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臧克家
臧乐安
“文革”初期漫忆
1966年夏天，中国大地刮起了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一个“五一六通知”，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杀气腾腾。
造反，造反，无法无天，社会一下子陷入了分裂和混乱。那些被煽惑起来的造反派，有恃无恐，疯狂了一般……
这场由大革文化命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文化界和文化人首当其冲，无数优秀的祖国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各种文化遗产遭到惨重破坏；很多文化名人受到严重冲击和迫害，受到人身侮辱，被关进“牛棚”或下放“改造”，一时间中国变成了文化沙漠……
我们的父亲当然也在劫难逃。在单位挨批斗、受折磨的情况，他很少对子女提起，大概是怕我们为他担心和难过吧，就像他在一首诗里写的：“什么都由我承当！”我们子女怕勾起父亲的回忆，加重他的痛苦，也不敢问他。只有一次，傍午的时候我回家去，父亲刚从外面回来，满面委屈，满脸晦气。我问怎么了？父亲说，上午他们被拉到郊外一个地方去劳动，后来就开了斗争大会，让他们跪在石头地上，造反派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一边辱骂他们，一边向他们身上扔石头。父亲说：“当时真是感觉斯文扫地啊！”父亲还告诉我，前几天因笔误——把“造反”写成“造犯”——惹了大祸，罪名是“污蔑造反派”，写了几次检查，造反派仍不依不饶。这正应了父亲早年的诗句：“这可不是混着好玩，这是生活/一万支暗箭埋伏在你周边/伺候你一千回小心里一回的不检点。”只有这一次，父亲心情十分沉重地对我说：“活得太痛苦了，我是为了你们这些孩子活着！”听了父亲的这些话，我感到心疼，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只能赶紧劝他要坚持住，宽慰他要想开些。
臧克家
两瓶安眠药和两百多元钱
“文革”开始后，心里老是牵挂着父亲的处境，不时回家看望，和父亲谈谈心，希望能给他一些安慰。父亲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想不通，对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命运深感忧虑。我又何尝想得通！但我仍宽慰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是针对你一个人的，有的国家领导人已在大字报上被点名了，事情总会弄清楚的，要坚持住，走着瞧吧！但“文革”对父亲的压力不断加大：家里的电话被撤了，银行的存款被冻结了，工资被扣发，每月只给几十元生活费，家里的房子被迫上交，东西厢房已先后搬进两家，独家小院变成了大杂院……父亲的处境变得日益艰难了。
一次我回家去，父亲万般无奈地对我说：我这里有两瓶安眠药，你拿回去替我保存着，需要时再向你要。父亲长期身体不好，高度神经衰弱，天天服安眠药才能入睡，有时不止服一片。父亲被“近忧”逼出的“远虑”让我感到些许高兴。我说：好的，我拿回去保存，需要时我会送来。然后，父亲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百多元钱，对我说：这两百多元钱你也拿回去保存。我想，这大概是最后一次发给的全额工资。我对父亲说：即便抄家也不至于搜身，钱你就放在口袋里，随时想买点什么吃的用的，方便一些。我还对父亲说：我们还存有几百元钱，需要时我可以给你拿来，多年以后父亲告诉我，他当时听了我的话，心里很高兴，很感动。这是患难之中的父子真情。
万不得已的万全之策
