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 立

　　河北师范大学

　　藏书家、编辑家姜德明，将自己珍藏的巴金、叶圣陶、茅盾等名家给他的书简影印，加上“笺中声影杂录”二十篇，合编成《作家百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版）。《作家百简》披露的是姜德明所藏名家书简，但很少读到姜德明自己的书信。北京“华夏天禧·墨笺楼”2018年1月15日至22日举办了“友谊之歌 ——巴金、艾青、姚雪垠、王蒙、姜德明、胡邦彦等名家墨迹”拍卖专场，有姜德明给花城出版社苏晨的一封信，照录如下：

　　

　　姜德明著《作家百简》

　　苏晨同志：

　　得来信，甚悦。

　　祝花城出版社成立。这个出版社应该办成一个读者之友性质的出版社。它是社会主义的，是新时期的产物，然而它又是继承“五四”以来出版史上优秀传统的一家出版社，甚盼您们将当年的一切好传统都能有所吸收。我们不可妄自菲薄，我们有好多好东西，鲁迅编书、办店的经验便是用之不尽的。当然，花城出版社也要吸收当今海外的一切先进的经验。我还想到了巴金，他其实也是一位出版家。他的经验就是编丛书、小文库，等等。现在很多知名作家的第一本书，都是他给出版的。他编书的名目有“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少年文学读物”、“文季丛书”、“烽火小丛书”、“翻译小文库”等等。我特别强调他这个“小”字，越“小”越有群众观点，越“小”越普及。其实这也是辩证法，“小”就是“大”！争取了读者就是大。此中道理想能领会。我切盼花城出版社有远大目标，但要从“小”入手，要先征服读者，让读者称心，并让他们同您的事业联系起来，随时随地让他们关心您们的动向。您们可以提出一点响亮的口号，实事求是的口号，朴实的口号，却又是吸引人的、鼓舞人的口号，包括每月一定出版几种书的保证等等。

　　

　　姜德明

　　我在《花地》写了一篇《叶圣陶的散文》，其中就设想过：有了即将在《大地》连载的《东归江行日记》以外，加上他早写的三四篇关于长江的散文和写长江的旧体诗词，完全可以编成一本关于长江的散文、日记、诗的合集，一共也不过两万多字吧，恰好是小文库的材料。又如鲁迅的译诗，加上小注，也是一本可爱的小书。听说香港印了一本老舍的诗集，分量都不大，恰好是小文库的材料。如果您能第一批选定十本，便可打出去，并广为宣传。然后再编第二个十本。我估计这种工作方法打破了现在一年编不成几本书的惯例，扭转一下出版界的风气，不会蚀本的。河北省出版社抓了一本茅盾的小诗集，但他没有全局计划，湮没在一般出书的计划里，可惜了！四川出版社就抓了作家“近作选”，本有特点，但向一般的书看齐，从版式到装帧太像一般的书，再加上篇幅过重，特点湮没了，也很可惜。望您们能吸收他们的教训，要学会“为我所用”，学会抓读者的心理，把分散各处的、性质相近的门类全部纳入您的规划，即纳入您的“圈套”。而且还可以巧立名目，例如巴金近几年，包括以前若干年写了不少序跋，有的还是为他人作序写的，若小文库中有一本两万字的巴金序跋集，我估计读者一定会欢迎的。我在约黄宗江写《卖艺人家》，他一口气开来二三十个题目，让我选。我约黄裳写《人间说戏》，他已一口气写来十二篇，每篇千字，再加八篇不又是一本“小文库”吗？我只是举例说明而已，并非建议您们出这几本小文库。即使从头向名家约稿也好办，因为文字短，努力一下便可完成，很多作家会乐于承担任务的。若有所成，您的一套小文库计划说不定可以培养起一代青少年的文学修养，将来甚至会从中出现人材！

　　

