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梦萦

　　合唱艺术是一种古老的音乐形态，在古希腊孕育而生，并作为一种社会交际的纽带，在民俗文化与宗教活动中得到广泛运用。在西方复调音乐审美的带动下，多声部合唱创作从教会音乐形态向世俗文化蔓延，造就出许多经典作品。19世纪中叶，西方合唱以新教圣咏的形态传入中国，就此开启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民族化”求索之路。李叔同的三声部合唱曲《春游》作为中国多声部合唱创作领域的第一首作品，用民族韵律和歌词内容成功将西方合唱技法“移植”过来。在此后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赵元任的《呜呼！三月一十八》、黄自的《旗正飘飘》、贺绿汀的《游击队歌》相继问世，以合唱形式为武器，掀起了抗敌救国的文艺浪潮。时移世易，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国家经济的强盛与科技的疾速发展在社会文化领域掀起了惊涛骇浪，对于合唱创作与欣赏审美的认知，自然也步入了“时尚”领域。所谓的“时尚化”可以解读为一种基于新时代审美观感而产生的“叛逆性”。其形态表征可见于对传统合唱概念的解构；对合唱素材搭配的跨界；对创作风格的多元化突破等。这一“蜕变”过程是诸多外力因素所诱发的质变，也是中国合唱艺术自我觉醒后的一种升华。

一、模糊与淡化：对传统合唱概念外延的重新审视

西方传统合唱创作在几个世纪以来按照弥撒曲、经文歌、康塔塔、牧歌、清唱剧的形态分门别类地排布。“同一性”原则在合唱创作中体现于尊崇古典主义精神的神圣感，按照固定的套路循规蹈矩地在划定的田野间“耕作”。传统合唱的概念是由西方古典合唱的理论与实践所确立的，经历了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二重咏唱”到古典时期的“和谐”审美标准，再到浪漫主义时期对和声半音化及调式扩展的需求变化。传统合唱体现出在内部结构方面的严谨性，在内容题材创构方面的宗教性，在表现手法和声音控制方面的程式化规则。基于声音的完美契合与理想化崇高境界的标准，始终是西方合唱的至高追求标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观念，使得西方合唱在整个历史发展流变中并没有产生质变，直到工业革命之后，这样的僵局才在新思潮的作用下逐渐被打破。

　　20世纪，随着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哲学理论的批判，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文化领域掀起了一次主张“差异与分化”的审美思潮。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合唱从自主创作伊始，就已走向了一条反西方合唱传统的“民族化”裂变之路。其差异性与独立性存在于三个方面：其一，打破西方合唱传统的贵族与宗教“光环”，倡导现实生活中创作灵感的有感而发；其二，借用西方复调技法彰显中国多元文化主题，将合唱情趣与时代风貌紧密相连；其三，中国合唱所取得的成就客观上形成了对西方现代合唱的“反哺”，尤其在民谣类创作中起到了反向引导的表率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互联网生态的带领下，新媒体环境的异军突起在社会音乐文化领域带来了巨大的颠覆效应。由“民族化”向“时尚化”的变革，可视为中国音乐家对合唱概念外延的一次拓展，也用行动尝试突破长久以来“一元论”为合唱圈定的人数、技法、应用领域、表演形态等具象特征。

　　首先，当代中国合唱创作在人数的上限方面突破了传统常规，形成了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一种审美“时尚性”。古典合唱创作对音量的精准控制来自于对各个声部人数匹配的细致运算，对男女声部的声音特质也有着考究的设计规划。但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推动下，合唱队伍的空前壮大促使人数的界限迅速被打破。上千人的合唱队伍并不稀有，很多大中型城市都拥有多支300人以上的业余合唱团体。2017年年末，贵州省黎平县组织10288名歌手合唱侗族大歌，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2018年4月底，陕西省西安市十所高校的20000名学生又以合唱《歌唱祖国》改写了纪录。合唱队伍人数的激增对创作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音量增强、声部织体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能够保持与增强合唱艺术的美感，似乎在传统合唱教程中难觅答案。虽然这一趋势对于合唱技法的施展是否科学还值得商榷，但足以证明合唱在中国已融入到时尚文化领域之中，拥有传统合唱所不可比拟的群众基础。

　　其次，当代中国合唱模糊了诸多根深蒂固的音乐理论界限，包括单声部与多声部、主调与复调、有调性与无调性，各种唱法之间曾经泾渭分明的界限都以新的“时尚”视角被化解。在最近十多年的中国合唱创作中，作曲家不再局限于重复传统风格的“一元”审美，而更多地采用“跨界”思维将各种音乐元素汇集调和。从作品形态来看，将西洋合唱向“民族化”转变的过程中，“支声复调”的出现解决了中国民歌与西方技法之间的矛盾。少数民族的原生态合唱在歌剧合唱与交响合唱的夹缝中独立“门户”，又有流行唱法合唱创作改编的穿针引线。一时间，构成了“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繁荣景象。

