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秦燕春

　　悲慧的金边：杨绛先生的理想

　　文秦燕春

　　

零缘起

一如杨绛先生《傅（雷）译传记五种》代序的开场：“我先要向读者道歉，我实在没有资格写这篇序。”笔者这里，同样先要向读者道歉，我实在没有资格“有怀”杨绛先生。杨绛先生的戏剧、小说、散文、研究、翻译、因缘聚合……色色不需我来多嘴。在温度无多的时代，杨绛先生应该是没有折扣与疑问的百年传奇。

　　杨绛先生的仙逝也并不那么突兀和惊心。我是较早收到了先生的病危通知。105岁的寿数，无论如何都是喜丧了。正常人情循理都该有这样的准备。今春3月《传记文学》曾邀约采访杨绛先生并属文志喜。虽然这一面终究未能达成，似乎也并无太多遗憾。我坚信一生善待读书与书写者，其最清华明朗的心地精锐已经尽留笔底纸上，在在温暖养护人间。钱锺书先生与杨绛先生完全是这样的典范。如果仅仅出于好奇，许多打扰其实不必，于家长里短我实也并无探险的兴致。有类人的生命凝定含忍，百炼成钢，可涵泳回味，风仪可师，与好奇探险则无缘。眼下几行草草只是属于完诺。惭愧执笔者对杨绛先生所知所解十分有限，写来难免冒昧。

　　犹如杨绛先生落笔经常的表达，那么就“写一篇读后心得，表达我的欣赏”吧，该是尊敬与思考。例如我或我们，“为何要缅怀杨绛先生”，以及“如何缅怀杨绛先生”。

　　据说曾经刷爆朋友圈的微信时代早就给出了网民公选的答案：我们缅怀的是无法重逢的旷世稀缺的“爱情，才华，与修养”。

　　之后《三联周刊》紧追专题讨论，定位则高大光辉：“不介入政治，没有承担预约和拯救的社会责任。这样的文人在精神上有没有可能高贵。”——这该算作指向一类知识人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与生命可能的深度追问。

　　两个路数也许未必不能相通。理性建顺者未必没有自己的立场与选择，得以“深处卑微，完成自己能做的事”，有天性更有机缘，而爱情与才华也可以是富有生命的纵深与厚度的，犹如“卑微”亦可“深处”。“厚重深邃的人情与正直清朗的操持”（《我们仨》2003年台湾中国时报获奖嘉言）即使在文字中如何可能，也是有心性品第要求的。而这举重若轻何其沉重，且只看杨绛先生面对翻译的态度：

　　稿子发还后我觉得好像一口气断了，接续不下，又从头译起。

　　风土人情不同，“笑”消失了；“笑”是最不能勉强的。我横横心把两份稿子都撕了。

　　这两小节文字，出自写于2002年10月7日的《记我的翻译》，作者时年92岁。第一节文字涉及1966年即已译出六册半的《堂吉诃德》（全集共八册）如何在时隔四年后重译；第二节文字涉及已经译了两次的英国喜剧如何废然中止。这种断然的放弃或重来，单单讲学术责任云云像还不贴己，我认为她首先出于才气的敏感、其次出于才气的洁癖。真正的才气本身就不能容忍自己做二流遑论下流的选择。

　　我“缅怀杨绛先生”，首先基于她的敏于才华与敏于操守，而这首先需要有才华的操守与有操守的才华。她留于天壤间的文字，一个人历时一个多世纪的生命与写作，一直能有新鲜细密的智慧恩养读者，恩养人类要好、向善的心。这是大功德。

　　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序”言，开天辟地纲举目张即称“《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这并非巧言令色。知音唱随，杨绛先生文章中常直言赞美“忧患孕育智慧”（《我们仨》）、“我们从忧患中学得智慧，苦痛中炼出美德”（《走到人生边上》）。这赏析之作落实于生活，正是“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况且“人需要锻炼”：

