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文毅

　　俞平伯：挨批犹不废红学

　　文周文毅

　　

　　俞平伯因《红楼梦》研究而遭受大批判最为激烈的时段，当属1954年10月至1955 年12月之间。说起来，在这一年零三个月的时段，他几乎没有关于红学的文章发表问世。然而，大批判运动还是没有放过他，即便是1955年5月“胡风事件”发生后，依旧是如此。

　　例如，1955年9月30日，《文艺报》半月刊当年第18期刊出一篇题为《友谊的访问》报道称，“今年六月以来，我国作家与前来我国访问的外国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外国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是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及对胡适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斗争。……黄药眠、杨朔、蓝翎等向朝鲜作家……介绍了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以及对胡适的反动文学观点的斗争的情况。”

　　这篇报道足以让俞平伯心惊肉跳！原来批判运动自发动到目前都过去快一年了，自己并没有安然过关。胡风被捕入狱的遭遇足以让他震惊了，而该报道却还将他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相提并论。

　　也许人们要问：当时，俞平伯本人对遭受大批判是什么态度呢？是接受，还是不服？其实这个答案，连在他身边生活着的最亲热的外孙韦柰都不得而知，因为韦柰曾经两次在他写的书中说到这个问题：

　　在我与外祖父共同生活的40年中，从未听他议论过1954年那场对他来说是极不公正的批判。

　　（韦柰：《我的外祖父俞平伯》第12页，团结出版社，2006年）

　　1954年那段历史，外祖父平日很少提及，在他的日记和信件中也很难找到只言片语。在我们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若不是他主动提及《红楼梦》家人都绝口不谈。

　　（韦柰：《旧时月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第14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

　　按《俞平伯年谱》记载，1954年10月至1955年12月，正是他与助手王佩璋校勘整理《红楼梦》八十回本工作逐渐走向收尾的阶段。照他在开展这项工作之初的做法，他是一有所得所悟，就会随时公开发表，以期引起关注和辨证。然而，直到1956年5月，他终于完成了《红楼梦》八十回本的校订工作，却还是没有红学方面的文章发表出来，哪怕是一篇短小的随笔、札记。

　　人们都以为俞平伯“一遭挨蛇咬，十年怕井绳”，从此对红学研究噤声了！

　　然而，令人们没有想到的是，1956年5月，俞平伯突然在当月新出版的《新建设》月刊第5期上发出一篇长文：《〈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这篇《序言》本该是出版《红楼梦》八十回本时收在书里用的，但俞平伯却将其抽出先期公开发表。难道他吃苦不记苦吗？

　　更有甚者，5月31日，由九三学社主办的《九三社讯》第5号，不仅转载了作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的俞平伯的上述文章，而且还为之加了“编者按”。“编者按”称，“俞平伯同志这篇《序言》对于《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作者的新的看法，这些看法，我们认为基本是正确的。”

　　上述这件事，颇能体现俞平伯的文人智慧。

　　因为他提出过：“乐天不忧惧”，“惟前进才有生命，要扩展生命，惟有更前进”。这两句话，是俞平伯文人智慧的基础。在他看来，自然规律不会改变，人要善于遵守而不要忧伤恐惧；跟无限的时间比起来，人的物质生命是极其短暂的，因此惟有有所作为才能在精神意义上扩充和伸展生命。有鉴于此，他并没有因为受到举国规模的批判运动而停止了对《红楼梦》的研究，而是顽强执着地继续在红学领域求索。

　　

　　俞平伯著《红楼梦研究》书影

　　与“乐天不忧惧”和“惟前进才有生命”两句话相对应，俞平伯还提出“养拙慎言行”和“勤靡余暇，心有常闲”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他文人智慧的精髓。因为他认为，人不可能永远处于顺境，当人处在逆境之时，就应需要藏锋养拙，这个“养拙”不是“装笨”，简单一味的“装笨”是下策，可能功亏一篑。而所谓的“养拙”，则是与古代政治家所推崇的“韬光养晦”是一个道理。

