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 夫

　　列夫·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深受中国读者喜爱，有多部中译本行世。据目前所知，国内出现最早的中译本是上海文艺书局于1931年8月至1933年3月间陆续初版的郭沫若翻译的四册本（第一册分为上、下两分册），截止到1949年底之前，又先后出现了高地的中译本和董秋斯的中译本。关于托尔斯泰这部著作的中译史，略有研究的读者大抵并不陌生，但20世纪前半期的这三位中译者之间发生的一件往事，却鲜为人知。

　　事情还须从郭沫若翻译《战争与和平》时说起。郭沫若寄居日本期间，因生活困窘，为糊口计，再加上自己也爱好这部著作，便接受上海的出版商之约，着手翻译。当时，他是随译随寄，书局收到书稿后则是随印随出，只是他没有预料到，在翻译工作进行到将近一半时，书局方因为经营问题而决定中止出版。虽然他后来一再起意，要重新翻译，使之能以全译本面目问世，但因冗事缠身，终不了了之，他为此甚觉遗憾。

　　不承想，十年后，约在1939年年末，郭沫若突然收到署名高地的一封来信，信中说：“最近我从原文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全部译成，约一百万言。先生的译文从前曾拜读过……因为本书前部有很多很多的地方用了先生的译文，甚至可以说是试验的校补，所以我很愿意和先生以合译的名义出版，假若我的名字不至影响先生的威望，在我是十分荣幸的。”盘踞心头多年的遗憾之事一朝得以了却，兼之高地于言辞间所流露的谦虚诚恳，郭沫若难掩欣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真是有说不尽的快慰”，于是当即便提笔复信。郭沫若在信中告诉了高地自己当初翻译时的大致经过，并嘱他尽快将译稿整理出版，对于高地提出联名出版的想法，郭沫若客气地表示：“在我倒反而是‘十分荣幸’，但无此必要时，我劝他千万不必这样客气。”

　　其时，郭沫若声名正隆，高地虽慕名已久，却一直无缘结识。郭沫若这么迅速地回信并鼓励，让高地始料未及的同时又很感动。高地1911年生人，原名高植，高地是他的笔名。这位晚郭沫若近二十年出生的翻译家最初萌生翻译《战争与和平》的念头是在读完此书的英文版和原文版之后，但因顾虑到这部小说的厚重度以及翻译的难度，更何况前面已有文界大名鼎鼎的郭沫若的译本出现，所以迟迟未敢动笔。直到1938年，他闲中将郭沫若的译本和原文版（莫斯科的Academia版）对比来读时，发现了郭译与原文的不一致处，才动手根据原文翻译，在炮声隆隆的颠沛流离中坚持不懈，于1939年底完成初译。高地起初以为郭沫若的译本是据原文直接翻译的，因此他的初译稿前半部分基本上是参照原文版对郭译本的改动和校补，后面的部分则由他另行译出。从郭沫若的复信中，高地才得知郭译本是“先从德文译本后据英文译本翻译的”，于是他立刻参照原文和从朱光潜处转借来的茅德（又译毛德、摩德）的英译本，逐句校对自己的译稿，待到将不妥处一一校改完毕，便将全部译稿连同目录、校译附言都寄给郭沫若，并再次提出二人联名出版的请求。

　　郭沫若读完高地寄来的译稿，认为其译笔简洁而忠实，对高地在时事扰攘中坚持译完这部巨作的毅力与责任心，以及“性格的谦冲缜密”更是不吝赞美，最终应允以两人合译名义出版这部译稿。1941-1942年，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依次出版了高地翻译的四册《战争与和平》，译者则署名：郭沫若、高地。文前有郭沫若撰写的一篇“序”，主要讲述了他与高地联名出版这部译作前后的文字交往过程，并坦陈自己内心的不安，“我怕的是会窃取了高君的劳绩和美誉”，因为“我在这次的全译上丝毫也没有尽过点力量，这完全是高君一人的努力的结晶。假使这里面的前半部多少还保存了一些我的旧译在里面，那也只是经过高君淘取出来的金屑……但既经淘取出来，提炼成了一个整块，也便是完全是淘金者的产物了”。

　　郭沫若不会想到，他在“序”中对读者的这番坦诚相告，日后竟会被《战争与和平》的另一位中译者董秋斯不留情面地公开嘲讽：“如果译者要对原作者负什么责任的话，不用说，这也完全是高君一人的责任，而不是郭先生的责任。”乍一看，董秋斯似乎是在讥讽郭沫若不仅没有参与实际翻译工作，还在与高地联名刊行后，对译本的好坏没有尽到应负的责任，但其实另有缘由。何至于如此说呢？

　　原来，高地翻译的《战争与和平》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刊行后，又在1947年和1948年被上海骆驼书店再版几次，译者仍为郭沫若、高地联名。再版后，董秋斯曾收到书店的赠书，书店送书是希望他多个参考，因为当时他正在据茅德的英译本转译《战争与和平》，而据他言：“我从来的习惯是，在翻译途中，绝对不看别人同一书的译本。因此，直到译完第一册，我才开始看高译本。”1949年5月，董秋斯翻译的《战争与和平》上册由上海书报杂志社出版。在“译者叙”中，董秋斯直言看完高地据原文直接翻译的译本后，对自己从英译本间接翻译的译文更加自信了。他认为直译者倘若没有足够的修养和能力，便无法深刻理解原文，仅能就字面意思去翻译，这样的直译本是要不得的，反不如间接翻译；而无论就翻译的能力还是就原译本的选择来说，自己的译本都“是必需的”，并说：“读者如果有机会把我这个译本同高先生的译本对着读一下，就可以知道，两者间的差异是很大的。”董秋斯对高地与郭沫若联名刊行的这部译本的不满显而易见，由此来看他对郭沫若“序”言的嘲讽，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不过，同郭沫若一样，董秋斯也不会想到，他的这篇不无自信的“译者叙”两年后竟被傅雷在与友人的信中一通嘲笑：“昨日收到董秋斯从英译本（摩德本）译的《战争与和平》，译序大吹一阵（小家子气），内容一塌糊涂，几乎每行都别扭。董对煦良常常批评罗稷南、蒋天佐，而他自己的东西亦是一丘之貉。”不知董秋斯、郭沫若、高地生前是否读过傅雷的这封信，若曾读过，彼此又作何想？“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反观这段历史往事，徒令人生出如许感慨来，至于三人译本孰好孰劣，读者自是见仁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