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友峰

　　在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对20世纪的思想、文化遗产进行盘点式的梳理、分析和综合研究，成为学术界非常抢眼的景观。20世纪获得长足发展的美学生成了诸多的宝贵思想与话语资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尽管属于中国古典诗学知识范畴，并且强调直觉体验与艺术感悟的词话、诗话、书话、画论、笔记等“发散性”“诗性”话语，已经被囊括进中国古代美学学科范畴内部，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则是在20世纪才成长起来的。王国维以降，作为一门学科的“美学”才初步具备了思想的体系化、理论的逻辑性和方法的科学性，后来经过众多美学研究者基于各种目的、通过不同途径、运用多样方法对美学展开积极自主的探索，推动美学逐渐走向系统化和科学化，并建构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学科。因此，20世纪中国美学是以一种自觉的方式构建自身传统和历史的产物。另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20世纪中国美学的历程，也是乡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在思想、文化、学术建设上的缩影，因此，对20世纪中国美学进行研究，不仅是对作为现代学科的“美学”本身的回顾，还是以美学视角展开的对百年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次回望。以“20世纪中国美学”为对象展开研究，无论是对美学学科自身的建设和发展，还是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状况的研究都是必要且具有深远意义的。新世纪以来，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认真总结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客观、系统地评价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发展的基本状况，已成为时代赋予广大美学研究者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

一、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回顾

20世纪初，美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经过一个世纪的曲折发展，中国美学逐渐发展壮大并留下宝贵的美学理论资源。近20年来，研究者们针对这些丰富的美学遗产开展了多向度、多层次、多样化的研究与探索，这其中既有对重要美学家生平、著作、思想的整理与探索，也有对根植于不同艺术实践领域中的部门美学思想的发现，还有对重要美学问题的深刻思索，甚至还有研究者尝试从宏观上对20世纪中国美学展开历史性的整体观照，以整体性视野书写20世纪中国美学史。总之，他们的研究内容既涉及具体的美学家和重要美学问题，也涉及对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历史的宏观把握，这为我们从微观与宏观角度完整而深入地了解“20世纪中国美学”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学资源。

（一） 对20世纪中国重要美学家的研究

20世纪涌现了众多优秀的中国美学家，他们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碰撞中致思美学，留下了诸多深刻的美学理论思想和学术著作。可以说，百年美学的发展就是在美学家思想的不断生发中向前推进的。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一大批美学家对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和美学学科建设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不同美学家的理论话语共同构建了20世纪中国美学体系。通过对具体美学家理论思想的梳理和探讨，我们能够直接进入百年美学理论话语中去，与当时的美学家展开理论对话。因此，对百年美学发展历程中涌现出的数量众多的重要美学家的思想和理论展开分析和探索，是直接而有效地研究百年美学的一种方法。为了追寻与回顾他们的生存背景与学术路径，探索与反思他们的美学思想与研究成果，研究者们主要通过以下三条路径展开对20世纪中国重要美学家的研究。

　　首先，对美学家原始文献进行整理。从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到邓以蛰、吕澂、滕固、张竞生，再到蔡仪、高尔泰、蒋孔阳、李泽厚，这些重要美学家都出版了全集或文集，王国维等重量级的大家更是出版了不止一种文集。另外，还有以胡经之主编的《中国现代美学丛编（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和蒋红、张唤民、王又如编著的《中国现代美学论著译著提要》（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为代表的汇编资料出版。这些重要美学家全集（文集）和汇编资料的出版，为20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史料基础，也因为其完成了对庞杂的文献资料的初步整理和汇编，从而为之后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了便利。

　　其次，对重要美学家的生平展开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前期美学家的生平传记、往来书信等进行整理研究。随着研究对象生活的年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与他们有过直接交往的人越来越少，这种整理研究工作就更有文献抢救的意味了。仅以王国维研究为例，就可以有窥一斑而知全豹之效，略知这方面研究的蔚为壮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王国维的年谱、书信、传记全面汇集且成批量地出版，主要有陈鸿祥的《王国维年谱》（齐鲁书社，1991）、孙敦恒的《王国维年谱新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袁英光和刘寅生的《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王庆祥等编的《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陈铭的《潮落潮生——王国维传》（杭州出版社，2004）、窦忠如的《王国维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马奔腾辑注的《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王晓清的《王国维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陈鸿祥的《王国维传》（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刘克苏的《王国维传：最是人间留不住》（江西教育出版社，2012）等。这种对美学家生平传记与往来书信展开的“外部研究”，实际上是对研究美学家的思想、理论等“内部研究”的一种补充，有助于研究者们以一种更加完整的视域观照美学家个人，在占有更多史料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有更加充分而切近历史真实的了解。

