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郝庆军

　　鲁迅在1933第六章与中共高层的几次秘密交往

　　文 郝庆军

　　

　　从文学史上看，1930年鲁迅领导的“左联”取得了很大成绩，出版刊物，发表文章，团结进步青年，开创文学空间，与国民党右翼势力和他们领导的文人集团进行斗争，整个工作似乎红红火火，颇有声色。但是，从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的角度来看，“左联”实际是在错误的“立三路线”和王明领导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开展工作的。党的指导思想的失误，引起“左联”工作的失误，也带来巨大损失，最惨重的代价是1931年2月，柔石、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的牺牲和许多青年共产党人的被捕，一些有为青年和才华出众的作家被轻易断送掉宝贵的生命。之后，大批左翼刊物和出版物被禁，许多“左联”作家纷纷离开上海，被迫转入地下，在秘密状态下继续开展工作。

　　一面是取得很大成绩，一面也在遭受巨大损失。或者说，用巨大损失换来了很大成绩，整个左翼文化战线是在斗争和牺牲中获得进步和成功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还处于走向成熟的幼稚阶段，一切都在摸索和失败中前行，缺乏斗争经验、领导经验，包括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经验。

　　所谓“立三路线”，就是无视中国实际，照搬苏联模式，把革命斗争放在城市和大城市中进行，致使革命遭受巨大损失。取而代之的“王明路线”同样坚持城市中心观点，主张工人罢工是革命的最高标志，唯共产国际和苏联人马首是瞻，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路线，几乎把城市党组织全部断送掉。

　　请看一下2002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真是触目惊心。1931年至1934年，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部和相关党组织几乎被国民党连锅端掉了。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领导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周恩来果断采取措施，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出上海，王明匆忙赴莫斯科，周恩来远走江西瑞金。临时中央迁入根据地，上海成立中央局。由于叛徒出卖，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及地方党组织遭到六次破坏，包括“左联”成员在内的数百地下干部被抓捕或通缉，上海党组织几乎被一网打尽。

　　在这种恐怖蔓延的情况下，作为非中共党员的鲁迅也几次被迫离家避祸，几次迁居，过着紧张、匆忙而颠簸的生活。但就在这时候，一些在抓捕风潮中东躲西藏、穷于应对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纷纷找到鲁迅，或求助，或避难，或借钱，或利用鲁迅的家召开秘密会议，或通过内山书店周转材料物资。

　　在30年代初的几年中，鲁迅的寓所成了他们暂避风浪的安全港湾，而鲁迅却相对从容地接待川流不息的众多中共地下工作者，当然也包括许多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瞿秋白、陈赓、陈云和冯雪峰等人。

　　在与这些中共高官的接触中，鲁迅更直接全面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中共高层通过与鲁迅的交往，更深刻地理解文化人与中共革命的命运联系，从而改善和促进了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进而为党的统一战线建设和开辟第二条战线积累了经验。

　　我们选取斗争最复杂、形势最严酷的1933年，记述鲁迅与几个中共高级干部秘密往来情况，用以观察鲁迅与中共高层的关系，进而探究鲁迅思想如何受到他们的影响，鲁迅又是如何保持自己独立人格，发出独立声音，成为风雨中的历史雕像的。

　　一

　　其实，早在1927年，鲁迅便与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准确地说，是中共地下组织有意识地接触鲁迅，了解鲁迅，试图争取鲁迅加入党组织。

　　在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山大学支部如何有计划地接近鲁迅，派党员毕磊公开与鲁迅联系，做好宣传工作，送党的刊物《做什么》《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等，并促成鲁迅会见了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此时，鲁迅通过接触那些青年党员和阅读他们的刊物，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抱负有了认识，无奈后来情形突变，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鲁迅亲眼看到包括毕磊在内的数以千计的青年共产党员和优秀青年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4月15日当天下午，广州大雨，中山大学有三百名学生被捕，鲁迅出于义愤，不顾个人安危，冒雨赶到中山大学召开紧急会议，商议营救被捕学生，要求学校当局立即协调释放被捕者，并阻止军警搜查教授宿舍。但是，没有任何效果。见营救无效，鲁迅便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以示抗议。他亲眼看到血腥的场面，思想上受到巨大震动。

