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 托

　　融汇中西 继往开来中国近代建筑师群像

　　文刘 托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而开始向现代民族、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转型。由于新型工业文明的诞生与成长，城市功能、生活观念和方式、建筑材料和施工方法等诸方面的改变，中国的建筑文化也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审美观念和价值评判标准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

建筑观念的嬗变

19世纪后半叶，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已经预示了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体系的衰退，清漪园的重修、河北清陵的营建成为传统建筑体系的最后回响。随着专制体制和传统社会结构的迅速解体以及西方近代文明的输入，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包括它的形制、形式、结构，以及构造和材料等等都未能也不可能再适用和满足随社会巨变而来的新功能、新观念、新趣味的时代要求。西洋建筑随着坚船利炮的传入，似乎一夜之间就布满了中国的都市商埠，向人们传递和灌输着一种新的文明事实，这些体现着西方近代文明生活的银行、工厂、仓库、教堂、饭店、俱乐部、会堂、医院、商场、独立住宅等等新型建筑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建筑舞台上，不同程度地扮演着文化传播者的角色。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日见觉醒，传统的中国文化虽然一时断裂，但毕竟根深蒂固。在传统赖以植根的一般民众中，西方建筑多被视作辱漫的象征，历次教案中百姓烧毁教堂的行为就包含有这种隐匿着的民族情绪。一些洞察到这种社会文化的外国建筑师早就暗中在学校、医院一类建筑中采用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如20年代的金陵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圣约翰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协和医院等等，中国传统样式俨然成为教会建筑的一种特定风格，自此兴起了一股传统复兴的浪潮。但这一浪潮所以能波澜壮阔，也得益于当时国民政府的倡导和支持，如1929年的《首都计划》和《上海新市区规划》中就明确提出：“政治区之建筑物，宜尽量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凡古代宫殿之优点，务当一一施用。”对于商业之建筑，“其外部仍须具有中国之点缀……外墙之周围皆应加以中国亭阁屋檐之装饰，而嵌线花棚架等式，亦当采用”。至于住宅，“中国花园之布置，亦复适宜，自当采用”。民国政府此时所以特别倡导中国固有形式，目的是“发扬光大本国固有文化”，更因“国都为全国文化荟萃之区，不能不借此表现，一方以观外人之耳目，一方以策国民之兴奋也”。此外，“使置身中国城市者，不致与置身外国城市无殊也”。在官方指定下，一大批国家级的建筑以中国固有形式出现了，如董大酉设计的上海市政府办公楼，卢树森设计的中山陵藏经楼，徐敬直、李惠伯设计的南京中央博物馆。作为对官方倡导的回应，中国近代建筑师群也莫不以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复兴中国建筑为历史使命，一面提倡“融合东西建筑学之特长，以发扬吾国建筑固有之色彩”，“应采西方建筑之长，保存我东方之固有的建筑色彩，以创造新的建筑形式”。一面更提出：“改造中国皇宫式建筑，使之经济合用，而不失东方建筑色彩，为中国建筑师之当前急务。”“欲成一著名大师，亦非取新法使中国式建筑因时制宜，永不落伍，则建筑师之名与此建筑永垂不朽矣。”

　　

　　澳门大三巴牌坊/澳门市政厅广场

　　中西建筑文化的冲突导致了“民族形式”这一中国近代建筑创作特有的命题。古代中国人从未对自己的建筑形式提出过疑问，从未有过民族形式和非民族形式的问题。正是由于近代西方建筑的大量植入，才产生了旧形式与新功能、传统形式与西洋形式的矛盾；原来和谐的城市和乡村环境中生硬地插入了异国情调的教堂、学校、办公楼；以表现单体造型为主的欧美建筑与中国传统的空间构图方式格格不入；而单体建筑的造型手法与中国传统建筑相距甚远，以木结构为前提的曲线屋顶、绚丽的色彩和新结构、新材料一时也很难结合，但依然牢固的民族审美观念又无时不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于是传统的形式先是在民间工匠自己建造的近代建筑中有所表现，后来就变成了建筑师的自觉追求和业主的营造要求，民族形式遂成为近代建筑创作的新命题。

