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赖大仁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命题，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它的本质要求是一切以人民为中心，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要求，因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19页。从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本质要求的视域来观照中国文艺现代化发展进程，可以获得许多新的启示。如果说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指导下形成发展起来的文艺人民性，就是中国文艺现代化发展的本质特性，它突出地体现了中国社会现代变革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本质要求，在整个文艺现代化的历史发展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试把文艺人民性的本质特性还原到相应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其生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作用，以及文艺人民性与文艺现代化发展的丰富内涵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达到比较切实深入的理论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了文艺人民性建构

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现代变革转型的背景下，新文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开启了我国文艺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当初文艺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动因，一是中国社会现代变革的时代要求，当时最为急迫的是思想启蒙，主要目标在于用现代思想观念唤起广大民众觉醒，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社会变革转型；二是与此密切相关，放开眼界向外寻求时代变革所需要的思想理论资源，将其引介进来激发和促进现代思想启蒙与社会变革转型。在那个空前开放和思想活跃的年代，人们向外寻求和引入的思想理论资源多种多样，那些跟现代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直接相关的理论资源显然会受到更多关注，如各种现代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理论，以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文艺观念，对建立“人的文学”观念和形成启蒙文艺思潮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带来了我国文艺人民性的理论观念建构，从而极大地影响和引导了中国文艺现代化发展进程。

　　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党人积极引入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重要的现代启蒙思想来进行阐发，因为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正是呼唤人民大众争取自由解放的思想学说，它在那个唤起人民群众觉醒的时代具有特殊的启蒙意义。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接连发表文章阐述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出《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就在于“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1]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第5、6号，1919年5月、11月。。唯物史观的价值在于启发民众，要靠人民自己来改变现实和创造历史，“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2]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陈独秀在阐述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意义时指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譬如中国底现实政治……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罢了。他们的争夺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1]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很显然，他们积极引入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人民观，正是为了把新文化运动引导到启发人民群众觉悟上来，依靠民众力量来改造社会和实现人民自由解放。

　　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引入新文艺运动中，便是将新文艺引向民众启蒙和改造社会的方向，使文艺人民性逐渐彰显起来。陈独秀率先提出“文学革命”主张，要求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2]参见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期，1917年2月。李大钊也明确阐述了新文学观：“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3]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星期日》周刊“社会问题号”，1920年1月。他们大力倡导国民文学、为社会写实的文学等，就包含了文艺人民性思想，即为了将新文艺引向改造社会和服务大众。此后邓中夏等人更加自觉地把新文学引向“革命文学”发展方向，也更加明确地将革命文学与人民解放联系起来，认为对于激励人们改造社会来说，“文学是最有效的工具”，因此“关于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要特别多做，警醒已死的人心，提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如果新诗人能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的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那就使改造社会的目的，可以迅速的圆满的达到了”。[4]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恽代英主张新文艺应当适应“革命文学”转向，自觉融入到人民生活和革命事业中来，“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感情”；“自然是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的……我相信最要紧是先要一般青年能够做脚踏实地的革命家。在这些革命家中，有些感情丰富的青年，自然能写出革命的文学”。[5]恽代英：《文学与革命》，《中国青年》第31期，1924年5月。正是由于这些早期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和人民观进行引导与推动，把新文艺运动引向了为人民民主解放服务的方向。此后形成左翼文艺思潮，进一步兴起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瞿秋白等人在其中发挥了积极引导作用，推动左翼文艺不断走向通俗化、群众化、民族化，以适应人民民主革命的发展要求，进一步使文艺人民性在文艺现代化发展中起到主导性作用。