　　当然，这时候国家的意识形态形势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5月2日，领袖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北京怀仁堂举行的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除了全面宣传“双百”方针精神外，还举到了俞平伯的例子，并对两年来批判他的文章作了审视。陆定一说：

　　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对他在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加以批判是必要的，当时确有一些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陆定一在报告中提到俞平伯时，不仅把对他的批判从政治运动的层面拉回到学术讨论的层面，而且还特地帮他开脱了两年前如《云南日报》所刊《从“孤本秘笈”谈起》之类文章关于他“专恃孤本秘笈”的指责。陆定一指出：“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

　　这年年底，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评定俞平伯为一级研究员。所里的党支部书记王平凡说，俞先生评上一级研究员，看病、坐车等生活待遇就会好很多，如果放在别的单位，像俞先生这样的人未必能评上这么高级别的职称。

　　进入1957年6月，反右运动已经开始。然而，俞平伯却仍然不惮谈论《红楼梦》。

　　当月19日，他在《语文学习》第6号上，发表了一篇类似答读者问式的短文《〈刘姥姥一进荣国府〉里板儿的辈分和青儿、板儿的关系》。由于提出问题的读者，分别是吉林、山西的两位中学老师和安徽的一个中学教研组，所以，他应该刊之约回答了读者的问题。

　　1958年2月，俞平伯校订、王佩璋（出版时署名王惜时）参校的《红楼梦》八十回本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四册，即八十回本上下两册，附《红楼梦后补四十回》和《红楼梦八十回校字记》各一册。这样一套四册有分有合有说明的《红楼梦》版本，既符合了普及古典文学的需要，也适应红学专业研究者和业余爱好者研究的需要。因此，该书发行以后，受到普遍欢迎，人们称之为“俞校本”，书市上一时洛阳纸贵。

　　1959年是开展反右倾运动之年。俞平伯似乎依旧无视政治风云的变幻。

　　在6月25日《北京晚报》上，他发表了一篇随笔《“不当家花拉的”》，对《红楼梦》里二十八回和八十回里各出现一次的北京俗语“不当家花拉的”进行了考证。“不当家花拉的”一语，从字面上很难理解，况且现代的北京已经听不见人们使用了。但俞平伯通过查阅《儿女英雄传》和《帝京景物略》等古籍，考证此语在明清时期的北京话里确实曾经使用过，“不当家”又作“不当价”，意即不忠于职守；“花拉的”是词语语气的后缀，相当于江浙一带口语中称“罪过”、“作孽”为“罪过不勒”一样。

　　仅隔了三天，俞平伯在6 月28日《北京晚报》上，又发表了一篇红学随笔《略谈新发见的〈红楼梦〉抄本》。7月8日，香港《大公报》也刊载了此文。在文中，俞平伯首先发布消息：“最近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买到一部一百二十回抄本的《红楼梦》”，“据从前收藏者说，是高鹗手定的《红楼梦》稿本”。然而，经他与现存的程伟元、高鹗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文本比较，就发现了问题：程高本第十六回末尾，写到秦钟死前，是对宝玉说了一段话才死的，而新发见的《红楼梦》抄本却写“无奈痰堵咽喉，不能出语”。因此，俞平伯怀疑它不是高鹗手定的稿本，而是程高未刊行《红楼梦》以前约两三年的本子。根据这个新发现的本子，他甚至在文中宣称，他所认为的后四十回不像是程伟元、高鹗所续写的谜底，大概快要“揭晓了”。

　　进入60年代，俞平伯仍然不惮公开评说《红楼梦》。

　　他先是在1961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版上，发表了一篇札记《读〈桐桥倚棹录〉，注〈红楼梦〉第六十七回数条》。原来，其时他借阅了苏州乡谊兼挚友、历史学家顾颉刚收藏的“流传甚稀”的清道光时期古籍《桐桥倚棹录》，忽尔对《红楼梦》六十七回里有关薛蟠带来的苏州虎丘玩物有所感悟，于是援笔成篇，并公开发表。