　　后来他在《三闲集》的序言中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州的。”之后又醒悟道：“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为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而轰毁，……”

　　血的事实让鲁迅震惊、惶惑而无所适从。他的进化论思想受到空前挑战，而革命风暴让他感到世界的纷纭复杂，总之，他在看到共产党和革命青年惨遭屠杀的过程中，思想开始转变，思路因此“轰毁”。“轰毁”的结果，便是逃离“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几经挣扎，1927年9月，鲁迅携许广平一起来到上海，住在景云里，闭门不出，专注于著述、翻译和写作，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当然也减少了与共产党的实际接触。

　　不料，原本对共产党有好感和抱有深刻同情的鲁迅，到了上海不久便遭到以年轻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创造社、太阳社的攻击，这就是著名的1928年“革命文学”论战。

　　在广州时期，鲁迅与创造社约好共同恢复《创造周报》，并公开登了启事。而到了上海之后，不但联合办刊的事没了下文，却忽然间遭到了成仿吾、郭沫若、冯乃超等人的联合批判和攻击，几十篇文章密集不断地从《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太阳月刊》等杂志上刊发出来，批判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说鲁迅代表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是革命文学道路上的绊脚石，并讽刺鲁迅整日喝着绍兴酒，醉眼朦胧，以趣味为中心，闲暇度日，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文人，等等。

　　其实，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这些人多数是共产党人，他们从日本归来，受到日本共产党左翼文艺家福本和夫的影响较大，在理论上过于偏“左”，有机械阶级论和宗派主义错误倾向。也就是说，这批年轻共产党员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艺理论，便拿着这些理论对中国的文学界进行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地批评。他们认为鲁迅是旧时代的人物，《阿Q正传》代表了五四时代的文学，与“革命文学”格格不入，应该予以批判。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实际并不了解，觉得只要掌握了先进理论，便以为如获至宝，可以横扫一切。

　　

　　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

　　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

　　还要由此生出议论来。这个主义好，那个主义坏……等等。

　　乡间一向有一个笑谈：两位近视眼要比眼力，无可质证，便约定到关帝庙去看这一天新挂的匾额。他们都先从漆匠探得字句。但因为探来的详略不同，只知道大字的那一个便不服，争执起来了，说看见小字的人是说谎的。又无可质证，只好一同探问一个过路的人。那人望了一望，回答道：“什么也没有。匾还没有挂哩。”

　　我想，在文艺批评上要比眼力，也总得先有那块匾额挂起来才行。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

　　鲁迅批评的这种现象，是典型的食洋不化，左倾幼稚病，是教条主义与中国利己主义相结合的病症。他们哪里知道，这批从日本归来的自诩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所犯的错误，实际上是中共高层幼年时期犯的同样的错误。这种左倾幼稚病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30年代初期，理论上呱呱叫、满嘴马克思主义的王明同志主导中共中央，中共的决策权掌握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手中，就连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也一度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所掌握，而毛泽东等一批土生土长的、没有留学经历的、口头上没有一套套理论的“土包子”受到排挤和打击。长征途中，毛泽东经常读鲁迅的著作，尤其是读到鲁迅批评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文章备受感动，毛泽东多次对冯雪峰说：“鲁迅和我的心是相通的。”

　　

