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教育家、设计大师杨廷宝
文杨莽华
杨廷宝，字仁辉，杰出的建筑设计师和建筑教育家，与梁思成并称中国建筑界的“南杨北梁”。1926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1927年回国，加入中国早期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基泰工程司，在天津、北京、南京、上海、沈阳、重庆等地主持设计了数十座建筑，很多都成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重要作品。20世纪40年代起投身建筑教育，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任教授、副院长，是中科院学部委员。历任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江苏省副省长等职。被选为两届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一届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杨廷宝被尊为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的一代宗师，这不仅因为他是建筑作品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建筑大师，更因为他常年致力于建筑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几代建筑精英，包括如今中国建筑界标志性人物齐康、吴良镛皆出自他门下，他的治学精神和人格魅力感染了身后的几代建筑师。
辗转半生
杨廷宝的前半生与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动荡相伴而行，走过了一个从乡村学童到一代杰出建筑大师的历程。1901年10月2日，杨廷宝出生于河南南阳，当日即遭生母和祖父双亡的不幸，以致他长大后终生不过生日。幼年时，杨廷宝因父亲杨鹤汀（名维鲁，字鹤汀）投身反清反帝制的活动，经历了两次逃难。杨鹤汀思想开明，创办新学，担任南阳公学校长。因为拥护维新，参加同盟会，遭清府通缉，逃亡襄阳，杨廷宝也度过了一段隐姓埋名、寄人篱下的生活。辛亥革命后，杨鹤汀做了三个月的南阳知府，却又因为反对袁世凯帝制再遭追捕，举家逃亡，直到袁世凯死后，才重返故里。杨廷宝感慨早年动荡的生活环境时曾说：“童年的生活是孤独的。”“幼小的心灵虽然充满着希望、期望、渴望，向往着未来，但之后每向前一步都带着疑虑和彷徨，在现实面前踯躅不前。”
1915年，14岁的杨廷宝考取清华留美预科班。6年后，1921年考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于建筑系，师从美国著名学院派建筑师保尔·克瑞。1926年取得硕士学位后，离开美国，前往欧洲，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旅游，其实更多的是对悠久历史的欧洲建筑做一次近距离的观摩和考察。
1927年，杨廷宝回国后加入设在天津的基泰工程司，直到1937年，十年间奔波于天津、北京、沈阳、南京、上海等地，完成了包括京奉铁路沈阳总站、北京交通银行、南京中央体育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等一大批民国重要建筑。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战乱迫使杨廷宝再次度过了一段举家逃难的生活，他钟爱的建筑师事业也不得不暂时终止。
杨廷宝的夫人陈法青出自南阳的名门，知礼而且干练。抗战之初，杨廷宝还在上海工作，她果断变卖了北京家里的家什，带着杨廷宝的书籍、图纸、画作装箱，连同五个孩子，辗转颠簸到河南，在许昌与上海赶来的杨廷宝汇合。妻儿无恙，资料无损，也算万幸。杨廷宝全家搭乘长途车从许昌回到南阳老家。此后近两年时间，杨廷宝基本赋闲在家，其间，客串过一段时间的外语教师。
1939年，杨廷宝重新回到此时已经迁址到重庆的基泰工程司，投入到了繁忙的设计工作中。夫人陈法青随后带着儿女，把家也搬到了歌乐山，全家人再次团聚。之后，杨廷宝应邀到初创不久的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一边教学一边做设计。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重新搬回南京，杨廷宝也携家小回到南京，继续教授事业。后来，他在位于中央大学对面的成贤街建造了一座中式建筑——成贤小筑，这是他为自己设计的唯一的一座建筑，他后半生都在此居住。