“文革”开始不久，即兴起抄家之风，弄得人人自危。父亲也忧心忡忡，不知何时临到自己头上，对自己的珍藏，也不知如何处理是好。父亲最宝贵的珍藏，是他担任《诗刊》主编后，毛主席写给他的六封亲笔信（毛主席本来给父亲写过七封信，但1959年的一封信收到后很快就被组织收回，所以父亲手中只保存了六封信）。他把这些宝贵的信件装在一个大信封里，放在皮包里。他曾经给我看过，但不许我翻动一下，可见爱护之精心。如果造反派来抄家了抄走了，万一弄坏了或者丢失了，那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如何是好呢？无论交给谁，藏在哪里都不保险，真是万般无奈啊。我们父子经过仔细商量，终于想出了个万不得已的万全之策：按照组织系统交给中央档案馆保存，这样才能万无一失。但附带提出一个要求：将来给一份复制件作为纪念。就这样，毛主席给父亲的六封亲笔信上交了，这一件最大的心事放下了。1997年夏天，父亲因病在协和医院住院时，派我和本静从中央档案馆取回了这六封信的复印件，我们（1966年）的要求实现了。
至今，我们仍珍藏着毛主席这些亲笔信的复印件作为宝贵的纪念。
毛泽东主席1962年4月24日给臧克家先生的信
永远的愧疚
毛主席给父亲的六封亲笔信，按组织系统上交，妥善保全可以无虞。可是，父亲还珍藏着朋友们写给他的许多重要信件，如何处理，决心真是难下啊。据父亲说，这里面有王统照先生给他的100多封信，每封都是厚厚的，这里有老舍先生40年代从美国寄给他的信，信中充满了对祖国怀念的肺腑之言……这些信他平时都放在自己存放重要信件的黑色皮包里，藏在衣柜里面，从不示人。王统照先生和老舍先生与我父亲的关系都是师兼友的关系，是父亲登上文坛的提携者。他们的信件是真诚友谊的记录和见证，也是珍贵的文学遗产和文学史资料。父亲问我能不能把这些珍贵信件拿回家保存？我犯难了。我对父亲说了自己当时在单位的处境。“文革”一开始我就和一些观点一致的同志成立了个“七一支队”，出大字报，一下子就被打成了“保皇派”，被人注目；我们自己多年积累的中文和俄文书籍，在当时看来，都属于“大洋古、封资修”之列，我已列好目录，准备上交或者销毁；我也心神不安地时时等待着被抄家。我知道这些信件在父亲心中的地位和分量，所以不敢把这些珍贵的信件带回家去保存。万一……父亲很理解，再没有说什么。父亲把这些信件东藏西藏，母亲甚至一度把它们藏在父亲卧室的顶棚上，但总觉得哪里都不保险，都不安全……万般无奈，最后只好狠一狠心把它们交给了火！……安全倒是安全了，但永不可能失而复得了。
后来父亲说：受侮辱，挨打挨批，咬咬牙也就挺过来了，最让我痛心的是“文革”初期的焚烧书信，那真是一种最残酷的精神折磨。
父亲后来这样回忆焚烧书籍和信件时的情景和心情：“我用颤抖的手划燃了火柴，火光中那些烧焦的页子轻轻飞起，欲去还留地充满依恋之情。望着满屋飞舞的纸灰，我的心，碎了。”
我从未拂逆过父亲的意旨，这是我一生头一次未遵从父亲的愿望行事，而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这件事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愧疚。每当我读到父亲上述文字的时候，我便感到悔恨、难过、痛心和愧疚，我真想大喊：这不是我的过错！这是时代的错误！！但这于事何益？让这永远的愧疚留在心里吧。
赶紧烧掉！！！
“文革”初期，造反派抄家之风随即兴起，人人自危，不知何时临到自己头上，对自己的东西、藏书和信件，特别是可能构成罪名的，要立即处理，或以火焚之，或以水泡之，或撕成碎片，以免后患。父亲也忧心忡忡，决心难下。我记得，抗战初期，父亲写过一本通讯报告集《津浦北线血战记》，就放在家中的南书房里。封面是台儿庄战役示意图，“津浦北线血战记”七个大字竖排印在封面左侧，十分醒目。书中有许多战场实地拍摄的插图。这本书我读过，曾被中国抗日将士英勇杀敌，不怕牺牲，为国捐躯的伟大精神深深感动，战场惨烈情景的描绘令我惊心动魄。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个最重大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抗战军民的士气。
最要命的是，书中有李宗仁的照片和长篇题词，还有白崇禧的照片和简短题词。在那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时期，保存这样的书，一被查出，该当何罪？一次我回家，问父亲这本书是否烧掉？父亲回答：还没烧掉。我说：赶紧烧掉！！！于是，父亲保存了将近30年的一个珍本，就同许多别的珍藏一起化为了灰烬！可惜啊，可惜！