　　再次，对美学家主要代表作、重要美学流派、重要美学观点、理论范畴进行深入研究。如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朱光潜的《诗论》、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蔡仪的《新美学》、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重要美学著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针对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四大流派到新时期的实践美学流派、后实践美学流派和生态美学流派，都有过比较充分的阐释和讨论；对境界、意境、积淀、审美体验、审美中介等理论范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重要的著作、理论、范畴和流派往往具有复杂、丰富的内容，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和价值，对这些重要内容展开深入的探讨和充分的阐释，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深刻理解研究的内容、发掘研究对象的价值和意义，不同研究者得出的差异性和多样化结论也能够弥补由于研究视野单一、狭窄或主观所造成的缺陷与不足。

（二） 部门美学研究

在艺术领域，20世纪小说美学、诗歌美学、戏剧美学、音乐美学、舞蹈美学、绘画美学、雕塑美学、书法美学、建筑美学、园林美学、摄影美学、影视美学等，都取得了较扎实的成果。针对这些具体的艺术实践，研究者们展开了部门美学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部门美学著作，如《二十世纪中国音乐美学》（现代出版社，2000），包括了《二十世纪中国音乐美学（文献卷1900-1949）》《二十世纪中国音乐美学（文献卷1950-1978）》《二十世纪中国音乐美学（文献卷1979-1989）》《二十世纪中国音乐美学（文献卷1990-1999）》四大卷，文献资料相当翔实。又如孔新苗的《20世纪中国绘画美学》（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改变了之前单纯从美术领域内部观察和书写的方式，通过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变革的原因。这正是中国传统完整而自洽的绘画语言系统在西方文化力量冲击下，被迫对原有艺术文化品格进行扭曲与背离的结果，也凸显了20世纪中国绘画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过程中的演变规律。不过，这些部门美学的研究成果，虽然为我们更深入地研究20世纪中国美学史提供了诸多无可替代的丰富细节和研究思路上的启迪，但总体来看，无论是其研究视野还是其学术影响，更多还是在其相关的音乐学、美术学、建筑学等领域，而不是在美学研究领域，因此，本文对部门美学研究成果只作简单的介绍。另外，在20世纪的中国，非文学艺术领域的部门美学蓬勃兴起，促使美学从纯粹的理论思辨转向物质创造，其意义更多在于对文化产业的推动。科学美学、技术美学、工艺设计美学、服装美学、传播美学、广告美学、环境美学等诸多部门美学的出现能够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

（三） 对20世纪重要美学问题的研究

20世纪中国美学在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话语的碰撞和矛盾中不断发展并获得了丰富的内涵，但诸多矛盾因素也带来美学研究的困难，从而产生了许多有待深入探讨和争辩的美学问题。只有通过对重要美学问题的专门探讨，才能深刻地认识百年美学的发展状况。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我们发现学界对20世纪重要美学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对20世纪中国美学主题史的研究。综观百年美学的发展过程，现代意义的美学始终围绕着整个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展开并发展，并呈现为由传统到现代的学术转型过程，其中内蕴的“现代性”问题带来了美学精神和内涵的转变。因此“现代性”问题可以说是百年美学发展的一个总主题，并受到美学研究者的关注。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聂振斌等所著的《思辨的想象：20世纪中国美学主题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和朱存明的《情感与启蒙——20世纪中国美学精神》（西苑出版社，2000）；代表性论文有刘成纪的《自由主义与20世纪中国美学精神》（《求是学刊》2000年第1期）、徐碧辉的《美学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20世纪中国的审美现代性问题》（《文艺研究》2004年第2期）、张法的《美学与中国现代性历程》（《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等。由于这种美学主题史的研究，是将美学放置在整个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观照的，因此其关注的就不仅仅是美学遗产的纯学理内容，更加体现为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学思想和精神方面的关注，从而使得这方面的研究具有更多文化和思想上的内涵。

