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庆

　　南京大学外语部

　　

　　张彦、裴毓荪伉俪

　　初见张彦叔叔时，他已入耄耋之年了。在北京紫竹院附近的家中，坐在边上放有一叠报刊的沙发上，鹤发童颜，慈眉善目，丝毫没有叱咤风云的大记者架子，笑眯眯地接待我这位比他小半个世纪的晚辈后学。所以，伙伴们都亲切地称呼他“张彦叔叔”，叫他的夫人、他的西南联大同窗裴毓荪女士为“小裴阿姨”。

　　经历过抗战洗礼、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人，很少有不知道张彦的。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张彦

　　张彦，1922年5月20日出生于成都一个类似于巴金《家》中描写的大家庭，住在有四进房的红门公馆里。父亲张实父是一位陶渊明式的名士，曾任四川省税务局局长，自书对联“诚胜伪，拙胜巧；公生明，廉生威”，挂在办公室墙上以自勉。因不堪政界的黑暗，仅三年后便辞官而去。张实父精诗词，工书印，善园艺，后就任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被忘年交齐白石叹作“妙才”。母亲邹慧修出生于广东望族，贤惠大度，在夫君英年早逝后，含辛茹苦将8个子女培育成才，深受孩子和亲朋的敬爱。

　　1941年，张彦19岁，以优异成绩考入抗战时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就读于历史系和英文系，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结识了地下党在西南联大的领导人、中文系学长马识途，并成为终生挚友。在乔冠华、龚澎的介绍下，他于194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与党、人民和祖国风雨同舟的人生历程。

　　

　　1949年，张彦在天安门城楼上报道开国大典

　　作为对外宣传一线的英文记者，张彦见证和报道了一系列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如芷江受降、重庆谈判、首届政协会议、开国大典……1952年，他在北京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亚太和平会议。紧接着，跟随宋庆龄到维也纳采访“世界人民和平大会”。1955年，跟随周恩来到万隆报道影响深远的亚非会议，且有幸躲过了敌人阴谋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的劫难。1957年，政治风云突变，他被下放农村。在长达21年的艰苦岁月中，与妻子相濡以沫，和淳朴的农民打成一片，坚信祖国必将迎来拨乱反正的春天。

　　1979年，张彦在胡耀邦的关怀下得到平反。同年，中美建交，他出任《人民日报》首任驻美记者。“日出而林霏开”，他以重生的激情和忘我的精神，促进中美交流，化解“铁幕”和“竹幕”残留的阴影。自两年多的驻美记者生涯以后，他接着报道了中国总理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国事访问，应美国新闻总署之邀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匹兹堡大学讲学一年半，随后多次赴美开会、探亲、访友。历任英文《人民中国》《今日中国》杂志的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用一篇篇真实而生动的报道，搭建起中外互相了解、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桥梁。他不仅获得了中国外文局颁发的对外宣传特殊贡献奖，而且被20世纪70年代就活跃于全美的群众组织——美中人民友好协会（US-China Peoples Friendship Association）授予了金质奖章。

　　九秩之年，张彦出版了自传《风云激荡的一生》。著名学者周有光先生评价，该书“不仅是他个人的传记，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在自传中，张彦感慨道：“现场目击可能载入史册的事件，并加以报道，是天赐我福。虽然逆浪滔滔，我没有被压垮……一个非凡的‘情’字支持我前进，那就是亲情、爱情、友情和国际友情。”

　　

　　1969-1973年，张彦、裴毓荪夫妇在河南上乐村，和孩子们合影

　　

　　60周年国庆，张彦手拿自己采访开国大典的照片，重登天安门城楼

　　倘若说亲情、爱情和友情，是大多数人都能品尝到的人间甘露，那么，长达70多年、绵延数代的国际友情，大概就为张彦所特有，记载和谱写了中外交流史上不该被世事沧桑湮没的一段段佳话。2018年7月8日，张彦驾鹤西去后，他的中外朋友及友人后代沉浸在无限的怀念中……

在新闻战线上广交国际盟友：爱泼斯坦、陈依范、鲍威尔、文幼章……

也许是命中注定，也许是因缘际合，张彦一辈子走得最长的路，是一条用外语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道路。从重庆谈判中在上海创刊的New China Weekly（《新华周刊》）、解放战争中在香港创刊的China Digest（《中国文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个对外刊物People’s China(《人民中国》)、1957年进入宋庆龄创办的杂志China Reconstructs(《中国建设》，1990年更名为China Today《今日中国》)主持工作，直到1989年他67岁离休。在对外宣传工作中，张彦和国内新闻战线的先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同去报道芷江受降的记者周锦荪、英文《人民中国》的原主编刘尊棋、创建该杂志的老搭档萧乾、万隆会议上周恩来的翻译浦寿昌、新华社记者钱行和彭迪，等等。同时，他也以真诚和胆识赢得了一大批新闻国际同道的信任，有的还成为莫逆之交。