　　在前述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对文艺人民性进行了深刻阐述，形成了系统化的理论建构。一是明确提出文艺应当为人民大众服务。他引用列宁关于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观点，说明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就解决了的问题，把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同延安文艺实际相结合，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3页。这就为延安文艺指明了根本发展方向。二是全面阐述文艺应当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主要是针对文艺创作而言，具体论述了如何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创作源于生活与高于生活的关系，文艺创作的典型化原则等，目的在于“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2]同上，第861页。。这样就能够使文艺起到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三是深刻阐明文艺为人民大众与服从于政治及革命事业的辩证统一关系。其内在逻辑在于，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人民群众改造社会、争取自由解放的事业，是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因此文艺服从于人民民主革命的政治目标，与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四是希望文艺家加强自身的学习和修养，提高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主体自觉性。包括深入人民生活和向人民群众学习，把思想感情转移到人民群众方面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懂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观察世界和文学艺术；学习科学和学习创作以及懂得艺术规律，能够分辨文艺实践中的各种错误观念，这样才能使文艺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总之，这篇讲话以“文艺为人民大众”为根本问题展开论述，标志着人民文艺观念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还有其他理论家如周扬、冯雪峰、胡风等也翻译和介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述，阐发了关于文艺的“人民本位”“人民力”等理论观点，丰富了文艺人民性的理论内涵。此后周扬于1944年在延安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阶级性、人民性等基本理论，尤其突出了文艺属于人民和为工农兵服务、文艺普及与提高、文艺大众化与民间形式等内容，使人民文艺观念得到进一步普及推广。

　　延安时期文艺人民性的系统化理论建构以及实践倡导，带来了延安以及解放区人民文艺实践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的文艺作品，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后来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专题报告中总结说：“‘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文艺已成为教育群众、教育干部的有效工具之一，文艺工作已成为一个对人民十分负责的工作。”[3]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69页。因此“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这种新的人民的文艺，从理论观念建构到文艺实践发展，都为新中国文艺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了文艺人民性丰富发展

如果说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促成了文艺现代变革发展，并且突出了文艺人民性的主导性作用，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与时俱进的实践探索和创新突破，文艺人民性内涵不断丰富发展，其主导性作用也更加彰显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在此背景下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目标。会议全面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人民文艺蓬勃发展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进而明确规定了人民文艺是新中国文艺所要坚持的根本方向。此后不久，以“人民”冠名的《人民文学》《人民音乐》《人民美术》等文艺刊物相继创刊，汇编了延安和解放区优秀文艺作品的大型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发行，产生了广泛影响。还有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一批坚持人民文艺方向的代表性作家得到高度评价，其示范效应不言而喻。总体而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式现代化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探索推进，文艺事业适应时代要求，坚持人民性为主导，也取得了突出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全面反映党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壮阔历史，歌颂人民群众奋起反抗阶级压迫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业绩，一大批被称为“红色经典”的文艺作品，塑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民英雄形象，突出表现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二是满腔热情描写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新中国，反映了崭新生活面貌，塑造了许多新时代的新人物形象，集中表现了人民群众建设新生活的伟大创造精神。三是努力用人民性和历史进步观点来认识评价古代历史，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态度改编古代文艺作品，或以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为题材进行文艺创作，塑造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和美好艺术形象，歌颂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人格精神，成为文艺人民性的独特表现。在文艺理论与评论方面，着重讨论文艺反映人民生活、创造新人物形象、表现新时代精神，以及文艺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关系等问题，为文艺创作指引方向。很显然，这个时期文艺人民性的政治倾向比较突出，这跟当时的时代要求相适应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受极左思潮以及苏联教条主义文艺理论影响，某些文艺观念显得过于政治化和教条化，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看得高于为人民服务，这就实际上偏离了文艺人民性，不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因此有值得深刻反思的历史经验教训。

　　改革开放重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进程，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经济成为第一要务，中国式现代化与全面改善人民生活高度统一。此时文艺现代化发展也得到新的推进，这一方面表现为对文艺自主性和自律性的追求，以及对文艺审美性、人文性、艺术性等多方面的探讨，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文艺人民性的重新认识和丰富发展。这两个方面虽有不同但并不矛盾，而是具有内在同一性，对此下一节再论，这里着重讨论文艺人民性的丰富发展。