1949年，基泰工程司老板关颂声力劝杨廷宝一起迁居台湾，但杨廷宝拒绝了。他认为，对于一个毕生专注于设计创作的人来说，失去了稳定的状态就失去了工作基础。
师业传承
杨廷宝后半生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建筑教育上，为人师表、诲人不倦，这与他早年几度从师受教的深刻经历不无关系。在他的成长期先后遇到几位影响他一生的老师，他们带给这个学生的不仅是学业，更是做人的品格。杨廷宝从私塾步入新学，经过了转型期的双重教育。对于童年释放天性的可贵瞬间，他直到晚年仍有很深的记忆。少年时期，第一个对杨廷宝有重要影响的人是父亲的好友王可亭。王可亭是南阳名士，武术高手，通晓文史，曾主编《河南通志·地理志》中的“山脉水系”。杨廷宝从他那里得到了数理、机械、音韵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启蒙。这位英雄式的人物，曾经作为杨廷宝的师父，给他传授了武术、武德，不仅使他学会了拳法、强健了体魄，也影响了他的处世态度和生活准则。观看杨廷宝与别人的合影，无论是装束还是姿态，他都是当中最端正的一个。他做设计时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中轴线布置的平面格局和严整对称的立面。这些与他幼时所受的传统教育不无关系。
青年杨廷宝
杨廷宝晚年仍坚持习武，经常在联欢会上即兴表演剑术、拳术甚至是四座皆惊的空翻，可见他对身体和品行的塑造没有懈怠过。
11岁时，杨廷宝遇到了第二位对他影响至深的老师，是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班学习时的校长林伯襄。林校长是河南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在学校推行团结、朴实、求是、创新的校风。在他言行举止中散发出的人格魅力，让童年的杨廷宝非常着迷。杨廷宝晚年回忆说：“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教学上，夜晚九点来查房，学校里不论哪个老师请假，他都能代课。他那一步一步走进课堂的身影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这位林校长建议杨廷宝报考清华留美预科班。杨廷宝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以在河南考生中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清华，这一年他14岁。
清华留美预科班推行的是西方教育模式，培养了一批后来成为中国学界精英人物。杨廷宝在这里常常能接触到思想出新、个性张扬的同学和师长。美术女教师美国人斯达（Florence.Star）非常欣赏杨廷宝在美术方面的天赋，她一度为杨廷宝设计了一个画家的未来，她还对杨廷宝和同班同学闻一多等人组织的清华美术社格外关注。在清华时期，作为诗人的闻一多屡屡在绘画方面显示才华，经常与杨廷宝结伴写生、编刊物。
杨廷宝对斯达这位温和善良的老师一直抱有很深的师生情谊，在美留学期间不远千里去看望她。他曾很细致地记述斯达：“记得一次丁香花盛开的时候，我在课堂里对着花作画，画兴正浓，下课铃响了，忘记了去吃饭，斯达看到了，就从家里给我送饭。老师的言行无形中加深了我对绘画的爱好。”
这样的艺术氛围加上童年时期的家庭美术教育，似乎要把杨廷宝造就成一个美术家，然而一个偶遇却让杨廷宝了解并向往建筑师的工作状态。在当时的中国，纯粹意义上的建筑师还是泊来品，建筑设计的业务大都由外国建筑师担纲。清华学堂的几幢重要建筑都是由美国人墨菲（Henry. Murphy）设计的。担任这几座建筑住校建筑师的庄俊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工学院工程系，是中国最早留学回国的建筑师。杨廷宝结识了年长自己13岁的庄俊，经常跑到他工作的清华工字厅去看他绘图，跟着下工地，了解建筑的建造过程，很快确定了自己的志向，报考建筑学专业。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杨廷宝师从著名建筑师保尔·克瑞（Paul Philippe Gret）。克瑞是法国人，曾就读于巴黎美术学院，1903年来到宾大执教。19世纪末的美国折衷主义建筑很盛行，这是一种源于法国的以古典建筑语汇覆盖新结构、新功能的建筑的设计流派，属于现代建筑设计思潮产生前的过渡风格。大批学院派建筑师从法国来美国从业，一度带动了美国这一时期建筑风格的主旋律，即便是美国的建筑教育也承袭了巴黎美术学院的模式，保尔·克瑞正是这批学院派建筑师中的杰出者。
