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经得住批评的评论家（下）
文 李清霞
我背负着传统的包袱，却生活在一个高度缩略化、功利化、商品化、物质化的都市，我渴望找回本真的状态，清新的感觉，蛮用的体魄，文明的情怀而不可得。有时我想，当失去最后的精神立足点以后，我是否该逃到我的大西北故乡去流浪，这么想着的时候，便也常常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悲哀。
中国当代文坛的“超级星探”
雷达来自西北，是毛遂自荐走向中国文坛的，他深知在浩瀚文海脱颖而出的艰难，感恩前辈们对他的提携，发现、扶持文学新人几乎成了他的嗜好，他经常力排众议地去提携和扶掖一些新人和新作。在《文艺报》工作时，他就以发现、扶持新人、新作为己任，很多作品都是他率先发现其独特性，并第一个写评论向读者和文坛推介。何士光的《乡场上》、陈世旭的 《小镇上的将军》、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韩少功的《飞过蓝天》《风吹唢呐声》、古华的《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叶文玲的《心香》、邓友梅的《那五》、张炜的《秋天的愤怒》、莫言的《红高粱》、陈建功的《飘逝的红头巾》、刘震云的《塔铺》、董立勃的《白豆》、雪漠的《大漠祭》等，都是他第一个评的。杂文作家韩石山的第一篇评论也是雷达撰写并发表在《汾水》杂志上。他对各种文体都热切关注，凡是能打动他的作品，都热情评述推介。
雷达写评论只看作品不看人，有些人后来成为大作家，比如莫言。针对《红高粱》等早期作品，雷达先后写过三篇评论。其他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铁凝、张炜、刘恒、李锐、高晓声、方方、贾大山等，他都密切关注其创作，并及时发现他们创作的新动向，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评介。有些作家尚未成名时，就被他发现。1979年，路遥在《甘肃文艺》发表短篇小说《在新生活面前》，雷达发现并评论了这篇小说。他为作家东西写第一篇评论时，东西还是一个小记者；他在《光明日报》撰文推介雪漠的《大漠祭》时，雪漠还是武威的一个小学教师；他关注陈亚珍时，陈亚珍还是一个农民。
1990年，雷达为贾大山写了两万字的评论文章，发在《长城》上。2014年，由于习近平撰文回忆的缘故，贾大山被重新发现，雷达又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读贾大山。他那两万字的长文，也被收录在《贾大山文集》中。他曾受《奔流》杂志主编庞嘉季之约，撰写了第一篇关于河南作家乔典运的综合评论，并发表在《奔流》上。他认为乔典运是要在文学史上留下来的作家。80年代，《渴望》热播前，雷达就曾在《作家》杂志撰文，指出“王朔小说的社会意义超过了他小说本身的意义”，至今关于王朔的评论似乎还在围绕这句话转圈。
单个作品写得好而作家名气不大，他认真推介作品。作家总体风格逐渐形成，他更是满怀深情地为他们的创作进行总结，以评论家敏锐的视角寻找他们艺术创新和超越的可能性。张炜是他持续关注的作家，张炜每出一部新作，他都会认真阅读，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坚持认为《古船》与茅盾文学奖失之交臂是茅奖的“遗珠之憾”。
1985年，《山西文学》第5期发表了田中禾的短篇小说《五月》，编辑觉得好，请雷达写篇推介文章，后来作者本人写信跟他说自己本名张其华，两人在兰州大学中文系是同班。这篇小说获得了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郑义的《远村》发表之初并没有引起重视，雷达首先发现了这部作品，并指出作品从貌似怪异的人情风俗中揭示出内蕴的历史意识和审美价值。他对王润滋这样作品不多却写得极为认真的作家热切关注，对姜滇、蒋濮等只写了几篇小说的作家也进行热情而中肯的评论，并指出其创作的局限和不足。80后作家、专栏作家、网络作家中出现好的作品，他也积极推介，比如80后作家马亮等。
在评价作品时，雷达还善于吸纳他人的观点，对作家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也绝不姑息。他曾发现并热情推介过新疆作家董立勃和他的《白豆》，但董立勃的《风吹草低》语言粗俗，雷达的一位博士生在论文中批评其小说“读来令人阵阵作呕”，雷达大赞“痛快”、“犀利”，碰到董立勃时还当面告诉他，我的女博士说你的小说如何如何。