　　比如，出生在华沙的犹太裔专家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黄头发，高鼻梁，看上去是百分之百的老外，却是一个合法的中国公民。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7年成为中共党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他参与创建了《人民中国》《中国建设》等英文杂志，负责《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许多重要文件的英译定稿。在他70岁和80岁大寿时，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亲到人民大会堂祝贺。在帮助中国的外国专家中，他常常是排名第一。

　　

　　左起：张彦、爱泼斯坦、刘尊棋

　　张彦和爱泼斯坦相交了50多年。1951年盛夏，他去前门火车站迎接应宋庆龄之邀由美国回中国的爱泼斯坦和邱茉莉夫妇。从此，他俩就成为对外宣传战线上最亲密的搭档。两人的办公桌面对面，爱泼斯坦有什么意见，总喜欢随手写在纸条上递给张彦。张彦则将其积攒起来，作为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参考。爱泼斯坦的手写英文一向潦草，同事中只有几个人能辨认，而张彦就是其中之一。

　　再如，陈依范（Jack Chen），也是与张彦过从甚好的外籍新闻同道，堪称一个传奇人物。他能写善画，纤笔一支，胜过毛瑟三千。1908年，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父亲陈友仁做过孙中山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长，母亲阿加莎是黑白混血儿。他曾是英国籍，又加入美国籍，却有一颗火红的中国心。抗战期间，他作为英国《亚洲杂志》和《雷诺新闻》的记者，到延安采访过毛泽东、朱德等革命领袖，配上自己的漫画，通过发行量达百万份的报刊，有力地宣传了中国人民的抗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依范放弃国外优渥的待遇，住到北京。张彦有机会和他共事，一起坐公交车，吃普通食堂，为创建《人民中国》和《北京周报》这样一些有影响的外文杂志奠定了基础。“文革”浩劫中，陈依范被批斗，下放农村，直到1971年周总理出面干预，才回到北美，后为尼克松访华提供了重要帮助。而张彦和家人则被下放到河南汲县的上乐村。共同的苦厄和忧患意识使两位新闻前辈的心贴得更近。陈依范有关中国的英文宏著中，有一本为《上乐村的一年》，就受到了张彦经历的启发。张彦也一直视陈依范为鞠躬尽瘁传播中华历史和文化的榜样。

　　

　　热爱中国的外籍华裔记者陈依范

　　

　　2001年，“新闻斗士”小鲍威尔在旧金山家中上了年纪的人大概都记得，上海曾经有一份颇有影响的新闻周刊China Weekly Review，中文名叫《密勒氏评论报》，创办者美国人约翰·鲍威尔(John Powell)因支持中国抗战，被日本人关进集中营致死。其子小鲍威尔1919年出生在上海，继承父业，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揭露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丑行。结果，20世纪50年代他一回到美国，立刻成为麦卡锡白色恐怖的迫害对象，虽然生活陷入困顿，他依然坚持申诉，直到30多年后美国档案公开，他的清白和正直才得到政府的承认。张彦非常佩服小鲍威尔的“新闻斗士”精神，感念他力挺美中人民友好协会，访美时，数次造访他家，和他交流对中国蓬勃发展的看法，叙述上海的旧事与新闻，听他讲几句地道的“上海唉喔”（上海话）。张彦偕妻子和小鲍威尔夫妇结伴旅行，亲如一家。当89岁的小鲍威尔2008年在旧金山去世时，87岁的张彦深情地写下送别辞：“坚持真理的勇士小鲍威尔，你走好！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你！你的上海老乡们永远怀念你！”和张彦相知最久的外国新闻专家，可能要数加拿大的联合教会传教士文幼章（James Endicott，1899 － 1993）。他出生在四川乐山，讲一口流利的四川腔普通话，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曾是蒋介石、宋美龄新生活运动的顾问。抗战期间，他手工石印了5000多份《精益英文周报》，促进学生英语学习，传播国际时事，引起了政治旋风。战后，他在上海创办了共产党的地下英文刊物Shanghai Newsletter(《上海新闻通讯报》)，面向西方发行，宣传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腐败行径。1947年，他回到加拿大后仍为宣传中国和保卫世界和平而奔走，于1948年创办了Canadian Far Eastern Newsletter（《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其后44年一直以报导中国做主题，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桥梁。文幼章被《人民日报》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荣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的“人民友好使者”称号。2009年，在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中，又被评为“致力于世界和平友好事业，世界著名的和平战士”。