　　他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与别人只是拿马克思主义当敲门砖不同，鲁迅则是真心研究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理解其精髓，用于指导对中国文学的观察，化作他思想的一部分。除了上述他说的翻译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之外，他还翻译了日本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目标》、苏联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苏联论文集《文艺政策》等专著。要知道，这些六部论著都是大部头的专书，鲁迅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译出、校对、印行。正因为花了这么大的功夫精研这些理论，他便在无产阶级文艺方面有了发言权和深入的认识，比起那些只会喊口号的时髦派理论家来，鲁迅的思想和理论修养已经甩了他们几条大街。

　　1928年12月，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来到上海，以普通文学青年的身份与鲁迅接触，他便发现鲁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远远超出一般共产党员的水平，而且鲁迅同情革命，向往建设新文化，这些与共产党人的目标非常一致。于是，冯雪峰开始了与鲁迅不平常的交往，并把他对鲁迅的观察和理解报告给党组织，党组织决定让鲁迅领导“左联”工作，并依靠鲁迅开展文化斗争和文学运动，建立统一战线，扩大中共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同时，冯雪峰也把鲁迅介绍给在上海的中共高层，而一些中共领导人如李立三、李富春、瞿秋白、陈云、陈赓等开始与之秘密交往。从此，鲁迅的价值和意义为中共所重视，中共与鲁迅的关系也日趋密切。

　　二

　　左倾幼稚病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切实际、狂热和盲动。“左联”初期，中共指导下的这个组织仍有一段时间采取了不正确的策略，进行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活动。《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对这段历史有一段权威描述：“在工作中不顾文艺组织的特点，忽视创作，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散传单、贴标语、参加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等冒险行动上。在组织队伍时，不注意广泛团结处于中间状态的文化工作者。在进行思想理论斗争时，有公式化、简单化的缺点。这些‘左’的错误，曾使工作受到许多损失。”

　　面对一些年轻共产党人容易犯的“左”的错误，鲁迅心里非常清楚。1930年3月2日，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就告诫他们“‘左翼’作家很容易变成‘右翼’作家的”。他口苦婆心地劝告作家们一定要与革命实际接触，要丢掉小资产阶级浪漫幻想，坚决不断地斗争，并且注重实力，要扩大战线，不能关起门来自己搞，要搞统一战线，还要发展和培养新的战士，要有新作品，要做韧性的创作等等。

　　但是，鲁迅的教诲还是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因为当时的“立三路线”占据党的统治地位，作家们还是受到这个思想的影响，盲目搞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1931年2月，“左联”成立近一年之后，柔石、胡也频等青年作家和另外18名革命青年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和杀害，鲁迅也受到牵连，一度离家避难。1933年2月，在“左联”五烈士牺牲二周年之际，鲁迅写下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记录了他与这几个可爱的青年共产党人的交往和一起工作的过程，对他们心里充满了浓浓的爱和痛惜之情。

　　请看这些质朴而沉郁的文字，就知道鲁迅对失去的好青年，是多么地痛心疾首了——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鲁迅知道，革命一定会有血污和痛苦，不必惧怕牺牲和流血，但依他与敌人打交道几十年的经验，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赤膊上阵，要善于堑壕战，要懂得做韧性的战斗。另外，鲁迅认为，作家进行革命活动，必须用笔，用文章，用作品，而不是用标语口号。而“左联”五烈士的牺牲在某种程度上是党的“左”倾错误酿下的苦果。鲁迅的纪念文字虽然没有提这一点，但字里行间的痛惜分明包含着这样的义愤和苦恼。

　　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迫害，鲁迅自然绝不屈服；即便是来自中共高层的压力，只要鲁迅觉得不对的地方，他也是坚决顶回去的。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实例，来说明鲁迅对当时中共“左”倾错误路线的抵制。

　　1930年5月份，“左联”刚刚成立不久，时任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的李立三与鲁迅见面，展开了一次很有意味的会谈。

　　查鲁迅日记，5月7日记载：“晚同雪峰往爵禄饭店，回至北冰洋吃冰其林。”

