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朱启新
文 林 琳
寒来暑往，年逾九旬的朱启新老人家里时常有人来访，或约稿，或求助编稿，或请担任主持丛书主编等。先生感兴趣的，会留下来写作，一些项目的策划、组编工作，他会推荐些不错的年轻人做。
朱启新是一位传奇式的文物学界耄耋长者，古稀之年主持了《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的出版工作，全套65册，被誉为中国文物考古界的世纪丰碑。同时，他得闲著书，致力于文物普及工作，提倡文物研究要与社会、历史研究相结合，至今出版了《文物与语文》（1999年）、《春秋战国教育史》《文物物语》（2006年）、《读趣——引人深思的120个古代故事》（2009年）、《看得见的古人生活》（2011年）等，并主编《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十卷）、《考古人手记》（三辑），社会影响广泛。
如今，朱先生还在撰写《形象的历史》和《长城絮话》两部著作。退休在家省去了上下班挤公交车，案头少了些杂件，一杯清茶，几本书籍，与老伴相坐，就是他不羡仙的幸福生活。朱先生有两儿两女，四世同堂，乐享天年。回首亲历的风雨岁月，他对老伴儿说：“一下子，我们老了。”
一
朱启新原名朱典馨，1925年出生在皖南休宁县月潭村。父亲在杭州工作，幼年时他便随全家迁居杭州。他从小爱好读书，总是想有一天念到大学。小学毕业那天，他拿着文凭回来对母亲讲：“你帮我保存好，我要考大学。”因为过去考大学要有小学文凭、高中文凭，要么同等学历。他有两个志愿，一个是当研究工作者，另一个是当教员。研究工作是他的理想，他一心想搞研究，教员则算是现实的生计需求，是懂事后才有的。
抗日战争时期，朱启新在浙西一中读初中，有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毕业前夕，学校临近前线，说日本人快打过来了，要迁校取消毕业考试，但是迁校后，日本人没有打过来，继而又说要恢复考试。他便站出来带头反对，抗议学校出尔反尔的行为。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他本想继续在浙西一中考高中，结果因为此事被拒绝录取，落了个初中毕业后上不了学的下场。这时，正巧毕业班的级任老师也离开浙西一中，到邻县的小学当校长，学校需要一个教导主任，就把朱启新拉去了。
缘分天注定，初中时同一学校而不同班级毕业的另一位女生，也到了这所小学工作，艰苦的环境，促使他们相互帮助、照顾。八年之后，成为夫妻，相濡以沫直至今日。
在小学工作了半年，当年寒冬，朱启新考取了浙西二中高中春季班的公费生。高中学习，少有课本，发些提纲式的讲义，高二语文老师是位秀才，不善讲课，黑板上也不大写字，讲的却是《易经》，学生听不懂，也不闹，因为语文考试没有不及格的。高三时，换了老师，教佛教经典《金刚经》。朱启新小时候，他的外婆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天天早晨点燃三支香，念着《心经》，他听着听着，也记下了几句。因此，他学《金刚经》，兴趣很高，上课听得很仔细，佛经中有的地方不好懂，到了下午自习课的时候，一些同学围坐在朱启新四周，听他讲解《金刚经》里难懂的句子，他则盘腿坐在两把椅子之间搭的板子上，活脱脱一幅和尚“讲经”的场景。
从高中起，朱启新便开始给报纸写文章，偶尔拿到稿费会叫几个同学一起到小饭馆，来碗红烧肉作“改善”。教过他的老师都对他称赞有佳，他的高中班主任应毅常在周末拉他去家里吃饭，师生共同烧饭做菜，老师掌勺，学生烧火拉风箱。还有英文老师，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性子很急，上课也严厉，有的学生回答不出问题，就会恼怒地把该生的作业本摔在地上踩，学生们害怕极了。朱启新是例外，他英文好，老师对他的印象很深。高中毕业，朱启新由于经济原因不能升学，经人介绍，应聘长兴文化馆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职位，碰巧这位英文老师调到长兴中学当校长，知道了这一情况，就主动把朱启新要到自己学校，常常要他去代自己的课，教初三英语。