暴雨过后，阳光灿烂。斗转星移，光阴荏苒。1994年父亲年届九十。全家决定把《臧克家文集》出齐。前三卷（诗歌部分）1985年已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后三卷（散文部分）的具体选编工作由小妹苏伊和我们进行。父亲决定把《津浦北线血战记》收入文集。可原书“文革”期间已付之一炬，害得我们只好从图书馆借来此书，抄写勘校。这是《津浦北线血战记》建国以后首次收入父亲的文集。但该书1938年5月初版的插图和李宗仁与白崇禧的题词均未收入。与初版相比，减色不少。
2012年6月，三联书店为创建80周年推出《三联经典文库》第一辑100种图书，《津浦北线血战记》列在其中，图文并茂。2012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在《记录历史 传承文明》的标题下发表长文，推介《三联经典文库》（第一辑）。文中首先提到的就是“描述台儿庄战役的《津浦北线血战记》”。“文革”初期被我们匆忙烧掉的，原来是一本“三联经典”。这一本书的遭遇给人多少启示啊！不知是我们和历史开了个玩笑，还是历史嘲弄了我们。记得，有人说，历史是要拉开距离来看的。只有拉开距离才能消除主观偏见和成见，才能看得更客观、真实。
《三联经典文库》第一辑出版后，书店送给我们家10本样书，我们兄弟姊妹四人各保存一本，赠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一本，赠送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一本……这是一本难得的“经典”图书，我们想多买几本，赠送亲朋，但《文库》中的图书不单本出卖，只能感到遗憾了。
《津浦北线血战记》一书，是父亲臧克家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邀，于1938年4月上旬台儿庄战役行将结束之际，迎着尚未熄灭的炮火硝烟，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三进台儿庄实地体验观察，采访国军高级将领、参战官兵和普通百姓所作的忠实的记录。父亲在《我的诗生活》中描绘了当时前去战地采访的情况：“我立在了光荣的民族革命的战场——台儿庄上。我的马儿迎着炮声嘶鸣，我在炮弹缝里乱穿，争来争去的这焦土的寨子我三次进去凭吊过，我看见敌人丢下了坦克和许多东西败退了下去。”该书完成于1938年4月17日，父亲4月22日即乘火车赶往武汉出版此书。4月25日到汉口生活书店，受到了张仲实接待并见到了邹韬奋。书店高兴地接受了书稿，为抢时间，以最快件付印，5月即印行了初版。后来父亲在回忆录《诗与生活》中写着：“五月（1938年），我带着印制得颇好的《津浦北线血战记》回到了潢川，李宗仁拿着书，望着他站在台儿庄站旁的一幅照片，没说什么，他的得意由他的神态作了含蓄的表现。放下书，他问我武汉文化界对台儿庄战役的观感如何？我用‘很好’二字简单地回答了他。他天真地神色飞动，好似一个小孩子做了件好事受到大人们夸奖一样。”这大概是最快捷、真实、生动记录和描绘台儿庄战役的第一本书。这不仅是父亲个人的一段亲身经历，这也是一段中国军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抗击日寇、保卫祖国的悲惨壮烈、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文革”中促使我们烧掉此书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题词是什么呢？
李宗仁的题词如下：
暴日前受钜创于津浦路南段，野心犹未稍戢，近复挟其精锐数万之众，恃犀利之器械，左攻临沂县，右取临峄，直逼台儿庄，炮火连天，所过为墟，气焰炽张，有囊括我徐海之势。幸我将士用命血战，兼旬旅进旅退，反复搏击，卒将顽敌击退。双方伤亡惨重，为第二期抗战以来所仅有。余偕臧君克家遄赴前线督战巡视，台儿庄已成一片焦土，人民未及逃避死于敌人炮火之下者不计其数，敌尸未焚或已焚而残肢未化者累累皆是，臭气熏天，满目凄凉，极尽人间之悲惨。因日军阀逞侵略之野心，致两国人民罹此极度之牺牲，良可痛恨。希我军民不以小胜而骄，受挫而馁。吾人为求我中华民族解放而抗战，必须以大无畏之精神再接再厉，扫荡顽敌，还我河山，奠定民族复兴之基础，树立永久之和平焉。