　　人有优良的品质，又有许多劣根性杂糅在一起。黄金也需要经过烧炼，去掉杂质，才成纯金。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人需要锻炼》）。

　　人在世上磨，刀在石上磨，十磨九难出好人。难怪百年不过做一部大修行书看。

　　我“缅怀杨绛先生”，其二是基于她承受、担当苦难的从容、静定、乐观、平常，统归就是“忧患的智慧”，我愿意称为“悲慧”。此悲，乃同体大悲之悲，是分任、投身于人世的共业而又超逾、出离这共业的牵荡。于是有了稀奇的“不争”。那著名的几句译诗，原文出自19世纪英国诗人沃尔特·兰道尔（W.S.Landor）：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样特殊的精彩与辗转是不能断章取义的。类似“百岁感言”之类的警句格言体很是害人。还是一读《走到人生边上》作者的自注：

　　灵性良心既然不争不斗，屹立不动，灵性良心是不妥协的。妥协的是代表肉体和灵魂的“我”。不断斗争是要求彻底消灭对方。可是“彻底”是做不到的。斗争的双方都做不到。（《灵与肉的妥协》）

　　这“不争”原来竟是绵里金针，外化内不化，不容与时俱变。地老天荒处灵性良心是亘古的宇宙核心、万古精神，顶厉害了。

足回味

2016年6月2日台北微雨（当天傍晚则大雨倾盆，桃源机场史无前例遭遇停电之殃），我独自站在“中研院”对岸胡适公园适之先生墓前记起杨绛先生1940年代与胡适先生的初见。此刻距离杨绛先生的新逝不足十天；距离胡适先生的长辞（1962年2月24日）则十足五十四年。如今他们能否在时光的尽头重逢，把盏共忆当年？

　　但初见之前，杨绛先生先有关于胡适先生的种种传闻好奇入耳：

　　一次，我家门房奉命雇四头驴子。因为胡适到了苏州，要来看望我爸爸，而我家两位姑母和一位曾经“北伐”的女校长约定胡适一同骑驴游苏州城墙。骑驴游苏州城墙确很好玩。我曾多次步行绕走城墙一圈。城墙内外都有城河。内城河窄，外城河宽，走在古老的城墙上，观赏城里城外迥不相同的景色，很有意思。步行一圈费脚力，骑个小驴在城墙上跑一圈一定有趣。

　　可是苏州是个很保守的城市。由我家走上胥门城墙，还需经过一段街道。苏州街上，男人也不骑驴。如有女人骑驴，路上行人必定大惊小怪。我的姑母和那位“北伐”的女士都很解放，但是陪三位解放女士同在苏州街上骑驴的唯一男士，想必更加惹眼。我觉得这胡适一定兴致极好，性情也很随和，而且很有气概，满不在乎路人非笑。

　　

　　1934，钱锺书从上海归来探望杨绛，两人在北平郊区周游

　　苏州古城墙我登上过盘门一段，一水的清波包绕一带黛绿的老墙，韵致丰足，其他胥门、阊门也还有一些旧的，相门就是新的。当年在此邀请胡适先生陪同一起跨驴游城的二位“解放”的杨姑母中，其一是著名的杨荫榆（1884-1938），另一位自然是杨荫先生。杨荫榆少年就读于上海务本女塾。1907年官费留学日本（江苏历史上首次派遣官费留日学生。她是其中五分之一）。1918-1922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专业硕士。1924年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是中国第一位师范大学女校长，比吴贻芳掌校金陵女子大学还早四年。

　　杨荫榆在现代史上的出名主要拜托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先生的刀笔，就此可谓身败名裂，辞职黯然离京。晚年因反抗侵华日军暴行在故里苏州横死乱枪之下，倒是很少为人提及了。

　　在杨绛先生笔下，这位日后“死硬”派的女校长曾是19世纪末中国一位少见的“离婚女人”。因被“包办”给一位弱智低能却门当户对的蒋少爷却坚决不给傻姑爷生儿育女而被骂作“灭门妇”。她是位“从来不会打扮自己，也瞧不起女人打扮”的女人（《回忆我的姑母》）。然杨绛先生形容胡适先生的几句，“兴致，性情，有气概，满不在乎路人非笑”，未必一定跟这位杨姑母无缘、否则，何以想象他们跨驴共游姑苏？