　　据冯雪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谈话》提到，这次谈话约四五十分钟的样子，看来谈的问题较多。但主要议题是李立三要求鲁迅发一个宣言，以拥护他的那一套政治主张，即新的革命高潮已经来临，必须在大城市开展暴动，在一省或多省首先胜利，夺取政权。面对李立三的盲目乐观和冒险主义的观点，鲁迅是不同意的，他更不愿意发表什么声明，去支持李立三的主张。

　　谈话中，李立三盛赞法国作家巴比塞，因为巴比塞发表过一篇宣言，题目叫做《告知识阶级》。鲁迅说，中国的革命不能与欧洲革命相比，他也不是巴比塞。鲁迅认为，中国的实际决定了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不同意赤膊上阵，要采取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等战术。鲁迅回到家后，对冯雪峰说：“今天我们是各人说各人的。要我发表宣言很容易，可对中国革命有什么好处？那样我在中国就住不下去，只好到外国去当寓公。在中国我还能打一枪两枪。”

　　你看，鲁迅就是这样，无论你是谁，官有多大，面子有多大，你的主张不对，我就不拥护你，如果你强我所难，我坚决不从。

　　关于这次与李立三会面，著名社会活动家胡愈之曾撰文《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专题谈到这个问题，提到李立三要发给鲁迅一把枪。鲁迅对胡愈之说：“李立三路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一天晚上，人家开好旅馆找我谈话，开门进去一个高高大大的人接待我。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李立三，党要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游行示威，搞武装斗争，还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支枪。’我回答：‘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

　　胡愈之判断，鲁迅说的这些关于李立三发给他枪的事，一定是把谈话内容漫画化了，但他指出，鲁迅当时谈这些内容，是在谈到“憎恶自己营垒里的蛀虫”时顺便提及的。因为在当时，正是中共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闹得很凶的时候，这些人搞宗派，搞分裂，出现了大批叛徒，其中有些人是披着“左”的外衣进来的，也有些人对革命失望被敌人拉了出去。鲁迅谈及这些问题，怀着极其憎恶的心情，可见鲁迅对党内的“左”倾思想及其代表人物是多么深恶痛绝。

　　鲁迅比一般文艺青年和其他革命作家有更自觉的独立意识和反思能力，当别人狂热的时候，他能保持清醒。他敢于否定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决议，拒绝李立三的要求，保持一个作家的独立人格。而当周围同志对革命陷入悲观的时候，他往往看到前途和光明。当党内出现叛徒，许多人被捕被杀，“左联”的文学运动陷入困难的时候，他总是鼓励党内同志，要看到未来，看到希望，而且自己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收留和藏匿逃难的中共党员，甚至是高级领导干部。

　　这方面，他和瞿秋白的交往已经成为文化史和革命史上的佳话，到处流传。但是，他们怎样交谊，如何达成默契，他们之间有哪些差异和分歧，倒是值得深入研究。

　　三

　　人们都知道鲁迅与瞿秋白的那段著名交谊，也知道鲁迅的那两句著名诗——“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经常借以称颂人间友情，但很多人却不知道，瞿秋白之所以能够与鲁迅交往，很大原因在于当时瞿秋白在党内处于被排挤、被冷落的人生低谷。换句话说，正是因为瞿秋白处在政治上失意，被驱逐出中共高层的失落阶段，在他致力于翻译和著述，以消解苦闷的时候，才认识了鲁迅，并与他交往和共同工作。在交往中，瞿秋白看到了中国还有这么一个有思想、有风骨、代表中国文化气象的卓越人物，而鲁迅在瞿秋白身上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风貌，进一步了解了中共致力于革命和解放事业的理念和方向，真心服膺这个政党的革命主张及其代表人物的优秀与卓异。