接受原《小说界》编辑王童采访时，雷达说他认为新时期最好的作品是《白鹿原》《废都》《大漠祭》《夹边沟笔记》，四位作家都是西北人或与西北有渊源，他坚称标准是艺术，跟籍贯没任何关系。雷达被认为是中国文坛读小说最多的人，他坦言当之无愧。所以有人说，说起文学批评，如果不知道雷达这个名字，说明他离“文学”还远；说起某个作家，如果雷达完全不知道，说明那主儿还得加油。
从雷达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新人梯队的层层奋起”。在当代，很少有人质疑雷达的艺术鉴赏力，他有在泥沙中淘金的能力，即使在移动网络发达的今天，他也能驾轻就熟、慧眼识珠。随着年岁渐长，他的锋芒渐少，对人对事更加宽厚宽容，乐于倾听年轻人的意见。他还有很多“眼线”，学生、后辈推荐给他的新人新作，他都认真甄别，积极推介扶持。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超级星探”，经他评论捧红的作家不胜枚举。
在挫折中不断超越自我
1989年1月，雷达调到《中国作家》杂志担任副主编，他希望以自己衡文的眼光，对艺术的坚持，打造出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期刊。在延续杂志既往风格，办好已有专栏“作家写作家”、“文学对话”等之外，还开设了“新人新作”专栏推介文学新人。他在《中国作家》工作期间，编辑刊发了许多在社会上和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品，如小说《坚硬的稀粥》（王蒙）、《万家诉讼》（陈源斌），报告文学《民以食为天》（霍达）、《黑孩，黑孩》（陈宝旗、高岳）等。天津作家林希的第一篇津味小说《相士无非子》就是经雷达审阅，发表在《中国作家》1990年第2期上的，此后，林希的创作进入了喷发期。他对文学期刊的经营一直密切关注，多次跟人提起他对《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的赞赏和钦佩。周介人是编辑界的奇才，在80年代后期，文学逐渐失去轰动效应的情况下，竟然使《上海文学》十多年没拿国家一分钱补贴，真正做到了自负盈亏，而且始终坚持着纯文学的高品位，先后推出《棋王》《小城之恋》《烦恼人生》《分享艰难》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名字的重要篇目；还以《上海文学》理论版为阵地推出了以吴亮、蔡翔、许子东、陈思和、毛时安、程德培、邹平等为首的上海青年批评家群。周介人得知雷达工作调动的消息，以兄长般的热忱与关怀写来一封长信，谈编辑与管理工作的心得。他告诉雷达：“当一个刊物的主持人，最要紧的是处理人际关系。”这绝对是雷达的“短板”。在文坛，雷达有个外号“雷大炮”，不顾时间场合“乱开炮”，为此，他没少吃亏，没少得罪人。周介人告诫他，处理人际关系要有耐心，不要什么都挂在脸上，要宽以待人，只做不说，要有心劲，别硬在嘴上，要用信心鼓舞部下等。雷达从中感受到兄弟般的情谊和朋友对他的期望。
雷达著《小说艺术探胜》书影
雷达与周介人成为朋友，怎么看都有点奇怪，他说周介人长得跟罗丹雕塑的伏尔泰很像，只是比他年轻而已，周介人听了哈哈大笑。一个西北汉子和一个上海男人成了朋友，两人都是内心刚强的人，两人都热衷于干实事。他们文学志趣相同，寒微的出身，相似的经历，或许还有时空距离和性格差异带给彼此的新鲜感。他们聊读书，聊文学，当然也说说编辑的甘苦、文坛的变幻、对争议作品的看法，及社会上可笑可气的事，似乎都是一些看起来没用的话。周介人逝世，雷达说：“没有你的上海会让我感到寂寞。”
虽然有朋友的支持和提醒，他的副主编之路并不顺畅，首先是每月30万字的阅读量占用了很多的时间，其次是他颇为自信的衡文眼光受到了现实的挑战。《中国作家》杂志是文学双月刊，1985年创刊，冯牧任主编，他在“创刊号”中提出了“百花齐放、质量第一、立字当头、贵在创新”的办刊方针。雷达坚守办刊方针，尤其看重创新。1989年第5期，杂志刊发了福建作家海迪的中篇小说《再来四客冰激凌》，小说中首次写到未婚先孕的问题，引起不小的轰动。《小说选刊》也给作者发了采用通知。随后形势紧转直下，1990年刊物停刊一期学习整顿；副主编雷达调离杂志社，保留行政级别；高洪波、章仲锷出任该刊副主编；冯牧将办刊方针总结为：雅俗共赏、曲高和众、贴近时代、关注现实。《中国作家》进入新的时代。作者海迪于1991年下海经商。《再来四客冰激凌》被批评的主要问题是性描写过度，类似于下面这段话：
他看见爱人吕滨躺在床上。她健康而且性感。他看见她双股叠压在一起的地方，股沟的颜色变深了。在光洁明丽的受光部分的映衬下，她的肌肤有一种油画的效果。他曾经缠绵她，迷恋她，爱抚她。可是这时他感觉到一阵厌倦。琐碎、空洞、烦闷，无所作为和一种感觉上的百无聊赖，使他产生了一种彻底的悲观和无望。