　　之后，俞平伯开始在正规的场合发表长篇论文了。

　　当年12月1日，他应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本（甲戌本）之请，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他在文章一开头就肯定了中华书局影印甲戌本的意义：

　　在清程伟元活字排印以前，《红楼梦》一直以“脂砚斋评本”流传着，自成一系列。我们已有己卯、庚辰两本，戚蓼生序本，甲辰梦觉主人序本，独有这较早的“甲戌再评”本十六回没有流传。现在将它重印出来，在《红楼梦》版本史上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研究《红楼梦》的人，他们将更能了解本书早年的情况，作者、批注者和本书的关系。

　　（《俞平伯全集》第陆卷，第241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全四册）平装 影印本1975年10月一版一印

　　此文洋洋洒洒，一万余字，有文字有图表。俞平伯在文章中讲了三层意思：一是甲戌本的概观；二是从各种迹象看甲戌本应该不止十六回；三是甲戌本的重要性。特别是他在文章中认为甲戌本只有十六回，“虽然这样零乱残缺，而在考证研究《红楼梦》上仍不失为很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它“可以推测著作《红楼梦》的大概时期”，“可以确定著作者为曹雪芹”，“可以确定著者的卒年”。他还认为，“版本有先有后，也有优劣。优劣当以本身为断，和先后不必有固定的关系。”俞平伯此文，还没等到中华书局出版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本（甲戌本）的书，就分两次发表在1962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一、第三辑上。

　　中华书局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本（甲戌本）出版以后，有红学圈里人提出，俞平伯在该书“后记”中认定，这个本子是个残缺本，其中的第八册已经亡佚，但从现存第二十八回后附的一些题跋看来，这一册应该是第八册而不是俞文所认定的第七册。为此，1963年，他又在中华书局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上，发表了《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的补充说明》专门回答了这个问题。

　　再回过头来说，俞平伯校订的《红楼梦》八十回本出版发行以后，大受读者欢迎，各家书店纷告售罄。于是，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重印。重印前，他们请俞平伯重新校阅全书。由于上一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本（甲戌本）已经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因此俞平伯很乐意重校，他说，正好可以用这一新材料，对照修订一个更符合曹雪芹原创的《红楼梦》八十回本了。他认为，出版社这是给了他一个好机会。

　　原来十年前他开始校勘《红楼梦》八十回本时，被红学界广泛认为最接近曹雪芹原创面貌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本（甲戌本）还没有原书，因此，当时他所依据的底本，是清末民初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戚蓼生作序本。虽然他也用甲戌本作辅材来对照改字，但那甲戌本是“展转过录的”，“而且是残缺讹乱的”（俞平伯语），不仅不完全，而且还不免有错误。现在有了甲戌本的影印本，他据此可以校订出一本更有“曹味”的《红楼梦》八十回本来，这对保护和流传这部古典文学名著将会更有意义。

　　尽管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俞平伯重校的时间很紧，但年已63岁的他，还是说干就干，马上伏案工作，只用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重校，按时交了稿。

　　

　　1972年摄于叶圣陶寓所。前排左起：顾颉刚、王伯祥；后排左起：叶圣陶、章元善、俞平伯

　　俞平伯对古籍校勘整理的认真态度，几乎到了一丝不苟的程度，直到他身故以后，后人仍在称道。1996年6月，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再版“俞校本”《红楼梦》，在说明中就称他的这一校本是一个“典范”，“而其方法与理论，即使在今天，依然具有指导作用和启发意义”。他“丰厚深湛的古代文化知识与修养”，“令人钦佩”。