　　在情绪恣溢主义荡漾的1920年代被鲁迅先生“点名批评”后果可想而知，适足一锤定音，即使羞愤出京回到苏州杨荫榆依然“命交华盖”。例如1927年以后杨荫榆在苏州女子师范大学以及东吴大学任教仍然遭到《苏州日报》文艺副刊的谩骂与攻击。“寡妇主义”“专制魔君”……种种恶谥始终没有放过这位“解放的姑母”。

　　1935年杨荫榆自筹资金动用私宅，在苏州盘门小新桥巷十一号创办了一所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打算“招收已经服务于社会而学问上尚想更求精进的或有志于读书而无力入校的女子，援以国文、英文、算学、家事等有用学问”（苏雪林）。1937年日军侵入苏州之后这所学校成为她的死因。为了保护这些在校学生的清白而起了纷争。1938年元旦前后杨荫榆被日本士兵枪杀于苏州吴门桥下冰冷的河水中。有同乡怜其遭遇，纪之以诗：

　　旧主杨家女学士，

　　军门怒去争情理。

　　捋须虎口语铮铮，

　　却得胡酋声唯唯。

　　奴隶如何有主权，

　　回头性命片时捐。

　　淙淙桥下清波浅，

　　凄咽声嘶记可怜。

　　铜驼荆棘悲如许，

　　彤管何人传烈女。

　　节制、理性、内敛、分寸……之类评价常见于关于杨绛先生的追忆文章。她常常在面对恶狗、面对日寇、甚至面对火灾等大小危局中示现了她的冷静、她的不怕，她自承好多年怕鬼，却似乎独独不怕恶世界、恶人间。2002年前后因为钱、杨信函拍卖事件她直接诉诸法律的抉择让许多人再度记得她是法学家与大律师杨荫杭（1878-1945）的女儿。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撰《顺姐的“自由恋爱”》《王五妹和她的“我老头子”》等作品中，这位公认的“第一贤妻”对于两性关系绝不美化的刻画幽微的洞见之外，她是经常要实实在在、事无巨细地帮助这些受欺的各色女子抱打不平，包括出谋划策诉诸法律。我读来常常想到杨家那位“争情理”到可以命相争的姑母，未必和她宛转透亮的侄女儿毫无干系。

　　因为家风宛然有些古风，好奇探险的杨绛先生此刻并未能够面晤父亲的跨驴朋友（尽管胡适先生自称“你家老人家的学生”），胡适先生的正式露面是夹杂在《怀念陈衡哲》中登场的。杨绛整场显得神情落落，不离不即。是春秋笔法，还是明哲保身？这种修辞本身毋宁就透显了意义。

　　杨绛为人称道不及的淡而近乎冷的笔致，天赋素净之外，时代风云的磨砺造就也是实然。她与钱锺书先生对于修辞的显白的或隐晦的表达业已深谙于心。《我们仨》中她曾如此解释《管锥编》的文体：

　　锺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学问。

　　对于钱先生与杨先生这类心性，恐怕不止“与人争”让其不屑，“让人懂”同样令其不屑。他们深谙人心的等地与智慧的开显无法一抹即平。即使只能眼看本被视为“读书种子”与“可造之才”的女儿在“九蒸就焙”的社会共业中被消耗成为芽芽——出离共业又岂是容易成办。

　　对社会事务失望之后能以致力文字学为“压箱底”的学问、并要传“一部诗学”给女儿，这样的大律师（杨荫杭）在今日已经很难想象。盛赞女孙乃“吾家读书种子”的则是老钱先生基博（1887-1957）。据杨绛先生追忆，老钱先生似乎长久责备小钱先生（锺书）有“口体之养”而无有“养志”之养，尽管她也承认这是父亲对长子的爱之深而望之切。钱、杨初相见时所谓“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应该与此“养志”的压力有些关联吧？杨绛先生以为父子各有其“志”，到底未能相投，也就难怪在《我们仨》里，“头等大好人”“却又天真得不识时务”的“爹爹”（钱基博）恐怕形象并不那么光彩照人：