这段话今天看来，实在小儿科，算得上节制唯美，但在当时却引起很大的动静。与张贤亮《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相比，这段文字尺度也不算更大。其次是小说形式上的问题，通篇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叙述成了小说的核心。据说这篇小说，当时领导不让发，是雷达坚持要发的。因为这件事，雷达在家里被闲置了一年多，组织上没有安排给他任何工作，他又一次深刻体味了干校后期无所事事的感觉。
在散文《还乡》中，他写到自己一次“说走就走”的、任性的还乡旅程。在塞满人味儿、烟味儿、汗酸味儿的车厢里，看着犹如蜂窝般糊满了人的厕所门口，尿憋得他额头发麻，他竭力将自己想象成“一片山楂片”或是“一条瘦鱼”。回想起这多年出差时不是卧铺就是飞机，所去的大多是省会城市，还有人接人送，哪受过这种洋罪。这种尴尬、狼狈而又无可奈何的境况下，雷达反思人生，慨叹漫漫人生路，比这“更复杂、更深隐的还有多少种”？他又体验过多少呢？在家乡，他感受到大自然的博大宽阔，见了童年的玩伴天宝、疼爱他的大嫂、深得雷氏家族遗传的侄女改兰，最后站在了被平了的父亲坟头面前。故乡、西北、老家、亲人，总能给他温暖和力量。雷达的还乡之旅使他重新找到了自己——那个“不安分、喜冒险的家伙”，父亲、雷达、侄女改兰，血脉相连。
1989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调整班子，马烽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玛拉沁夫担任党组副书记，1991年1月增补马烽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玛拉沁夫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作协的工作陆续走上正轨，雷达重新回到创作研究部，并担任副主任，副厅级待遇。特殊的工作岗位，使他成为职业评论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贯穿于他的日常言行和著述之中。雷达对中国文学发出的声音，不再仅仅代表他个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评论在事实上对中国文坛的发展开始具有指导性意义。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探寻把握当代文学的发展脉搏
1993年，雷达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意大利的巴勒莫参加第十八届蒙德罗国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黑手党的故乡，他领略了高大帅气的摩托车手们高超的车技，参观了马西莫歌剧院、蒙特利教堂和罗萨尼亚教堂，感受了艺术和宗教天然的解毒作用；参加了别开生面的文学授奖仪式，听到了获奖者幽默的获奖感言。他发现，在西西里，传统文化庞大的身影无处不在，依然在主宰着人们的心灵。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文学，能否抗拒市场化的诱惑呢？他曾两次访问俄罗斯，与那里的作家进行交流，作家们正经历着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他们已经彻底脱离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曾经的作家协会办公大楼也被出租了，整个知识阶层受到很大冲击。1998年11月，代表团先后到过莫斯科、圣彼得堡、鞑靼共和国的喀山，还参观了某个官员的私宅。雷达买了俄式茶炊、小幅油画和俄罗斯套娃等。他出门爱买东西，有时还爱贪点小便宜。有一次，他和李星在美国街头架不住小贩兜售买了好几条皮带，回国后才发现皮带上写着英文：made in China，俩人见面提起这事就哈哈大笑。