　　俞平伯重新修订《红楼梦》八十回本交稿前，还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重订〈红楼梦八十回本〉弁言》，时间是1962 年10月23日。在此文中，他认为自己当时校勘《红楼梦》八十回本用有正本（即戚蓼生序本）作底本是不错的。甲戌本确实质量很高，而戚序本又很接近甲戌本。况且，甲辰本和程甲本，也有与甲戌本相合的，因此，年代较晚的甲辰本和程甲本不能一概抹杀。因此，俞平伯认为自己的这次重新修订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

　　时至今日，再细细品读俞平伯的这篇《重订〈红楼梦八十回本〉弁言》，人们也许会感到颇有意思，因为或许能够从中品味一点他对1954年10月引发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态度。文章一开头，他就宣称，想谈谈对重订《红楼梦》八十回本的感想。他有什么感想呢？文章的第二自然段便说：

　　首先感到五八年校本的质量还不够好：其一是客观上的缺陷，当时甲戌本（下简称“戌本”或“戌”）原书不在，所据只是展转过录的，非但很不完全，而且不免有误；其二是主观方面的毛病，工作太粗糙了，做得不够地道——更严重的，我在那时，有些想法、看法也不大对头。自然，总也有一些缘由，这里不多说了。

　　（《俞平伯全集》第柒卷第35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

　　俞平伯的这段文字，似乎采用了“春秋笔法”。他在讲自己1958年出版的《红楼梦》八十回本“质量还不够好”的主观原因时，先推说由于自己当时“工作太粗糙了”，但下面他就用“更严重的”四字一转笔锋，说：“我在那时，有些想法、看法也不大对头。”“那时”，是什么时候呢？众所周知，俞平伯校勘《红楼梦》八十回本始于1952年10月，终于1956 年5月，而有关批判俞平伯所谓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运动始于1954年10月，人们自然不难想象他说的“那时”是指什么时候。他虽然承认“有些想法、看法也不大对头”，但下面马上又强调了“自然，总也有一些缘由”；他想说些什么，最后还是没说，含糊其辞地用“这里不多说了”一句带过。寥寥数语，尽在不言之中，足以让人们想象他对自己遭受举国大批判的真实态度了。这一节文字，典型地体现了俞平伯“养拙慎言行”的文人智慧。

　　1963年6月，俞平伯重新修订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市上又一次洛阳纸贵。

　　1963年，正是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红学界掀起了纪念这位伟大作家的热潮，许多红学家纷纷发表文章对曹雪芹进行纪念。俞平伯也不例外，他专门写了一篇论文《〈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发表在《文学评论》1963年第4期上，旨在帮助读者更加深刻地理解《红楼梦》中的女性人物。他在文中说：“‘十二钗’不过书中人物的一部分，而本篇所谈，又是‘十二钗’的一部分，自难概括。还有一点困难，后四十回乃后人所续，他对书中人物看法不同，以致前后歧出，已广泛地引起读者的误解。”“因书既未完，她们的结局不尽可知，除在脂砚斋批里有些片段以外，其他不免主观地揣想。”因此，他想立足“了解曹雪芹怎样描写‘十二钗’”，“比连着后四十回来谈，造成对书中人物混乱的印象毕竟要好一些”。

　　然而，令俞平伯始料不及的，是他这篇文章中有关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对“金陵十二钗”人物塑造方面的观点，与领袖毛泽东的看法不尽相同，于是在尔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便成了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条罪状。其实俞平伯在写此文时，哪知道毛泽东对曹雪芹描写“金陵十二钗”有自己的观点呢？这件事此处暂且略过。

　　1963年也是俞平伯自因红楼梦研究挨批以来发表红学文章最多的一年。

　　5月25日，他还写下一篇长篇论文《谈新刊〈乾隆抄本末百廿回红楼梦稿〉》，发表在1964年《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上。在文章中，他以“近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文学研究所所藏旧抄本《红楼梦稿》一百二十回”为话题，来说明自己对曹雪芹所写下的《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有关看法。他说了三个问题。一是《乾隆抄本末百廿回红楼梦稿》的概观，二是这个《红楼梦》版本与其他版本存在的异同，三是讨论这个《红楼梦》版本是否就是高鹗续写的《红楼梦》版本。

