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 岗

　　一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可以儒释道三家概而言之。佛教虽然是外来的，但西来数百年即本土化而成为汉传佛教。三家虽然有别，但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部百家融汇、各擅胜场的历史早已在华夏大地上展开。儒释道三家的价值取向在历史演变过程里形成了“入世”与“出世”这看似相反、实质相成的两端，成为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取向的不易的格局。人们也简用“儒道互补”来形容这不同价值取向的相互作用。儒与道的互补，不是儒有所短而必待道来补，或道有所短而必待儒来补，而是视环境场合局面之不同而采取不同应对之道的意思。就其学理自身来说，儒和释道都是自成学理、自身俱足的。“入世”是进取的态度，用日常语言指称其实就是做事，做事的原则是尚用，达到目标实现事功是首要的。“出世”是逍遥的态度，求个体身心性灵的解放，它不指向世间的事功而指向身心的修炼。数千年来，受儒释道文化价值体系的陶冶熏习，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一面渗透着以事物的实际效用为取舍判断、以发挥效能为事物的应然要求的经世致用气质，另一面充盈着回归个人身心的解放、追求个体性灵抒发的品格。这一在儒释道格局影响下形成的文化价值体现在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文艺自然也不能例外。数千年来，中国文艺事实上也是沿着一面经世致用、另一面又追求个体性灵抒发的路径演进的。诗骚传统为历代所称道，文学史上最早形成的这两个文本被推为难以企及的范本不是偶然的。诗和骚恰好完美表现出中国文艺既追求有益于世又追求心性解放的格局。前者以诗成教，源远流长，称为“诗教”，是开示良政美治、培养仁人君子的不二法门；后者驰骋想象，漫游于现实与神话的自由空间，抒发个人际遇坎坷的无尽忧愤。后世诗词歌赋，无论写作环境如何变化，题材如何层出不穷，表达方式如何变迁，都不出于诗骚格局。历代诗人或追风慕雅，或范骚写怨，对宇宙人生的“入”与“出”两种精神气质皆不难辨认。

　　关注文艺的经世致用，使之有益世道人心；追求艺术抚慰心灵，使性情得以抒发。这是中国文艺的优秀传统，也是数千年的文艺演变路径和形成的两端格局。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的是，历经现代革命和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科技社会的大转型，这一中国文艺的基本格局大体上传承了下来，并且深度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文艺理念。从“五四”开端的中国现当代文艺已走过一个多世纪的路，与古代相比虽不算长，但也不短了。超过百年的历史演变足以让我们从整体观察其演变的路径和形成的格局，并从中看出一些端倪。笔者觉得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也存在与古代文学相近的正偏格局。从五四新文学至今的文学历程看，毫无疑问，以写实风格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文学及其批评标准处于文坛主流的位置。这个现实主义传统当然是经世致用的古代优秀文学传统的现代发展，它也是古代经世致用的文学精神的现代演绎。与此同时，抒发个人情志和趣味，以“自己的园地”为特征的文学，包括接受和借鉴西方现代各种艺术新潮和主义，如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的文学，亦自成一体，它们虽处于整体文学格局的偏旁位置而仍然有其地位。同样，这个居于旁流的文学也是追求个性心灵解放的古代传统的现代演变。它的面貌比之古代更为丰富多样，但归根到底在纷繁的现代社会求个体心灵的自由抒发，求性情在物的束缚中的解放，是这种文学趣味最根本的地方。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一语最堪表达此种文学传统的神髓。

