得认可。

　　

　　1980年代，金介甫在北京访问时与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合影

　　应该说，金介甫首先打动沈从文的还是他治学认真。1979年，金介甫为了确保能见到沈从文，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先通过中国作协，连带着他的博士论文，转寄来了一封求见信。1979年9月14日，沈从文在给儿子沈虎雏的信里说，金介甫所引用的很多他的作品，他自己都想不起来，“写的中文信比国内有些‘作家’还讲究而有内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还不易回答”。

　　在这前后，青年考古学者高华在拜访沈从文时，发现金介甫的这本博士论文就放在沈从文的床头。沈从文还对高华说：“他们说美国每年有三四篇高质量的研究沈从文的博士论文。”

　　如何回复金介甫，沈从文颇费了些踌躇。给虎雏的信之后9天，沈从文回了第一封信，信的开头说：

　　金介甫先生：

　　您由中国作家协会转寄给我的大著复印本、中文长信及另一个附有照相的信件，均已收到，您信件中和著作中表示的隆情厚意，我除了深深感谢，还觉得十分钦佩，特别是从我一些三四十年前一堆杂乱无章不成熟的作品中，清理分析，探讨得失，长时期付出的艰巨劳动，更使我过意不去！……

　　很客气但又不全是客套，这份感动里又有几分是引为同道的认可和赞许。毕竟，十几年来，一直默默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沈从文尝尽了学术研究的很多甘苦，更何况还有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将近一个月后，1979年10月20日，应该是经过回忆和查找资料，他写了第二封信，回复金介甫的问题，涉及个人笔名、来往的一些旧人以及创作。

　　

　　沈从文与金介甫游览长城

　　金介甫收到了沈从文的回信，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也同意了他来中国访问沈从文的申请。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金介甫来到了中国北京。六七月间，金介甫访问沈从文达12次之多。虽然金介甫的中文水平不错，但是访谈过程中，最大的困难还是沈从文的湘西口音。借助着笔谈和张兆和的翻译，金介甫尝试着弄懂沈从文的意思。日后，他写道：“他对湘西的乡音所特具的敏感性，使其语言升华并对其绝对忠实。”

　　金介甫对他们的谈话做了录音，沈从文则对他带来的小录音机很感兴趣，后来去美国时自己也买了一个。另一方面，沈从文对金介甫的评价也更具体了，他在给儿子沈虎雏、儿媳张之佩的信里说：“近一月到七月中旬，那个在美国哈佛研究我作品得博士的金介甫先生，已到了北京。人只卅二岁，搞了千多张卡片，什么都看过，远比国内研究我的人认真得多。”还说，其人有“学院派风格”，对自己的作品特别熟悉，“真专到一定程度”。

　　张新颖教授说：“金先生不仅是研究沈从文的人，也是进入到沈从文生活的人。一个海外者研究沈从文，给沈从文晚年带来很大安慰，给他很大的高兴。沈从文陪小伙子去看长城。他成为《沈从文传》里的人物而不仅仅是一个研究者。”诚哉斯言，同道中人又兼性情相近，金介甫，这个美国青年学者的出现，确实给了沈从文很大安慰。但对沈从文而言，更高的安慰在于，包括金介甫在内的西方文学和历史研究者，对他的文学成就和地位所作出的肯定和评价。

　　1979年9月14日给儿子沈虎雏的信里，除了金介甫，沈从文还提到法国和日本的学者对他的研究和阅读情况。与其说他是在意声名的高低和评价的标准，不如说是对于一种正常的、自由的、文明的文学交流的渴求。他欢迎他应当欢迎的，拒绝他应当拒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