决定考大学以前，朱启新的母亲得了癌症，这时，姐姐在浙江湖州工作，便接他们到湖州住下，好在他的恋人也是湖州人，常和她的母亲同来照顾，这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方便了许多。后来因为没钱医治，只能买些鸦片给母亲止疼。朱启新的婚姻就是母亲在弥留之际定下的，订婚后第二天，母亲就放心地辞世了。临终的那天晚上，朱启新在母亲身边，上半夜母亲疼得厉害，最后她说了句没有衣服呢，便不再讲话，疼痛感也渐渐消失。朱启新守护着母亲，按着她的脉搏，越来越慢，直到完全停止。他懂得，在临终之时，有的病人脑子还清醒，大喊大叫反而引起病人痛苦，要安安静静，让病人如入睡般地逝世，等了十分钟，他才把姐姐哥哥喊来，安排母亲后事。朱启新这种冷静、理性的性格，也反映在他的写作和工作上。
二
1949年春的一个夜晚，在湖州内湖轮船码头，妻子送朱启新乘坐次日晨抵达上海的小轮船，临行前递给他一小袋米，不想这一小袋米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朱启新背着这袋米来到上海的亲戚家。那时，他没有钱，为了在上海考大学，他只能带点家里的粮食作为酬谢，以期在报考期间有地方落脚。其实，他也可以选择在杭州应考，只是在杭州能报考的大学不甚理想，而他心中向往的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朱启新接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其实，前几天，他已在报纸上见到被录取人员的名单，看到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印有一颗星，表明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的公费名额。当年公费生仅占总录取人数的百分之五。
然而，尽管公费生免收各种费用，他也没能筹齐从浙江到北京的路费，好在他同时报考了复旦大学，还有苏州新闻学院，而且全都考取了。去北大没有路费，苏州当然并非所愿，于是他选择了复旦。无法到北大中文系就读，朱启新也不无遗憾，正因此，那张宣纸油印的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他珍藏至今。
解放前夕宣纸油印的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朱启新夫妇结婚照
1937年7月，朱启新夫妇于长兴溪口与同学合影
报考复旦大学教育系，也在于经济原因，就读师范性质的专业可以申请费用全部免费，不但食宿不要钱，冬天还发棉衣棉裤。那套棉衣，他工作后还穿了一年。
到复旦大学报到的那天，他背了一卷行李，从虹口中山公园走到学校。大学时代的同学关系很融洽，不会因为贫困而被人瞧不起。没有围巾，同学还送了他一条。毕业后每到冬天他都围着，直到破损，才被妻子换掉。
大学第一年，朱启新老老实实读书，很勤奋。第二年就开始给报纸写文章了，写稿子既是兴趣，也为生活，所得稿费，有时还寄回去贴补家用。《新闻报》《大公报》《文汇报》，还有《解放日报》上都发表过他的文章，稿纸和邮寄费都由报社提供，有时候发稿怕赶不上见报日期，报社就派人到学校去取他的稿件。报社专版的编辑对他很好，去领稿费的时候，常会请他吃顿饭。
在复旦，朱启新还有办校刊的经历。二年级时，朱启新负责系里的宣传工作。校刊编辑部要他参加编报，他就跟着做起了复旦大学校刊的编辑。校刊每周出报一张，他编第四版副刊。偶尔也帮着编头版，常会采访金冲及。当时金冲及是学生党支部书记，也是学生会主席。中文系的许杰教授曾亲自动员过他转到中文系，可那时候他是共青团员，学校号召共青团员不带头转系，他便放弃了转系的念头。
1952年，复旦大学院系调整，教育系、生物系、中文系与同济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几个系联合起来，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朱启新也就转学过去。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的曹孚知道他能写文章，常把约稿信给他，师生之间关系很好，偶尔还拉他到家吃饭。教儿童文学课的陈伯吹则约他写儿童文学的稿子。大学的生活愉快而充实，但由于国家急需人才，他们那届学生才上三年，不得不提前毕业。