　　姜德明致苏晨的信

　　兴之所致胡扯了一通，供您参考，权作聊天而已。

　　您的近作当拜读，容后再来唠叨。祝工作顺利！

　　姜德明

　　十二、廿

　　此信阅后扔掉即是，万不可在什么内部小报上刊出。我有点害怕您们过分热情！一笑

　　又及

　　信的旁边，还补充道：

　　甚盼您们在北京设个联络员，每人三月为一期，代理花城出版社一切出版物的业务。我与亦代等诸热心人士当可随时尽点力量，或当参谋，或提供线索，代问组稿。

　　新华书店一看定价低，不致积压和限制周转，也许会多订。一般青年读者也肯于掏腰包买小文库。

　　信的开头提到鲁迅、巴金的编辑活动。“自晚清以降，作家编辑家一身而二任的大有人在”（陈子善语），“许多新文学的著名作家不仅以创作奠定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纷纷办刊物、出版社，经营出版了很多至今在文学史上经常被提及的重要作品”（蔡兴水语），巴金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如姜德明所言，巴金是一位出版家，“出版、编辑，都是他驾轻就熟的老本行，又是与他所从事的写作联系在一起，他在这冲突的两端之间找到了一条合适自己行走的道路”（陈思和语）。“谈巴金而不谈他惨淡经营的文学出版事业，那是极不完整的。如果编巴金的‘言行录’，那十四卷以及他以后写的作品，是他的‘言’，他主持的文学出版工作则是他主要的‘行’。因为巴金是这样一位作家：他不仅自己写、自己译，也要促使别人写和译，而且为了给旁人创造写、译的机会和便利，他可以少写，甚至不写”（萧乾语）。巴金编书的名目除了姜德明信中提到的“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少年文学读物”“文季丛书”“烽火小丛书”“翻译小文库”，还有“现代长篇小说丛书”“烽火文丛”“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刊”“新时代小说丛刊”“呐喊小丛书”等。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的孙晶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的孙晶的《巴金与现代出版》和蔡兴水的《巴金与收获研究》等论著，都已深入探讨了巴金的编辑实践与编辑思想，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巴金著《序跋集》

　　“有了即将在《大地》连载的《东归江行日记》以外，加上他早写的三四篇关于长江的散文和写长江的旧体诗词，完全可以编成一本关于长江的散文、日记、诗的合集，一共也不过两万多字吧，恰好是小文库的材料”，由此可知，是姜德明提议花城出版社出版叶圣陶的一本关于长江的散文、日记、诗的合集的。叶圣陶的《东归江行日记》由姜德明主持的《人民日报》文艺增刊《大地》分3期连载，自1981年第1期至第3期。叶圣陶在《东归江行日记》的《前言》中提及：“我有这么个日记抄本让姜德明同志知道了，他一定要借去看，看过后一定要在刊物上发表，我老是犹豫……无奈《大地》已经刊登了预告，不容我再犹豫了。”由此可知，是姜德明的“逼迫”，促成了叶圣陶在《大地》刊登《东归江行日记》的。1981年7月18日，“姜德明、苏晨、范汉生来访”，由叶圣陶的这段日志可知，是姜德明带花城出版社的苏晨、范汉生拜访叶圣陶并约稿的。叶圣陶于1981年11月8日致信周颖南道：“我已编成一书名《日记三抄》，收《东江归行日记》《北上日记》《内蒙日记》三部分，交广州花城出版社印行，据云岁尾年头可以印成，届时必当寄请赐览。《东归》为四五年由四川回上海之日记，《北上》为四九年由上海到北京之日记，《内蒙》为六一年往内蒙参观访问之日记，皆从日记本中抄出，略加整理，非特地撰写者。”最终，花城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了叶圣陶的《日记三抄》，作为“花城文库”之一种，责任编辑是范汉生。虽然花城出版社并未按照姜德明的思路出版叶圣陶的“关于长江的散文、日记、诗的合集”，但姜德明的推荐之功还是不可抹杀的。