　　1984年，张彦（右一）与李慎之（中）在加拿大同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文幼章

　　张彦第一次见文幼章，可追溯到1945年。在成都浩浩荡荡的“反内战，要和平”的学生游行中，张彦等几位西南联大学生代表举着悼念在昆明“一二·一运动”中死难四烈士的花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和他们一起高呼口号并肩前进的，就是高个子的外国教授文幼章。此后几十年，他们肝胆相照，在成都、重庆、上海、北京以及国外，在宣传领域长期保持联系和相互支持。1989年苏联解体后，文幼章从多伦多给张彦寄去录音带，留下了一生思考和战斗后的肺腑之言：

　　我一如既往深信不疑，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目标。我个人对前途是乐观的，我相信社会主义必胜。但是，我最不能容忍，在共产主义领导下的政府也出现了腐败。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及时的纠正，那共产党就真正要出现危机了。中国革命，总的来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如果中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继续前进将受到很大影响。

　　张彦曾撰近两万字长文《奇人文幼章》，描述加拿大老友追求真理的一生，庆祝其95岁大寿。未料此文写好不久，文幼章即溘然长逝。1993年，张彦夫妇到灵堂为老友送行，深信这位国际和平战士的事迹，在任何年代，都是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力量。

深情厚谊来自“美国的白求恩”等友好人士

工作的需要和诚恳的个性，让张彦结交了美国各行各业的朋友，像底特律的女议长玛丽安·马哈菲、令戏剧大师曹禺称赞的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白莉娟、好莱坞明星葛丽亚·嘉逊、美国的两位“白求恩”……

　　其中，他与两位“美国白求恩”的友谊长达多年，一直持续到后者生命的最后一息。

　　20世纪30年代，美国医生马海德（George Hatem,1910-1988）背着药箱骑着马奔驰在陕北草原上，到处给人看病，被亲切地称为“马大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为消灭麻风病四处奔走，抱病为中国争取国际支援。张彦曾和他在北戴河休假，除了有时游泳外，马大夫多半坐在打字机前工作，曾对张彦袒露心迹：“我的时间不多了！”张彦心疼得流下了泪水。

　　另一位美国医生乔丹·菲利普斯(Jordan Philips,1923-2008)，是妇产科大夫，“文革”后来华，发现中国现代医学的落后，就矢志改变现状。30多年来，他给中国运来了共计20吨集装箱的医学书籍和仪器，赠送给上千家中国医院、医学院和图书馆。为此，他和夫人玛丽在20年内自费访华80多次，义务讲学，培训中国医生。中国政府曾于1988年、1989年和1995年三次提名他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他和张彦深交20多年，每次他一到中国，第一个电话总是打给张彦：“We are here!”（我们到了！）后来，他因患癌去世，令张彦唏嘘怀念不已。

　　有些美国朋友，几十年后，还清晰地记得张彦1979年初到美利坚认真了解风土人情的样子。

　　今年已是98岁高龄的学者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就是其中一位。他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是美国共产党员，1944-1979年长居中国，曾前往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职，著有《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一书。惊闻张彦逝世后，他立刻写下深切的追思之情：

　　

　　菲利普斯夫妇在赠华医学图书出发前

　　1979年，我第一次见到张彦，他是华盛顿特区的中国首席记者。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我对他有所耳闻，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

　　张彦一生全心全意致力于中美之间的友谊和理解，坚韧不拔，锲而不舍，他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基石。

　　40年前，我和太太有缘帮助张彦亲自体验美国。我们带他去了第一家美国超市，那时中国还没有超市。他一下子就被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巨大的便利吸引了。在卖罐装汤的地方，他走近一位纽约中年妇女，以他一贯的温文尔雅，客气地问道：“这么多牌子和花样，您怎么挑呢？”她笑答道：“有时，是不好挑呢。”

　　张彦想了解美国的摇滚文化，于是我们带他去听“重金属”乐队震耳欲聋的音乐会。以为他最多听五分钟就会跑出来，我们自己打算听两分钟就走人——耳鼓都快震裂了。但是，张彦听了整整两个半钟头。他没有用脚打拍子或跟着唱，而是安静地在小本上做笔记——认真学习。

　　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他卓有成效地学习了美国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根却深扎于他的中华母国文化。