　　然而，这一命题毕竟是近代文化冲突下的一时应对之策，而非中国建筑发展演变中规律性的表现，最终难以取得突破和发展，反而愈加暴露了新条件下传统建筑和民族形式思潮本身的弱点，诸如“不能满足时代需要……对营造之经济适用则不计焉”，“中国宫殿式因为经济上的损失和时间上的耗费，犹如古典派之不适用于近代，用于政府建筑亦成过渡”等等。人们对这种不加深虑而到处搬用传统形式的作法由一味盲从转向怀疑和否定：“中国旧时房屋之不合时用，又不经济为憾事，且今日建筑界中之提倡中国建筑者徒从事于皮毛。将宫殿庙宇之式样移诸公司厂店公寓，将古有庙宇变为住宅，将佛塔改为贮水塔，而是否合宜未加深虑，使社会人士对建筑之观念更迷惑不清。”总之，“因为最近建筑工程的进步，在最清醒的建筑立场上看来，宫殿式的结构已不合于近代科学及艺术的理想。宫殿式的产生是由于欣赏中国建筑的外貌”，而“表现中国精神，需要另辟途径”。

　　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进程的急速演替，同时也由于西方现代建筑理论和国际主义风格的影响，建筑风格上的中西之争渐渐为新旧之争所取代，古典建筑形式的严谨、繁琐、单调逐渐被现代建筑形式的灵活、简洁、明快所替换，西方现代建筑渐渐占据了中国近代末期的建筑舞台，建筑师也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现代建筑运动中功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已有人宣称：“不承认‘美’的存在，摒弃国家观念，侧重如何适合一切实际的需要”，宣扬“在现代变通发达、文化传播、国际间同一式样建筑产生的必然性”的理论。更有人称赞“摩登式犹话体文，能普及而又切用。是令各国公私大小之建筑盛行采用之样式”，这无疑是中国国际主义风格的初期宣言。

民族形式的追求与探索

　　上海外滩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的建筑创作出现了源自中国自身的古典复兴和民族形式的热流。当时民国政府继辛亥革命前后的国粹主义、改良主义和复古主义的余脉，热衷于所谓的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读经、忠孝仁义，鼓噪“中国固有文化的发扬光大”。在1929年的南京《首都计划》和《市中心区域规划》中，这一复古思想演化为了明确的指令性的建筑方针，如《首都计划》中明确提出：“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商业区建筑 “外部仍须有中国之点缀”，“外墙之周围皆应加以中国亭阁屋檐之装饰”，住宅建筑中“中国花园之布置，亦复适用”。这股复古思潮由于处于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反帝情绪日益高涨的时节，因而得到了建筑师和中国社会的普遍响应和自觉追从。应该指出，这一建筑运动虽具有探索性，但终因不是中国建筑发展中本质规律所导致的自身演变的结果，既缺少足够的物质基础，又缺少足以指导和深化这场运动的建筑思想和学术理论，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古典复兴和折衷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翻版，建筑形式也不外乎中国的复古式、古典式、折衷式三种趋向。

　　复古式是指建筑的造型及细部装饰纯粹仿中国古代宫殿庙宇的一种建筑形式，其代表作品主要有：南京中央博物院（1937年）、国民党党史陈列馆（1934年）、北京燕京大学（1922-1930）、南京灵谷寺阵亡将士纪念馆（1930年）等。中央博物馆由梁思成担任设计顾问，实际上是一座新建的传统宫殿式建筑，结构虽为钢筋混凝土和钢屋架，但形式纯系辽代木构大殿样式，从整体到局部都是道地的古建筑形式，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一缕回光。

　　