　　现代文学史有个大体上公认的大作家排序——“鲁郭茅巴老曹”，人们耳熟能详。这六位作家有五位被划在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里。如果这个名单向当代伸延直到20世纪末，笔者认为赵树理、柳青和陈忠实完全够格补充到这个一流作家的序列里，补成“鲁郭茅巴老曹柳陈赵”。后面三位不约而同也是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家，由此足见现当代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趣味的强大传统。在文学风云激荡的20世纪，这一文学传统根基深厚，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功力深厚的作家，人才辈出，产生众多流传不衰的一流作品。回顾文学史，这一时段确实没有任何非现实主义文学趣味的作家能与上述序列的作家一较高下，作品亦难与之颉颃。尽管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发掘被埋没的作家之功，但贬抑鲁迅、抬高张爱玲，这不仅不符公望，更像是不能正视现代史的无奈的“偷袭”。然而在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深厚、批评取重写实趣味的氛围下，这种“偷袭”注定不会得到多数认可。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现实主义文学趣味其强大与深厚的最好的例子，是这一文学传统的典范作家鲁迅。在过去近一个世纪里，对鲁迅文学的评价既蒙受过偏颇政治的“神化”，也遭遇过不怀好意的无聊丑化和攻讦。但是无论来自“左”或右的极端化评价，都无损鲁迅在读者和理性批评里的崇高形象和文学典范的地位。现代出版史上以鲁迅作品之版本繁复、印数之众多无出其右者，可以旁证他受读者欢迎的程度。跨越世代读者的持续喜好和批评家持久的努力显然排除了这个过程中个人和宗派因素的影响，由此而成为文学的典范。这种现象只能解释为其作为文学范例，无疑是深深扎根于这个社会牢固传承的文化土壤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之外，在现当代整体文艺格局中处于偏旁位置的文学，当数顺着古代个人情志抒发的传统演变下来的文学，也有把它们叫作“自由主义文学”的，但笔者以为，称作“自己的园地”的文学最能表现这一脉文学的风韵精神。生在风云激荡的大时代，躲进象牙塔的小角落，耕耘着自娱自足的小小天地，焚香品茗之际，谈龙说虎，或走笔山水，或抒写孤独，或师法古人笔法，或模仿西来时髦的文学新潮。其中有文才者，也能笔耕出名堂来，如周作人、张爱玲，文笔疏落中见情志，平淡细节中见人性。即便是那些事后证明不太成功的模仿实验，如李金发的象征主义实验等，在文艺的百花园里聊备一格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也是如此。

　　三

　　现当代中国文艺形态的正偏格局，一方面是古代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深度切合和融入所造就的。由于新质的加入，相比古代当然有因有革；由于与中国实际情形相结合，相比起观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自身，当然有很大的丰富和发展。这个绵延超过百年所形成的文艺格局直至现在仍然处于融合过程中，表明未来文艺的演进路径也大致上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追溯现当代文艺格局的形成，还得从晚清社会危机讲起。这是一个传统的“器”和“道”皆失灵的时代。在无能的清廷统治下，晚清政府百样不如人，面对列强的咄咄逼人，除了失败还是失败。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陶冶养育铸成的深入骨髓的现世务实精神起了巨大作用，先驱们痛定思痛，除旧布新。旧时代的“器”不行，就拿来新的“器”，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源源不断输入，为我所用；旧时代的“道”不行了，即行抛却儒家宗法政制和意识形态的旧“道”，拿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新“道”，重新武装自己的精神世界，以创造新未来。这种相当于“改宗”的信仰和社会前行方向的大规模转换，几乎在一代人之内完成。如果放在世界其他文化传统，此种精神世界和生活实践方向意义的转换，非数个世纪不能完成。行之数千年的旧“道”即时废弃而新“道”迅速树立的迅捷转换得以发生，必然与存在合适外来新“道”生长的肥沃土壤和外来新“道”本身具有适合新土壤的品格相关，两者缺一不可。外来文化的输入和生长以种子和土壤为喻，土壤再好，要是播下非其所宜的种子，它也生长不好；而好的种子播在贫瘠之地，作物也难以茁壮成长。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在西欧，可事实证明它更适宜东方中国的土地。或以为此事不可理解，怎地本土产生反而不行，另择他地而茁壮成长？其实世界史上学说信仰体系的传播提供了不止一个类似的例子。佛教产生在印度，式微也在印度，却在东南亚演变成南传佛教，在中国演变成汉传和藏传佛教。一种学说产生在一地并不必然适应一地的文化土壤，要等待长久时段才能看出端倪。墨家学说曾大行于战国之世，达到儒墨两家平分秋色的程度。就学说本身的完善度而言，墨子学说的逻辑并非不严密，陈义并非不高尚，说理并非不透彻，然而最终在产生它的中原大地无人问津近两千年，归根结底在于其学说植根文化土壤不够深厚、不够牢固。创始者纵然有天纵之聪明本事也终究抵不过滔滔的天下大势。