李宗仁写于前线（李宗仁印）
四．十四日
白崇禧的题词是：
战胜不骄 受挫不馁白崇禧
这两篇题词不需要任何诠释。
在这里我只引父亲在该书序言中的一段话：“感谢李司令长官，白崇禧将军，不但予以多方便利并于军事倥偬中为长篇题词，使它分外生色。”
《三联经典文库》推出的《津浦北线血战记》本着忠实原作整旧如旧的编辑原则，把初版中的30多幅插图全部收入，并将初版的书影加入其中，使该书图文并茂。
台儿庄是一座古城，台儿庄是一座抗战名城。父亲在《诗之尾声·红血洗过的战场》里写下这样的诗句：
台儿庄，
红血洗过的战场，
一万条健儿，
在这里作了国殇。
白崇禧将军为
《津浦北线血战记》题辞
他们的尸身
是金石的标符：
台儿庄
是中华民族的领土！
在这里，
我们发挥了震天的威力，
在这里，
用血写就了伟大的史诗，
在这里，事实泄尽了敌人的底，
在这里，
我们杀退寇兵
在残破的北城头插上了国旗！
祝捷的欢呼
使全国疯狂，
胜利的光荣
一万丈长！
运河载起国魂远走，
直到它驻足以北的地方。
台儿庄一片灰烬，
台儿庄的名字和时间争长，
东风吹罢，
死灰里萌出了新生的嫩芽。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于徐州
70多年转瞬过去，今日台儿庄如何？
今日，台儿庄已经复活，古城已经重建，涅槃的凤凰在翱翔！在欢唱！
2012年4月18日，《人民日报》以第24版整版篇幅刊登了一篇报告文学《台儿庄复活》，详细介绍了台儿庄古城重建的过程和情况。读罢，我激动不已，如果父亲在世，能够看到从“一片灰烬”里勃然兴起的台儿庄，会何等高兴啊！
这座以抗战彪炳史册、今日重建的古城已美名远扬。
台儿庄已被国台办确定为首家海峡两岸交流基地；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国家文化遗产公园；荣获2010年中国旅游品牌总评榜山东分榜“十佳景区”、“齐鲁文化新地标”榜首和中国旅游创新奖，一跃成为国内外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台儿庄，一个寻梦的地方。
因为有父亲曾冒着敌人的炮火三进台儿庄采访的那个缘分，我们心中总有个台儿庄，总想踏着父亲70多年前的足迹，前去看看这座名城。2006年10月，我曾随国际台离退休干部到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并访问铁道游击队纪念地。我临时提议去台儿庄一游，未能如愿，心中怅然。今天，我写这篇小文的时候，心中这个愿望更加强烈了，虽然我今年已83岁，我一定要实现这个梦想。
等待着我们吧，台儿庄，一个寻梦的地方。
老舍殉难
1966年8月25日，我回家去，看见父亲脸上一半挂着悲伤，一半挂着恐惧。怕被别人听见似的，父亲小声对我说：老舍先生昨天（1966.8.24）跳太平湖了。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一位文学大师、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第一个在“文革”中殉难了！老舍先生是父亲的好朋友，曾给父亲写过三幅字：“诗人之家”，“学知不足，文如其人”，“健康是福”。字胖乎乎的，十分喜人。父亲长期把这三幅字悬挂在客厅和卧室的墙上。此时，望着老舍先生的墨迹，心中凄凄然。父亲心里的悲痛，更是难以抒发。我只能劝慰父亲要好好保重自己。父亲与老舍先生的交谊渊源很深。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35年夏天，那时父亲在临清中学教书。关于这次见面，父亲在1936年6月一篇文章中写道：“暑假还没放，因为一点私事便早早结束了功课赶到青岛去了。青岛是老熟的地方，可是这一次却不是去温旧梦，而是去会见一些未会过的好朋友。第一个就是老舍兄，我们在信件上已经有过两年的交往，人却是第一次见。”