　　2.对20世纪中国“美学热”，尤其是对50年代、8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研究。回顾百年美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持续且频发的美学论争，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美的主客观性展开的大讨论、80年代关于美的本质的大讨论和“美学热”，以及90年代关于“超越实践美学”的论争。这些论争涉及对诸多美学基本问题和重要问题的探讨，推动了美学知识增长和美学学科建设，也为包含美学学科建设在内的中国思想文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有不少研究者展开了对美学论争的研究。这方面代表性著作有戴阿宝、李世涛的《问题与立场：20世纪中国美学论争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和王斑的《历史的崇高形象：20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10）；代表性论文有杨春时的《20世纪中国美学论争的历史经验》（《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章辉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讨论之历史反思》（《学术研究》2003年第11期）、劳承万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辩论”与朱光潜美学》（《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9期）、尤西林的《“美学热”与后文革意识形态重建——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页》（《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谭好哲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学术意义》（《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高建平的《美学是艺术学的动力源——70年来三次“美学热”回顾》（《艺术研究》2019年第10期）等。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对美学论争的历史回顾和当下反思，也有从思想史角度展开的“美学热”研究，从而揭示了“美学热”表象背后隐藏的更深广的时代意义，通过总结并反思美学论争的历史经验，也为之后的美学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3.对20世纪中国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关系的研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是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崭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中产生并发展的，从而呈现出与古代美学思想性质、内容、形式、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和断裂。但古代美学的思想遗产经过重新发掘和某种转化又得以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一部分，或者作为一种文化根基，或隐或显地渗透于中国现代美学精神之中。中国现代美学与古代美学始终保持着某种联系，对20世纪中国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关系的研究成为当下美学研究的一个焦点。这方面代表性著作有袁济喜的《承续与超越：20世纪中国美学与传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和李天道的《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转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代表性论文有金雅、聂振斌的《中国现代美学的精神传统》（《安徽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和张俊的《美学的现代性困境与古典美学的现代复兴》（《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这些研究者努力发掘古代美学思想的理论资源，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进行改造更新或现代化转换，努力发掘民族自身优秀的传统美学资源并建构现代美学的话语体系，从而使得现代美学的发展不只是依靠“西学的东渐”，而是努力建设包含有中国独特美学精神和思想智慧的美学理论体系，建设本土化、民族化、地方化的当代美学。另外，他们从中国传统美学出发观照百年美学的发展，可以跳脱出现代美学的视野反观现代美学，从而发现以往局限于现代美学研究视角所遮蔽的现代美学建设和发展的问题，进而在援引古代美学理论资源的过程中解决美学的现代性困境。

（四） 从宏观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美学史的总体研究

与以上从重要美学家、重要美学问题或者部门美学入手的20世纪中国美学的研究路径不同，对20世纪中国美学史的总体研究凸显美学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关联，探究百年美学发展的知识谱系与话语流变。如果说专题式、片段式、部门式的美学研究，是从一点或一面切入，实现对理论的深入阐发；那么从宏观和整体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则着眼于整个百年美学发展与流变，是将美学放置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时代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的。研究者尝试书写20世纪中国美学的百年发展历史，内容涉及百年美学的方方面面。无论是重要美学家的理论、百年美学论争还是中国美学与现代化、中国现代美学与传统美学、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中国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等问题，都被统合在对百年美学的纵向历史梳理和横向观照中，并在宏观整体的美学史研究中梳理并总结出百年美学整体的发展脉络、基本线索、整体走向等特点。因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与研究思路不同，百年美学史的研究展现出多样风貌。从我们所阅读的文献看，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邓牛顿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张涵主编的《中国当代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陈伟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陈辽和王臻中主编的《中国当代美学思想概观》（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封孝伦的《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汝信和王德胜主编的《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邹华的《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王向峰主编的《中国百年美学分例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章启群的《百年中国美学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薛富兴的《分化与突围：中国美学1949—2000》（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陈望衡的《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王德胜等的《20世纪中国美学：问题与个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吴志翔的《20世纪的中国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尤西林的《心体与时间：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人民出版社，2009）等。