　　

　　1935年8月，新婚的钱锺书和杨绛搭乘邮轮赴英留学

　　（爹爹）对锺书的训诫，只是好文章，对锺书无大补益。锺书对于爹爹的“志”，并不完全赞同，却也了解。爹爹对于锺书的“志”并不了解，也不赞许。他们父慈子孝，但父子俩的志趣并不接轨。

　　我读来很觉得就是“中西文化”的近代相遇论。传统中国只被视为无大补益的“好文章”。这种意见并不是那么轻易就扭转了。我们略用钱、杨两先生喜欢的“格物致知”，便是显而易见，不必讳言。这也并不影响“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立言的真诚。这只是时代共业。个人命运挟裹其中、沾润而形塑彼此。杨绛先生，包括钱锺书先生，他们的文学本色与生命哲学，深究，终究还是西学的，距离东方的生色体系，甚至他们已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爹爹的心志，还是悬隔。

　　于是杨先生的人性论终究是：

　　灵性良心人人都有。经常凭灵性良心来克制自己，就是修养。这是一种功力，在修炼中逐渐增强，逐渐坚定。灵性良心占上风是能做到的；灵性良心完全消灭肉欲，可说办不到。在我们普通人之间，道高德劭，能克己为人的也不少，很多默默无闻的人都做到了克制“小我”而让灵性良心占上风。尽管他们达不到十全十美，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带些缺点，更富有人情味吧。只要能认识自己的缺点，不自欺欺人，就很了不起了（《灵与肉的斗争与统一·灵性良心占上风》）。

　　灵性良心不能彻底消灭，“我”的私心也不能彻底消灭（《灵与肉的妥协》）。

　　于是杨先生的方法论终究是：

　　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实际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么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干碍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想的，只是浅显的事，不是专门之学，普通人都明白（《走到人生边上·前言》）。

　　较之直面哲学思考或生命深度，笑对文学艺术与生活细节，杨绛先生更显得游刃有余、更余韵缭绕许多。那些微细深秀的日常故事，镶嵌了人世朴素绵密的道理，能入人甚远、养人至久。它们便是杨绛先生最为擅长捕捉的“乌云的金边”。

尽承荷

这是我刻意遴选的我喜闻乐见的杨绛先生。她的理想，或理想的她？人世人事的如如真相又在哪里呢？既然连轰轰烈烈的“百岁感言”据说也已经被陆陆续续证伪了。如果我不能知道更多，我喜欢铺排那些有限的直接的温暖的理想、理想的温暖。感激在神州“失去人身”的种种岁月中，有人来尽全力去捡择些“有人性的语言”留给人间与来世：

　　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时过境迁，群众有时还谈起我收拾厕所的故事。可是我忘不了的，是那许多人的关心和慰问，尤其那个可爱的鬼脸（《乌云的金边》）。

　　在《走到人生边上》中杨绛先生言及佛教的“事事否定”，唯独对“信心”却肯定再肯定。“信为道源功德母，信能长养诸善根，信能超出众魔路，信能增长诸福慧，心能入得三摩地，心能成就佛菩提”的教内主张可能是教外人士一时难以深信，但很多时候，“理想”同样需要抵达“信奉”的高度才能保育，理想是不能被拉低、抹平、消解的。“不识时务”的“好人爹爹”是否代表了中国文化中一类特殊理想呢？“堂吉诃德”并非是作为笑料的存在。