　　用现在的话说，瞿秋白官场失意，潜心著述，方才有机会接近鲁迅；而上海中共中央党组织遭到破坏，瞿秋白四处躲藏国民党当局的追捕，客观上制造了他与鲁迅交往见面的契机。

　　在此，我们不妨简单介绍一下瞿秋白在政治上的遭遇，以及中共中央当时的错误路线和盲动行为如何差点导致中央机关惨遭破坏，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往苏区，瞿秋白怎样潜伏在上海的情景。

　　关于中共在30年代初期的某些曲折和中央领导的错误问题，各种党史和革命史的版本的记录和叙述不尽相同，评价也有些许出入，我们这里引用2002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里的材料，来看看瞿秋白和鲁迅的交往是在怎样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中进行的。

　　瞿秋白是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清党）后的“八七”会议上进入中共核心层的，他坚定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路线，中共彻底与国民党决裂，走向武装斗争的新方向。但是在1928年的中共六大上，向忠发被选为主要领导人，瞿秋白落选政治局常委，并留在苏联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正如前文提及，1930年，李立三的“立三路线”抬头，提出什么“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实施大城市武装暴动，夺取全国胜利等不切实际的冒险激进行动，使得党在城市中的组织和力量受到巨大损失。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到上海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召开了扩大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瞿秋白再次进入中央核心层，开始清理“立三路线”的错误。

　　但是，由于中共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苏联人控制的共产国际手中，苏联人培养的中共领导人王明很快进入中共高层领导班子，在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主持和压力之下，1931年1月，召开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占据主导地位，点名批判瞿秋白和周恩来，瞿秋白在这次会议上被迫退出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进行“疗养”。自此之后，中共领导权落在了米夫支持的王明手中。

　　瞿秋白在“疗养”期间，前文提到的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6月，中共最高领导人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机关仓促撤离上海，上海地下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左联”五个作家和其他18位中共领导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捕杀，而留守的临时中央局成员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坦福（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也都蛰伏起来，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开展工作。

　　恰在此时，“左联”党组织在掩护和接纳中共高层干部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中，作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便成为重要的骨干力量，成为瞿秋白和鲁迅交往的重要联络人。

　　冯雪峰是五四时期的著名湖畔诗人，他与柔石是同学，中共党员，1928年底由柔石介绍与鲁迅交往，由于他性格质直，办事认真，外语好，文笔优美，深受鲁迅信任。因为稿件往来和翻译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等工作，鲁迅与冯雪峰结下了深厚友谊。当时，鲁迅并不知道冯雪峰是中共党员，“左联”成立后，鲁迅成为“左联”的领导人，冯雪峰才亮明身份。于是，冯雪峰便把鲁迅的家当作一个重要的联络站，还经常把一些党内重要人物介绍给鲁迅，其中包括瞿秋白。

　　在叙述鲁迅与瞿秋白交谊之前，我们不妨宕开一笔，插叙一段鲁迅与陈赓将军的秘密交往。

　　1932年夏秋之间，陈赓因为负伤在上海治疗，上海地下组织派人看望，陈赓便把红军在反围剿的战斗故事和红军勇敢作战的事迹讲给他们听。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朱镜我把这些精彩故事记录下来，送给了鲁迅看。鲁迅看了这些材料，非常高兴，也很感兴趣，便对冯雪峰讲，能否把陈赓请到家中，当面谈谈。

　　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负伤的红军将领秘密到鲁迅家去，是一件非常冒险和费力的事情，但上海党组织认真考虑到，如果鲁迅能够通过陈赓的讲述，写一些反映苏区红军作战的作品，在政治上起的作用将是无法估量的。因此，他们研究决定，无论怎样也要力争促成这次会面。

　　于是，经过一番细密布置和地形勘察，在冯雪峰、朱镜我和楼适夷等上海地下工作者精心组织下，陈赓终于在鲁迅家中与鲁迅会面了。这次见面的过程在张佳邻《陈赓将军和鲁迅先生的一次会见》一文中叙述较为详细。那天，宾客相见甚欢，许广平专门为陈赓准备了丰盛的酒菜，边吃边聊，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夜间继续进行，直到深夜陈赓才离开鲁迅家。