　　综上所述，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涉及到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科内涵与理论价值、20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20世纪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关系以及对本土美学资源的承续与突破、20世纪中国美学重要论争与学术建构、20世纪中国美学对于未来中国美学建设的影响和启示等方面。这些研究不仅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突破性成果，更丰富了中国美学的理论范畴与话语体系。20世纪中国美学的总体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一方面是源于中国对“美学”这一现代学科创建的逐渐自觉。出于对中西美学观念的差异的自觉和以中国为本位意识的逐渐觉醒，美学的中国化逐渐提上日程。在此背景下，开展百年中国美学研究有助于研究者从历史形态的中国美学中发掘其中蕴含的中国本质特性，探索中国美学的发展进程和独特价值，也有助于弥补专题性、片段性、部门性美学研究视野狭窄的缺陷，以更为宏观的视野对20世纪中国美学进行整体观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学是在20世纪初才真正作为一门学科被引入中国的，并且在中国风起云涌的时代变革和政治风云中不断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涉及中国百年美学评判吸收西方美学理论资源的问题、传承发扬中国古典美学资源的问题以及以文化反思的视角实现社会启蒙的问题。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在百年间不断发展和变革，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学术洞见，由此，学术界对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进行回顾非常必要，能够为21世纪美学发展提供经验和教训。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获得了显著而丰硕的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和不够成熟之处，对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进行观照并努力寻求解决办法，有益于我们之后美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也为美学研究开拓出更加宽阔的空间，有助于接下来的美学研究取得新突破和新发展。因而，也需要对20世纪中国美学的研究进行理论反思。

二、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综观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方法路径，其包含着美学—知识、美学—思想和美学—实践三个维度。美学—知识维度表现为研究者将已经成系统的美学理论或观点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针对美学学科内部的知识思想体系展开一种知识性的美学研究。美学—思想维度指的是研究者从思想层面切入对美学理论和审美现象的整体观照，将美学问题和美学现象放置在整个历史、社会、文化的整体背景下进行考察，从更为宏观的社会历史视野切入对美学的探讨，展开一种美学思想史的探讨。美学—实践维度指的是研究者关注百年美学发展过程中具体的艺术实践，通过对具体实践活动的观照衍生出理论问题。这说明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不仅仅是美学知识学的研究，还是思想与思想史的研究，并且还应该从具体艺术实践中提取美学因子。立足新时代，我们要对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推陈出新，就需要对前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进行反思并进行有效革新，探索一种更加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美学研究途径。

　　20世纪美学研究方法论上的革新，需要对上述研究方法进行综合创新，而不能仅仅采取某一种方法。在这里，我们将美学研究中的美学—知识、美学—思想和美学—实践三个层面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将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中的各个维度统一综合起来，即坚持一种美学思想史—美学知识学—美学实践论相结合的美学研究方法。在这种综合的研究方法下，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不会变成纯粹美学知识的逻辑推演、思维游戏与概念的自我衍生，而是包含有对现实问题的深度观照和对思想史的深刻洞察，突出美学研究的规范性和价值导向。这种综合创新的多层次研究方法促使我们在展开20世纪美学具体研究时，不能仅仅关注美学知识论问题，更应该关注美学价值论和实践论问题，不断融合具体的艺术实践，探索美学社会实践因素和实践基础，做到美学思想与美学实践的有机统一。与此同时，从美学研究方法而言，要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游离状态，避免落入实践与思想的二元对抗思维范式之中而偏向于一端，也许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做到对20世纪中国美学知识和深层问题全面系统的把握。在这种美学思想史—美学知识学—美学实践论相结合的美学研究思想的指导下，我们主张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具体研究中把“史”“论”“艺术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注重对20世纪中国美学思想复杂多样的结构因素及其相互间关系的揭示和阐释，形成一种逻辑运动的链条和结构；又注重从具体的问题意识和历史语境出发，注重对艺术实践和美学理论的分析和考察，展现出20世纪中国美学现代性追求的全景。在20世纪美学研究中，我们在方法论原则上还是要采取“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方法，力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通过认真梳理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历程、百年中国美学观念的变迁，对百年中国美学在不同层面的表现以及所涵盖的基本问题及其相互联系和转化的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在史论结合的架构格局中，将中西比照、古今贯通的学术视野与个别透视和整体概括有机融合的治学方法结合起来，这不仅有助于勾画出一百多年来中国美学思潮涌动、名家辈出的历史景观，还能够深刻地揭示出诸多美学思想与理念中蕴含的斑斓多彩和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和历史因素。