　　中国人民谋求民族解放的革命实践开创了优秀文艺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相融合的新天地。古代文艺传统虽然讲究经世济民、经世致用，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些都是士大夫阶级意义上的经世济民和经世致用。在古代，文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远远未曾达到可与现代相比的广度和深度。现代革命赋予了文艺启蒙人民、动员人民、鼓舞人民和教育人民的使命，使得文艺的社会动员责任大大增强并普及到社会生活，无远弗届。波澜壮阔的现代革命实践促使文艺走出从前的狭隘圈子，走向广大民众，经世济民的传统文艺理念和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的文艺观念融合在一起，锤炼成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回想一下现代文学史上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可知革命实践的现场对这种相结合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远在“五四”启蒙时代，觉悟了的知识分子就感受到将进步文艺传递给民众的重要性，这种迫切感到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进步文艺圈就出现了如何使文艺进入大众生活的讨论，但无论如何高明的见解，议论只停留在左翼进步文化人的圈子之内，并不能使之落实为生活的现场。原因只有一个，那里是国统区，左翼进步文艺与民众之间存在隔阂。文艺本身无论怎样进步，并不能突破由反动统治构筑起来的隔阂。由于缺乏生活现场，文艺走向广大民众的诉求并不能实现。反观由全民抗战而起的大变局，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文艺前所未有地进入了战场、田野、战士和民众的天地。新的题材被开拓出来，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旧貌换新颜，浓郁的中国风格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在硝烟中而不是在书斋里成长的作家成为这种文艺的主力军。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这种在中华民族求解放运动中形成的新形态文艺称作“工农兵文艺”，也就是人民文艺。说到底，人民文艺就是饱含经世济民精神的中国文艺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在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熔铸而成的文艺。不论战争年代叫“工农兵文艺”，建设年代叫“人民文艺”，还是叫“主旋律文艺”，那种传承久远重视文艺社会作用的优秀传统，历久而弥新。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融合经世济民的中国现实主义传统所引起的现当代文学的一大变化，是文艺在表现社会和历史之际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作家能驾驭和表现大纵深的社会历史。这当然是现实主义的深化。古代作家的现实感多局限于忧时伤世，笔法限于怨和刺，在古代天道观之下，未能发展对社会现实更细致深刻的分析，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即便到“五四”时期，作家笔触所及的现实，也不具备社会学意义的条分缕析，尤其不见大纵深的历史意识。然而自历史唯物主义为左翼进步作家所接受，作家在理解何为现实的时候与之前有了不同，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有了很大变化。像茅盾的《春蚕》和《林家铺子》篇幅短小而结构精密，在有限的时间长度中渗透出严密的社会分析眼光。像老舍这样的进步作家，也能驾驭长时段故事来表现一种思想意识作用于人生的悲剧。相比起古代小说家将笔下人物的生起兴灭统统归究于世道沧桑的自然变化，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确实推进了不少，既有看取人生事物眼光的不同，又有艺术表现手段的提升。20世纪30年代之后，得到广泛认可的小说毫无例外都是那些能将冷静的社会分析融合到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来加以叙述和表现的作品。这种小说创作的倾向也一直从现代延伸至当代。如果看不到历史唯物主义在其中的作用，就解释不了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