　　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标志性转折，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会议上致祝词，全面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指出了极左思潮对文艺工作造成的危害，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应当牢记“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1]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1-212页。。周扬在大会报告中总结过去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归结到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文艺和人民生活、文艺的继承传统和革新三个关系上来，明确指出“在这三个关系当中，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2]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第2版。此后不久党中央更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标志着新时期文艺观念拨乱反正，重新回到“文艺为人民”的正确轨道。在此背景下，文艺界展开了“文学是人学”、文艺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与人民性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化了理论认识。文艺创作实践则不断突破各种禁区，出现了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各种创新探索，呈现出反映人民生活的全新面貌。这一时期文艺人民性的拓展主要表现为：一是文艺表现人民生活的对象更加宽泛，不像过去那样突出表现工农兵生活，而是更全面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二是文艺反映人民生活的内容更为丰富，不像过去那样强调反映阶级斗争等生活内容，而是转向反映多种多样的人民生活；三是艺术方法方面，也不像过去那样按照“主题先行”原则创作，或按照“三突出”模式塑造人物形象，而是真实描写各类人物的生活命运和喜怒哀乐，真切表现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所有这些既是新时期文艺人民性的突出特点，也是文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表征。

　　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新阶段，带来了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蓬勃兴起，形成文艺大众化发展潮流，文艺人民性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就是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有机统一起来。一方面，文艺要“提倡多样化”，即运用多样化艺术形式反映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成为文艺人民性的新要求。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也要求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大众文化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文艺大众化的多样性发展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然而市场化的大众文艺生产也带来了新问题，容易出现迎合市场消费需求而过度商品化、娱乐化，乃至走向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的现象，这显然不利于文艺大众化的健康发展。因此就有必要重视和强调另一方面，即文艺要“弘扬主旋律”，既要反映人民的精神世界，又要引领人民的精神生活，从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承担起用先进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责任。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从而达到“满足”多样化需求与“引领”精神价值两者之间的有机统一。文艺界广泛展开了人文精神问题大讨论，逐渐形成一定的共识，即当代文艺要有世俗化人文关怀精神，贴近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和反映他们的愿望要求，不能用精英化观念否定大众文艺的合理发展；同时也要弘扬古代文化、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所传承的传统人文精神，起到当代文艺精神价值的引导作用。这与上述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有机统一的精神彼此相通，标志着文艺人民性的进一步丰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继续创新突破，推进和拓展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成为贯穿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理念，这同样体现在文艺工作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工作的根本宗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才能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使文艺发挥最大正能量。具体而言，“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14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文艺人民性显然有新的要求：一是对人民以及人民生活要有新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2]同上，第17页。这就要求文艺反映人民生活不能仅限于描写重点题材和先进人物，而是要有更宽阔的生活视野，以及对各种各样人物更深切的人文关怀。二是要更加重视和切实满足人民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页。这具体表现为文艺创作要切实顺应人民的意愿、反映人民的关切，贴近人民的实际生活和精神需要，才能使文艺作品充满活力和深入人心，真正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三是要有热爱人民和扎根人民生活的情怀。习近平总书记说：“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又说：“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2]同上，第18、17页。要做到这样就必然要求扎根人民生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这既是一切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的不竭源泉，也是一切艺术创新的直接或间接来源。总之，从新时代文艺人民性的理论与实践来看，既与此前的人民文艺精神一脉相承，同时又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丰富内涵。