　　在这种综合创新的方法论指引下，在把握20世纪中国美学特征的基础上，在深入阐释百年中国美学的构成要素前提下，揭示它的基本经验、反思其主要教训、凝练其指导原则并展望其发展前景就显得非常重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中西方文化相互交融，在古今美学思想融会贯通的语境中产生的百年中国美学，为美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也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对百年中国美学发展历史有一个总结性的把握，从中发现现代中国美学在理论上的基本精神与基本经验，并反思性地寻求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历程，在历史的深入过程中获得思想的创造性根据，这对于推动当前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站在新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建设的起点上，理性地审视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发展历程，为21世纪中国美学发展寻求历史依据，并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是当前美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课题。这首先要求研究者在回顾百年美学发展历程的过程中，要在新时代的语境下，结合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从新时代的需要出发来审视20世纪美学研究，反思百年中国美学的局限性，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展现研究者自己明确的价值立场与价值导向，并在历史回顾和反思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未来作适当的前瞻性考察，力图从20世纪美学发展的内容和趋势出发审视我国当代美学发展。这不仅凸显出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也是当下美学研究者具有社会时代责任感的表现。面对美学研究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亟需更新自身的研究视角，在不断反思中打破美学理论研究存在的偏颇和狭隘化倾向，冲击美学的教条化与庸俗化倾向，从而建立起多维、多层的复杂立体美学。因此，在“论”这一部分，研究者不仅需要站在当下视野对以往的百年美学研究展开批判和反思，还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对未来的美学研究与发展进行展望。

三、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反思

审视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理论资源与方法论意义，现代性与民族性构成双重关键知识范畴。20世纪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文化启蒙与实践价值往往与历史发展形成相互呼应的关联，美学的学科场域确立与话语形态的丰富也表征出思想文化的演进脉络，这些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美学学术发展的历史价值。审美的启蒙与救赎、美学的人文关怀、艺术感性与人类本体论的建构等等，都显现出美学与社会、主体和文化相关联的现代性面貌。而关于中国美学的研究则进一步丰富、凸显了理论的现代性诉求，并在美学的总体研究、部门研究和美学家的专题研究中实现“向内”理论体系与“向外”文化启蒙的融合。与此同时，20世纪中国美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建构出具有中国精神和中国话语体系的美学样态，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性特色。比如“美学热”与实践美学的探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再审视、中西美学交融关系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知识体系建构等，这些都涉及到系统的美学本体论、主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问题，实现中国美学话语形态的确立。在该语境中，关于20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性问题、理论定位问题、学术资源问题以及“审丑”与“生态”问题具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也成为理论的崭新生长点。