　　那些即使“文革”这类灾异都未能磨灭殆尽的温暖与理想。例如杨先生或钱先生在在处处所见所历之“有事弟子服其劳”，我也听我的学界长辈，例如王得后先生与赵园先生，亲口言及。《围城》或《洗澡》的花俏辛辣自然精彩。只是论及气性自在，这些平实静定的时分更其直观而坦率，寓教温柔敦厚中。杨绛先生从来不是哲学家，她的哲性思考无多新异，更不复杂，无体系。她最难得的是有生命温暖的有高度有方向的真诚与具细。她能承受一切，并于一切处尽责。所以《走到人生边上》才有了异彩纷呈的十四个注释，故事里最见真谛，生活里最见她特有的好。“我向来能镇静，也能使劲想办法。”（《阿菊闯祸》）这些具体的生活故事里包含的具体智慧，永是鲜活的。

　　作为“老圃（杨荫杭）先生之女”与“钱锺书夫人”，杨绛先生理应早早就占据了传统中国的福慧双修：名父之女、名夫之妻，因为“我们的钱瑗”乖顺美好，名子（尽管是女子）之母也可以有。然无论才媛、贤妻、良母，还是女博士，杨绛先生笔下纸上所显，只是平实静定背负承荷了属人的一切，她也乐于坚守属人的限度与局量。按照她的原话，该是“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这类来自生命直接的表述，放到杨荫杭或钱基博先生那代人手眼把捉，便是“工夫论”的意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只有人类能懂得修炼自己，要求自身完善”，“经过锻炼才能炼出纯正的品色来”。她硬生生是把苦恼人生当成了大冶的熔炉：

　　修身——锻炼自身，是做人最根本的要求。天生的人，善恶杂糅，还需要锻炼出纯正的品色来，才有价值。这个苦恼的入世，恰好是锻炼人的处所，好比炼钢的工厂，或教练运动员的操场，或教育学生的教室（《走到人生边上》）。

　　单纯评说杨绛先生的文字风格“沉定简洁、干净明晰”等等，都是对的。但这一等的文字需要这一等的人格、心地。这一等的气性自有一等的天性所在（例如生育女儿辛苦到昏迷亦不肯喊叫）；这一等的先天气性再赔上一百多年形形色色的后天磨炼，才有严丝合缝的自我剖析、苛责、升腾：

　　得对自己毫无偏爱，像侦探侦察嫌疑犯那么窥伺自己，在自己毫无防备、毫无掩饰的时候。捉住自己平时不愿或不敢承认的私心杂愿。一个人如能看明自己是自欺欺人，就老实了，就不偏护自己了。这样才会认真修身，修身就是管制自己的情欲，超脱“小我”，而顺从灵性良心的指导。能这样，一家子可以很和洽。家和万事兴。在这样和洽的境界，人类就可以齐心追求“至善”（《走到人生边上》）。

　　“人的那点灵光，也微弱得只够我们惶惑地照见自己多么愚暗。人的智慧自有打不破的局限。”（《花花儿》，1988年）——因此，杨绛先生才在每一个直面相见的细故细事中保持对善恶极度的敏感与捡择。无论《老王》，或是《忆杨必》，亲疏一如等视。那“幸运的人对于不幸者的愧怍”，这清新的罪感，照澈人间世；这清淡的情味，长留天地中。能赢得那垂死的不幸者的一瓶好香油一包大鸡蛋的惦记，便是最好的德行证明了。

　　很久没有觉得学术、学问会这样美过了。包括“学侣”。也许只是因为这个时代真诚的才气与问学已经太少了。钱锺书先生“校者如仇”一段对付杨绛先生辛辛苦苦的翻译，“把稿子划得满纸杠子”，这一幕的恨恨，比鲜花都美。