　　

　　叶圣陶著《日记三抄》

　　苏晨在《讲真话的老人——读巴金〈序跋集〉随笔》中提到，姜德明“不仅帮助我，帮助花城出版社，组织了巴老的《序跋集》，还有茅盾的《见闻杂记》、叶圣陶的《日记三抄》、老舍的《老舍序跋集》、孙犁的《耕堂散文》等，都是十分难得的书稿”。姜德明在《与巴金闲谈》中回忆：“广东花城出版社的苏晨同志来京约稿，想出版一套老作家的散文丛书，让我代他联系叶圣陶、茅盾、老舍、巴金的作品，并由我主编。我婉辞主编的名义，也拒受任何报酬，答应负责联系。”花城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了孙犁的《耕堂散文》，1984年2月出版了茅盾的《见闻杂记》，1984年10月出版了老舍的《老舍序跋集》，均为“花城文库”之一种。姜德明1982年11月16日在为茅盾的《见闻杂记》所写的《编后记》中回忆了《见闻杂记》的出版历程：“花城出版社乐于将本书列入花城文库，作为《见闻杂记》的全本重新与读者见面，恢复它四十年前的本来面目，若作者在世当亦欣然。我把出版社的这个意思告诉了茅公的公子书韬同志，他也早就盼望得见香港《华商报》了，原以为北京、上海既然久寻不觅，只好依赖海外人士的努力，现在既然找到原稿剪报，即同意以我整理的那个底子作为根据，先把《见闻杂记》的全本印出来”，“利用春节的假期，我让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小女儿帮忙，她朗读原文，我随手在书上校改。工作了几个晚上，方才竣工”。巴金在《致〈十月〉》中坦言：“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作家无法把作品直接送到读者的手里，要靠编辑的介绍与推荐，没有这个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来。”在笔者看来，姜德明在花城出版社花城文库的出版过程中，就很好地充当了作家（巴金、孙犁、茅盾、叶圣陶、老舍）与出版社（花城出版社苏晨）之间的桥梁，正是因为姜德明促成了作家与出版社的联姻，才促成了“花城文库”丛书的出版。另外，关于巴金，姜德明著有《与巴金闲谈》（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关于孙犁，他编著了《孙犁书札致姜德明》（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关于茅盾、老舍、叶圣陶，他也写有大量的文章，无论是单篇文章，还是专著，都是我们研究巴金、孙犁、茅盾、老舍、叶圣陶的重要文献资料，弥足珍贵。姜德明同鲁迅、巴金等作家一样，在编辑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当之无愧的编辑家。姜德明除了自己写书，还编有《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梦回北京 ：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等书。他是书话大家，著有《余时书话》《书边草》《书摊梦寻》等数十种书话集，还主编了“现代书话丛书”。赵普光在《谈姜德明的现代文学书话》中说道：“翻阅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日报》时，发现在充满政治风云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版面中总保留着一角清新淡定的园地，在这片园地里时时会有惊喜的发现：除了郑振铎、阿英、唐弢等人的书话外，还有李健吾、路工、谢兴尧等人谈藏书、访书、读书心得和感悟的文字。《人民日报》竟成为那一时期书话最重要的发表阵地，可以说这一切与姜德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姜德明除了在《人民日报》编文艺副刊、编人民日报文艺增刊《大地》，还与袁鹰一起编过“万叶散文丛刊”三辑（《绿》《丹》《霞》）。此外，他还担任过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

　　编辑未必是作家的主业，但作家的编辑工作却值得细细梳理，这不失为作家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姜德明的交游很广，有大量的书信散落在众多名家或者他们的家属手里，笔者期待有一天能够有幸读到《姜德明书信集》，将其与《作家百简》对读，必将丰富我们对作为编辑家的姜德明的认识。笔者虽然至今未得见姜德明先生，但常读其书，并且颇有收获，因此写这篇小文章，作为先生90岁生日的小小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