三、文艺人民性与文艺现代化发展的辩证统一

对于中国文艺现代化发展问题，学界多有探讨并形成了较多理论共识。有学者从文学理论现代化发展角度进行理论反思，认为可以归纳几个主要方面来认识：一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自主性与自律性的形成过程；二是现代审美意识的演进过程；三是文学观念的多样化，涉及文学认识论、文学主体论、生命本体论等多方面的人文精神内涵。[3]参见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第5-19页；钱中文：《再谈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第73-88页。应当说，中国文艺现代化发展是一个整体系统，它在现代社会变革与文艺现代转型发展的互动关系中演变，自有其多元丰富的内涵；而由中国式现代化性质所决定，文艺人民性就成为其中的本质特性并且起主导性作用。从另一角度来看，文艺人民性既是在文艺现代化发展的整体系统中生成演变，当然要与文艺现代化发展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织融合，形成多样化与主导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对此也有必要进行一些具体分析，以求达到对这种辩证统一发展的深入认识。具体而言，我们可以联系上述文艺现代化发展的几个主要方面来进行一些考察分析。

　　其一，文艺人民性与文艺自主性、自律性的辩证统一。20世纪初以来现代文艺发展所追求的自主性与自律性，主要表现为要求摆脱依附性和工具性，争取文艺的独立自主地位；要求尊重文艺独创性和艺术规律，反对各种外部干预和束缚，从而有利于文艺自由创造发展。“五四”时期新文艺运动激烈批判“文以载道”的旧传统，主要是针对封建道统对文艺的束缚，反对把文艺当作封建思想教化的工具，要求把文艺从各种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走向自由自觉和独立自主的艺术创造。由此带来了新文艺从语言、文体、艺术方法到思想内容的现代变革，文艺家可以自由选择借鉴各种外国文艺资源进行艺术创造，可以独立自主地通过文艺创作传播各种现代观念进行思想启蒙，以此唤起民众觉醒和促进社会变革，如此等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就是在这样的文艺自主性发展中得到传播并发生影响的，文艺人民性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来的。因此，现代文艺的独立自主性是文艺人民性得以形成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并且在不同时代条件下都能看到这样的作用。反过来说，当文艺人民性在历史变革发展中逐渐起主导性作用之后，也有一个如何处理好跟文艺自主性和自律性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无疑有值得总结反思的历史经验教训。如在进入当代文艺发展阶段之后，由于受到苏联教条主义文艺观念和极左文艺思潮影响，过于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和为政治服务，造成文艺人民性发生偏移，文艺自主性当然也无从谈起了。新时期文艺界拨乱反正带来了文艺现代化发展的新局面，这既表现为文艺自主性与自律性的回归，同时也体现在文艺人民性观念的重建，即把尊重文艺规律和自由创造精神纳入进来，成为其内在的必然要求。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中重新阐述文艺为人民的命题时，引用列宁“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1]转引自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0-211页。的论述，强调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是因为文艺人民性本来就包含了尊重文艺自主性和自律性、尊重文艺家创作个性和艺术创造性的内在要求，彼此之间是辩证统一的。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以及文艺界有关文艺人民性的讨论，总体上都体现了这样的精神，推进了文艺实践的创新发展。

