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田润民

　　“北外”1967 （一）

　　文 田润民

　　

　　1967年是文化大革命最乱的一年，也是重大事件频发的一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成了人们瞩目的焦点。一派群众组织在康生、谢富治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的煽动和支持下，在外交部安营扎寨揪陈毅，夺外交部大权，火烧英代办。毛泽东主席闻知后，下令逮捕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在9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毛主席亲自加进要揭露和批判“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一段话。1968年底，毛主席在章含之的信上就“五一六”问题又做了批示。1970年初，中央就“五一六”问题专门下发文件，全国开展了一场清查“五一六”运动。这场运动一开始，来势凶猛，涉及上千万人，最后不了了之。

陈毅检查热烈鼓掌通过校内“斗批改”拉开序幕

1966年10月 至12月，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是批判以刘新权为首的工作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新权是外交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他的顶头上司是外交部部长陈毅，批工作队和刘新权必然要涉及到陈毅。这一时期，外语学院贴出了很多批判陈毅的大字报，内容主要是围绕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一些激进的学生喊出了“打倒陈毅”的口号，并贴出了标语。但大多数人并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陈毅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能不能打倒，要由党中央和毛主席来决定。1966年年底，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外语学院群众组织“红旗大队”的代表，听取了学生们的意见，最后表态说：对陈毅同志要一批二保，准备安排他做一次公开检查。1967年1月25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外事口万人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出席。这次会议主要是听取陈毅同志的检查。陈老总就文化大革命初期向外事口派出15个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他所讲的一些错话，进行自我批评和检讨。陈毅检讨完以后，周总理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今后外事口工作由陈老总出面”，“希望大家以同志的态度、兄弟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帮助他”。周总理还针对有人攻击17年来的外交路线，特意强调：“外交、外事口的一切重大方针、政策、路线，确实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

　　总理在这里实际上是划了一条界限：陈毅的问题仅仅限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而不涉及我国外事方针、政策、路线，外事大权高度集中，是由毛主席亲自掌握和制定的，外交部长只是执行者。事实也确实如此，“文革”中的大字报披露，陈毅曾说：“我这个外交部长有什么权？连请外国人吃顿饭都要请示总理。”不到半年，这条界限被打破，外事口掀起一股更加猛烈的批陈风暴，由批判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扩展到执行所谓“三降一灭”外交路线。

　　“一·二五”大会上，陈毅的检讨和周总理的讲话受到与会群众热烈鼓掌和欢迎。

　　这次大会是外语学院和整个外事口文化大革命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因工作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对陈毅的批判结束。在“一·二五”大会之前，原来拥护工作队、院党委的“保守派”及其红卫兵组织土崩瓦解。而批判工作队的“造反派”—— “红旗大队”扬眉吐气，并夺了外语学院的权。然而，不久，“红旗大队”内部发生了分裂，一部分成员另立山头，成立了新的组织 ——“红旗造反团”。“红旗大队”和“红旗造反团”成为北京外语学院两大对立的群众组织，在院内和外事口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观点对立，用当时的语言来讲，这两大群众组织是新形势下的造反派（“红旗造反团”）和保守派（“红旗大队”）。

　　“一·二五”大会以后，两派群众组织都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校内问题上，准备搞“斗批改”，即：“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造反团”还成立了一个“斗批改办公室”，对运动初期被打倒的所谓“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准备立案审查。

　　3月的一天，二饭厅前贴出一张题为“党委内幕”的大字报，作者石春来，就是运动初期被院党委定为“刘（刘柯）、郝（郝金禄）、石（石春来）反党集团”中的那个“石”。大字报以很长的篇幅叙述了自从1959年北京外国语学校（简称“西院”）和北京俄语学院（简称“东院”）合并以来两院干部之间的矛盾，重点揭露原北京俄语学院党委书记杨刚于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所犯的右倾错误，以及原北京俄语学院院长张锡俦在1960年“反修斗争”中的问题。石春来在大字报中披露，杨刚在1959年有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错误言论，根据中央的精神，以刘柯为首的院党委对他进行了批判。1962年，根据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对杨刚进行了甄别，但原俄语学院的干部借机刮起了翻案风。院长张锡俦因为曾在苏联待过20年，并娶了一个名叫柳芭的苏联妻子，“反修斗争”开始以后，党内有些文件不让他看了。原俄语学院的干部认为这是刘柯夺了院长张锡俦的权。石春来所披露的这些内幕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很大反响。

