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乔生和他的《八道湾十一号》
文卓光平
《八道湾十一号》书影
八道湾十一号座落于北京西城，是由鲁迅、周作人和周建人三兄弟在1919年购买，供周母和三个小家庭在内的全家人居住的一处宅院。这个原本普通的四合院从此便因周氏兄弟而得名，在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令人关注的风景。黄乔生先生的专著《八道湾十一号》正是为了揭开周氏兄弟这一段生活经历与历史记忆，首次对他们在八道湾十一号的“私人生活史”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描绘。全书对宅院中的大家庭悲剧与人生苦痛，新文化场域中的人物风采与活动情景，以及近百年来宅院的兴废与存留娓娓道来，显现了著者热衷于文化记忆发掘的人文情怀和对尘封历史的探寻意识。“纸墨寿于金石”，亦寿于建筑，作为八道湾隐秘历史和宅院日常生活的记录，该书既是对八道湾历史记忆的保存，也是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的展示，某种意义上还是对八道湾周氏兄弟故居未来开发利用的一种参考和指导。
“私人生活史”：宅院生活的悲与苦
自1919年卖掉故乡绍兴的房产之后，周氏三兄弟便开始了在八道湾十一号的新居生活。《八道湾十一号》正是对周氏兄弟在八道湾“私人生活史”的详细梳理。著者以时间跨度为经，用平实的叙述钩沉了自1919年周家购进八道湾十一号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著者指出，周氏三兄弟搬进八道湾新居正值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深受新村思想的影响，同时在传统家族观念的驱使下，十分憧憬相爱互助的大家庭生活。特别是早年发生的家庭变故，使原本衣食无忧的大家庭在祖父入狱、父亲病死后变得支离破碎，鲁迅和两个弟弟曾寄人篱下、遭人白眼的耻辱经历使他们对美满的大家庭生活充满向往。然而，自1921年周建人离京到上海谋生以及鲁迅在1923年与周作人失和后迁出，大家庭从此四分五裂，八道湾宅院留给了周作人一家和周建人前妻及儿女居住使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周氏兄弟最终在八道湾十一号分道扬镳。对周氏三兄弟来说，八道湾十一号成为了理想大家庭的梦魇之地，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八道湾模式的失败，其实就是中国式大家庭的失败”。
为尽可能地探寻八道湾宅院内一切可能对周氏兄弟失和产生影响的细微因素，著者在《八道湾十一号》的叙述中尤为注重从生活细节入手来发掘一些线索。比如鲁迅的住房位置似是给全家人当“看门人”，八道湾的大家庭没有照过全家福，孩子上学和就医看病等日常生活的开销以及兄弟们的个性，这些都隐约透露出八道湾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些遗憾和不完满，甚至是裂隙。在住房分配上，著者敏锐地注意到，鲁迅住在前院，给人一种当“看门人”的感觉，而这样一种漂泊状态似乎预示着他不能在这里久居。著者还通过对八道湾大家庭成员的一一评述，拼凑出一个三代同堂的“全家福”。然而，这样一个三世同堂原本应当非常温馨的大家庭，竟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不得不说是一种缺憾。其实，现在所能看到的周家成员出现最多的一张绍兴拍照的“全家福”中，也只有母亲、两兄弟、两妯娌和长孙，却缺了长子和长媳，这些都显现出鲁迅在某种意义上是游离于家庭的温馨之外的。
著者指出，“说经济问题导致了兄弟反目，是颇为现实的，因为与经济相关的，是人的自主权和人的尊严。……蒋梦麟认为，兄弟两个的个性都很强，所以不能相处。也不失为一个原因。” 大家庭理想的破灭既有大家庭的群居生活矛盾积累的混杂，也与周氏兄弟性格上的差异和思想上的分歧有关。周建人1921年离京到上海谋生，正是带着屈辱、为着解脱而离开这个院落的，所以八道湾对于周建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梦魇。鲁迅在1923年兄弟失和后也迁出了八道湾，从此与周作人互为参商。对于鲁迅来说，八道湾十一号是他大家庭理想的破灭之地，见证了兄弟失和给他带来的痛苦心境。
而对于周作人来说，随着大家庭生活的破灭，则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1939年周作人在日军占领北京时期落水加入伪政府，1946年被逮捕判刑，八道湾房产被法院没收，1949年返回八道湾周宅内过着凄凉悲惨的晚年生活，直至1967年逝世于家中。对此，著者指出，周作人留恋北京八道湾宁静安逸的生活，是导致他走上落水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周作人一生几次重大转折都发生在这所院内。其思想发展脉络和种种欢欣、屈辱，与这个四合院密不可分。”