　　就时下炙手可热的流行音乐改编成的合唱来看，在作曲技法中植入了许多具有当代理念的新元素，而这恰恰是传统合唱作品所忽略的。比如：流行音乐中惯用的平进旋律，前后两音之间音高相同，节奏反差明显。这种技法大量出现在当代合唱创作中，并转化为同值平进、异值平进、混值平进等类型分支。除此之外，类似于音阶式级进、环绕式级进和流行音乐中的和弦结构、排列、连接方式，都悄无声息地大量出现在合唱创作中。旋律风格的改变无形中为演唱方式“松绑”，因“曲”而异的唱法混用，使合唱保守的界限被创作和审美两端共同消解，化有形为无形。

　　此外，合唱创作审美的新貌使其服务对象的范畴发生了本质改变。20世纪之前，合唱艺术可谓是西方精英阶层与贵族生活的专属，它在金碧辉煌的音乐厅中唱响，为歌剧衬托背景，并有交响乐伴奏。但在当代社会中的文化潮流中，产业化、商品化、世俗化及广泛参与性已然成为合唱创作与演绎的主旋律。显然，当代合唱创作摒弃了传统概念中的“门第之别”。当“雅俗”之分不再被苛刻强调时，摆脱贵贱“标签”的合唱创作如鱼得水，可纵情于时尚文化大潮中。合唱与大众生活界限之间的模糊化，也使其从古典音乐的“高处不胜寒”中走出来，在当代时尚文化中焕然新生。

二、个性与自我：对合唱创作审美风格的新解读方式

创作审美风格是指在特定时代和社会条件下，文艺作品所彰显出的音乐特性和艺术品质。审美风格千变万化，层次多样。作为创作主体的音乐家，既受到来自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也有自身所独有的情怀与格调。在当代合唱创作中，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审美性格的释放日趋成为业界共识。传统文化环境中，对于美的追求偶尔会存在极端或偏执的情况，当代文化思潮中，一些学者力求反其道而行之，抹平美的正负两极，用更具弹性的“个性特征”概念为作曲家提供平等的表现机会。例如，已经历时九届的“世纪合唱比赛”将作品风格细分为二十余项，这便是合唱审美趋向于多元化的有力证明。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合唱创作和演绎的功能性远远高于艺术性。革命战争年代，合唱被视为鼓舞斗志、团结军民的文化武器。新中国成立之后，合唱又频繁出现在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和新中国风貌的第一线。这种将音乐功能性极致发挥的方式是特殊时期的需要，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合唱创作领域的这一惯性虽持续推进，但明显后劲不足。20世纪末，当中国的音乐市场步入商品化之后，合唱创作审美也开始重新思考大众的精神需求，以多元化的创作方向满足欣赏审美的个性诉求。当代合唱创作在特有的文化群落中尽情释放天性，自由开放的文化空间成为其施展天赋的有力支撑。总体而言，新的创作审美个性化主要体现于“深”“真”“新”三个方面：

　　所谓“深”，是指当代合唱创作对几十年来最具功能性的主旋律作品进行了深度挖掘，不再是口号式的歌颂或诗词朗诵般的感叹。在主旋律精神的阐释层面，创作者找到了许多实实在在的着力点，并用“接地气”的质朴语言进行陈述式的演唱。画面感在欣赏者脑海中得以生动呈现，准确找到了主客体之间的共鸣点。比如：《雨后彩虹》（陆在易）、《大漠之夜》（尚德义）、《大青藏》（孟卫东）、《八骏赞》（色·恩克巴雅尔）等作品，视角宽阔宏大，所聚焦的事物具有自主性，内涵的孕育深入浅出，丝毫没有强加之感。这种深刻的创作语言，来自于创作个体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力和对大众情感的关怀体贴，将爱国主义的情怀呈现为现实主义的情景描述，拉近了创作与欣赏之间的距离感，既通俗易懂，又平易近人。

　　合唱创作的“真”，是指用深入采风探访中形成的厚积薄发，将民间合唱文化的原生态面貌真实地反映出来，并用现代技法使之成为民族合唱界的一种新时尚元素。比如：在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回顾与反思中，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中国风”合唱作品接踵而至，从具有语言文字趣味性的《李有松》（徐坚强）和《工尺谱游戏》（黄汛舫），到古诗文体的《归园田居》（徐坚强），再到民俗风情浓郁的《水母鸡》（刘晓耕）、《对鸟》（徐坚强）、《赶牲灵》（张以达）等。中国古典文学、语言、曲风、哲学等素材均被一一“收入囊中”。笔法至善至美，情感至真至切。