《美国建筑大百课全书》这样评价保尔·克瑞：“（他）是一位极有才华的折衷主义建筑师，他以伟大的建筑风格为依据设计出优秀的作品……全部思想源于巴黎美院的传统。他按学院派的方法传授学院派设计，并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创作。他不是一位革新者，全部事业并不入后来现代建筑之流，但他设计了许多不同风格的作品，至今不失佳誉，他传授给学生建筑知识和设计好建筑的敏感。”他是通过作品和教学给予美国近代建筑深远影响的建筑大师。
杨廷宝在宾大的学习非常出色，不到三年就修完了全部课程，拿到学士学位，又用一年就拿到了硕士学位。他还多次在全美建筑专业学生设计竞赛中获奖，包括1924年爱默生奖（Emerson Price Competition）的头名和市政艺术协会奖竞赛（Municipal Art Society Competition）的一等奖。不过，在美国学习五年，杨廷宝最大的收获是从对恩师保尔·克瑞的追随中得到的感同身受的体会，这段经历影响了他此后的建筑设计和从教生涯。
保尔·克瑞是那种更愿意以师徒关系培养建筑师的教师。他开办一所自己的建筑事务所，一边从事设计实践一边教学。杨廷宝是得到克瑞赏识而进入了“克瑞班”的唯一中国学生。杨廷宝在宾大时的同学陈植回忆说：“他的全力以赴、持之以恒的精神，反复思考、多方推敲的手法，谦虚谨慎的品格备受克瑞的欣赏，使他成为当时唯一的中国学生选入克瑞的教学班。平日沉默寡言的克瑞在杨老的课桌旁常是待较长时间，边讲话、边改图。”
克瑞的教学和为人给杨廷宝留下长久的记忆。杨廷宝在讲述自己这段求学时期时说：“循序地按老师要求去做，一步步地入门，这样可以主动从老师处学到许许多多。他改图那么细致认真，几乎每一张图就是一张铅笔画。他十分注重比例陪衬，拿尺子按比例画人，因为人是衡量建筑的尺度，又是环境的尺度。几十年过去了，他的教学方法总是以身作则，勤于改图，指点迷津。”
杨廷宝毕业时，克瑞迫不及待地邀他进入了自己的事务所工作。从设计观的建立，直到建筑细节处理手法以及设计付诸实施的技能，杨廷宝都是在“克瑞班”和克瑞事务所学成的，正是因此，他在回国进入基泰工程司后，立即成为设计事务所的顶梁柱。
杨廷宝回忆这位老师时说：“（他）生活很简单，每天上午到事务所工作，下午到学校改图。为人很诚恳负责，改图很认真。”“他比较偏重艺术手法，认为结构工程问题到实际工作中自然会有结构工程师解决。”克瑞的教学和为人也给杨廷宝留下长久的记忆。
受到克瑞影响，杨廷宝系统地学习、研究了西洋古典建筑各个时期风格样式以及细节，深得经典的精髓。杨廷宝从克瑞那里沿袭的唯美主义理念被灌注到他一生的建筑设计作品中，而克瑞精益求精的执业品质和淡然风度也可以从杨廷宝身上找到影子。
1927年回国后，杨廷宝大多数的时间都如同他的导师克瑞一样边做设计边执教，作品遍及南北，桃李开满天下。从1941年在重庆受聘于中央大学建筑系开始，先是在南京大学（后更名为南京工学院，为现在的东南大学）建筑系担任教授和系主任，直到晚年，一手培育出众多的当代中国建筑界的中坚力量。
在成长的每个阶段，杨廷宝都有恩师做榜样，他们犹如灯塔为他指明方向；似乎，他们也期待杨廷宝把这个精神财富传递下去，而他也做到了，无论是在作品还是在人品上，在他的学生看来，老师杨廷宝都是楷模。
杨廷宝40年代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的学生、童鹤龄教授回忆老师时说过四句话：“为人师表，道德文章，业务要精，格调要高。”
建筑大师张镈1933年从东北大学毕业进入基泰工程司，对于当时年仅32岁的杨廷宝的言传身教存有很深的记忆：“这时他已是基泰的合伙人，是主持图房的总建筑师，是设计建造整个东北大学新校、沈阳北站、北京西河沿大陆银行以及大量高级住宅的名师了，功成名就，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他还是扒在图桌上制图。”“杨先生并没有因事务性的工作劳神分心而放弃专业工作。”和下属交代问题“从来不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地乱改”。
张镈回忆，杨廷宝不耻下问的治学精神让他铭记一生。1934年，杨廷宝主持天坛、故宫角楼、西直门箭楼、国子监等一批北京重要古建筑的修缮工程设计。他四处虚心求教，拜师学艺，自掏腰包请老工人去东来顺吃涮羊肉，甚至为了讨教古建筑的秘诀，陪老工匠躺鸦片馆，亲手为老工匠烧烟泡，被熏得够“呛”。杨廷宝研究古建筑，不仅尊重实物遗存，也尊重匠人，研究他们的营造技艺。他的这种学风和人品成为一种影响力，传递给下一代建筑师。
1937至1939年间，杨廷宝曾面临生活困境：他虽为基泰工程司的合伙人，占有20%股份，又是总建筑师，却很少参与分红，要养活五个子女，生活到了快过不下去的状况。然而，1940年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杨廷宝为了鼓励学生画好水彩画，竟自掏腰包设立奖学金，搞水彩画比赛。