不仅八道湾里周作人的心境，而且他后来的人生境遇都可用一个“苦”字来形容。在《八道湾十一号》中，著者几乎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对周作人的宅院苦住以及落水后的人生况味、命运变迁进行梳理。周作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与敌伪政权合作，八道湾宅院成了“周公馆”，少不了达官贵人的光顾。但是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逮捕判刑，高门大户一下子变成了嘈杂拥挤的大杂院，周作人也不得不在八道湾四合院这个“囹圄”里度过他的晚年。著者就精辟地指出，“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多年，象征地说，是在八道湾十一号四合院这个‘囹圄’里服刑。”至于其晚年的写作，也仅仅只能回忆些旧事。“因为没有发言权，更没有主人公的身份，作为边缘人甚至局外人，他的言论很难有主脑。” 虽然他这个时期的翻译成绩很可观，但是“与创作一样，或者比创作更甚，翻译对他来说也是与世隔绝的工作。出版社派给他的任务，大多是翻译古代的‘经典’作品”。
“文学合作社”：新文化场域中的人和景
自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周氏兄弟住进八道湾开始，八道湾十一号就注定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处文化地标。而在历经了近百年的沧桑后，八道湾十一号虽然早已不复当年旧观，甚至在城市旧房改造中险些被拆毁，但这个在现代都市化浪潮中处境维艰的宅院却承载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记忆，它的存在为我们回溯新文化运动时周氏兄弟的个性风貌和文学活动情景留下了实在可触的场域。《八道湾十一号》书的另一个侧重点则在于对八道湾周氏兄弟故居人文价值的阐释和发掘。在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中，文艺方面成就最大的当属周氏兄弟，而八道湾十一号正是当年周氏兄弟的“文学合作社”。八道湾十一号里不仅诞生了包括《阿Q正传》在内的不少名篇佳作，而且还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个文学沙龙，因而成为五四新文化场域的一道风景。在风云际会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用论说文章和文学创作来挑战中国传统旧文化和推行文学革命，使他们一时声名大振，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核心人物。“周氏兄弟”一度成为当年京城文化圈内的一个专用代名词，而周氏兄弟并称在现代文学史上也堪称一段佳话。两兄弟的文学合作最早是在留日期间，鲁迅和周作人曾一起策划过《新生》杂志，后来又合作翻译了两本《域外小说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则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名副其实的干将。他们的合作主要是在文学方面，其中之一就是翻译外国短篇小说。1922年，他们合作翻译了《现代小说译丛》第一辑，共收入小说30篇，其中鲁迅翻译了9篇，周作人翻译了18篇，周建人翻译了3篇。兄弟们的计划很大，计划还要出版《现代小说译丛》第二辑、第三辑、第X辑，但由于三兄弟的最终离散而终止。《现代小说译丛》第一辑也成为了三兄弟文学合作的一个标志。此外，他们还合作编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等。
当然，除了被称为周氏兄弟的“文学合作社”，八道湾十一号还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京城著名的文化沙龙。在搬进八道湾的第二年，热衷于新村运动的周作人就在三兄弟合住的院子里建立了新村支部的办事机构。新村理论在当时中国一度引起了热烈反响，八道湾也引起了青年毛泽东的强烈兴趣，他在1920年4月7日专门到八道湾十一号来拜访新村运动的发动者周作人。由于周氏兄弟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的巨大影响，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人士都是八道湾的常客，这里也成为新文化人士的一个集聚地。京城文化界、教育界一些名流，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都曾是八道湾十一号的常客，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雁冰等都与八道湾主人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当时，周氏兄弟与《新青年》同仁的关系非常亲密，其中尤其与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和沈尹默等来往密切。兄弟失和之后，与周作人接触最多，并以弟子礼事之，悉心体会他的“生活的艺术”的则是废名、俞平伯两位。此外，八道湾还曾迎来过几位外国客人。其中在八道湾停留时间最长的是俄国作家爱罗先珂，他也与周氏兄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就有以他在八道湾居住为题材的小说《鸭的喜剧》。其他还有日本共同社社长和读者文摘社社长福冈诚一、日本记者丸山昏迷和日本文艺理论家片上伸都曾到访过八道湾。著者对此都做了一一考证和梳理。
“周氏兄弟旧居”：百年八道湾的现状和未来