　　苏州忠王府

　　古典式的特点是在基本保持传统建筑的比例和细部，特别是保持以大屋顶作为造型的主要特征的前提下，力求功能与形式尽可能结合，形式本身也尽量加以融汇变通，并试图发展和革新。代表作品有：南京中山陵（1925-1929年）、广州中山纪念堂（1928年）、上海市政府（1929年）、广州省政府（1932年）南京国民党党史史料馆、北京协和医院、南京金陵大学、北京辅仁大学教学楼、武汉大学（1929-1935年）、北京图书馆（1935年）等。

　　中山陵是近代中国建筑师第一次规划设计大型建筑组群的主要作品，也是探讨民族形式中的一件较为成功的作品。当年为建造中山陵曾进行了专门的设计竞赛，悬奖征求方案的条例中有明确指定：“祭堂图案须采用中国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者，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参赛的40多名中外建筑师，头三名均为中国建筑师所获，后选用了年轻建筑师吕彦直的头奖方案进行深入设计和建造。继中山陵之后吕彦直1926年又在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竞赛中金榜夺冠，展示近代中国建筑师的才华。

　　折衷式是在西方近代建筑思潮影响下，对中国古典式建筑风格进一步简化和变通的产物，其特征是基本上取消了大屋顶和油漆彩画，也不因循古典的构图比例，只是在立面上增加一些经过简化的古建筑构件装饰，用以作为民族风格的符号和标志。南京国民党外交部办公大楼（1933年）即是具有所谓“经济、实用、又具中国固有形式”的一座典型的折衷式建筑。与该建筑属于同一风格的还有南京国民党国民大会堂（1935年）、上海中国银行（1935年）等。梁思成设计的北京仁立地毯公司立面（1923年）是古典手法运用得比较道地和灵活的折衷式个例，其特点是把古代构件装饰和门面构图经过重新组合后施用于近代小型商业铺面及内部装修上，繁简适度，裁剪得当，雅致清新，别具一格，可惜后来王府井大街改造和扩建中被拆除。1934年建造的上海江湾体育场组群是当时折衷式建筑中较为成熟的一组建筑，其中体育场、游泳池和体育馆三座主要建筑都是当时比较新的建筑类型，满足功能和结构造型要求乃是设计中的主要矛盾，建筑师只有立足于此才能有所成就，由于建筑的主体全部采用了红砖砌体，为力求简洁，只在入口部分加以重点装饰，以表现民族风格。

　　从中国近代复古式、古典式和折衷式建筑的发展演变中不难看出，近代中国建筑师对中国民族形式的探索基本上没有摆脱西方古典主义和集仿主义思潮的影响，只是手法上具体而微，随着西方建筑思潮中现代建筑运动的崛起和西方古典主义、折衷主义的式微，中国建筑师对民族形式的探索与追求也见冷淡，建筑的发展毕竟有其自身的规律，但探索本身还是有益的，探索中的一些手法、经验和教训至今也还有借鉴意义。

中国近代建筑师的崛起

在古代中国，由于传统社会长期积淀而成的重仕轻工，视技术为贱末的偏见，虽也不乏身怀绝技的匠师，也有过以工头身份擢任工部尚书之事，但终未形成与今天相近的建筑师概念，营建之事历来为士大夫们所不齿，从事这门职业的人也只被认为是匠人而已，靠父子或师徒间的“薪火相传”，即借助于操作示范和匠谚相传获得技术和知识，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近代以后，由于社会变革和西方文化的进入，具有自我意识、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掌握新技术方式的中国近代建筑师出现了。与此同时，以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和教育体制为蓝本的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也初具雏形，这些都意味着中国近代建筑创作开始具备了产生和发展的可能性和最活跃的因素。

　　中国近代早期建筑的设计，基本上被外国洋行打样间所包揽，它们一方面承担本国在华的各种建筑工程，一方面还通过种种门道争夺中国业主的设计项目。从1910年起，陆续有一些在国外学习建筑专业的留学生回国，并开始承接国内建筑设计业务，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建筑师。20世纪20 至30年代，留学回国的建筑师逐渐增多，同时中国自己培养的少量建筑师也开始在各地建筑工程中发挥作用。随着中国建筑师数量开始大幅度增长，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中一批著名的建筑师事务所相继出现，如基泰工程司事务所等。建筑师这门职业也逐渐成为当时知识阶层认可的从业目标之一。