建国初期的大学生不像现在那么留恋城市，朱启新的第一志愿填的是新疆，第二志愿是东北，第三志愿是华北，结果分在了华北，到山西中等专业学校教语文。大学毕业的时候，陈伯吹本想调朱启新到少儿出版社当编辑，可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作罢。原因是他家有几亩地，而他根本不清楚，却莫名背了个家庭出身地主的名。离开上海前，《大公报》的编辑得知他没有路费去工作单位报到，便主动借给他四块钱买车票，等他拿到了工资，才把这钱寄回去还上。
两三年后，朱启新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的系主任曹孚想调他回华东师范大学当助教，正在办理调动的时候，教育部把曹孚调到北京工作，朱启新便跟着曹老师一起到北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编辑。
1959年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劳动生产办公室制《干部劳动手册》
三
调到北京以后，出版社对朱启新的工作很满意。为了让他安心工作，单位主动把他妻子调来北京，并且安排在社里工作，家庭生活才算安定下来。此前，他与妻儿分居两地约有四五年，妻子在长兴教书，他在山西工作。全家老小一共五口，分配了一套老北大的宿舍并发给安家费。他们安了家，再无后顾之忧，便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优待当然是基于朱启新工作上的成绩。一次，出版社副社长吴伯箫把译著《一个女教师的笔记》一书的审读交给他做。他看文字翻译太别扭，就与译者多番沟通，几经修改。此书出版后发行量很好，他也得到了吴伯箫、戴伯韬的一致认可。要么不接受任务，接受了就一定要做好，这是他的信条。
1957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成立了，直属教育部，戴伯韬兼任所长，便又调朱启新到研究所，研究中小学语文课程的教材教法。他曾去江苏昆山一个小镇郊的一所小学复式班蹲点两个月。这座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一至四年级的所有课程全部由他负责，朱启新就与他同吃同住。这次蹲点，对他编辑教学参考书籍十分有益，对他以后搞研究工作，注重调查和实践资料，也有很大推动。
不过，那段时间，要静心有计划地搞研究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政治性质的活动干扰不少，不管与研究业务是否配合，都得积极响应号召。后来赶上“文革”，戴伯韬由于曾任上海市第一任教育局局长，而被批斗。朱启新也作为“先遣连”的一员到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学习”。他被留在校本部的木工房，跟师傅学木工活，做门做窗。他畸形的右手中指，便是在电锯台上剖粗木头时，因气力小被砸伤的。在“五七”干校劳动近四年光景，军管会“下放”朱启新到安徽省，省里安排他到安徽劳动大学中文系工作。他在中文系教《鲁迅杂文》课，间或讲讲写作课程。
“文革”后期，戴伯韬恢复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一职，要把朱启新调回出版社，总算有了和家人团聚的希望。然而，那时教育部提出，要从五湖四海调人，已分配在外的旧的人员不能调回，他回京的希望再次破灭。戴伯韬为此努力了多次却无果而终。幸得老师唐弢的指点，朱启新才如愿重返北京。朱启新早年选修了唐弢在复旦开的鲁迅课，并得到老师的赏识。后来，唐弢从上海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作鲁迅研究，在得知朱启新两地分居的情况后，建议他去找文物出版社的总编辑金冲及。当年朱启新在复旦办校刊时，遇到头版的新闻他就去金冲及那里采访，两个人比较熟悉。故此，朱启新得以再次调到北京。
1970年朱启新全家合影，由于大儿子下乡在宁夏插队而未能参加
四