　　石春来是原“西院”干部中的笔杆子，曾任院党委常委、英语系党总支书记。他写的这份大字报，其观点显然带有“左”的色彩，但披露的却是外语学院干部内部矛盾的事实，对立面除了喊出“打退黑帮分子的新反扑”这类空洞口号以外，无法正面反驳。石春来在院党委把他和刘柯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的情况下，用“左”的东西来保护自己。“左”在当时意味着革命。

　　

　　这样一来，两院的干部都不干净了。以刘柯为首的“西院”干部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已被和彭真挂上了勾。现在，以张锡俦为首的“东院”干部又和杨尚昆等人联系起来。文化大革命初期揪出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外语学院就沾上了其中的两个。

　　4月26日，以英语系章含之、梅仁毅、张仲载为骨干的一批青年教师成立了一个战斗小组。他们主要针对院内问题贴大字报，批判院党委和工作队运动初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和教师队伍中把矛头对准原“西院”的干部和教师，用章含之的话来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捍卫新中国成立17年来的教育路线。“四·二六”的大字报实际上是和石春来的大字报遥相呼应，互相配合，鉴于他们批判的对象是院党委和工作队，“红旗大队”予以接纳。他们中的章含之，因为和毛主席有直接联系，后来成为外语学院“文革”中的风云人物。

　　对立面“造反团”中，运动初期保院党委和工作队的人很快盯上了“四·二六”，认为这是“反攻倒算”；理由是：“四·二六”成员大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和非劳动人民家庭，本人又和“刘、郝、石黑帮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教师队伍公开亮相，不仅给原来以学生为主的群众组织增加了新的成分，而且带来了外语学院“文革”以前教师和干部队伍中的历史纠葛和矛盾，使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斗争结合起来，这种情况从此伴随着北外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

谭震林怀仁堂拍案而起陈老总帮腔引火烧身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批判陈毅之风又一次刮了起来。所不同的是，这次“批陈”是自上而下，而且势头越来越大，冲淡了校内干部之间的矛盾和刚刚开始的“斗批改”准备工作。

　　重新刮起的“批陈”之风，源于“二月逆流”问题。

　　1967年2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列席。会议原定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然而，会议开始之前，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新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兼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因陈丕显问题发生冲突。此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还没有被免职。当时中央决定，要把各省市主要领导人接到北京加以保护。谭震林见到张春桥，就问：“陈丕显同志来了没有？”张春桥答：“群众不答应啊！”谭震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春桥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一听，气从心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接着，“谭老板”余怒未消，继续批张春桥：“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老干部，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打倒，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谭震林越说越有气，准备退出会场，一边走一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船已到河心。男子突然站起，一把提起摆渡人，把他放进河里，说：“老实说，你叫什么名字！”“谁谓河广，一苇杭之。”男子把他的头按到水里，他挣扎着呛了几口水。男子不再纠缠他的名字，而是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他说：“摆渡。”男子将他再度按入水中。数秒后，问：“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他剧烈地咳嗽着：“没有。”“你叫什么名字？”男子突然弯回原来的问题，“谁谓河广，一苇杭之。”他似乎处乱不惊。男子摇摇头，“真是个一杭先生。”

　　如果陈毅这时候保持沉默，所谓的“二月逆流”就和他没有关系，那样，“文革”中他和整个外事口的历史就得改写。但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亡党亡国了，再不出来说话，我这个共产党员就一个铜板也不值！”

　　陈老总不仅说话了，而且分量比谭震林还重：“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他接过谭震林的话题说道：“虽然没有人选我为老干部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这些家伙上台，他们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也挨整吗？现在又有人这么整老干部！”

　　陈毅所说的延安整风整老干部，指的是康生当年搞的“抢救失足者”，老同志都知道那场运动错整了很多人。文化大革命以来，康生以“文革顾问”的身份故伎重演，又开始整人。在这次会议的前10天，陈毅亲自登门拜访康生，想请他出面阻止外事口出现的揪斗驻外大使的极左之风，康生竟拒不接见。今天怀仁堂开会，陈老总终于忍不住积郁在心头的愤懑而当面敲打这位“顾问”。

　　接着，李先念、聂荣臻、余秋里等相继发言，纷纷谴责整老干部。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会上气这么大，还和年初以来党内和社会上所发生的一系列不正常事件有关。1967年1月4日，中央第4号人物（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陶铸突然被中央“文革”宣布打倒；事前未经政治局讨论，甚至连政治局常委李富春也不知情。接着，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揪斗。1月21日，海军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中将被人发现不明不白地死在井里，不久妻子不堪虐待自杀身亡。1月22日，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惨死在批斗台上。张霖之是中央委员，他的死震动了中央，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才做出把各省市主要领导接到北京加以保护的决定。现在，陈丕显因为张春桥有意阻挠未能来京，谭震林、陈毅又是陈丕显的老上级，他们怎能不愤慨？