　　杨绛先生无论承担生命的何一角色，女儿、妻子、母亲，作家、学者、译者，她都尽责，尽心尽力，不见苟且。五十岁始习西班牙文，犹是：

　　每天规定一个时间习西班牙文。背生字，做习题，一天不得间断，因为学习语文，不进则退（《记我的翻译》）。

　　即使“文革”期间都未尝中断的学习语文，才保证了1978年即有至今都是高峰的《堂吉诃德》。

　　她谈在上海沦陷区的生活，“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正当的，我都做，哪有选择的自由”。那为了“柴和米”的写剧本与教小学，也并未因此就苦楚，却一例都成了悲慧合体的历练、修炼。我视此也是一种生之承受与尽责。包括“文革”中她静定安忍地扫厕所、被批斗，于中也能感受这种相类似的承受与尽责。与她解放前在旧上海落落大方对付日本兵与白相人，本质类似。

　　杨绛先生文字中所流露的对事态人情之洞察深邃刻划入微，敏锐直接到近乎她心通，这是她体质与精神的双重敏感。她花了不少文字写鬼鬼神神的经历，尤其晚年特著《走到人生边上》看生看死，正出此特别的身体真诚，如实面对生命的实相。这一点，被钱先生誉为有女巫气质的八妹杨必最懂“绛姐”。

　　某种程度，钱先生治学之细雅，杨先生行文之细腻，跟无锡-苏南的地域气质，颇有神似，包括那点特殊的“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也很有用”的特别性情。“宽柔以教，不报无道，此南方之强也，君子之强也。”这句出自《中庸》的老话，依然是我遍读杨绛先生文字后留下的最深印象。

　　杨绛先生的文字中历来多有“探险”与好奇（《披着狼皮的羊》，收入《从丙午到流亡》），甚至不乏钱锺书先生类似的辛辣、嘲讽与精巧的刻薄（这一点，与其说来自“天性”，毋宁说是他们的西方文学当行的后天熏养；钱先生的“口剑腹蜜”，亦是真的）。我落笔写下如是多憨气的理想与信靠，是否一厢情愿呢？但毕竟又是有凭据。不闻先生“百岁感言”毕竟还是真的：

　　……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我绝对不相信，我们传承几千年的宝贵文化会被暴力全部摧毁于一旦，我们这个曾创造如此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会泯灭人性，就此沉沦（《坐在人生边上》，《文汇报》“笔会”的百岁采访，2011年7月8日）。

　　

　　老两口互相理发，杨绛会用剪刀，钱锺书会用电推子

　　这色色的不相信，乃是因为信；犹如色色的信，亦基于透透的不相信。

　　灾异当然有过，例如钱家的只能出逃其家：

　　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绝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这件事，尽管未免在别人问起时，不免要说个大概，我们私下里确是绝口不再谈论或讲究（《从“掺沙子”到“流亡”》）。

　　有此，无论那“百岁感言”的真伪这都是一个准备“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方才回家的人。一直记得我一位较有来历的熟人，曾长期跟钱锺书先生做邻居，尝向我言及钱先生为“文革”小将抽打耳光、迫其自贱自辱事。比半个世纪前“文革”小将的做派更让我心凉的，是这位较有来历的熟人言及此事的语气与态度。

　　为何不能谈谈爱情呢？只是绝不止步于爱情。

　　《围城》或《洗澡》中百般精致的淘气嘲谑勿论，钱锺书先生或杨绛先生均不止一次直接对爱情给出不止于爱情的评价。那个关于回城还是出城的“围城”评价，正是出自杨绛先生手下。“贤妻才女”角色的精绝凑泊、羚羊挂角，恰恰缘于对爱情或婚姻的超克？

　　家喻户晓的典故还有，有“誉妻癖”的钱锺书先生尝称誉杨绛先生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最”之与否当难定论，属于私人感受。晚近百年以“才女”而能为“贤妻”却已极难能可贵，尤为难得者，是“贤妻”职分尽到，却未曾消磨才子英气、女儿风华。如此貌似难以两立之角色杨先生能够一力担当，有大智存焉。才女为妻与妻而才女一定均有另眼处。

　　杨绛先生为贤妻，最得意自己保全了丈夫的“痴气与天真”，据说这团天真痴气本是颇有新宋学（理学）气象的老钱先生试图为儿子娶一房严厉媳妇而加以改造教化的。这保全的眼力，惟“才女”能之。

