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 侃

　　这十年，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设呈现出更开阔、更丰富的发展。其总体态势体现了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文化的有效作为，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文艺的社会、精神、文化、艺术的价值追求全面提升，创造性不断加强，出现了中国声音的创造性、创新性发展。整体面貌凸现了中国化、时代性和文化自信，与人民、与现实、与发展变化的联系更紧密，中国特色更鲜明，呈现领域更扩大与深入。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文艺基础理论、专门艺术理论、文艺批评以及文艺理论的文化结构、中西对话、传统转换、美学思想、话语构成等不同层面，都呈现出开阔、开放的发展。

　　党的文艺思想有了重大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许多重要方面提出坚持、发展和创新的新思想，对文艺的根本价值和历史方位作用、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文艺方向内涵的完善发展、人民内涵的丰富、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文艺与市场的关系、文艺的评价标准和批评原则等文艺重大原则问题，提出了系统的新思想、新观点，体现新时代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与文艺基本理论充分融合的发展，政策中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理论提高了政策的深度表达，使党的文艺领导更符合实际、尊重规律、符合规律。这对十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根本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在中国化、现实性、深入性上有显著发展。一些著述加强了知识和应用、理论和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联系，研究学风明显变化，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不是机械的、标签式的或泛泛的空谈，而是紧密联系文艺实际，解释回答现实问题，对经典的内涵、关键话语有了更深入和多元的研究。如深化认识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别作出的独特贡献；从语言形式、文艺实际等方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化的研究；对意识形态理论中的“文化”作用有了更多认识；对文艺意识形态中的审美作用和实现路径有了更明晰的共识；重新发现马克思对西方文学经典的学习借鉴以及在他思想形成中的作用。以上这些方面都表现出了理论空间扩展、学理依据和实践价值的统一，学术思想和理论新见有不少增强。

　　文艺基础理论的中国文化主体性大大增强，体现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文化要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版是一个重要成果，全面体现了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涵，初步建构了中国风格的文艺理论体系，并有较强的学习实践作用。在文艺基础理论的话语体系上，充分体现了关键话语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的发展创新。如从“批判继承”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到“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从“思想性、艺术性”到“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从“民族化”到“中国气派”“中国精神”“中华美学精神”，以及人民、审美、多样、效益、意境、媒介等涉及中国化、时代性和文艺自身规律的词语更多出现。文艺基础理论的基本观点有了比较完整的中国风格话语表达。有观点将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归纳为：在目的性上，以服务中国自身社会发展为目的，创造既面向现实问题又引领实践的理论话语，并助力世界学术发展，改善世道人心；在主体性上，话语体系应由个人主体性、对象主体性和社会主体性（民族特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构成；在专业性上要有理论系统性。[1]参见谭好哲：《新时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应有的三个追求——以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为例》，《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18-24页。在内容构成上，中国文化创造性显著增强。如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艺路径论题，将中国古代文论的经世致用和心性解放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世界和人的解放理论相联系，是文艺理论的重要新认识。中华美学精神研究有了大幅度发展，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涉及话语特色、理论经验、精神内涵、中西比较、现代转换、当代价值等诸多方面，出现了理论视野的更新。对古代文论“话”体的研究，将其具象、抒情、叙事、说理相统一的特点，融入当代文论的构想中。对王国维、钱锺书、宗白华的个案研究，将他们在古代文论当代转换中的成功实践作出新的总结，重新认识王国维“境界说”广泛运用至今所体现的现代诗学建构路径，钱锺书对古代文论的隐喻和现代思维逻辑的融通，宗白华借鉴西方浪漫主义和生命哲学理论，创新阐释中国哲学“象”的性质、结构和功能，建构出艺境理论的创造。有观点进而提出，从传统的现代化、外来的本土化和一百多年来文艺实践经验的理性化建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2]参见陈伯海在“中国文学创作经验与中国式文学性理论建构”高层论坛上的发言观点，转引自张聪、郭小霞、焦旸：《从文学实践中提炼文论思想》，《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月3日，第2版。中华美学精神的深入研究对当下创作也产生积极影响，一些有影响的作品的成功，都体现出中华美学精神的内在意蕴。现实主义理论在开放的创作实践中的呈现与现代化、新技术美学、民族化融合的趋势，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和表现力。