他发现莫斯科的冬天很美，交通秩序良好，物价并不比中国贵，俄罗斯人也不像外界宣传的那样阴郁。莫斯科歌剧院票价昂贵，却始终紧俏。作家、艺术家很受尊重，作家雕像随处可见，他们见到过托尔斯泰铜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铜像、普希金铜像等。还参观了位于彼诺杰尔金诺森林的帕斯捷尔纳克乡间别墅，极为寒素，为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遭遇唏嘘不已。2007年8月，他参观远东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惊奇地发现这里教育、医疗都免费，也切实体验了俄罗斯人的“慢”。雷达从大学时期就迷恋俄罗斯文学，去了两次俄罗斯，他觉得俄罗斯仍然是个谜。他曾给《北京文学》的“文本典藏”栏目推荐过一篇当代俄罗斯小说《当石块上开出浅蓝色的小花……》，作者叶连娜·罗琴科娃是名不见经传的女作家。8000字的小说用几个片段真实地写出了一个女人从小到老的过程，风格质朴清纯。他希望从俄罗斯文学中发现点新的东西，对我们转型期文学发展有所启示的东西。
2008年12月23日到31日，雷达参加了中断14年的中埃作家交流互访，参加了一些文学会议和文学活动，他发现埃及人比较闲散，张健说是“漫不经心”。埃及人能歌善舞，活得很单纯。他们参观了金字塔，膜拜了尼罗河，品尝了埃及的饮食，吸了埃及的水烟，看了“肚皮舞”，还有幸观摩了埃及人的婚礼。在去往迪拜的飞机上意外地看到很多到中东打工的国人。埃及是宗教国家，社会稳定，犯罪率、离婚率都低。雷达感悟到了“人心的真实和生命的韵味”，觉得“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哪怕它只是一个美好的幻象”。
雷达主张文学要接地气，有人气，扬正气。为了实现“文学对现实发言”的主张，他努力深入生活，他曾和刘庆邦一起下到“世界第一大井”鄂尔多斯补连塔煤矿的井下，体验煤炭工人的艰辛与自豪；他漫步香港摩罗街，与古董店的老板闲谈，感受中国文化的厚重和“海外”游子的爱国情怀；他曾行走在赤水河畔，向“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红色传统敬礼，为国酒茅台走向世界唏嘘不已；作为资深烟民，戒烟后的他徜徉在云烟缥缈中，竟然经受住诱惑，磨练了自己的意志，也思索了作为经济奇迹的“红塔山现象”的成因及其意义；他在凉州曲、扎尕那的云、杭州美食、宁夏岩画和沙洲中，在依奇克里克及梦中的沙漠车的奔驰中感受大自然的奇伟，感受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诸多努力和期盼。他善于从生活的点点滴滴领悟人生的真谛，发现经济社会文化细微的变化，以独有的方式努力去把握它，解读它，阐释它，并以饱含激情与诗性的文字把自己的思考传递给读者。
雷达（右）和刘庆邦在“世界第一大井”——鄂尔多斯补连塔煤矿
职业评论家的真性情
创研部的十年，是雷达文学评论上最辉煌的十年，也是他人生最惬意最得意的十年。创研部虽然有很多日常事务，但他依然坚持读书、写作，到处参加文学研讨和采风活动。原本贪玩的天性被释放出来，他玩得花样翻飞，既专注又高端。他迷恋过乒乓球、足球、打游戏、下棋、冬泳、收藏古玩和化石等，K歌时也有麦霸之嫌，有一阵他喜欢庞龙的《你是我的玫瑰花》，在歌厅里，对着话筒反复地唱。在生活中和文学上，雷达都是典型的新奇主义者。他喜欢一切具有挑战性的极限运动，他痴迷冬泳，还学会了蝶泳。冬泳第一次下水，他是禁不起煽呼硬着头皮跳下去的，针刺、鞭抽般的疼痛过后，浑身火烧火燎般地发烫，那时，他竟“忽然有种小伙子的狂傲在心头冲撞”，还曾经对不相信他学会蝶泳又不肯亲临观摩的高洪波耿耿于怀。评论之余，雷达重拾散文随笔创作，不仅写出了《王府大街64号》《还乡》《皋兰夜语》《依奇克里克》《缩略时代》等名篇，还在《钟山》杂志开设随笔专栏“蔓丝藕实”。贾平凹说他的散文有“铁的质感”。有人甚至感慨雷达这样的诗情才情，写评论实在是很浪费。1998年世界杯的开篇《法兰西猜想》，就是他和孙正平、黄健翔开始对谈的，一不小心，雷达还在电视上火了一把。
他对朋友讲义气，“祸害”起朋友也毫不含糊，白烨、王作人没少被他的呼噜“蹂躏”。他凡事惦记着朋友，也要朋友凡事惦记着他。他有事没事常找白烨聊天，交流文坛动向、家长里短之类，写了得意的文章也要白烨去“围观”，若是看得晚了，他就说风凉话损人家，比如“不把他当回事”、“又被哪个小姑娘缠住了”之类。白烨说两句好话，两人便兄弟情长。他酷爱秦腔，自称在拥有秦腔磁带上是北京“首富”，他的磁带不少是从兰州、西安的朋友那里“巧取豪夺”来的。家在西安的评论家王愚为他翻录磁带，直录到鼻尖冒汗，边捶背边说：“达弟啊，也就是你，换谁我也不卖这个牛劲。”王愚病重，雷达也利用在西安开会的间隙前去探望。