　　早期的年轻建筑师对自己职业的择定主要是受这样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是社会变革后，城市的迅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种种规划设计任务的骤增，无论对建筑师的数量，还是对建筑师的质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次是欧洲人带来的异域建筑及设计方法，为中国人展现了一幅神奇的景象，尤为年轻建筑师所追从。再者，当人们初步了解到建筑在当今和未来生活中的意义，了解到西方建筑文化扑朔迷离的故事和建筑师在西方社会中的地位后，他们对建筑和建筑师都有了新的概念，一批青年人奔赴欧美专攻建筑学，如庄俊、赵深、杨廷宝、吕彦直、童寯、陈植、董大酉、卢树森、徐敬直、李惠伯等，憧憬着将来能为自己的祖国绘制美丽的蓝图。在他们看来，高大、坚固、美观的建筑无疑就是一个国家富强和文明的象征。

　　

　　广州中山堂

　　中国早期的一代建筑师中很大一部分都是赴美攻读建筑学科的。当时美国的建筑系主导思想是把建筑看作艺术，把建筑设计看作艺术创作，把建筑表现技巧和建筑构图训练作为建筑设计的基本功。设计课程一开始多半是作一些纯造型的训练，如纪念碑设计等，在建筑创作的理论和方法上带有浓厚的古典主义和折衷主义色彩，学术上属于学院派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受教育的中国留学生所掌握的基本上是西方正统的专业功底，加上有机会能周游欧洲各国，故对西方建筑文化有较为真切的了解。这批青年人相继回国，合作或单独开办建筑师事务所，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创作的主体。中国近代建筑师的出现和成长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突破了传统社会中建筑工匠家传口授的学艺方式，而且改变了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对建筑的传统观念。由于中国早期的近代建筑师多是从国外留学归来，因而他们的成长过程也就是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建筑规划设计和建筑科学技术的过程，不少青年建筑师在建筑设计中已表现出高度的成熟和出色的专业才能，并在建筑设计活动中表现出了深厚的专业造诣，同时也对近代建筑的民族风格进行了热情的探索，为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倾注了心血。

中国建筑史学的诞生

中国古代虽说不乏语及建筑的文章或专论，但因未能以建筑及建筑史为系统的研究对象，形式上又多为考证、笔记、语录及工程作法之类，终未能在建筑历史与理论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建筑史家梁思成在论及此般遗憾时曾概括道：“我国古代建筑，征之文献，所见颇多，《周礼考工记》《阿房宫赋》《两都两京》，以至《洛阳伽蓝记》等等，固记载详尽，然吾侪所得，则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辞藻，调谐之音节耳。明清学者，虽有较专门之著述，如萧氏《元故宫遗录》及类书中宫室建筑之辑录，然亦不过无数殿宇名称，修广尺寸，及‘东西南北’等字，以标示其位置，盖皆‘闻’之属也。读者虽读破万卷，于建筑物之真正印象，绝不能有所得。”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于中国近代建筑的空前发展，中国建筑史学开始萌芽。在这之前，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竞相研究，为中国建筑史学的诞生起了催化作用，如英国人钱伯斯、叶慈，法国人沙畹，德国人艾克、鲍希曼，瑞典人奚仑，日本人关野贞、伊东忠太、田边泰、塚本清和村田治郎等纷纷搜集资料，著书立说。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鲍希曼的《中国建筑史》、伊东忠太的《清宫殿写真帖》和《中国建筑史》、关野贞的《中国建筑》和《中国的建筑和艺术》、奚仑的《北京城墙及城楼》、钱伯斯的《中国房屋、家俱、衣服、机械和用具设计》等。

