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一川

　　到202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问世已经80周年。回看《讲话》影响下现代中国文艺80年之来路，尽管大道小径纵横交错，芳踪难觅，但一些值得铭记的东西仍依稀可辨。这里不可能对此作全面考察，而只能从文艺典型范式变迁视角作一次粗略回望。文艺典型范式，是指典型形象的由其美学特性、与当代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属性以及在观众中的作用等构成的基本规范性框架。它对于特定文艺典型的塑造具有深层规范作用。极简要地看，这80年现代中国文艺典型范式变迁大约可以从三个时段去看：一是《讲话》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认知式典型时段，二是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认知式典型反思及典型范式多样化时段，三是新时代以来的认知溯洄式典型时段。

一、认知式典型及其社会动员作用

这些文艺理论家之间尽管在文艺典型问题上的看法略有不同，但都同样承认文艺典型概念有着在富于特征的个性化描写中透视共性或普遍性本质这一基本美学特性以及在观众中的显著的认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文艺典型范畴在此时段虽然已经受到关注并在文艺批评中采用，例如人们用它去评论鲁迅小说人物阿Q等，但是，毕竟还没有发展成为一大批文艺家的自觉的文艺创作原则。

　　在这里，文艺典型观体现了如下特定内涵：第一，在艺术美的来源上，文艺典型源于社会生活而又高于社会生活，从而能够呈现出社会生活美的更高级和更具理想型的美质；第二，在艺术美的特性上，文艺典型具有在富于特征的个性化描写中揭露其普遍本质的特性，例如从“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的境遇中揭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一本质或真相，从而有助于群众更加真切地认识社会生活境遇的本质；第三，在艺术美的修辞效果及社会功能上，文艺典型可以在群众中产生“惊醒”“感奋”作用，进而自觉地为“改造自己的环境”而“团结”和“斗争”。

　　总体来看，在《讲话》指引和影响下，中国文艺典型范式的实质体现在，在富于特征的个性描写中可以显现社会本质。这样的典型形象的美学功能在于，帮助观众透过典型形象的镜子般真实刻画而一举认知旧制度的腐朽没落趋势，进而“惊醒”和“感奋”起来为开创和建设新世界而斗争。由此看，这里的文艺典型范式的关键的社会作用在于，典型形象对于社会观众可以起到镜子般地认知社会生活真相、因而觉醒起来斗争的作用。因此，这里的文艺典型化在范式上突出认知式典型，即一种以个性化描写去真实、深刻而又生动地认知现实生活、从而突出认知功能的典型形象。

　　从1942年起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之前，一大批文艺作品可以视为《讲话》中文艺典型化理论指导下的新文艺成果：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电影《红色娘子军》，以及被称为“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的《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这里都注重塑造一系列具备社会认知价值的认知式典型形象。其主要美学特点之一在于主人公—帮手范式的频频采用：《小二黑结婚》中刘二黑和于小芹一道为自由恋爱而与双方家长和坏分子进行坚决斗争，在区长支持和乡亲们帮助下取得胜利；《青春之歌》主人公林道静在卢嘉川和林红等帮手指引下觉醒和成长；《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接受洪常青的开导和引路，实现了从女奴到女兵再到女指挥员的主体转变和人格升华；《创业史》中梁生宝在区委副书记王佐民指引下，克服了养父梁三老汉等的小农经济思想，带领群众坚定地奔向集体化大道。这些主人公的成长历程符合一个共通规律：他们最初都难免幼稚和弱小，但在神圣帮手的启蒙下获得认知上的觉醒，进而逐步锻炼成长为新型的历史主体。

二、典型反思及其多样化拓展

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在一大批带有“先锋”或“前卫”特点的文学、美术、戏剧、电影、电视剧等作品中，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美学原则盛行时，文艺典型化道路本身面临被舍弃的命运，出现了带有典型泛化、泛典型、解典型等特点的艺术形象，它们就很难再被纳入文艺典型传统去讨论了。

　　这些作品创造的新型典型形象可以让文艺典型范式传统呈现出新的典型多样化局面，但与此同时，这种丰富性中也蕴含着不确定性。到底何种文艺典型才能成为这个时代中国文艺的合理选择，在这诸多可能的选择中未能凸显出真正的定见。