“人有天马行空志，文有强硬霸悍气”，这是贾平凹书赠的条幅，就挂在雷达家客厅里。白烨说这是雷达人与文的恰切写照。雷达为人志向高远，为文“更是强劲雄浑，硬朗豪放，端的霸气与悍气十足”。在评论选题上，他“或抓取当前的热点、难点问题，推本溯源，或择选重要而典型的作家作品穷原竟委，总是喜欢啃文学上的硬骨头”。越是有争议的作品越能唤起他的创作激情，比如《古船》《废都》《白鹿原》等，他都有激情四溢、深邃丰赡的论述。雷达为人情胜于理，为文情理交融，内在地构成了他敏锐而主气的评论风格，他阐发见解时，“或举重若轻，或大含细入，总能披坚执锐又独辟蹊径，炮制出一颗颗重磅炸弹，把文章作足分量，造出影响”。他的散文随笔往往能从生活中细小的现象出发，觉察或捕捉到时代发展的脉搏与走向，比如他由“打的”、“托T”这些日常俗语的出现与流行，即从语言缩略联想到生活缩略与时代缩略的现象。
雷达要强，凡事不甘人后。一次，在西安吃饭，大家说起贾平凹的女儿生了双胞胎，两个千金，纷纷道贺；他沉吟良久，才慢悠悠地说几年前我女儿就生了双胞胎，两个男孩。贾平凹曾这样描述他：“黑头粗脸,衣着不整,形如匪类。”这原本是小说家的修辞，后来竟成了雷达的标签。贾平凹的描述后面还有：“貌似粗糙,内心细腻,天生个文人命坯,笔一触纸就来感觉,又易坠入境界,放任自由,目空一切,有极大的勇敢,而离开文章,回到现实,却优柔胆怯,处事无能。”入木三分的刻画啊！这个黑头粗脸的西北汉子，也曾青春俊朗，大学时代是标准的英俊少年。衣着不整，那也是三五好友，酒足言酣之时；平日里雷达还是很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的，虽然他不喜欢穿西装之类的正装。他说：“我怕约束。”
雷达不在兰州时，就委托赵学勇、程金城等老师照管他的学生。他常说我的学生少，就跟儿女是一样的。儿子雷容是作家出版社的编辑，编辑过很多畅销书，社会反响很大。他心里为儿子自豪，嘴上却不肯说。他最不待见在背后道人长短，也不许学生打着他的旗号四处招摇。
1995年，雷达就给自己添置了电脑，还没学会打字就先学会了游戏，常玩得昏天黑地，忘乎所以。他大约是中国文坛最早一批电脑写作者之一，打字用五笔，速度还挺快，绝对是能跟上思维节奏的那种。最近几年，文人们纷纷回归手写，他依然故我，电脑和汽车已成为他生活的必需品。退休后，他自己考了驾照，买了辆别克凯越，常常热心搭载同路的朋友。
雷达原本是铁杆烟民，每天抽两包，最少也得一包半，2000年他硬是戒掉了。喝酒平生只醉过一次。他是那种意志力和抑制力都很强的人，看似常发脾气，其实非常自律。精神上，他追求极致丰富纯粹厚重。透过貌似纯真、顽皮的外表，他是一个绝顶聪明又异常孤独的人，因缺乏安全感而谨小慎微。他永远同情弱小，有事求他帮忙，拿多少钱说多大的话都不好使。有人说，对付雷老师，最好的办法就是出卖苦难。
散文最能表现作家的真性情，雷达散文也是他人生的写照。1990年因《中国作家》的事内心郁闷，他便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一些感悟用散文的笔法写出来。他有强烈的倾诉欲，《还乡》就是他面对故土和父亲时深情的诉说。书写是他倾诉的方式，有不得不诉说的情事，顺手拈来，缘情而起，随兴所至，情尽意尽则言尽，所以他的散文不成阵势。系列随笔，他写了“疼痛”、“传世”、“辩诬”、“幽默”、“尴尬”、“运气”、“超脱”、“牢骚”、“快乐”、“时间”、“生命”等，有什么感受，就写什么。
有人说阅读从来就是读自己，写作又何尝不是这样。写评论很多时候也是在写自己，编辑也是在编写自己的人生。雷达感兴趣的散文是活文、有生命之文。他说：“我真正喜爱的，是泼辣、鲜活的感受，是刚健清新的创造性生命的自然流淌，是绝不重复的电光一闪。”他希望读者透过他的散文能看到他活生生的矛盾性格和一张顽皮的笑脸。他说真的散文应该体现时代的最高思想成果和理性智慧，思考时代和民族的灵魂状态，具有富于时代感的思与诗相交融的言说方式。
中国文学精神的守护者
雷达敏感而疑惑，常对自己的评论现状予以反省与检视。他总能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节骨眼儿上，提出一些引起关注的问题，作出比较准确的概括。1996年8月，雷达在《文学报》上发表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最早提出了“现实主义冲击波”这个概念，并指出其局限性。90年代，文学出现“世俗化”、“日常化”、“个人化”倾向，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讲究实惠、讲究生活质量的过日子的时代，致富和安康成为人们最实际、最直接的生活目标。