（一）20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问题

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启蒙是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目标的，由于社会启蒙任务的紧迫性，个性或审美启蒙的意义在很长时间内被遮蔽、被忽视。但是，以王国维、蔡元培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美学家从审美角度为中国的现代性启蒙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构成中国现代性启蒙不可或缺的一翼，成为新中国现代性建设的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20世纪中国美学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性”思想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推动文化启蒙、实现审美反思的重要话语。对20世纪中国美学现代性的描述需要结合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事实，将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结合起来进行叙述，这样才能展现出20世纪中国美学的独特旨趣。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现代化过程中革命救亡压倒个性启蒙。救亡形态的美学思想回应了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召唤，将美学问题与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结合起来。这一美学实践的终极目的并不是要提高民众自身的美学素养，而是将美学的社会功能作为其追求的目标。这种美学形态以“美学——群体的人——社会救亡——民族解放”为中心，历史感和现实感较强，是与国家的命运深刻联系在一起的。与救亡形态的美学思想相伴随的是启蒙现代性美学。在风雨飘摇、国贫民弱的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发生剧变，国人一直在思考和找寻中华民族的出路。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通过改造国民性来推动国人文化上的觉醒和思想上的启蒙是时代迫切的要求。引进西方美学思想就是思想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立足于一种“美学”的思考方式，通过它来把握当下、理解传统，并希望将现代审美精神与民族振兴融合在一起，从而在对现实历史和传统的观照中彰显思想文化启蒙中的现代性价值取向。可以说，中国现代美学思潮，是在中国传统信仰失落的形势下为弥补人们的信仰缺失而做出的文化尝试，他们试图以“审美”内核构建一种新的现代信仰，以新的“美学”精神实现对国人思想的救赎。而就中国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具体情形来看，其政治环境无疑对美学的发展构成了很大障碍。而经过新时期的美学建设，美学理论构建逐渐走向完备，思想体系逐渐走向成熟，并在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参与时代的变迁，推动了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构。新时期的学术与社会思潮，几乎都与美学的多元化发展密切关联。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市场化改革和思想观念的解放，使个体重返价值话语中心，人民的主体意识、权利和价值意识再次苏醒，人的现代性培育迫在眉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以反思、感伤、启蒙、憧憬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主义潮流下，人的重新启蒙的重要性再次凸显了出来。李泽厚以康德为理论武器观照中国的现代性变革，成为改革开放精神在哲学上的诠释，以“以美启善”“以美储真”等命题接续了美学的启蒙理念。而刘小枫等人对于李泽厚美学—哲学思想的批判，则更在个体生存意义上表达出自由的诗性生存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意义。朱光潜、宗白华、蒋孔阳等美学大师，通过自己审美话语的塑造也在不同层面上参与到国家民族的现代性进程中来。进入90年代，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人们对人文启蒙运动的热情开始减弱，在以怀旧与革新、保守与激进相互交织、众语喧哗为基本特点的积极的后现代思潮中，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如建立新感性、情本体等有关实践美学和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的逻辑延伸和深化的思想，在现实社会中仍然具有研究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曾繁仁等美学家立足于美学本体建设与审美社会实践双重维度，不仅对美学知识范畴进行深入阐发，更凝聚了丰富的人文关怀，将美学同整个人类学本体论哲学联系在一起，试图为新时期中国寻求现代化发展的文化道路。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建立与发展，以及以数字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的时代环境的发展，以实用、欲望、消费等为文化生产主题的消极的后现代思潮甚嚣尘上，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审美文化的兴起与美学的世俗化转向。与此同时，美学仍然保持着凭借现代美学精神对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偏颇和异化现象展开人类学批判的一种思想力量和实践形式。美学问题的深入研究，已不仅仅是美学意义上的纯学术性质的研究，而更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意义，这些美学思想深切地把握住了新时期以来现代性启蒙的历史脉搏，以美学的样态参与国家民族的现代性建构，并成为具有中国独特特质的现代性建构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二）20世纪中国美学的理论定位问题

20世纪中国美学在20世纪世界美学历史中具有自己的独特地位，并融入世界潮流，是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中，在第三世界对抗第一世界的殖民反抗和压迫的抵抗美学亦即审美现代性中发展前行的。这就要求我们以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对20世纪中国美学的理论定位进行分析。20世纪的中国美学由对西方美学的引进为历史开端，同时又在与西方美学的互动中展开自己的思想行程。这其中，既有一个西方美学在中国传播、扩散与本土化的过程，也并存着一个中国美学追逐西方、力图融入世界美学发展潮流的过程。因此，20世纪中国美学的理论定位，必须放在20世纪世界美学的理论语境中，才能对其历史进程和存在价值形成准确而深刻的认识与评价。综观百年美学的发展进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美学家那里，美学的功能指向是不同的，而“现代性”问题始终是一个总主题。总体来说，在中国现代语境下发展起来的审美现代性，其主要着眼于营造强大的现代情感渴望和精神追求，其实质是尝试塑造一种新型的思想文化，为科学的革新和社会的进步做思想铺垫，最终实现思想启蒙与民族复兴。这与西方在启蒙运动和现代化语境下产生的审美和科技理性的二元对立的审美现代性有很大差别。因此，中国现代性话语下的美学与西方实际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在中国救国与启蒙的双重使命下，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表现为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共生。因此，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学科虽为舶来品，但却是在适应中国的具体国情、得到中国经验的检验和充实的基础上，在中国百年社会的具体语境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启蒙与审美共生的总主题，这也是中国美学研究需要牢牢把握的总主题。在美学与现代性的论域中，包含着中国美学的话语背景问题、中国美学民族精神之历史研究、中国美学现代形式之逻辑分析、中国美学现代性具体的学术问题等内容。通过对中国现代美学问题现代性的学术标识的描述以及现代性品格的阐释，能够确认中国美学现代性追求的历史全景。因此有必要在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进程这一具体语境中展开理论探索，探讨百年中国美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现代性的视野来阐述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勾勒出美学发展与现代性历程之间的关系，展示美学观念变迁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揭示百年中国美学问题的复杂性、矛盾性与多样性。

