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 葵

　　80年前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指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新文艺发展的方向，使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展开了崭新的一页。80年来的实践证明《讲话》的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为鲜明和丰富。

一、“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历史证明，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革命文艺确实发挥了这样的战斗作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革命歌曲、诗歌、绘画、曲艺、戏剧、小说等各种文艺形式，都对人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等秧歌剧推动了群众自我教育，积极进行生产劳动，拥军支前的热情高涨；看了秦腔《血泪仇》战士们提高了阶级觉悟，看了歌剧《白毛女》，战士们高喊“为喜儿报仇！”的口号冲向前线。在中国的文艺史上贯穿着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传统，但像革命文艺这样直接地发挥战斗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讲话》的意义不仅在于在革命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毛泽东同志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刻地论述了新的人民的文艺向前发展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引述列宁的话，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然后指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里强调我们的文艺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并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就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并指出了“如何为”的途径，使文艺工作有了根本的遵循，因此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讲话》发表以来，世界形势风云变幻，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也在积极进行各种探索，《讲话》使作家艺术家更准确、深刻地认识历史和现实，在各种思潮的碰撞中保持定力，保证了中国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

　　强调为工农兵服务是否是轻视知识分子，因此有些偏狭呢？不应这样看。当时奔赴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都是具有革命理想的，但是由于生活经历的不同，因此他们存在着对群众“人不熟”“语言不懂”和“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状况，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轻视工农兵的倾向，如果他们只写“自己熟悉的生活”，那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所以毛泽东同志才特别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到群众中去，努力学习群众语言，学习社会，他又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说明要在思想感情上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

　　一唱雄鸡天下白，诗人兴会更无前。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强大的理论力量和他的亲切的态度，激起了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生活的热情，他们离开了狭窄的“亭子间”投身到广袤的大地，投身到群众的生产斗争和文化活动中去。以延安鲁艺为例，在《讲话》之后，他们除了在延安开展群众的秧歌活动之外，还组织了工作团到绥德地区开展秧歌活动，他们每到一地，先进行调查访问，编写配合群众减租运动、表扬英雄模范人物的节目，他们发现群众的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农民和农村干部中有很多人具有很高的文艺创作才能。工作团团长、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后来回忆说，那时真有《牡丹亭》里杜丽娘那种“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兴奋感觉。回到延安后张庚写了《鲁艺工作团对于秧歌的一些经验》的总结文章，论述了下乡以后的收获和思想上的提高，这篇文章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许。

　　正是由于文艺工作者有这样的转变，才产生出前面讲到的许多深受群众欢迎的、鼓舞人心的作品，以及后来在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产生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优秀作品。

　　中国人民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受着传统文化的哺育，因此如何对待丰厚的传统文化与新文艺的关系，是人民文艺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在于直接利用，还在于对新的创作有重要影响。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

二、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积极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路线，许多文学家艺术家长期深入生活，因此在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都取得显著成就。周立波、赵树理、柳青等创作出了《山乡巨变》《三里湾》《创业史》等反映人民新生活的优秀作品；剧作家黄俊耀、杨兰春等创作了眉户《梁秋燕》、豫剧《朝阳沟》等深受群众欢迎的剧作。

　　但是人们对文艺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如何体现时代精神的理解，包括毛泽东同志本人对形势任务的认识，都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因此在戏曲政策上也出现了时而“左”时而右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文艺园地也出现了百花凋零的状况。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党对文艺政策作出一些调整，调整的目的是为了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已论述了要重视艺术规律，前面引述过的强调文学家艺术家要深入生活即是最重要的艺术规律；毛泽东还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强调文学家艺术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

　　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沿着毛泽东同志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江泽民同志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同志强调，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连续举办了以“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口号的“中国艺术节”，密切了艺术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等活动中，党中央提出，弘扬民族艺术，振奋民族精神，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积极的作用。党和政府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昆曲、京剧、藏戏、粤剧等戏曲剧种相继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的文化艺术进一步与世界的文化艺术相融合，在各国人民中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三、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把文化文艺工作放到了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以及之后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和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的讲话，是对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继承和新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艺工作紧密结合的生动体现和最重要的成果。

　　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仍感到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特别是把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他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学习，深深感到以人民为中心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我们应该努力把这一路线和思想贯彻到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实践中去，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