怎么会如此呢？后来，父亲在另一文章中说：“我和老舍相识，相交，至死不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1933 年7月，我的第一本诗集自费出版了。一个无名小卒想出本书，比登天还难。这本《烙印》由闻一多先生写序，王统照先生作出版人，他们两人既出了力，每人还出了20元钱作为印刷纸张费用。书出不久，在当时影响很大的《文学》杂志上，一期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茅盾先生写的，另一篇是老舍先生写的。老舍评诗，不但别人，我自己也为之既惊且喜！他的评文，也很别致，至今还记得几句，他说：‘设若我能管住生命，我不愿它又臭又长……我愿又臭又硬。克家是否臭？不晓得。他确是硬，硬的厉害。’由于这两篇评介，书店才接受了《烙印》这本小小诗集，我也算登了龙门——上了文坛。”这可以说是知遇之恩。知音难得啊！
臧克家著《烙印》
从此，这深深的友情伴随了他们一生。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十月间父亲前往济南探听消息，看望朋友，在空袭警报间隙，特地到齐鲁大学看望在那里任教的老舍先生，见到了胡絜青先生和年龄尚小的舒济和舒乙，并在老舍先生家吃了午饭，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送别时，老舍先生说：“不论在哪儿，来个消息啊。”父亲老远回头答应着：“一定，一定。”1938年三四月间，父亲从前线到了武汉，那里汇聚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父亲去拜访老舍先生，为抗战他只身来了武汉，父亲问起家人的情况时，老舍先生怀着对家人歉疚的心情说：“国难当头，抗战第一，我们不能老把个人和家庭挂在心上呵！”他告诉我父亲，“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已经成立了，它号召“作家下乡，作家下厂，作家入伍”。
1942年10月14日，父亲从待了五年的战地前线来到了重庆张家花园65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老舍先生是“文协”的总管。老朋友又见面了。“文协”是个统一战线文化组织，老舍“当家”最合适。如文友们所说：老舍“外圆内方”，“外”不“圆”，就转不动；“内”不“方”，就丧失了立场。老舍在重庆，脚不停，口不停，笔不停，他一劲地写，写抗战戏剧，写新诗，写曲艺，搞通俗文艺……他是一个忙人，他为抗战文艺工作，尽了个人的全力，做出了出色的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秋，父亲和老舍先生在创作上进行过一次合作。老舍先生创作了一部四幕话剧《张自忠》，父亲为这部剧作写了四段幕前诗《诗颂张自忠》（一、他回到他的队伍里来了——《张自忠》第一幕幕前诗；二、他在临沂揭开了胜利的序幕——《张自忠》第二幕幕前诗；三、他用自己的牺牲掩护大军的安全——《张自忠》第三幕幕前诗；四、他完成了自己——《张自忠》第四幕幕前诗）。据记载：“此剧一经上演，立刻引起轰动。”这是诗人父亲和剧作家老舍先生一次成功的创作上的合作，多么令人高兴啊。此外，1944年4月18日是老舍先生创作20周年，时年老舍45岁，父亲从歌乐山寄了一幅字，表示热烈祝贺，题为《甘苦回味二十年》：“二十年不算长，比那些沿一条路走完了一生的文艺巨人；可是，二十年也不能说短，回头望一望就可以知道。二十年是一个站口，生命的前途迢遥，伟大的文艺工作者是以八百岁为春八百岁为秋的。”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和老舍先生重聚在北京。同住在东城，同在作家协会工作，时常晤面，不时过从，互相记挂着，我只说两件小事。老舍先生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柿子树，每年收获季节，老舍先生总是让胡絜青给我父亲送几十个方的、尖的、大的、小的，奇形怪状，活枝鲜叶。父亲把它们摆在宜兴泥茶盘上当艺术品欣赏。我有幸品尝过，很甜噢！