（三）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学术资源问题

如何处理依赖西方思想资源和民族化诉求之间的矛盾问题，在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者这里常常演化为到底是以“西方美学”还是以“中国古典美学”作为学术资源的问题。在纠结于“西方美学”还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撕拉牵扯的拉锯战中又有冒似公允的“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转换”话题出现。在西方美学、中国古典美学的潜在二元对立中所作的种种热闹非凡的讨论，都因缺乏真正的理性精神而无助于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突破和中国当代美学话语的转型。就中国当代美学建设的学术资源而言，应当树立这样的观念：无论是西方美学还是中国古典美学，对于当代中国美学而言都是“他者话语”，只有在中西对话交流融合中一步步走过来的20世纪中国美学，才是中国当代美学建设真正接地气的学术资源。

　　从美学思想自身的发展来看，百年美学思想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中国传统美学的基础上生发，在中西思想的碰撞中革新，并历经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改造，在一代代学者们的努力中不断完善起来的。“美学”是一个率先在西方兴起的现代学术概念，然后随西学东渐主潮传入中国并实现了“本土化”历程。与其他西学思潮的本土化相类似，“美学”这一西学观念也是在接受中国的本土化改造和现代性批判之后，才能在中国语境中得到传承、适应、衍生和发展的。具体而言，这一过程大概可以用下述的三条道路来概括：一是立足于具备传统性的中国美学思想来找寻可能发展的道路，具体的代表人物为王国维、徐复观和宗白华；二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道路中逐渐构建并完善中国美学，具体的代表人物为朱光潜；三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构建、解读中国美学，具体的代表人物为李泽厚。三条道路并不是平行的，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是基础的道路，西方美学思想是探索的道路，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是导向的道路，这三条道路象征着美学思想之中学、西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百年中国美学的发展维度。可以说，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现代化、西方美学思想的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直是百年中国美学思想建构的基本路径。因此我们对美学思想进行思考时，要时刻具备这三个维度的视野，从这基础的三维结构出发，通过建构中西跨文化比较、古今的现代化转换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相结合的学术视野，再加之对具体的时代语境的实际观照，从而对基础的三维结构进行动态调整，确保我们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挖掘特定历史语境和时空下某一具体美学思想的复杂内涵。另外，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中国现代美学形态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也不同于西方近现代美学观念，但与二者又有深刻的学理渊源，它是在西方美学本土化和传统美学现代化的双向语境中动态构建起来的。因此，中国现代美学形态中隐含的问题、模式和方法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四）20世纪中国美学的审丑缺位和生态缺失问题

四、结语

纵观20世纪中国美学的研究状况，美学不再仅仅是具有本体属性的理论话语，更是与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发展形成相互推动、相互呼应的知识关联，适应了文化启蒙的要求与社会革命、发展、改革的历史进程，并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话语体系。由此，中国美学在感性与理性、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思想、文化与启蒙等多重语境中塑造了丰富多元的样态。一方面，美学的本体属性扎实建立在主体实践与情感体验基础之上，形成了更加关注主体的美学话语形态，不断彰显理论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美学也构成现代性文化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革命、自由、解放、人性、自然、生态等纳入话语空间，推动“美学热”文化景观的出现。美学适应了后现代知识与学科互涉的面貌，从而拓展了自身的实践性品格。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通过专题探讨、总体把握、部门美学阐发以及方法论反思等方式拓展了美学发展的理论价值，也建构出关于现代性、学术资源、理论定位、自然生态等一系列崭新的学术生长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美学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是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互动式、沉浸式的艺术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艺术风格发生了变化，新技术对美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多文本互涉、影像传媒以及数字技术语境中，新世纪美学需要面对媒介化和虚拟性的挑战，主体精神的诗性自由与艺术文化的多元景观成为新世纪美学研究的题中之义。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建设的加速，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成为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新世纪美学将自然、环境、生态纳入到美学研究的视野之中，使得美学研究的结构板块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改变了过去美学以艺术研究为中心的局面，同时也适应了国家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但是新世纪美学要想寻求理论的突破，必须在哲学基础上有所创造，面对具体现象就事论事，只会让美学走向琐碎和无趣，也不会形成对美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资源的真正理解或者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