　　其二，文艺人民性与现代审美意识的辩证统一。我国现代审美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现代美学观念影响，同时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通常认为西方现代美学与艺术中的现代审美观念是与现代启蒙观念相对而言的，不满于强大的理性主义传统对个体人性的束缚，反对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等对感性生命的压抑，要求重视人的审美感受与体验、审美想象与创造等，总的来说是追求人的审美解放和审美自由。受西方现代美学精神影响，同时根源于我国文艺自身的现代转型发展要求，我们的现代审美意识应当说是现代审美精神与启蒙精神相统一，具有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一是现代审美精神与人的现代解放及全面发展要求相融合，这主要体现在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人传承下来的审美人生论、审美教育论、审美情感（表现）论等审美观念中；二是现代审美精神与社会变革进步要求相融合，这主要体现在现实主义文艺观以及审美反映论、审美认识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理论观念中；三是现代审美精神与文艺自身的艺术性发展要求相融合，这体现在各种文艺类型的审美形式、审美想象和审美创造之中。而且，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相联系，现代审美意识还经历了从政治群体意识到个体审美意识，再到大众文学审美意识的历史演进过程，显现了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1]参见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第5-19页。这种现代审美意识作为文艺现代化发展的特性之一，同样体现在文艺人民性的历史发展之中。“五四”时期新文艺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初创文艺人民性观念，就体现了现代思想启蒙与现代审美意识的有机融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阐述文艺的人民性，其中也包含了艺术审美方面的要求，即要求政治和艺术统一、内容和形式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要努力从初级的文艺逐步提高到高级的文艺，才能真正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审美需要。[2]参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7-879页。这意味着现代审美意识并非与人民文艺无关，现代审美意识应当融入人民文艺之中。这个精神一直贯穿下来，并且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人民性中进一步强化。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中强调，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要做到这样，就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不断丰富和提高艺术表现能力，攀登上艺术的高峰。[3]参见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1-212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应当反映中国的审美追求，努力提高审美、引领风尚。[4]参见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0页。因此，文艺人民性当中本来是内在包含着现代审美意识的。

　　其三，文艺人民性与文艺观念、文艺形态多样化的辩证统一。从我国现代文艺史来看，文艺观念和文艺形态都极其丰富多样，成为文艺现代化发展的突出特征。五四新文艺受到外国文艺思潮影响，各种现代文艺观念和文艺形态层出不穷，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等应有尽有，充分体现了这个时期的现代文艺特性。此后随着时代变化，文艺观念和文艺形态逐渐走向多元归一，形成了现实主义文艺的主导性发展潮流，既取得了突出成就，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重新出现各种文艺观念和文艺形态争相创新发展的新局面，成为新时期文艺现代化重建的显著标志，至今仍保持着这样的总体发展趋势。文艺人民性的发展演变无疑有自身的特殊性，通常在人们的印象中，它好像更多跟文艺反映（认识）论观念相联系，更多体现在现实主义文艺形态之中，这大概跟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特别重视现实主义的特点有关，也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现实主义文艺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有关。然而，把文艺人民性简单归属于现实主义显然是不妥当的，更不能说只有现实主义文艺才适合表现人民性。应当说文艺人民性是一种内在精神价值取向，它与开放性、多样化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形态并不存在矛盾冲突，或者说各种不同文艺观念和文艺形态都可以同文艺人民性相通。实际上，中国现代文艺史上不少文艺观念和文艺形态都以不同方式表现了特有的人民性，只不过现实主义文艺的人民性相对比较显著，在有些历史阶段显得特别突出而已。当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随着文艺现代化发展和文艺观念及文艺形态不断向开放性、多样化拓展，文艺人民性的人文精神内涵更加丰富深厚，艺术表现形式也更加复杂多样，呈现出与多样化文艺观念及文艺形态融合发展的总体趋势。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中就鼓励文艺工作者要勇于创新，只要坚持文艺为人民的方向，古今中外艺术中一切好的东西都应当学习借鉴[1]参见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7-214页。；直至进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多种多样的艺术方式，特别是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2]参见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0页。当今文艺界研究阐释文艺人民性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发展，也明显突破了过去的传统观念和理论视域，把文艺人民性精神内涵的丰富拓展，跟当代文艺观念及形态的开放性、多样化发展趋势联系起来，这既是文艺人民性理论观念的创新探索，同时也为人民文艺实践创新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总之，我国文艺现代化发展历程，跟中国社会现代变革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密切相关，既适应了时代变革发展要求，也推进了文艺自身的创新发展。而文艺人民性作为其中的本质特性，更为突出地体现了中国社会现代变革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本质要求，在文艺现代化发展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在文艺现代化发展内部，则存在着文艺人民性与其他方面特性之间的交织融合，形成多样化与主导性的辩证统一发展，共同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如果这样来理解文艺人民性与中国文艺现代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本质联系，应当有利于形成历史的、辩证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