他认为新写实潮流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铁凝的《永远有多远》、王安忆的《富萍》等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他客观分析了“个人化写作”及其人文姿态，指出个人化是知识分子对个人独立性和写作的自由意识的追求和确认，是现代人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而不应该是很多人所理解的我行我素、写我个人的极端感受和体验，拒绝集体化叙述之类。美女作家、身体写作、新概念作文等事件出现后，雷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淡定”，但他曾怒斥那些称呼他的学生为“美女博士”和“美女评论家”的人。有人说由于西方现代文化资源的匮乏，雷达在“现代派”面前总是“失语”或“缺席”。对此，他说不评论也是一种态度。90年代，雷达那些重要的作家作品评论，比如他关于《白鹿原》和《废都》的评论，就曾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
雷达著《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书影
进入新世纪，他敏锐察觉到文学的变化，在《文艺争鸣》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从概念生成、关联性及审美特征等层面为“新世纪文学”定位。他把中国文学分成了“五四”启蒙文学、30年代以来到十七年的阶级斗争文学、 80年代的计划经济文学，再到90年代至今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新世纪文学等几个阶段，主张提出“新世纪文学”这个新的概念，引起文学界广泛的讨论。还有关于文学原创力的匮乏、焦虑以及拯救问题，革命历史小说中的“灵性激活历史”现象，即作家主体如何唤醒历史的问题，以及“亚乡土叙事”等，都是雷达比较早提出独立看法，引起文坛讨论的问题。新世纪十年之时，他又写下了《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的走势》一文，文章从新世纪文学别无选择的命名、无法回避的文化语境、阅读的分化与作者的重构、主题的衍变与新的审美生长点等方面对新世纪文学进行了又一次论述，并对新世纪文学作出了前瞻。
雷达被誉为中国阅读当代小说最多的人，他的阅读不是泛读，而是拿着手术刀的专业性阅读，时刻把握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动向，并用手术刀一样的文字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症候、面临的精神危机等进行犀利而中肯的批评。2006年7月5日，雷达在《光明日报》头版“光明专论”发表评论文章《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文艺界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和广泛讨论。《人民日报》马上摘发雷达观点，《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还有报纸以整版的篇幅组织专家讨论他的文章。据说在文艺界一个高层次的文件起草会上，大家人手一份7月5日的《光明日报》，起草班子先学习雷达文章，从中找新的精神。他谈文学的原创力，谈文学的精神资源，谈小说的文体意识，谈作家的创作主体性，谈作家队伍的分化与组合，谈长篇小说的审美经验，谈现实主义的生命力，谈文学传统和文学的自信力，谈批评家的解释力，谈新媒体时代文学的困境，谈当下文学的评价标准，谈茅盾文学奖，等等，中国文坛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鹰眼”。他是当之无愧的“探测当代文学潮汐的雷达”。
敢为文坛先的“毛病”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2007年，一篇题为《批评在媒体时代的新困境》的博文，因文中提及香港明星刘德华，使他卷入网络口水战。以评委身份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使他受到质疑；2009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出版，因为铁凝《玫瑰门》入选，金庸落选再次受到质疑；张炜的《你在高原》获得茅盾文学奖，他作为评委之一受到质疑，等等。面对质疑和批评，他逐一解释，从不妥协退让。碰到新问题，他依然发言。