　　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迫不及待地整理了一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当晚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严厉批评了陈毅、谭震林，将其定性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二月逆流”，并指示政治局开会讨论，实际上是批判。周恩来特意宣布，关于中央政治局生活批评会要保密。然而，江青一伙无视中央会议的纪律，有意将会议内容泄露给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致使社会上掀起一股反击“二月逆流”的浊浪。

　　实际上，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贯做法。“文革”小组的成员经常将党内高层的不同意见透露给学生组织，利用年轻学生的无知和狂热制造社会动荡，进而又假借群众的名义给反对他们的中央领导人施加压力，激化党内矛盾。1966年五六月份，康生及其老婆曹轶欧将中央内部会议情况及尚未公开的彭真问题透露给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聂元梓写出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北京大学成了批判彭真和旧北京市委的发源地和中心。到了七八月份，“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频繁到北京各大学发表讲话，借工作组问题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因为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负责人，“清华”成了人们瞩目的中心。这次，他们又居心叵测地借“二月逆流”问题把中央政治局内部的生活批评会扩散到社会上，于是，外语学院以及整个外事口成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矛盾的焦点。正如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那样：“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已经从北大、清华转移到外语学院。”

　　3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正举行最后一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批判陈毅。就在这天早晨，有人在中南海附近贴出“火烧陈毅”的大标语。4月1日，外事口有人喊出了“打倒陈毅，解放外事口”的口号。

　　外语学院闻风而动。4月13日，“红旗造反团”（以下简称“造反团”）发起，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批陈联络站”，办公地点就设在外语学院，开始提的口号是“彻底批判陈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随着形势的变化，很快改为“不打倒陈毅，誓不罢休”。4月中旬，外交部造反派也喊出“打倒陈毅”的口号。

　　假如说1966年外语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外交部领导下进行的，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那么，到了1967年，随着外交部内部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外语学院和外交部变成了互动关系。围绕着对陈毅的态度，外语学院“红旗大队”主张“一批二保”，“造反团”则坚持“打倒”。在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属于“打倒派”，而“革命造反总部”（简称“总部”）则属于“一批二保”派。于是，北外“造反团”和外交部“联络站”结盟，而“红旗大队”则和“总部”联手。外交部的群众组织都需要借助外语学院的学生壮大声势，必要时让学生们打头阵，干一些冲冲打打的“武活”；外语学院的学生组织也需要获得外交部相关组织的支持以及获取大批判的资料和信息。这两股力量都在寻求“无产阶级司令部”—— 中央高层领导的支持，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这两大派群众组织面前都鲜明地表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态度。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这一年的8月7日发表讲话，公开支持外交部“联络站”打倒陈毅，批评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是保守组织，对于外语学院而言，这等于支持“造反团”，反对“红旗大队”。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以各种形式支持外语学院“造反团”。李富春副总理在以北外“红旗大队”和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为首的“外事联委”主办的“8.27”批陈大会上明确表示：“总理是支持你们的”。

　　现在，一提起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群众组织，往往通通被称之为“造反派”。事实上，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高层支持者态度的变化而变化。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在1966年是反工作队的“造反派”，到了1967年，成了“保陈毅”的“保守派”。而对立面“造反团”中有相当一批人1966年是保院党委和工作队的“保守派”，而到了1967年则成了打倒陈毅的“造反派”。即使是被贴上“造反派”和“保守派”标签，也不是绝对的；在对待某一个领导干部问题上，“造反派”要打倒，“保守派”要保护，而对另一个领导干部问题上，则完全倒了过来。

　　5月11日，北外“造反团”、“六一六”以及外事口其他组织以“揪陈”的名义在天安门前游行。当晚，周恩来总理接见“批陈联络站”、外语学院“造反团”、“六一六”等组织的代表，批评了他们这种极端行为，并明确表示：揪陈毅，中央不同意，“打倒陈毅”的口号，不能强加给中央，也不能强加给我。然而，“倒陈派”坚决要求把陈毅交给“批陈联络站”，周总理严词拒绝。周总理和他们就召开“批陈”会议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争论，最后达成协议：第一，批陈会议要待安排好了再开；第二，先在外交部开小会，然后再到外语学院等单位接受批判。

　　

　　右手高举红宝书、高呼口号者是姚登山

抗暴英雄昏头走错路上贼船助纣为虐入“秦城”