　　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有：1.陈赓向鲁迅谈了苏区红军在四次反围剿的战斗情景，红军战士怎样勇猛作战，不怕牺牲，克服了哪些困难，以及他们如何用先进的战略战术战胜国民党军队的铁桶合围；2.陈赓向鲁迅介绍了苏区的政治生活、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以及苏区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情况；3.鲁迅详细询问了苏区人民的土地改革进程，改革后人民生活好转情况，也问到了被分了土地的地主是否有反抗，人民群众如何支援和配合红军作战等等。

　　作为一位作家肯定不放过任何细节。当陈赓谈到苏区的房子时，鲁迅详细问了房子的结构和门窗情况。当他得知苏区的房子四面都有窗子的时候，鲁迅非常高兴。他说，房子四面都有窗子，说明人民的生活安定了，开始注意卫生条件，空气流通一定非常好，有利于身体健康，这是一种进步。陈赓对这个细节印象很深，认为鲁迅不愧是著名作家，观察细致。他只知道作家的敏感，而不知道鲁迅那时在上海住的房子是不通风的，而且朝向北面，很难看到阳光，海婴因此吃了不少苦头，经常得病，第二年，鲁迅便迁居到大陆新村。

　　据楼适夷回忆，陈赓曾第二次到过鲁迅的家。他在《鲁迅二次见陈赓》一文中详细叙述他们第二次碰面的经过，更加细致地描述了彼此谈话的内容和过程，以及鲁迅的音容笑貌。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交谈中，陈赓曾为鲁迅画了一张鄂豫皖形势图，形象直观地为鲁迅介绍苏区战况。至今，这张草图保存在北京的鲁迅博物馆里面。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部关于描写苏区红军作战的小说，鲁迅没有写成，但是他与中共高级将领的秘密交往的事实，他试图更详尽地了解中共及其军队情况的愿望，以及他为此付出的努力和心血是不会被遗忘和湮没的。

　　四

　　再回到鲁迅与瞿秋白的秘密往来。

　　瞿秋白被王明等人排挤出中央政治局后，并没有被安排什么重要职务，而是以养病为名，隐居在上海。冯雪峰在一次偶然机会遇到了瞿秋白。

　　1931年5月初，冯雪峰到茅盾家送“左联”的杂志《前哨》，见茅盾家有一对中年夫妇。茅盾便给他们引见，冯雪峰方才知道那是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和他的夫人杨之华，因为党中央机关被破坏而避难住在茅盾家中。那天，他们在一起谈了鲁迅主编的《前哨》和发表在上面的鲁迅亲笔撰写的纪念被害作家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瞿秋白赞不绝口。从此，冯雪峰便与瞿秋白相识。

　　几天后，冯雪峰再次去茅盾家，瞿秋白仍住在那里。瞿秋白请冯雪峰帮忙，可否找一个比较安静而安全的地方，他想借此休养的机会翻译一点苏联作品，写一写文章。冯雪峰立刻答应，很快找到一个在钱庄做事的朋友谢澹如。谢家正好在上海南市有一个两间的小楼房，于是冯雪峰顺利为瞿秋白夫妇租下了谢家的房子，安排他们夫妇秘密隐居在上海的南市。瞿秋白在这里翻译苏联文艺作品，写论文和杂文，冯雪峰定期来这里取稿子，帮助他们夫妇与外界传递消息。

　　此时，冯雪峰正在帮助鲁迅编辑“左联”的刊物《前哨》《十字街头》《文学导报》《北斗》等，也协助鲁迅翻译苏联文艺作品，正需要好的作者和优质稿件，瞿秋白的稿子便经常经过鲁迅的编校和介绍得以发表和出版。一来二往，鲁迅和瞿秋白经由文字之缘，彼此相知和欣赏。鲁迅经常对冯雪峰说：“何苦（瞿秋白的别名）真有才华，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文章的，现在没有第二个人。”而瞿秋白也非常佩服鲁迅，多次对冯雪峰说：“鲁迅看问题实在深刻。中国有了鲁迅，说明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