新时期以来，雷达先后有20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观点摘录更多。内容多涉及当时文学的重大问题，诸如《从生存相到生活化》《人文精神质疑》《思潮与文体》《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当今文学审美趋向辨析》《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等，其中《论当今小说的精神走向》长达两万字。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求是》等权威报刊发表论文70多篇，如果按照某些211高校的科研评价体系和奖励办法，评20次教授都用不完，若发奖金，早成“百万元户”了。可他似乎不谙此道，他的文章总是署名“中国作家协会雷达”，他说我就是雷达。
退休后，他出版了《思潮与文体》《雷达自选集》《雷达散文》《皋兰夜语》《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重新发现文学》《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等著作，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通史》《新文学大系》第五辑长篇小说卷、《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中国当代法制文学精萃》，以及各种小说年选、研究资料汇编等。
2013年，雷达结束了兰州大学兼职教授的工作。6月1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甘肃省文联、兰州大学文学院等单位联合在兰州大学科学馆报告厅召开会议，为雷达的文学批评进行总结和把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雷达的文学评论与中国化批评诗学建设”。李敬泽、白烨、阎晶明、李国平等批评家和贾平凹、刘震云等作家，当地作家代表和雷达的学生等70余人参加会议，参与活动的有近300人。刘再复致电祝贺称雷达的批评具有“理性的激情”。贾平凹、李敬泽、白烨、雷达等做了大会发言。陈忠实与《文学报》发来贺电。学术研讨会热烈、隆重而充满思辨激情。
会议高度评价了雷达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将之概括为三点：一是敏锐地归纳、命名了一些新生的文学现象，如“新写实文学”的审美崛起、“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以及新世纪之初所提出的新世纪文学等逐渐进入文学史的概念；二是雷达评论具有以“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为中心的前瞻意识和民族意识；三是他善于发现经典文本，推介重要作家作品，关注文学新人成长。
雷达以其敏锐快捷、充满理性与诗意的文学批评风格成为中国文坛独特的存在，胡殷红女士说雷达“算得上是个经得住批评的批评家”。
作者附言：
雷达先生是我的博士导师，是我学术研究与文学评论的引路人，我的治学态度和评论风格都深受先生的影响。去年下半年，学长李满星为《传记文学》“批评前锋”专栏撰写阎纲先生的传记，得知刊物2015年拟推出的批评家传记中有雷达先生，就向主编郝庆军先生推荐了我。之前，我曾经写过作家传记，深知传记写作真实性是关键。写作过程中，我查阅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完稿后还与雷达先生反复核实。遗憾的是，本刊第三期刊印后却发现重大疏漏，文中谈到雷达先生五七干校那段经历时，有一段写到干校清查“五·一六”分子，文中所述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不是雷达先生本人，而是先生讲述的干校中其他人的故事；因“小驴打滚论”遭致批判的是当时干校四连的一位同志，而雷达先生在二连。这两个细节年代久远，被采访人说法不太一致，雷达先生指出问题之后，我及时进行了更正。却因一时大意，将修改之前的版本发给了编辑部，给刊物和传主带来困扰，我深感歉疚，愧对先生多年的培养，唯有将精品意识和求实作风内化为自己的学术品格，方能回报先生教诲之点滴。
李清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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