　　到了1964年10月8日，俞平伯写下《记“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的批语》一文。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此文当时没有发表，一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才拿出来，发表在1979年《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期上。

　　说到俞平伯这篇“雪藏”既久的红学文章，就要说起他与一位素昧平生的红学爱好者毛国瑶之间的故事了。原来在1964、1965年两年间，俞平伯与这位生活在南京的“草根”红学爱好者毛国瑶通信寄书达20余次，超过同期他与包括亲人在内的任何人通信的频率。何以会如此？这就不得不插叙一段红学界曾惹出一段风雨的“《红楼梦》靖本”发现之往事。从中可以体会，俞平伯对《红楼梦》研究是怎样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理。

　　1964年3月初，俞平伯收到寄自江苏南京的一封来信，写信人就是毛国瑶。他在信中称，1959年，他在南京浦口的友人靖应鵾家阁楼的旧书堆里，发现过一本八十回脂评《红楼梦》古抄本。他当即借回家，对照了自家藏有的清末民初有正书局石印戚序本《红楼梦》，发现两者的脂评批语既有一样的，但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于是，他用练习本抄下同戚序本不一样的脂批150余条，抄后就将这本古书归还主人靖应鵾。近来，他见到了俞平伯在1963年第5期《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一文，想到俞平伯是著名的红学家，所以写信告知俞平伯：靖家有新一种《红楼梦》古抄本。

　　没想到，作为大学者的俞平伯没有端架子，马上给毛国瑶回信，说是感谢他详告发现“靖藏本”的经过，并希望他能热心帮助，找到此书。然而，也真奇怪，当毛国瑶再到靖应鵾家找此书时，两人把小小阁楼翻了个底朝天，却再也找不见此书了。无奈之下，毛只得把自己当时抄有该书所载脂批的练习本，寄给俞平伯以塞责。靖应鵾也写信给俞平伯，说了找不到“靖藏本”的遗憾。

　　俞平伯复信毛国瑶，既为找不到原书深感“惋惜”，但也肯定他“即您所记，已大可玩味”，认为“在极其讹乱之中，有罕见之资料，又绝非伪作”。至于“说此抄本只有‘畸笏’一名”，他认为“无碍其为脂本，所谓‘脂砚斋评’只是一个总标题，其实评家非一人，先后非一时，十分混乱”。

　　当年6月30日，俞平伯还十分谦恭地复信靖应鵾：

　　接奉手书，知尊藏《石头记》原书恐难找到，非常惋惜,所幸毛国瑶先生曾记下不少的材料，我已根据这些评语写为文章了。此文初稿已完，日内将要给毛君。又承检赐旧抄脂斋批残叶，亦已由毛君转到，虽只零星，实可珍贵，不胜感谢感谢！将来亦拟写为专文公诸世间，以发扬您关心文物之盛意也。专复布谢，敬侯

　　大安

　　俞平伯上

　　一九六四年六月三十日

　　（《俞平伯书信集》第198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

　　此信发出四个月后，俞平伯果然按毛国瑶寄送给他的“旧抄脂斋批残叶”，写出了“文章”，这就是上述写好后又没有拿出去发表的《记“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的批语》一文。

　　“靖藏本”的消息在红学界传开以后，除俞平伯外，红学家周汝昌也肯定了毛国瑶的发现。他将毛发现的古抄本，定名为“《红楼梦》靖本”。还有的人甚至考证，称靖应鵾先辈是辽宁人，因有军功才被朝廷派迁到江苏扬州江都，故后来繁衍出江都砖桥“靖家营”村；还有考证称，靖应鵾先辈与曹雪芹祖辈交谊素厚，而曹著《红楼梦》起初就是你抄我抄而流传世间的，故此靖家会有一部抄本也是可能的。于是乎，“《红楼梦》靖本”一说，一时传遍红学界。