当时，两派组织虽然观点不同，但都需要批判陈毅；批陈毅，需要材料。5月13日，北外“红旗大队”学生冲入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办公大楼，试图抄录有关陈毅问题的大字报，不料，和外交部“联络站”成员发生武斗。“联络站”扣押了数名学生。而之前，北外“造反团”和“六一六”多次冲入外交部摘抄大字报，“联络站”却视而不见。

　　周总理得知外交部内发生武斗事件后，指示不要扩大事态，并委托姚登山宣布他的指示：双方脱离接触，释放“红旗大队”的学生回校。“联络站”负责人对此极为不满，姚登山则埋怨总理把“难差事”交给他办。

　　姚登山原是我驻印尼使馆临时代办。他在领导我使馆人员抗击印尼政府反华暴行中立了功，于1967年4月30日回国，5月1日在天安门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被媒体冠以“红色外交战士”的称号。

　　接着，外事口各单位纷纷邀请他作“抗暴”讲演。作为一个高级干部，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本应慎重行事，谁知，姚登山对邀者不拒，逢会必讲，而且讲话调门越来越高，把他领导的“抗暴斗争”和外事口所谓的两条路线联系起来，大批“刘邓路线”在驻外使领馆的表现，给人们造成一个印象：似乎我国驻外使领馆就是反对“帝（即帝国主义国家）、修（修正主义国家，特指当时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反”（各国反动派，泛指一切跟随美国反对中国的国家）的前沿阵地，和驻在国当局斗得越厉害就越革命。一时，姚登山成了外交部英雄般的人物。同时，在外交部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中，他公开支持“联络站”，助长了外事口“打倒陈毅”的恶风浊浪。在处理“五·一三”事件中，他又违背总理“避免扩大事态”指示精神，大骂“红旗大队”学生是“卡比，卡比”（印尼语：暴徒）。他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投靠中央“文革”小组，在政治上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5个月之后，1967年10月14日,“红旗大队”把姚登山揪到外国语学院，在二饭厅大礼堂开了一个批判会，会场横幅上写的是“打倒政治大扒手姚登山”。周总理深知红卫兵小将们的脾气，赶紧派联络员王文政于次日凌晨将姚登山接回外交部，使他少受了些皮肉之苦。

　　姚登山，1918年生，山西襄汾县人，他有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1942年，他担任曲襄抗日游击队教导员，1945年担任曲襄县委书记。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将晋南地区的地方武装组建成“襄陵独立团”，带领这支队伍参加了解放临汾、太原、兰州等战役。1949年3月，这支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185师554团，1951年春，该团被编入工程兵第10团。这个团后来出了一个闻名全军的模范人物——雷锋。姚登山是“雷锋团”的第一任团长兼政委。1949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组建时，中央从部队调来一批经过战争考验的兵团级、军级、师团级军官，分别担任副部长、司局长；外派时，兵团级任驻外大使，如耿飚、黄镇、姬鹏飞等，师团级则任政务参赞和一等秘书、二等秘书。当时，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长，他对这些出国外交官说：“你们这些同志，中央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下军装搞外交，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这批从部队转业到外交战线的干部当时又被戏称为“穿着文装的解放军”，姚登山是这些“中央选了又选”的“文装解放军”中的一员，1950年2月调到在北京举办的中央军委武官训练班学习，8月就被派到驻丹麦、芬兰使馆担任一等秘书、参赞。当时和我国建交的国家不过10来个，外派的这些外交官如同过筛子一般，再一次“选了又选”。所以，周恩来对姚登山这个人有一定印象。不过，那时候的姚登山和周恩来之间隔着好多级，在总理面前还轮不到他说话的份。

　　

　　左起：周恩来，江青，姚登山，毛泽东，林彪，徐仁，康生

　　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革命老干部，没有经受住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他从印尼回国以后所做的“抗暴讲演”，为外事口所刮起的极“左”思潮推波助澜，全盘否定17年的外 交路线，把总理气得心脏病发作。姚登山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隔离审查3年多，被判处“现行反革命”入狱9年。1980年，外交部党委对姚登山问题进行了复查，认为他的问题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特殊的背景，为其重新做了结论：“姚登山在文化革命期间犯有严重错误。”这一年，他走出秦城监狱，恢复了行政10级高干待遇，1985年办理离休手续，1998年因病逝世，享年80岁。

　　姚登山在“文革”中是个极富戏剧色彩的人物。1967年5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左手挽着毛主席的胳膊，右手挽着江青，和所有的政治局常委照了一张像，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没有想到，仅仅过了4个月，他就倒台了。波诡云谲的“文革”风云谁也难以预测，有的人今天还上了天安门，明天就可能被送进监狱。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