　　相比之下，“新”是当代合唱创作审美中最为突出的特征，也是最显性的个性张扬。“新”体现在创作主题、创作技法、演唱方式、表演形态等各个层面，而创作审美情趣的质变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2022新年伊始，多个由高校大学生或地方院团构成的合唱团宣布了新年演出计划。在全国巡回商演的节目单中我们看到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例如，深圳大学“金钟流行合唱团”的表演曲目包含了《故乡的云》《平凡之路》《慢慢》《回到拉萨》《迎风飘扬的旗》等耳熟能详的流行音乐作品，其中既有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经典，也有不拘一格的摇滚乐，还包含了主旋律歌曲。这无疑以合唱的形式拉近了音乐与当代青年观众的审美距离。同样的，在海南“聆听合唱团”的表演曲目中也有当下炙手可热的流行音乐作品，如《这世界那么多人》《消愁》《如愿》，等等。显然，将流行音乐作品进行合唱化的改编已成为当下的一大趋势，而这一潮流也达到了事半功倍的表演效果，赋予合唱艺术新的文化魅力。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就是用特立独行的“时尚性”取代了老生常谈的创作“套路”，用淳朴幽默的语言表达替换严谨沉闷的歌词逻辑，处处透露出单纯清新之风，受众的求新求变的审美诉求在创作中得到了充分尊重。之所以将这些作品称之为“神曲”，大概是由于只有天马行空的神来之笔才能将合唱打造得如此“脱俗”。长久以来，合唱创作之“美”大多生长在自我语境中，靠强大的声音冲击力去感染和辐射欣赏者。这归根结底是“一元性”的单边效应。而当代合唱创作在自身觉醒之后，主动“跳下”古典音乐的神坛，用欣赏者所熟悉的生活元素和最易于接受的方式，“平心静气”地唱出饱含人情味、充满温度的歌声。此时，音乐力量的升腾变为了主客体平衡的“二元性”，创作用“四两拨千斤”之力轻巧地从古典主义的严肃“穿越”到时尚主义的清爽。当欣赏者听到一段唯美悠扬的旋律和天籁般的和声描摹之后突如其来地切换到《夜空中最亮的星》时，当欣赏者绞尽脑汁思考“彩虹合唱团”《星河旅馆》背后的故事时，当广告语“感觉身体被掏空”居然成为曲目名称，中间还穿插了一段令人匪夷所思的《暗香》旋律时，无处不在的惊喜让欣赏者的审美乐趣不断提升，也真正实现了合唱本质化的创新和与时俱进。需要说明的是，从严谨的创作形态来看，主题与表现形态的夸张性并非“哗众取宠”，作曲家对合唱的核心艺术观体现出冷静的恪守。这些作品在层次划分、节奏把控、和声对位等方面保持着适度的内敛周全，充分保持了作品结构的完整性。

三、背离与回归：以当代审美重现“民族化”的细腻儒雅

新世纪以来，合唱创作中愈演愈烈的“时尚风潮”可视为压抑许久后爆发的一次“大众狂欢”。相对于民歌、戏曲、舞蹈等艺术形态的生长与传承，合唱近百年来在中国的发展被托付了较为沉重的内涵、寓意和压力。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合唱艺术发展存在着些许“速成”的意味。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合唱在挖掘民族文化精神方面存在着某种趋同的态势，而在深度与广度上，似乎仍有许多未尽探索的空间。这为当代合唱创作的继往开来提供了条件，在“民族化”概念本身被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在合唱创作中更为精辟、精彩的创作阐释。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当代的“时尚”大潮成就了中国合唱创作的“不破不立”。文化思潮与科技革命的推波助澜使作曲家们无法偏安一隅，只有拿出率真的态度和行动，才可闯出一方新天地。但“时尚”并非抛弃传统，而是用全新的眼光重新考察历史的全貌，用个性化的语言心无旁骛地讲述真知灼见。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以多元主义回归传统”的观念，其主旨在于用多维度的方式解构民族历史事象与人文精神。在中国，当有识之士带着时尚审美重新回归“民族化”的视野中时，新作品终于摘下了“伪民族化”的“面具”。

　　越是在社会文化高速发展的状态下，越能够感受到民族与世界之间的紧密关联。在前不久举世瞩目的第二十四届冬奥会开幕式上，44个来自“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用希腊语完美演绎了奥运会会歌《奥林匹克颂》。这些孩子最小的只有五岁，最大的也不过11岁。他们身穿虎头衣，脚踏虎头鞋，用无伴奏合唱加表演的形式，充满自信和力量地动情演唱。相对于伦敦冬奥会上的交响乐版和索契冬奥会上的美声版，北京冬奥会选择的是一种最为质朴和纯洁的声音表达方式。而歌声和视觉所共同营造出的画面，代表着一种东方民族强大的文化自信，以及融入奥林匹克国际大家庭的归属感。同样的，在开幕式《雪花》篇章里，138名少年儿童手持和平鸽形状的道具灯，唱响本届冬奥会的主题曲《雪花》。作品的编创和演绎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种天真烂漫的童趣，展现出孩子们的自由和童真。这种中国式的浪漫融汇在简洁的歌词和旋律之中，更融汇在孩子们未经雕琢的声线里，透过合唱的艺术风格诠释着当代中国与世界温暖交流的诚挚之心。