　　此时，鲁迅与瞿秋白还没有相见。但两人已将有很多文字和书信的往来。瞿秋白在给鲁迅谈论翻译问题的信末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鲁迅让冯雪峰拿了《铁流》的序文请瞿秋白翻译，瞿很快便完成任务；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被解放的堂吉诃德》第一场已经由鲁迅翻译并刊登在《北斗》上了，但由于鲁迅翻译的是从日文版转译来的，他认为还是从原文直接翻译为好，便请瞿秋白来直接根据原文从头翻译。瞿秋白欣然从命，很快译出，让冯雪峰交给鲁迅。鲁迅舍弃自己的译文，开始在《北斗》中登载瞿秋白译的译本。

　　

　　徐悲鸿《鲁迅与瞿秋白》素描画稿

　　1932年初，鲁迅和许广平带着海婴一起去看望瞿秋白夫妇；夏秋之交，鲁迅再次看望了瞿秋白一次。隔不久，瞿秋白夫妇回访了一次鲁迅，那时候，鲁迅住在拉摩斯公寓朝北的楼房里。

　　同年11月份，鲁迅去北平探望生病的母亲。在此期间，由于相关人员被捕，党组织要求瞿秋白暂时离家避难，冯雪峰便安排瞿秋白夫妇到鲁迅家了。几天后，鲁迅返回上海家中，与住在家中的瞿秋白朝夕相处，密切交流，他们经常彻夜长谈，晨昏皆忘。此次避难，瞿秋白在鲁迅家呆了一个月左右，直到12月下旬，瞿秋白才离开鲁迅家。

　　离开的时候，当时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去鲁迅家接瞿秋白。1936年10月，陈云以“史平”为笔名，写了短文《一个深晚》，登载法国巴黎的《救国时报》上，记录了这段经历。陈云写得非常细致，具体可感，可以让人领略到彼时的紧张气氛——

　　一九三二年阴历十一月的某一天，大约是深晚十一时许了，我坐着一辆黄包车，把戴在头上的铜盆帽挪低到眉毛以下，把吴淞路买来的一件旧的西装大衣的领头翻起盖满两颊，由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路电车掉头的地方就停下了黄包车。付了车钱，望四边一看，没有人“盯梢”，我就迅速地走进了沿街的一座三层楼住宅房子的大门。这是一座分间出租的住宅，走进大门就是楼梯。大约是在三层楼的右首的那间房间的门口，门上有着一个同志预先告诉我的记号。我轻轻的扣了两下，里面就出来了一位女主人。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就很客气的请我进去。

　　秋白同志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之华同志的包袱里，另外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的衣服。我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我奇怪的问他。他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他问我：“远不远？”“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我说着，正想下楼去叫车子，旁边那位五十以外庄重而很关心我们的主人就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着就招呼女主人去叫黄包车去。这时候，秋白同志就指着那位主人问我：“你们会过吗？”我和那位主人同时说：“没有。”秋白同志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我向周先生说：“这是×同志。”“久仰得很！”我诚恳地尊敬地说了一声。的确，我是第一次见鲁迅。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的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示出非常担心地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他。我是第一次与鲁迅会面，原来不知他哪里人，听他的说话，还多少带着绍兴口音。后来我把秋白、之华送到了他们要去的房子里，问起秋白同志，才知道鲁迅确是绍兴人。