还有一件事情是，1961年冬、1962年春节前的寒假，那时三年困难已出现转机，形势初步好转，学校领导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为老师们弄到一批奶油，我们倾囊中所有，买了10块，托回京度寒假的同学带回家中，让父亲、母亲和两个妹妹补充一点“油水”。父亲后来告诉我，他把我们带回的奶油送了一点给老舍先生分享，我们心中感到十分高兴。真如父亲的诗句所说：“老友老友，心中老有。”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1978年6月3日，父亲参加了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归来之后，心中积压了十多年的对老舍先生的思念之情喷涌出来，化成一篇文情并茂的散文《老舍永在》，登载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我们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搞俄语广播，发现1986年苏联《远东问题》杂志译载了此文。我们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父亲，他十分高兴。
1999年2月，父亲还写过一首诗，表达对老舍先生的深情厚谊和无比思念。现在我把这首诗抄录在下面：
老舍先生永在
——为老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作
老舍先生永在！
老舍先生永在！！
老舍先生永在！！！
你的声音在我耳边，
你的笑容在我眼前，
你的形象挺立在我心中，
永远！永远！
我想，这篇小文简单讲述了父亲和老舍先生交谊的一些往事，也许会引起一些读者的兴趣吧。
送父亲去干校
1969年秋天，“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3年多，国内形势一团混乱。随着林彪“一号通令”的下达，父亲和作家协会的部分同事将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个消息并不使我感到意外，因为三四个月里，我已把大妹妹臧小平（当时20岁，老高一）送往东北生产建设兵团，把母亲送往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在父亲行前一天，托母亲人民出版社的同事把小妹郑苏伊（当时13岁）带到咸宁母亲身边。北京东城区赵堂子胡同15号家中只剩父亲孤身一人了。但送父亲去干校，我的心情是复杂的，难以言表，心里酸酸的。父亲长期身体不好，年近65岁，已属老年，但亦不能幸免，文化部是“文革”重灾区，被连窝端。父亲到干校能吃得消吗？能坚持住吗？这一别，我们父子何时才能再见面？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只有天知道了！这时，我的心中反复响起苏东坡著名的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1969年11月30日，星期日，下午1点30分，父亲就要搭上去湖北咸宁的列车去干校了。头一天，1969 年11月29日是星期六，正巧我上夜班，使我有机会回家为父亲准备一顿送别宴。我的厨艺稀松平常，平时自己做饭自己凑合着吃。这一次却不同，我想，这也许是我们父子的最后一顿团圆饭，一顿告别饭，因此我用“心”尽力而为。我买了一只父亲平时爱吃的烧鸡，买了一块老豆腐，做了一个盐煎豆腐条，做了一个红烧鱼，炒了一盘青菜，一锅肉丝鸡蛋汤，主食是从胡同口的烧饼店买的新出炉的热腾腾的火烧。我们互道珍重，互相祝福。这不是一顿普通的午饭，是患难时刻充满父子深情的一顿大餐，让人回味无穷。每一样菜，我都多做了一点，留一半让父亲晚上热一热吃。吃完饭后，我让父亲好好睡一觉，休息休息，我也回家睡觉，晚上上夜班。我告诉父亲，第二天一早再来。父亲满怀深情地对我说：我一生吃过许多盛宴，但这是最好吃的一顿！我听罢，深受感动，这是父子间的深情啊！