　　中国近代建筑史学的诞生是以1929年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为标志的，学社发起人朱启钤在当时“整理国故”的思潮影响下，发现了宋《营造法式》的抄本，两次刊行后产生了研究中国建筑的兴趣，遂自筹资金发起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从事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由于学社初邀入社的成员大部分是朱氏过去的幕僚，这些人多是一些国学家，所谓研究主要是钩稽章句，迻录掌故。为改变这种状况，朱启钤于1930年特邀留学归来的年轻学人梁思成、刘敦桢入社，分掌法式、文献二部。自此学社的研究工作才真正走上科学的治学道路，并划时代地开创了中国建筑史学的新局面。

　　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就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营造学由古代文人的章句考据上升为科学，扭转了人们的传统偏见。自古以来，特别是两汉以降，道器分离，主流社会视工学为淫巧，世代哲匠永不得侪身士林，传之于载籍者与施之于事物者截然不相谋，使古代营造成为了绝学。营造学社以建筑为对象，兼及各类工学，其为史学乃一大突破，也是建筑史观的一大变革。二是调查、测绘并研究了大量的古代建筑实例。当时学社同仁足踏十六省，二百余县，涉猎古建筑遗构两千余处，并发表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实测图样，为中国的古典建筑史研究积累了一批翔实可靠的实证资料，至今仍被建筑史学界所参考和引用。三是较为细致地研究了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这两部中国古代建筑典籍，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同时梳理了大量古代文献和匠人抄本，为史学研究建立了一定的史料基础。四是1945年梁思成根据学社历年调查的成果，写成《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图录》，初创“中国古代建筑史”这一学科。五是学社接受了有关部门的委托，承担了古建筑的修缮、复原计划工作，曾制订了北平13座城楼、箭楼的修缮保护计划、曲阜孔庙修缮计划、杭州六合塔复原修缮计划等，为保存、保护文物建筑作出了贡献。六是初步建立了一套中国古典建筑的知识体系，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弘扬，为一般大众所了解，并在普及工作上作出了一定贡献。

　　营造学社的出现是历史演进至近代的产物，因而它的治史特点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社会背景及学术背景的影响，在史学观念或治史思想上基本上将史学视同于史料学。这种史学观念除传统思想影响外，还受到当时史学界所流行的史料学思潮的左右。近代史学家傅斯年在其《史学方法论》中曾明文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蔡元培在其《明清史料序》中也曾提出了相应的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由于这种主张既以传统史学为祖武，又以近代西方史学理论为大纛，旗下汇集了一批有影响的史学家，在史料的整理方面也确有重要贡献。学社创立之初，由于当时客观上缺少起码的史料储备，故自然把史料的搜集、考证、积累，特别是对实物的调查作为研究工作的起点和重点。同时，伴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豪富商贾及中产阶级莫不倒戈于新异，西方建筑遂充斥于通商大埠，而原有传统建筑则多被视为陈腐，或拆改逾半，或破坏无遗，在尚无建筑文物价值和文化遗产观念的当时，中国传统建筑正经历着空前的摧残。这无疑使建筑史学工作者备感焦虑与痛心。于是当务之急乃是“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渐减杀。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它却与在大火之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急不容纳的性质”。正因为这种紧迫的现实，调查和进而保护工作被学社认为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义务”。由于“古物的命运在危险中，调查同破坏力量正好像在竞赛”，所以学社的初衷与工作重点也就自然成了“多多采访实例”。

　　由于受到西方近代考古，特别是美术考古的影响，营造学社的治史工作尤重对建筑实物的调查、测绘、考证和分析，“搜集实物，考证过去，已是现代的治学精神”。梁思成在其《蓟县独乐寺山门考》中对此予以了特别的强调：“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这种以对实物的调查、测绘为特点的实证方法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科学的，不足之处是强调了感性经验的重要，而轻视了理论思辨的重要性，但这种不足并未遮掩学社开创中国建筑史学的功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要建立起系统的、完整的建筑史学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实事上，这项历史使命只能在一个长期的建构中才能逐步完成。

　　责任编辑/斯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