　　一会儿女主人回头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我说“走吧”，就帮助之华提了一个包袱，走到门口。秋白同志向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就交××带给我。”又指着我向鲁迅说：“或者再请×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我就顺便插口：“隔几天我来拿。”正想开门下楼去，之华还在后头与女主人话别。我们稍微等了一下，鲁迅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就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的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上，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秋白同志也回头望了他们一眼，说：“你们进去吧。”他们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当我们走下到了二层楼梯口，才听到三层楼上拍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秋白同志自从一九三二年××同志被捕以后，侦探到处在追逐他，病得又很重，住在鲁迅家里已经好久了。虽然鲁迅当时也为暗探四面跟踪着，但是鲁迅终于把秋白同志安全地保护了几个月。后来因为外面已经有些“风声”，所以我们就把秋白同志搬到另一个地方。我们本来还要到鲁迅家去替秋白同志拿那几本书，我也很想再去会会鲁迅，后来因为别的原因，很快的离开了上海，所以没有再去。我这第一次的会见鲁迅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的会见鲁迅了。

　　1933年2月,瞿秋白夫妇又在鲁迅家避难一次，这一次恰逢英国作家萧伯纳访问中国，鲁迅和瞿秋白一起搜罗报刊文章，分门别类，鲁迅作序，用乐雯署名，编辑出版了《萧伯纳在中国》一书。

　　3月间，鲁迅和许广平为瞿秋白夫妇在他们居住的北四川路附近的日照里租了一个房子，他们居住的距离只有一条街，瞿秋白几乎隔天便到鲁迅家一次，畅聊文艺、政治和国家前途，几乎通宵达旦。就在这个时候，瞿秋白为鲁迅编选了《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万言长序。

　　鲁迅读了瞿秋白的序言，感慨万端。他从来没想到瞿秋白对他的杂文是如此看重，评价如此独到，认识如此深邃，立意如此高远。因为在那个时候，对鲁迅的杂文，总是被他的论敌嘲讽而轻视，说他搞不出创作来了，尽弄些不值钱的杂感而已。就连鲁迅自己的朋友和同道也对他的杂感没有多么高的评价，劝他在精力尚且旺盛之际，多搞些创作，少弄些杂感。而瞿秋白对鲁迅的杂感却是非常珍视而评价极高的。他说，鲁迅杂感是战斗的“阜利通”，不必用老旧眼光看取这些光辉文章——

　　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溶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

　　这一评价让鲁迅深深地有一种知己之感。以前从没有人这样评论过他的杂文，也没有人从中国二十多年来的历史现状和思想历程中看取自己的杂文。只有瞿秋白能够站在那么深远的视野来分析他和他的杂文，而且切中要害，让人为之震惊。

　　瞿秋白并没有完全唱赞歌，他分析了鲁迅的弱点，分析鲁迅前期思想的不足，更加凸显了鲁迅杂文的时代气息和战斗分量。对此，鲁迅是心悦诚服的。

　　1933年6月，还是由于安全的原因，瞿秋白再次搬家，离开日照里，搬到冯雪峰的住处，上海中央局让他负责一个通讯社的工作，审查和修改通讯稿件。7月下旬，冯雪峰所在的江苏省委机关也被侦探发现，牵连到冯雪峰的住所，于是，他们又要慌忙搬家。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到处在抓人，许多秘密地点都已经不安全，冯雪峰只好把瞿秋白夫妇再次安顿到鲁迅的家中。此时鲁迅已经搬到大陆新村9号，那是个三层小楼，鲁迅夫妇住二楼，瞿秋白夫妇住在三楼。

　　这是瞿秋白第三次在鲁迅家避难了。此次避难没有几天时间，瞿秋白夫妇就搬到上海中央局的另一个秘密机关中去了。

　　1933年底，中共中央来信，要瞿秋白到江西瑞金的苏区去工作。临走前，瞿秋白到鲁迅家辞行，当晚，鲁迅夫妇把床让给瞿秋白夫妇睡，而鲁迅在地板上搭了个睡铺，觉得只有如此，方能使自己稍稍尽一点友情。他们都没想到，此时一别，竟成永诀。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