1970年，吴泰昌(左一)和臧克家、郑曼夫妇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第二天一大早，我从被窝里爬起来，匆匆吃了点早饭，便赶到赵堂子胡同15号。父亲一见到我，便表情神秘地小声说：你猜猜昨天晚上谁来了？我一时猜不出，问：谁来了？父亲十分高兴地对我说：三爷爷来了！这出乎我的意外，我有点惊讶地回应说：是吗？！
我的这位三爷爷，名字叫臧藩周，是父亲的庶祖母所生，比父亲小15岁。1934年夏，父亲山东大学毕业去山东临清中学任教，就带着这个小叔叔到该校读书，直到“七七”事变后该校解散。解放后，他们同在北京工作，时有往来。每年秋末冬初采暖季节，三爷爷都来帮父亲安装火炉，1963年，我调来北京后还对我进行了传帮带。“文革”开始后，大家都被审查，交往大为减少，父亲多次让我叫三爷爷到家来玩。三爷爷说，这时节来往太多，对谁都不便。
父亲对我说：三爷爷很久没来了，我很想念他，我就要走了，怕见不着他了。我正想他，昨晚他突然来了，真是太巧了！
我没有告诉三爷爷父亲要走的事，他怎么会知道的，我曾经问过他，他回答说，总觉得克家那里有什么事，得去看看，就这样，叔侄在这最微妙的时刻相见了。这也许就是天意，所谓的心有灵犀，心灵感应吧！
父亲还告诉我，他们一起吃了我中午做的那些菜，老侄少叔一番夜话使父亲心里感到了很大的快慰和温暖。三爷爷还答应今天到火车站为他送行，父亲很感动。为此，1972年，父亲从干校回到北京后，特地买了一块上海手表送给他的小叔叔、我的三爷爷作为纪念。
京广线的列车于11月30日下午1点30分发车。我们1点钟就买站台票早早进入了站台里。三爷爷、我和汪本静带着我们六岁的儿子臧小龙到车站为父亲送行。不一会儿，作协下放人员集体来了，一时间，一阵忙乱，大家忙着上车，安排座位。父亲被安排离站台远的一侧临窗的座位上。我们上车和父亲紧紧握手告别。叮嘱父亲千万要善自珍重，祝父亲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安排好后，我对父亲说，我到站台前面火车头那边去等着，好好看看父亲。可能是人多杂乱，父亲没听明白我的话。1点30分到了，汽笛一声长啸，列车缓缓开动，从我身边开过，我睁大眼睛用力盯着车厢的窗子，但没看见父亲的影子，不禁心中怅然。父亲走了。父亲到干校后来的第一封信说：乐安，火车开的时候，我怎么没看到你？我在回信中说：父亲，我也没看到你呀。这真叫弄巧成拙，事与愿违。
我们为父亲操办茅公和靖华老伯寿宴跑腿
父亲是一个好交朋友的人，对朋友一片赤诚，热情如火，对文坛前辈师友更是敬爱有加。1976年7月是茅公和靖华老伯80大寿，一位是周岁，一位是虚岁。父亲早早地就开始筹划，特意从荣宝斋买来两本锦册，满怀深情地构思贺词贺诗，用清秀的小楷字体誊写在贺册上。父亲写好让我们看过。给茅盾先生的祝寿诗是：著书岂只为稻粮，
尊命前驱笔作枪。
携手迅翁张左翼，
并肩郭老战文场。
光焰炯炯灼子夜，
野火星星燎大荒。
雨露明时花竞发，
清风晚节老梅香。
这首祝寿诗写得何等好啊，真实恰当地反映了茅盾先生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和丰功伟绩。
1976年6月底，父亲打电话叫我们回家帮他办事。我们回到家里，父亲当即给萃华楼饭庄经理写了一信，说明要在萃华楼订一桌酒席，宴请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先生，并说明有哪些人作陪。我们来到了萃华楼，把信交给饭庄负责人并说明来意。他为难地说，位置已经订满。我们说，推迟些时日也行。他说，那也没有。我们只能失望地回家复命。
这也难怪。那时候，“四人帮”权倾一时，正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大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十多位老作家，老“权威”忽然聚在一起是否“不安于室”,想搞什么阴谋？！哪家饭庄敢于接待？有的同志也对父亲说，当时这么搞恐怕不妥。父亲写信把这个意见告诉了茅盾先生，他回答说：“杯酒话旧，于今不宜。当俟异日，我亦有同感。”
寿宴一时未能办成，“当俟异日”。但父亲一直记着为他们祝寿的事。