　　公众对“阿卡贝拉合唱团”和“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等的当红合唱团体的认知，大多来源于风靡网络的各支“神曲”，殊不知他们一鸣惊人的背后，还有对于“民族化”作品的回归与精彩重塑。正如指挥金承志多次在媒体采访时所说的：“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风格基本上是九分严肃，一分活泼和幽默”。只是观众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最为时尚的“一分”，忽略了“九分”的存在感。在“张世超”和“身体掏空”大红大紫的同时，该合唱团也创作出了充满诗意浓情和古典儒韵的《净光山晨景》《三十副》《泽雅集》《落霞集》，就连被誉为“表白神器”的《我喜欢》也有工整的对仗和考究的文辞。

　　举例而言，由金承志近年来先后创作出的合唱套曲集《泽雅集》《白马村游记》《稼轩长短句》等，具有中国民族文化风情。其中，《泽雅集》是一部以山水实景为媒的田园风光小品，套曲以《竹林》《月亭》《夕烧》《山坡》《海岸》《湖上》《小溪》七首作品为主体结构，用合唱手法再现了作曲家的故乡——温州的美好风景。在欣赏过后，除了感叹当代作曲家绝妙的才情外，还不禁让人联想到了黄自的清唱剧《长恨歌》中的点滴和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淡淡乡愁。合唱套曲集中的每首作品都葆有不同的感官视角和微妙心境，创作语言更显露出当代作曲家非同寻常的创作理念。

　　初篇《竹林》的创作灵感源于“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泽雅山中观对弈、听烟雨的情境如晕开的水墨画卷。歌词格律效仿《诗经》古风，更创造性地采用温州方言吟唱，令人惊叹。第二首《月亭》用声部对答式的轮唱模仿青梅竹马的恋人，女声声部领衔主旋律，男声声部在延迟一小节之后，徘徊于下行五度位置衬托应和，一改《竹林》篇章中的忧郁，充满了对爱情的期许。此后的四首作品起到了整个合唱套曲“呈示部”的功能，各具风格与亮点：《夕烧》借鉴了日本文化主题的特性，隐含着对日本作曲家相泽直人的致敬；《山坡》用一浪高过一浪的人声效应推进节奏变化，给人以置身山顶、极目远眺之感；《湖上》的尾声加入了一段荡气回肠的诗词吟诵；《海岸》则化水之冰冷为内心的炙热，充满对生活的憧憬。套曲结尾处的最后一首作品《小溪》与前六首作品的悠扬旋律形成对比，用大调式的明亮温暖之感、弹性跳音节奏的轻快活泼以及幽默诙谐的语言表情，诠释出一幅高饱和度的乡间生活画面。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新创的合唱作品尽显古风古韵。在对于合唱民族化的探索方面，既有发乎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意境美和抽象写意，也有和声写作方面的纵向美和艺术化呈现。作品通过现场演绎时对于合唱人声精妙的调配，竭力彰显出民族合唱艺术的特有美感。

四、结语

当代合唱创作中所形成的“时尚”之风，是文化大潮激荡中涌起的一次艺术创作觉醒。构成其特有面貌的元素，既有来自内部的态度、思维、技法等转变，也有社会大众欣赏观念转型中的客观需求。从审美角度来看，当代合唱创作的行为革新使合唱形态发生了质变，对合唱的概念与创作模式进行了深刻的解构与重塑；添加了个性化与自我意识的呈现，对合唱之美进行了不同于以往的探讨和实践尝试。而在对于合唱旋律、调式调性、节奏、歌词语言等元素的民族特征提炼方面，也有了卓尔不群的新观。这一切又源自于意识领域的反思、调整与创新。当创作的个体行为得到社会认可，并引发业界争先恐后的效法时，连锁反应势必激发合唱创作的突破与革新。可以肯定的是，当代合唱创作的“时尚化”绝非抛弃传统的一意孤行，而是用更为纯粹的心态为厚重的历史“减负”，用充满朝气的年轻审美为传统文化注入新鲜的时代“血液”。在向时尚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合唱创作正在逐步摆脱曲高和寡或教化空泛的公众形象，用真挚的情感歌唱个性的解放与自由的归来。新创的合唱作品通过生动的舞台展现开启新的寻梦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