　　在专门艺术理论中，电影理论、艺术理论、文艺批评有较大发展，产生了《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3]李军：《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批评史》[4]周宁主编：《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批评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重构之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创作》[5]尹鸿、梁君健：《重构之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创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等一批理论成果。电影理论在电影认识、电影创新上有很多新探索，提出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建设中国电影学派、新主流电影、共同体美学、宏大主题平凡化表达等重要观点。《电影工业美学研究》[1]陈旭光：《电影工业美学研究》，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21年。一书在电影理论的中间层面作出创造性研究，对电影的工业性美学特点作出合乎实际的新的体系定位，对中国电影的工业进步作出美学的升级，将电影生产的工业与美学、艺术性和商业性、体制性和作者性、美学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为一种电影美学整体，超越电影认识的二元对立，并提出具有人民性的电影的“常人之美”，表现出开放性、创造性，为新时代中国电影建立了面向实际的理论阐释体系。还有的著述提出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电影结合，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范畴，探索建设中国美学之上的电影话语阐释。也有文章以新的视角，对电影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提出新的认识，认为电影场域中的人和物都是行动者，都具有能动性，电影是一个能动性聚合体。研究电影不再强加给电影某种秩序，而要追踪电影场域中不断变化的行动者，电影研究要深入到一切与电影有关的人和物。设计理论发展也比较丰富，环境、乡村、城市、艺术、文化都是重要研究范畴，与老城改造、乡村建设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相联系，体现了艺术学的现实性发展。

　　艺术理论的跨学科、跨艺术是重要的创新趋向，交叉融合自然与人文科学的“新文科”“新艺科”呼之欲出，产生了一些有创见的著述。《民间仪式音乐与乡土社会秩序》[2]孟凡玉：《民间仪式音乐与乡土社会秩序》，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0年。从音乐人类学角度对本土民间仪式音乐中的深厚社会秩序内涵作了深入研究，使民间艺术研究不仅具有文化保护的意义，更有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价值。研究使艺术、社会、历史、文化紧密结合，有力提升了对民族民间与本土音乐的认识深度。研究方法融合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理论，拓展了对象认识的广度，是近年音乐学研究中受到关注的有价值有新意的成果。艺术中的数字技术参与也是艺术理论关注与提出新见的一个突出方面：如指出网络书展带来书法审美与公众关系的重要变化，使书法更加具有公众性；摄影在网络媒介普及下，出现个人化、直接性、旋涡状和波浪式传播；特别提出应重视技术对人内心的表现，艺术中的技术路径与人文精神的正确关系，等等。

　　文艺理论的知识形态、文化结构在时代与人文发展中呈现开放视野，突破更新，出现当代转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出现较大的发展，并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一部分。对西马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阐释、发展或误读、偏颇，作出理性分析。例如既重视西马对文化作用的阐释，又防止矫枉过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辩证关系的基本观点。在西马理论的借鉴中丰富了文艺评论的视角和深度。如西马文论对历史性和对时代、对创作实际的关切，对形式与历史的综合分析，给中国文艺理论以有益参照。“总体性”观点的普遍借用，与历史的、辩证的、社会的分析形成相互镜鉴。用“事件”理论分析网络文艺的长短，使文艺评论开始重视作品的创作过程，包括跨媒介性、读者交往、圈层化等开放性因素，提高了对网络文艺繁荣与危机的认识。从“文化唯物主义”中提炼出“共同文化”的现实参考，研究本雅明“呈现纯粹事实”的思想立场及其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同时，西马研究也在重新认识“中马”对“西马”的影响，以增强中西文论交流对话的合理性。