1976年7月14日上午，父亲叫我回家，说有重要事情。那天是靖华伯伯的寿辰。我到家后，父亲当着我的面，展纸挥毫给靖华伯伯写了一封贺信：
靖华同志：
欣逢您八十大寿，亲题纪念册为您祝寿，当不以句拙字劣见笑也。
近日，我头晕，出门为难，特命我的孩子乐安代我向您拜寿，俟身体好些时，再登门祝贺。
秋凉后，再寻合适机会，邀集几位老友，为您和茅盾先生长寿、健康干杯。
祝
康乐永年！
克家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四日
父亲命我把贺信和祝寿锦册送给靖华伯伯并代表他给伯伯拜寿。
我十分乐意履行这一光荣使命，心里高兴，脚下生风，很快便来到靖华伯伯东大桥附近的寓所。寓所在一楼，见到靖华伯伯精神矍铄，满面慈祥的笑容，我献上封面上写着“靖华同志八秩寿辰纪念”的锦册和贺信，深深鞠了一躬，代表父亲和我自己给靖华伯伯拜寿，祝他生日快乐，健康长寿。靖华伯伯十分高兴，让我坐下，拿糖给我吃。他先看了贺信，然后打开贺寿锦册，扉页上的题词是：“为靖华同志八十大寿祝嘏”，后边一页上是父亲的一首贺诗：
堪笑“七十古来稀”
我今为君寿八十
壮怀常留青春在
头上白发莫相欺
小诗一首祝
靖华同志八十大寿
祈正
克家
七六年七月
靖华伯伯看后，高兴之极。我圆满完成了任务，不便多打搅伯伯，随即起身告别，回家复命，让父亲也高兴高兴。
在茅盾故居合影，右起：韦韬(茅盾之子)、王蒙、臧克家、姚雪垠、骆宾基等人
臧克家诗手稿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一片欢腾。一场暴风雨过去，绚烂的阳光又普照中国大地。转眼，1977年6月到了，父亲又重新筹划为茅盾先生和靖华伯伯祝寿之事。6月20日前后，父亲又把我们叫回家去，这一次他给丰泽园饭庄的经理写了一封信，说明打算在丰泽园宴请全国政协副主席沈雁冰先生。
臧克家与碧野（右一）、姚雪垠（右三）、田涛（右四）合影（1940年，老河口）
我们不懂预订酒席之道，问订什么标准的酒席，父亲告诉我们，酒席有“参席”、“翅席”等之分，说订一桌“翅席”，由他们酌情安排就行了。
那天天气很热。我们来到丰泽园饭庄，递交了信，说明了来意，饭庄经理看完信，立即热情地表示欢迎。我们记下准确的时间、地址，任务顺利完成，高高兴兴地回家复命。我们心中十分感慨，真是两次订餐，两个天地。
之后，父亲又忙着分别给诸位老友发邀请信。下面是给茅盾先生和曹靖华伯伯的信：
茅盾先生：
今年7月4日，是您
八十一岁寿辰，14日是靖华同志八十寿诞，您二老是我尊敬亲密的老师和朋友，为了表示一点敬意，我决定邀请要好的老友，为您和靖华同志杯酒祝嘏。望届时光临！
时间：7月4日晚6时半
餐馆：珠市口西街 丰泽园
克家上
1977年6月27日
拟邀请参加宴会的同志：
叶圣陶 姚雪垠 冯 至
何其芳 唐 弢 张光年
严文井 李何林 葛一虹
连我共十二人
请勿外传，恐有变动。
靖华同志：
欣逢您八十大寿，茅盾同志八十一岁诞辰，您二老是我尊敬亲密的师兼友，为了表示一点祝贺之忱，我决定邀请一些老友，为您二老杯酒祝嘏。届时请光临！
时间：7月4日下午6时半
餐馆：珠市口西街 丰泽园
克家上
1977年6月27日
宴会7月4日如期举行。父亲曾在文章中描绘了这次聚会的盛况。12位著名作家、老朋友、文艺老战士欢聚一堂，总岁数加起来超过840岁，大家心情愉快，精神焕发，开怀畅谈，大起宏图，频频举杯祝茅盾、曹靖华、叶老三位文坛前辈长寿健康。快乐使大家忘了时间，不觉已到了晚上9点。临散场时父亲忽然想起，对大家说：“今天的集会太难得了，一切都圆满，只差一点，可惜忘了带照相机，留一张合影啊！”这次难得的历史性聚会没有留下一个影像，真是太可惜了，太令人遗憾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父亲还在享受、回味并津津乐道这次老朋友的聚会。
我们能为12位文坛宿将难得的聚会跑跑腿，尽点力，这真是我们的荣幸。
可惜，聚会之后20天，何其芳先生就逝世了。至今，他们都已先后辞世，但他们的作品将永存于世，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实习编辑/孙 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