　　杨绛先生为才女，更得意自己保驾护航护持了《围城》的横空出世，不惜屈尊亲为“灶下婢”，兼课又做家务，劳累生病。这护持的愿力，惟“贤妻”能之。

　　如果“贤”与“才”如此难以兼美而杨先生终于能够兼能，她们一气相通之处，该是国人最惊动缅怀之处吧。

　　对于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也“没有永远”，杨绛先生及早就认得透了：“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福德具足的才媛、贤妻（良母）、女博士自己看透的是却“百年人事称心稀”——这诗偏偏还是晚清一代师伯（这个评价可是出自杨绛先生的外舅、老钱先生笔下）樊增祥为清末民初另一位生时较早的才媛、女博士吕碧城写的。吕碧城甚至还写过《柬同学杨荫榆女士》：

　　之子近如何，秋风万水波。

　　瀛黌怀旧雨，乡国卧烟萝。

　　吾道穷弥健，斯文晦不磨。

　　狂吟为斗地，重唱莫哀歌。

　　就诗意推算很像1925年女师大风潮当中杨荫榆声名扫地之时吕的慰问与致意。她们是一代人。

　　世间好物不坚牢，竟而是因有缘起必有缘落。杨绛先生以及她的种种“前缘”也终要风流云散。“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类容易引发误解的简洁“格言”被摘录流布便面目全非。还是要放到捐赠毕生积蓄于清华、滋养文明于未来此类巨细中作现量观，则同体大悲之概，原于每一个体的发轫强大，并不构成矛盾。或者，正需每一“自己”的清华明丽、同体之悲、合群之慧才具足可观：大船，方可远航。杨绛先生之热爱杜甫，乃为家学，理由则是“喜欢和人民大众一气的作家”（此语见于“百岁感言”）。这种表述，非敷衍而能尽。

　　《回忆我的父亲》中，杨绛先生尝言自己报考大学时选择科目的标准已经是“最有益于人，而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

　　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而在钱先生与女儿相继离世之后，缘起缘落，缘起性空，“才女贤妻”的世间法角色圆满之后，已登“九五之尊”（是书出自96老人之手）的《走到人生边上》依然在强化并精粹自己一生的护持：

　　小娃娃最令人感到他有灵性良心。他们还没有代表个人意识的“自我”（self）。他知好歹，识是非，要好。婴儿都是善良的。有凶恶的婴儿吗？孩子越大越讨厌。为什么呢？孩子开始有“我”，各种罪恶渐渐露出苗头来。懒惰也是天生的，勤快需要自己努力，一放松就懒了（《人有本性·每个人具有双重本性》）。

　　每见世人每当没落失势，往往好逞小慧、巧慧、闻思慧。倘懂得智慧只从悲心起者，或者可称“悲慧”，这悲自是同体大悲，自是“无我”无待。却原来世间事无一事不是自己事，祖国或人世原是同属一体、痛痒相关，从无独善我家、不问其他的道理。这承受之心力，即是悲慧。

　　于是《坐在人生的边上》书中展眼皆是人类如何“要好、向上”的步骤：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向好，和不断完善自己；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上承传统，旁汲西洋；（有）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中华文明渊薮斯文不断，脉脉长河归宗入海，“孟婆茶”几世也隔不断的天涯。天上地下欢喜重逢的“前缘”一定不止于仨。

　　为此深情、莞尔回眸，那正是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米兰达的一声惊呼吧：

　　人类多美呀。啊。美丽的新世界。

　　那正是《走到人生边上》的欣然与静定：

　　我们很不必为了人世的不合理而沮丧。不论人世怎么不合理，人类毕竟是世间万物之灵（《万物之灵》）。

　　人虽然渺小，人生虽然短暂，但是人能学，人能修身，人能自我完善。人的可贵在人自身（《天地生人的目的》）。

　　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生的价值》）。

　　要缅怀杨绛先生，就学她如斯的做人、做事、属文与生活吧。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