1975年春节前夕，他在劳动大学的档案已经调回北京了，他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可寒假回京，除夕前两天，出版社突然告诉他，他的档案被退回去了，原因还是“出身”不好。那年的春节全家都没有过好。稀奇的是，快到夏天时，劳动大学人事科的人跑来告诉他，文物出版社又来调他了，这是前所未闻的事情——同一个机构，先前说不要你了，档案都被退回来了，半年后又去要人。原来，金冲及起初调朱启新时，对他的“出身”问题没有法子绕过，但出版社需要人，在金冲及的推荐下，社里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再次调动朱启新，为此还专门派人去问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戴伯韬的意见，戴伯韬回答：“这个人我们调都调不回来，你们还不要？”
这一句话，才把那个极“左”的做法扭转过来。朱启新到文物出版社报到前，社里的人让他先回家等通知，再来上班，他就安稳地在家休息了一个月。上班后才得知，原来《文物》月刊和一个做鲁迅书籍的第二编辑部争着要他，决定不了，只好先让他回家，等社领导研究决定。随后他到了《文物》月刊编辑部。刚到编辑部，正好有一篇文章，压在那没有处理，就推到新来的朱启新手上。那是盖山林写的一篇关于内蒙古岩画发现的论文，总计四万字，稿件资料丰富，只是文字需要删节。朱启新不了解情况，也不懂考古，便直接联系作者本人，申请出差，到岩画现场实地考察。
那是他第一次接触考古现场，与盖山林一块儿爬山头看岩画。他听说有时考察工作晚了，盖山林会独自一人睡在有狼出没的岩画山上。亲眼见盖山林风餐露宿的工作，朱启新深深感动，暗对自己要求必须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今后应该备加尊重考古工作者寄来的每一篇文章。回到北京后，他把四万字压缩到六千字，作为头条文章发表在《文物》杂志上。此后，但凡编辑考古类的文章时，他只要有机会都要去实地考察，与作者沟通了解，再回来改文字。
朱启新到过西夏王陵遗址，见证了掘地三层，发现随葬大铜牛出土的历史时刻；到过黑水城遗址，目睹了考古人员在卡车上啃馒头的艰苦的田野生活；在陈国公主墓遗址，眼见考古人员泡在积水中临摹壁画；在马王堆汉墓遗址访问，看到考古人员在打开墓道的一刻，用两层毛巾围住嘴边，以抵挡熏天的臭气，坚持下墓道清理挖掘；了解到山西好友陶正刚发掘北朝娄睿墓时，为临摹壁画，几下墓坑而患上汞中毒，头发全部掉光的事实。
朱启新曾与众多考古专家打交道，切身感受到了他们的敬业与不易。他始终有一个观点，考古人的每篇文章不管长短，都是很不容易的，是亲身经历靠一锹一锹挖出来的。做文物考古方面的文字编辑，不能轻易退稿，不能只呆在办公室随意改动稿件，不懂的要去问，问明白再改。所以朱启新每收到文章，能用的一定好好用，从不轻易退稿或者不负责任地乱加删改，重要的文章他就亲自去现场了解，拿不准的小文章也要写信沟通，他称自己不是内行，需要不耻下问。
在《文物》工作期间，朱启新很少搞自己的研究，还在编辑部里立了规矩，本杂志的编辑不得在本杂志发表文章，而且向外写文章也不得采用来稿中的材料与观点，尤其是退稿的资料，以确保杂志的操守，所以老一辈考古人都喜欢把稿子寄给他，如麦英豪先生所言：“什么东西都可以交给朱启新，放心。”
1978年在华严寺考察元代屋脊鸱吻
五
在主编的图书中，朱启新最看重的是《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以及《考古人手记》和《文物与学科丛书》。这几套丛书，都是在他退休多年后策划完成的。“我是个做编辑的，总想为大家做点事情。”在《文物》杂志退休后，朱启新受聘《中国文物报》做特约编审，古稀之年才慢慢退下来，开始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1998年，有一天，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和秘书刘曙光来到朱启新家里谈话。谈话间，朱启新说20世纪快结束了，应该编套书把20世纪的中国文物考古的学术工作和经验总结一下。张局长很支持，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朱启新和刘曙光、宋新潮、李晓东共同初拟选题，又征求外界意见。经过修改确定后，由朱启新主要具体办理邀约作者、与作者签订约稿合同、寄资料费和部分稿费等工作。为此，他自己跑邮局，写了很多信。到2004年上半年，朱启新写给作者的信就有900多封，每个作者至少要写两封信，多的有五六封。丛书的作者也是他挑选的，不是每个省都有。