　　我们想念你，老朋友！我们知道太平洋两岸的人们都会受益于你的工作，发扬光大你的精神。

　　美国友人、中国《人民画报》专家悌思·温兹（Tese Wintz）女士，也珍藏着与张彦相识相知的难忘回忆。1979年，张彦想去采访居住在洛杉矶百里之外深山老林的农业工会领袖塞萨·查维（Cesar Chavez），当时临近圣诞节，很难找到陪同。美中人民友协24岁的工作人员悌思听说后，一拳锤在办公桌上，说：“我去！”次日清晨，她按照约定的时间5：30分开车去接，张彦还没醒，为了不迟到，她只好走进去叫醒这位中国名记。这次不拘俗礼的初见，给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一路上坦诚的思想交流，更使他们一见如故。悌思曾以与张彦随后8年的交往为内容，完成了她的硕士学位论文，并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感情，投入了对中国和亚洲的研究。来华后，除为《人民画报》工作外，还在北京大学教英语。每到中国，她就视张家为己家。30多年来，她几乎每年都要带团到中国和亚洲旅游，而且每次必带全团来张家访问。

　　在发自内心的忆述中，她如是写道：“几十年来，有多少次我们相聚在波士顿、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有多少次，您在您的北京家中为我准备床铺，房间里的书堆到了天花板。我想念您！您永远是我的兄长、父亲、良师、密友。”

　　

　　张彦（右一）和《人民画报》专家悌思·温兹

绵延数代的飞虎奇缘

让张彦刻骨铭心的国际友情，还来自他从20多岁时就结识的美国飞虎队队员。他们是来华抗战的美军第14航空队的飞行员和摄像师。1944-1945年，还是西南联大学生的张彦、马识途、在昆明基督教青年会为地下党工作的李储文，以及另外几名英文好的中国青年，和飞虎大兵贝尔、海曼、艾德尔曼、帕斯特、华尔德，每两周聚会一次，交流各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胜利后，这些大兵在经重庆回国时，有幸见到了正在那里进行国共谈判的周恩来，其中三位——贝尔、海曼、艾德尔曼——还在重庆红岩村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宴请。那张历史性的珍贵合影不仅挂在张彦家客厅的墙上，而且几十年来一直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作为中美曾在反法西斯战场上同仇敌忾的见证。

　　

　　1944年，驻扎在昆明的美国飞虎队队员和中国的进步青年在大观楼公园里聚会，后排左一为张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关系跌入低谷达30年之久，张彦和飞虎队战友的联系也随之断绝。20世纪50年代，美国“白色恐怖”盛行，这些主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飞虎队老兵也受到打击，以至被迫将和毛主席的合影埋在地里，若干年后拿出来已经发黄了。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破冰之旅后，他们拿着老照片来华苦苦寻找昔日的中国朋友，然而徒劳而返。当时，张彦仍在农村，背着“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没有人敢把真相告诉他们。

　　

　　1979年，张彦与飞虎队战友贝尔（中）、海曼（右一）重聚于中国驻美大使馆

　　1979年，中美邦交正常化后，同年平反的张彦被任命为《人民日报》首任驻美记者。到达华盛顿第一天，他在大使馆的房间就有一盆鲜艳的郁金香迎候，而神秘的送花人正是住在纽约的飞虎队老朋友。张彦赶快问邮局在哪里，好给他们打长途电话，因为当时在国内打长途电话，必须要到邮局。大使馆人员指指桌上的电话机，微笑着说这儿就可以打长途。当张彦告诉老朋友不久去纽约重逢时，他们说：“不行！我们已经等了35年，不能再等了。”第二天，他们就乘飞机从纽约赶来，重新续上了在抗日烽火中缔结的生死情义。

　　他们待张彦如家人。有一次，老朋友贝尔从火车站把他接回自己家，骄傲地对门卫讲：“这是我1944年在中国认识的好朋友，他要在我家住一阵子。”他交给张彦家里钥匙，任其自由出入。一天，张彦看电影回来晚了，一进门就被贝尔怒气冲冲地质问：“你上哪儿去了？”原来，他担心张彦在繁华的纽约出意外，给警察局、医院急诊室、朋友打过多次电话。张彦赶快检讨自己没有事先告诉贝尔，在这种深情厚谊的由衷触动下，他不久就发表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手足之情无国界》。

　　飞虎队老友——迪克·帕斯特（Dick Pastor, 1918-2008）及其家人，对张彦亦有很深的感情。迪克·帕斯特出生在纽约，是一位有正义感的新闻工作者，反对种族歧视，维护工人利益。他在华抗战的传奇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献身于中美友好交往，成为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积极分子。1972年，与张彦失联近30年的帕斯特，携妻来华苦寻张彦未果，直到张彦赴任《人民日报》驻美记者，他们才在美国久别重逢。