1959年，张镈已经是人民大会堂的主设计师了，他仍然记得杨廷宝就大会堂的设计缺陷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他感慨说：“只有真正爱护学生的授业恩师，才肯在具体问题面前做具体的指导。”
曾常年跟随杨廷宝学习和工作过的齐康回忆说：“他总对我说，要勤下工地，和老师傅多商量，教育我怎样在现场直接与工人对话。”
两院院士吴良镛回忆50年代初与杨廷宝、梁思成等人在北京东安市场的一次就餐：“谈话间，忽见杨先生从座位中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琢磨着面前的桌椅，随即从怀中掏出卷尺将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他说，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得甚为舒服，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在学生眼中，杨廷宝即是一部教材，举手投足都会教人懂得如何炼成一个职业的建筑设计师。
杨廷宝一手培植了中央大学建筑系，把它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倾注全部精力。他一生都在坚持着自己的教育理想，即把自己从宾大带回的完整的建筑学教育体系作为一种传统传承下去。实际上，中国建筑教育两大阵营中的另外一支——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建立），也是由中央大学建筑系派生出去的。
曾是建设部副部长的建筑大师戴念慈，晚年还清晰地记得杨廷宝对学生的现身说法：“他上课时经常讲他的学习经历，使我得益匪浅，主要是争取学习的主动性。他常说，在老师改你的作业之前，你应该把你的设计准备好，最好多拿出几个方案，这样，老师就可以根据你的图多提出意见，有的同学不这样做，往往老师在修改别人作业时他还在画自己的方案，太被动了，如果你的方案做好了，那你就可以听听老师对别的同学的方案有什么意见。甚至你还可以从老师改第一个方案的时候，就站在旁边听，这样你学的、看的、听的就多得多了，反之，急于抱佛脚，你就失去了学习的主动性……”
在老一代建筑师当中，戴念慈的设计作品在建筑界的认可度是名列前茅的，这得益于戴念慈入门时就得到杨廷宝这样好老师的教导。
学生杜顺宝曾回忆，有一次，平时很和善的杨廷宝听到建筑系的走廊里有人吹口哨，就从办公室走出来严词质问，他是从心底里要绝对维护建筑系这座庙堂的神圣感。据齐康回忆，甚至是在“文革”时期，杨廷宝和一些教师被逼跪在建筑系门口的时候，还悄悄地问是不是真的要取消他的建筑系，而那时的他早已年逾古稀。
君子之交
杨廷宝为人正直，待人诚恳，淡泊名利，一生中的每个时期都有挚友知己。年幼时的绘画入门就是因为结交了一位日后成为画家的学长陈兰。杨廷宝从陈兰那里耳濡目染，渐入画境。在清华时期，与闻一多的结交更促进了他的画艺，日后以他的绘画功力用于建筑设计表现和建筑系的教学示范，令人折服。1926年秋天，杨廷宝利用自己在设计竞赛中得到的奖金以及在克瑞事务所的薪水，与好友赵深结伴游历欧洲。两个人边走边看边画边讨论，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光。这种旅行考察几乎是所有成功建筑师的标配，很多建筑大师思想的升华都是在周游世界之后。
每天晚上，他们两个人在旅馆先列出第二天的考察学习计划，再阅读弗莱彻的《比较世界建筑史》中的有关章节，把要去看的建筑物的历史、社会背景、艺术特征以及平、立、剖面图和装饰细部反复阅读，一直到记得烂熟，然后第二天再去实地考察和对证。
杨廷宝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友情从宾大时期就开始了。当时在宾大校园，杨廷宝等中国学子发奋苦读，成绩骄人，被称为“中国小组”，令很多外国学生侧目。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受杨廷宝等人的感召，也报考了宾大，因此与杨廷宝结交。梁思成对这位早他三届的学长非常敬慕，他评价杨廷宝时说：“内韧外秀，厚积薄发。” 还说，学长的作业和笔记就像他本人一样，非常工整，赏心悦目，是同学们的范本。
林徽因与杨廷宝也有很深的交情。在谈对杨廷宝的印象时，林徽因说他是个严肃古板的人。然而，在美国，有一次杨廷宝破例答应陪林徽因逛街，竟使这位“民国公主”受宠若惊，念念不忘。林徽因很喜欢杨廷宝的水彩画，杨廷宝便送了一幅《北京雍和宫》水彩画给她，这幅画和林徽因的画一起被梁思成一直挂在书房。