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八道湾十一号从原来的大宅门变成了一个堆满杂物、拥挤不堪的大杂院，不禁让人唏嘘不已。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北京老城区不断拆建，八道湾所在社区一直面临着被拆毁的危险，因此八道湾十一号的存留与保护就成为一个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对于这座在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新文学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庭院，著者一直主张八道湾十一号应作为周氏兄弟的纪念场所。包括著者在内的许多人士也认为，在当下文化多元的语境中，没必要因为周作人后期的落水任伪职的经历，而抹杀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和刻意遮蔽他曾经生活的故居。由于一直在鲁迅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著者不仅对八道湾十一号的历史变迁以及周氏兄弟在这里的生活情况十分熟悉，而且也一直对八道湾十一号的保护和利用等问题非常关注。早在多年前，著者就开始呼吁要保护八道湾，促进学术研究。在《八道湾十一号》中，也可以深切感受到著者对保护周氏兄弟故居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忧虑。2009年，著者立意写作《八道湾十一号》的时候，如何保护这个有着丰富人文内涵但年久失修的院落，使其不至于损毁，正是著者当时所忧心的一个很现实也很急迫的问题。作为都市化浪潮中处境维艰的一座宅院，“居民埋怨于内，开发商虎伺于外，其状况终究令人不安”。著者曾发问：“八道湾十一号，这所两个大文豪居住过的、承载了兄弟恩怨、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四合院的结局将会怎样呢？”他也不断呼吁：“周氏兄弟同住的八道湾十一号具有丰富的人文价值，需要充分认识，妥善保护，合理利用。” 显然，对八道湾十一号存留处境的忧心与保护利用的呼吁，这其中所体现的正是一位博物馆工作者的担当意识。
自2009年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开始搬迁至新街口地区，八道湾便被圈进校内，八道湾十一号也因此得以正式保存下来。而著者也指出，“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起意写作一本小册子，将八道湾十一号的历史沿革，主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命运变迁略述给读者。” 《八道湾十一号》的写作初衷流露出著者强烈的人文情怀和现实担当意识。著者一方面希望通过文字来保存八道湾十一号的人文内涵和历史价值，另一方面也试图对如何保护和利用八道湾十一号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有所助益。但究竟怎样保护，如何利用却是非常艰难的事情。著者也只能从自己的学者本位出发进行不懈努力，正如他在写作《八道湾十一号》时所说：“我写作《八道湾十一号》，对保护院落可能起不到多大作用，只就院落的命运以及曾在其中生活的重要人物的命运有所述说，力求多提供些信息，期望能对其妥善保护和合理利用，有一点儿参考价值。” 当然，除了在《八道湾十一号》中通过文字对历史文物遗迹进行保存，著者还不断为八道湾十一号的复原、保护和利用提供种种建议和设想。他一直希望在既尊重史实又贴近群众的基础上，用这个故居来展示周氏三兄弟的生平经历特别是他们在八道湾生活时期的文学成就，而把八道湾十一号故居命名为“周氏兄弟旧居”的建议也正是著者所提出的。
2014年，北京第三十五中学校园内的八道湾十一号经过翻新，并被正式命名为“周氏兄弟旧居”。八道湾十一号被保留和修复，无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而著者也指出，“经历八十多年风风雨雨，演绎了一个家族的悲欢离合，如今的八道湾十一号更吸引人们的目光，更能引发思古之幽情。” 相较于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大红楼，新文化运动干将周氏兄弟居住的八道湾十一号自然也是新文化尤其是新文学的发祥地之一。八道湾十一号庭院因周氏兄弟而闻名，周氏兄弟也将因此载体而被更充分认识。正如著者所指出，“八道湾十一号是周氏兄弟确立其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的一个实物见证，有丰富的人文价值。院子因人而闻名，人也因此载体而被更充分认识和纪念，相得益彰，两全其美。” 所以著者主张用这个院落来展示周氏三兄弟在此生活时期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成就，而《八道湾十一号》一书力图将院落的命运与曾在其中生活的重要人物的命运结合起来述说，并尽可能地提供了许多详细的历史文化信息，自然对八道湾十一号院落的妥善保护和合理利用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胡仰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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