丛书所有题目，既要考虑内容，也要考虑总结的价值，还要找到合适的作者，要求作者确实做过这方面的实际工作；要是专家，还得考虑是否有时间完成这项任务。在编写过程中，有了问题，还要亲自上门与作者研究。《古代帛画》一书作者在浙江，他便去那里商讨。该书作者在《后记》中写道：“丛书执行主编朱启新先生，不顾劳顿，两下江南，就本书撰写大纲与笔者共同商讨。”虽然做了细致斟酌，到后来，约了稿，仍有多册难以交稿，例如《良渚文化》和《巴蜀文化》，后者原是约了四川大学的林向先生写，提纲都写好了，结果林先生得了高血压而放弃了写作。再如《港、澳、台考古》《新疆楼兰考古》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考古，也是作者问题没有写进去，他觉得这是这套丛书很遗憾的事情。
《考古人手记》也是朱启新花了心思的，一共出版了三辑，三联书店编辑部已约他再续编第四辑。每一辑五篇，五位作者都是当时文物挖掘的主持人，那些发掘者无法写进正式《挖掘报告》却想要说出来的话，可以在“手记”中透露，算是考古学史的一种鲜活的记录，很宝贵也很有参考价值。为第三辑撰稿的石兴邦先生对他说：“朱先生，没有你叫我写这个，我有许多心里话都写不出来。”
21世纪初朱启新全家福
除了编书，1999年起朱启新相继出版了五本文物研究专著。这得益于他好读书、思考的习惯。刚到文物出版社那年，一次金冲及跟他谈话，说他们在文物出版界都是外行，得多看书，尽快熟悉这个领域。金冲及曾花一个月时间把《资治通鉴》从第一本看到最后一本，这对朱启新很有启发，他也开始不断地看书，人家不看的书他都想办法拿来看，像小学生补课一样，慢慢就进入这个领域了。朱启新说自己不是文物考古学科班出来的，是中途改行，所以戏称他写的有关文物研究的文章、思考的问题，都是边缘的，算不得“正规”。其实，他以文化历史视角研究文物的著作，社会影响远超出了象牙塔式的考古类书籍，《文物与语文》（《文物与学科》丛书之一）《文物物语》《读趣——引人深思的120个古代故事》《看得见的古人生活》拉近了文物、考古与生活和学问之间的距离，展示了文物独特、多重的学术价值，开拓了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
在做编审期间，朱启新有一个信条，考古类文章必须使用一手材料；二手材料不可靠，容易以误传误。所以经他决定录用的文章，都是发掘出土的，附有实物照片，如果有引文是碑文，或从摩崖石刻来的，他就询问具体地点并要求提供拓片。《文物》杂志一直以来的权威性与朱启新的这份职业操守不无关系。同时在“为他人做嫁衣”的几十载中，朱启新切身感到，在文物研究领域里，存在静止地看待文物的误区，成果偏重甚至停留于器物层面。他主张要把文物放在社会、历史的大环境中考察，注重文化的研究与关联。文物记录的是人们动态的生活过程，并且随着人的使用，以及环境、观念、认识、审美趣味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要把文物的研究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联系起来，从文物考察和挖掘文化的历程。朱启新说，对文物感兴趣的人不只有学者，更有大众，文物知识普及也是传承中华文化的一种方式，文物自身就是重要的文化史，后代需要了解它们，学者们要在文化价值的挖掘上下功夫。虽然这条路不好走，但总要有人肯去走，在这条路上，年逾九旬的朱启新依然笔耕不辍。
现在，朱先生手头尚有两部待完成的书稿，其中一部叫做《形象的历史》，以出土文物的形象及其内涵说明历史事迹；另一部则是关于长城的。关于长城的书是有关出版社委托给朱启新的，内容要求只能写别人写不到的长城，曾经有人写到的一概不能写。这任务恐怕也只有朱启新做得来，他总有本事发现独特的文化视角，通古博今地揭示那些被人忽视的文物物语。
责任编辑/胡仰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