1928年，杨廷宝接到张学良的邀请，请他去组建东北大学建筑系，并将建筑系的系主任一职留给他。此时，杨廷宝已经加入了基泰工程司，便向张学良大力推荐刚从欧洲考察回国的梁思成夫妇。梁思成刚刚婉拒了基泰工程司的邀约，去东北大学建筑系正是他志向所在。张、杨、梁一拍即合，东北大学下聘书，梁思成携新婚妻子林徽因欣然赴任，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系就这样创办起来。后来梁思成进入清华大学组建建筑系时，杨廷宝的一批优秀的学生又被派到清华成为教师骨干，以至于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教学体系又在清华建筑系落户。
1955年4月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的再婚饱受社会舆论压力，杨廷宝为此去做梁思成子女的工作，请子女们理解梁思成晚年害怕孤独的心理。可见梁、杨两位建筑界泰斗之间友情的至深。
杨廷宝设计的奉天总站
建筑为了什么
当年杨廷宝弃美术而选择建筑专业，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他强烈的报国心、社会责任感和科学救国思想。他回国之初，正是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集中出现的时期，他加盟的基泰工程司老板关颂声依靠深厚的上层关系获得大量官方设计项目。杨廷宝很快进入创作实践的黄金时期，设计了诸如京奉沈阳铁路总站、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校舍、北京交通银行、南京国民党党史陈列馆，南京中央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等一批大中型公共建筑。其中最显露其设计才华和能力的是沈阳少帅府的竞标项目。1927年，刚刚加入基泰的杨廷宝就接到张学良在沈阳的少帅府设计竞标的任务。很多国外建筑设计事务所参加竞标，基泰工程司很晚得到消息，仍决定参加角逐。杨廷宝赶到沈阳时距离交图时间不足两天。他花了半天时间了解了场地等条件，只用了一个通宵和一个上午的时间就画好了整套平、立剖面图和渲染图。最终杨廷宝的方案脱颖而出，成为中标方案，其构思巧妙、设计绘图一气呵成，实在令人称奇。
南京是当时民国首都，有大量的杨廷宝作品，中山路曾被称作“杨廷宝一条街”，他的很多作品如今都被作为历史文物保护起来。
杨廷宝在设计当中十分重视与建筑相关的人、物、经济之间的关系。他讲究设计中的各种关系之间的调和，这体现出建筑师的职业智慧。
杨廷宝与夫人在米芾的祠堂前留影
他从业后接受的第一个项项目——京奉铁路辽宁总站，在中央大厅圆拱屋架建筑风格的选择上，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根据委托方意志调整设计。原方案试图用现代建筑的设计语言来匹配这个大跨度空间的结构，然而委托方认为大众头脑中火车站的固有定式是北京的前门火车站，要求设计师给他们设计一个更易于接受的火车站屋顶。
中国的建筑观当中，对建筑的实用性看得更重，建筑师很难建立起主导地位。在经过大量的建筑实践之后，杨廷宝对自身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有清晰的认识，他把自己作为社会生态中普通一员，以实用理性的态度，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他关于设计的言论不多，却非常平和淡定，深入浅出，从实用出发，让人易于理解。他给建筑植入的是质朴、本色、随性、亲和的品质，用最朴素的设计理念留下了建筑经典。这些建筑并不注重表现张扬的个性，更多的是一种合理、合用的舒适度，而这也是杨廷宝一生所追求的。
1951年，杨廷宝接手设计北京和平宾馆，此时他尚沉浸在迎接新中国的喜悦之中，雄姿英发，踌躇满志，焕发了强烈的创新的冲动。他采取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设计风格，悉心玩味现代主义的设计手法，细节处理恰如其分又十分精到。虽然在设计过程中，杨廷宝已经按委托方意见做过多次妥协，然而这个作品仍然给他招来了一时的政治风波，有人把它归类到某种主义加以批判。即便如此，同济大学的教授冯纪忠曾坦言：“杨老的和平宾馆，我看只有在那个年代才会建起来。”
很难找到杨廷宝关于建筑是为了什么这个提问的论述，但是他却以他的实践、他的学风和他的品格呈现了完整的解答。
责任编辑/斯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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