　　俞平伯去世以后，有人怀疑毛国瑶的发现系“伪造”，因为一是毛没能找到原书，可以任凭他“空口说白话”了，二是他所摘抄的脂评，实是照抄了俞平伯1954年出版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里的部分脂评。毛国瑶一见，大为恼火，于是便与这些人笔仗不断，红学界对两边的人，均有是非臧否，由此惹起一段红学风雨。

　　然而，当年的俞平伯，却能够不顾10年前挨举国批判的创伤，而为一个来自民间的红学爱好者发现“《红楼梦》靖本”而忙碌，不仅频频与这位“发现者”通信，还用他的抄件核校《石头记》，并于1964年5月上旬，开始写作论文《记毛国瑶所见靖应鵾藏本〈红楼梦〉》。这篇文章写成后，他果然按上述致靖应鵾信中所说的，谦虚地将文章寄给毛国瑶看过，毛看后，他又送交自己单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请同为著名红学家的所长何其芳审阅。说起来，何其芳还是他30年代执教清华大学时的学生。当年文学研究所一成立，何一见到他，就主动认了师门。俞平伯虽然记不得有过这位学生，但自从在这位学生领导下工作后，一直对他十分尊重。何其芳也爱护、支持俞平伯。直到何其芳1977年7月24日去世为止，两人谱写了一段师生共事互爱互助的佳话。

　　进入60年代中期，“政治学习会”频繁举行，以致俞平伯有关《红楼梦》靖藏本的研究工作时续时断。这些苦恼，他在1964、1965年两年间给毛国瑶的多封通信中可以看出。如“我近来开会较忙，文字不免作辍”；如“天热忙于学习，校《石头记》仅至十五回耳”；又如“重校《石头记》须俟学习稍闲，再行续作”。

　　可惜的是，他盼望的“俟学习稍闲，再行续作”，却再也不能实现了。后来进入“文革”运动，他辛苦撰写并经过何其芳等审阅的《记毛国瑶所见靖应鵾藏本〈红楼梦〉》一文，居然散失再也不复找回了！如果此文当时及时发表，毛国瑶在俞平伯去世后所遭受到的所谓“伪造靖本”的指责，可能会消弭于无形。

　　值得注意的，是俞平伯在当年（1964年）11月20日复毛国瑶信谈曹雪芹卒年问题时，很难得地提及1954年10月对自己的那场批判。他就毛所问，先是谈了红学界对于曹雪芹卒年的两种意见。他说：

　　我主张壬午，有《曹雪芹的卒年》一文，其时约在一九五四年。其年秋有《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于是诸人群起而主张癸未说，其故我亦不明，可能和批判有些关系，亦一时之风气也。

　　（孙玉蓉编：《俞平伯年谱》第34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俞平伯对那种依附在政治上的所谓学术争鸣，是不屑的。

　　说来也是极为罕见的：俞平伯挨批犹不废红学，居然没有继续带来祸殃，虽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仍然戴在头上，但1964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他的名字仍然赫然在列。这样，自1954年起，他连续三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法律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俞平伯继续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意味着毛泽东信中有关“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指示精神，确实得到了贯彻落实。

　　进入1965年，俞平伯仍然就红楼梦研究问题与毛国瑶信来信往，有几封信还写得很长，不仅详细回答毛提出的问题，有时甚至还在信中列表释明。作为一个红学大家，俞平伯如此耐心尽心地对待一个“草根”红学爱好者，实属难能可贵。

　　然而，就在这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0天以后，11月30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从那时起，直到1978年，俞平伯在这整整12年时间，对《红楼梦》研究真的不置一词了。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