　　

　　1979年，与飞虎队队员重聚于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年会会场前（左起海曼、张彦、帕斯特、艾德尔曼）

　　迪克·帕斯特一直有个梦想，要回昆明看望中国老朋友。2004年，86岁的他不顾年迈体虚，在90岁夫人的陪同下，勇敢地坐着轮椅飞越太平洋，来到昆明。时年90岁的马识途和82岁的张彦立即分别从成都和北京飞往昆明，与他会合，实现了60年后重聚的梦想。

　　三个老头重相聚，

　　六十年后话沧桑。

　　二零零八犹期许，

　　北京再会希勿忘。

　　马识途激动地挥毫写下以上《七绝》。2008年1月，迪克·帕斯特在睡眠中平静辞世。张彦在自传《风云激荡的一生》中，深情忆述，称赞迪克·帕斯特把“一生献给美中友谊”。

　　2016年6月，迪克·帕斯特的儿子迈克·帕斯特和夫人专程从美国来华，看望与父亲相交60年的老友——马识途、李储文和张彦。

　　当时已经95岁、正在病中的张彦得知后，激动得夜不成寐。他对迈克·帕斯特说：“看到了你，就想到了你父亲。我们相交了一辈子。他对我的影响极大……和飞虎队的关系是我生命的重要构成，通过它，我们认识了彼此和各自的国家。”

　　第一次见到父亲多年至交的迈克·帕斯特也百感交集，他对张彦说：“您极大地影响了我父亲的生命。您和我父亲的那些照片，我看了很多很多次……”

　　得知张彦去世后，远在纽约的迈克·帕斯特十分悲痛，写文倾诉：

　　

　　60年后，昆明大观楼重聚 (左起：张彦、飞虎老兵迪克·帕斯特、马识途)

　　我父亲1942年第一次到中国，在抗战期间驻扎在昆明。在昆明，他遇到了三个中国年轻人：李储文、马识途、张彦。我从小到大，看见过父亲在华的许多照片，听过很多他在中国的故事。尽管对于少年的我来说，那些名字听上去太外国味，太不同寻常，故事也太复杂，但是我很清楚，中国和父亲遇见过的人们对他至关重要。

　　随着年龄增长，理解力变强，我了解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和飞虎队的作用，开始理解父亲对他中国朋友的深情。几十年过去了，那种关系的重要性并未减退。父亲曾经努力想联系上他的中国朋友，1972年到中国寻找张彦，结果徒劳而返。最终，他们在美国重逢了，2004年回到中国昆明又重聚了一次。

　　2016年，我有机会来北京拜访张彦，是一次非常有意义而感人的经历。将我和我出生前父亲的部分生活联系起来，也将我和张彦饱经沧桑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联系起来。能有机会和张彦见面，分享我父亲和中国的紧密联系，以及他在多年前建立起来的友谊，我非常感恩。

　　张彦先生的逝世，令我十分悲痛。我只想说，他传承下的友好纽带将永被铭记，深厚的情谊也将地久天长。

　　数年前，在央视播出的四集纪录片《飞虎奇缘》，也记载了张彦叔叔和飞虎队战友及其后代绵延70多年的感人情谊。

尾声：乐观未来，风雨知音无国界

2016年6月，张彦在生前最后一次与飞虎队后代见面时，曾经含泪感言：

　　我95岁了，一生当中，我感觉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我一半是美国，一半是中国。美国有它的优点，中国有它的优点，中国老百姓和美国老百姓都有可爱的地方。我从小的教育到现在，就是美国人和中国人只有和平和友好，只有这一个途径，没有别的途径。今年，我看世界的形势，好像美国和中国不好了，其实不会，绝对不会打仗。这是两国人民的本质决定的，是不被国际形势改变的……

　　

　　2015年，“飞虎将军”陈纳德的译电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馆长马大任（时年95岁）来华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到张彦（右一）家中看望（马大任提供照）

　　

　　2016年，迈克·帕斯特到张彦的北京家中拜访（苏小岑摄）

　　这是奋斗了终生的新闻老将的心声，是具有国际襟怀的中华赤子的夙愿，其实也代表了世界各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发展的诉求，承继着张骞、玄奘、郑和、容闳等历史先贤开辟的对外友好交往的光荣传统。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国近年来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发扬“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的上合精神，加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国家默契……这些重大举措不仅包含了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而且有利于在全球范围争取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是故，张彦所厚植的国际友情，正由新人和后代进一步地书写下去，在人民之间，在国家之间，在多种领域之间，都会出现无数动人的新篇章。也许，在天国的张彦叔叔会倍感欣慰，继续思索和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