　　新媒体美学与网络文艺研究广泛出现，是文艺理论知识形态转变的突出表现。网络文学批评迅速兴盛并提升，很快从通俗文学观察向数字人文、技术美学发展，从作品创作分析、评论转向新的文艺传播、媒介发展、文体实验。如文本和超文本、多媒体融合，现实向虚拟空间扩展、未来影响当下等一系列新的研究与评论变化，从中发现人的世界延伸、人的创造性启发，新的媒介艺术形式对日常生活和人的塑造发生密切关系，并带来文艺理论范畴、话语创新的可能。一些评论看到了网络文艺呈现多种形式繁盛发展的面貌，并出现明显的现实转向，新主流题材开始“破圈”。同时指出网络文艺存在不可回避的问题，提出正确看待流量经济的科学理性分析。最新的元宇宙文艺研究评论也突出了对技术文艺的美学和人文分析，认为元宇宙可能创生截然不同的美学景观，而人学和人的建设应是开启元宇宙文艺及其评价的最终遵循；文艺在追逐技术变化时不应失去其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维度；元宇宙应保持科幻文艺的批判力，而不应限于资本和大众舆论的狂欢。

　　对固有理论评论文体的认识分析也成为文艺理论知识形态转变的表现。有文章提出文艺理论的“术语革命”，在当代现实中实现革命话语的时代转换，通过理论术语的创造性转化和再造、技术与呈现方式的变革，使之与文艺理论精神面貌的提升相统一。《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1]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一书从表述方式研究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不仅涉及文体学、修辞学，而且最关心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著作注重从问题、个案出发，也涉及论文能否“面对公众”又不失“专业水准”的问题，还包括演讲魅力与论文生动的关系，这些对当下文艺理论批评文章在质量把控上直接产生反思性影响。

　　文艺评论注重从不断发展的文艺实际出发，追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批判精神和批评的有效性，开拓新的文化生长点，批评的主体性更加充分展现。这其中有对文艺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建构，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批评方法技巧的总结呼唤，还有对批判精神的呼吁回归。评论实践对主旋律作品的创作变化、转型提高给予了充分关注和总结。文学评论对现当代文学经典的重新认识，对文学名家名著（如丁玲、赵树理、路遥等人及作品）的重评，在新的时代和文化视野、方法论更新中发现老一代经典对中国化文艺风格、美学风格和审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意义，也因此成为一个显著潮流，出现了“百年叙事”专题对中国文学宝贵经验的诸多总结，产生了《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1]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编年史和全景图——细读〈平凡的世界〉》[2]郜元宝：《编年史和全景图——细读〈平凡的世界〉》，《小说评论》2019年第6期，第4-27页。《新世纪文学二十年：长篇小说的基本样貌》[3]孟繁华：《新世纪文学二十年：长篇小说的基本样貌》，《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第6-10页。等一批重评经典、回顾发展的有影响作品。文学经典的重评，促进了文化自信，增强了对中国化文学道路发展经验的认识。对国家文学制度的研究也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新的重要方面，并取得显著成果。同时也有《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4]洪治纲：《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20年。的精细研究，论著涵盖了宏大理想的微观化呈现、个体生存的自由体验等多样表现，体现了新世纪文学对“完整生活”的追求，使新世纪文学在宏阔和平凡等多方面的表现更为丰富。当代文学史研究还深入到以往鲜有涉及的问题，如“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分歧性质，非主流文学、激进文学的发生过程等。当代文学的传媒研究则将文学史研究视野从传统的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路径扩展至传播分析，包括批评家、翻译、编辑记者、管理者对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影响，其中译文的质量甚至影响到“文学中国”的真实面貌。文艺新媒介评论更成为当下有影响的文艺新现象。在《中国文艺评论》学术期刊的相关文章中，对文艺类直播打赏平台的研究评论，表现了文艺批评对与人民生活广泛联系的文化现象的积极关注，看到直播打赏带来文化的日常化、场景化、平民性与自由度等积极变化，也带来人民广泛参与和社群交流，促进了优秀文化的“出圈”效应与文化认同，肯定了新传播给创作者与接受者带来的广泛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包括农民参与直播带来“三农”工作迅速提升等。批评的跨界研究也成为变化发展的新趋向。文学的历史性研究，文学中的音乐性、超文本性研究，音乐中的诗性、文学性分析，都加深了对文学艺术多媒介性的认识。小说评论在跨媒介分析中进一步提升了文化性、层次感和阅读感。

　　由此可见，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立足实际，守正创新，奋发有为，活跃创造，开拓新境，是十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取得充分发展提升的鲜明写照。[5]本文中部分资料来自《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文艺评论》《南方文坛》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