三、认知溯洄式典型及其传统导向作用

进入新时代以来，也就是2012年以来至今，文艺典型范式呈现出新的再构型趋势。引发关注的是，这里出现了暂且可以称为认知溯洄式典型的新范式。溯洄，就是逆流而上、向着过去回溯的意思。《诗经·国风·秦风·蒹葭》中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的描述。文艺典型范式中的溯洄特性，主要是指典型化过程中自觉地以中国古典传统为基本导向的价值观设定。而认知溯洄式典型，则是在原有认知型范式中自觉溯洄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并以之为文艺创作和文化价值的重要资源和灵魂导向的典型形态。

　　可以说，此时段文艺典型范式再构型的新趋势突出地表现为，在传承《讲话》以来的认知式典型范式所有的认知特性基础上，又新增对于古典传统源泉的溯洄特性。在这个意义上，这里的溯洄传统本身就意味着溯洄当代生活所需要的古典文化传统精神，所以，溯洄传统就等于溯洄古典传统这一精神或灵魂导向。由此，这种兼有已有的认知特性和新的溯洄特性的典型就是认知溯洄式典型，一种以个性化描绘去再现社会现实和发挥认知作用，同时又着力溯洄古典传统并使其产生灵魂导向作用的典型形态。

四、文艺典型范式之源：根性源泉与魂性源泉

回看现代中国文艺典型化80年旅程，先是在延安时期开创出认知式典型这一主流范式形态，后来到改革开放初期呈现典型范式的多样化拓展，直到新时代以来出现认知溯洄式典型这一新范式。这样的典型范式演变轨迹所据以形成的原因，诚然可以从若干方面去作综合考察，但其中有一点应当是清楚的，这就是不同时代对于文艺典型范式产生了有所不同的特定需要。

　　延安时期属于战争年代，那时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而为了帮助以工农兵为主干的人民认知社会生活真相并因此促进他们觉醒起来为改变旧世界而奋斗，必然要求文艺走典型化的道路。那时注重的是根据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这“唯一源泉”而创造出对他们产生认知作用的认知式典型，让其产生令人“惊醒”和“感奋”的社会动员效果。歌剧《白毛女》实施的典型化策略背后的知识型在于透过社会生活的假象而认知其被隐匿的真理，即旧社会竭力以假象掩盖真相，而新社会要还原真相，将真理还给人民。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不同，“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相比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改革开放初期，依据新确立的文艺“二为”方向，推动文艺走上了一条认知式典型反思和典型范式多样化拓展的路径。此时的典型范式多样化既带来典型的丰富性，但也同时造成了典型的不确定性。

　　进入当前新时代，依据“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的新思想，文艺典型化在延续原有的社会真理认知任务的同时，更需要承担“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的溯洄源泉这一使命，从而在原有的认知式典型范式中输入传统溯洄特性这一新元素，形成认知溯洄式典型新形态。这表明，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典型范式多样化和不确定探索之后，现代中国文艺典型化道路到此进入再确定化时段——与毛泽东时代要求文艺典型展现出戳穿生活假象而揭示真相的美学力量不同，新时代的文艺典型需要带领观众溯洄中国古典传统，从中吸取当代生活所需要的灵魂导向。如果说，《讲话》确立了现代中国文艺的以人民大众生活为主干的社会生活源泉的话，那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后来的持续思考则是在上述人民大众生活基础上新发掘出过去被遗忘的古典传统这一“根基”“宝藏”和“重要源泉”。人民大众生活相当于位于生活底层或物质生活层面的以社会生产力为基本的根性源泉，主要触及文艺之根脉和血肉；古典文化传统则可归属于位于社会生活隐秘层或精神生活层面的魂性源泉，更多地指向文艺之难以言喻的魂魄、精魂或灵性。

　　同时，为什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也没有如此明确地规定出溯洄中国传统源泉的任务呢？这同样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紧迫而艰巨的通过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重任，以及同时深入反思认知式典型在“三突出”和“高大全”等畸形原则中所遭遇的美学挫折，进而全力以赴地探索文艺典型范式多样化路径。短篇小说《伤痕》中的主人公下乡知识青年王晓华，就深深地沉浸在从革命者妈妈到叛徒妈妈之间哪个是假象、哪个是真相的悖逆及其带来的心灵撕裂的痛苦之中。她急切地需要获取新的认知范式去重新认知烈士母亲的真相，并就个人曾经有过的无情无义的“革命”言行而向革命者母亲作真诚的心灵忏悔。那时段虽然已经或多或少地、或明或暗地开始了中国古典传统的溯洄进程，但毕竟还不可能像新时代这样对于中国古典文化传统有着如此明确、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及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