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清

　　2018年以来，围绕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主题影视剧创作日趋繁盛。2009年《建国大业》开启了“新主流大片”序列创作，其他如《战狼Ⅱ》、《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系列、《中国机长》、《中国医生》、《长津湖》等都有上好口碑，也不断创造着票房新高。电视剧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开始得更早，其创作水平、制作规模获得较大提升则是以新世纪之初的《长征》和《延安颂》为代表，20年来一直保持着此类创作的独特影响力。近几年的《彭德怀元帅》《海棠依旧》《外交风云》，以及“三绝”系列（《绝命后卫师》《绝境铸剑》《绝密使命》）等都有着较好口碑与反响。根据央视一套、八套以及北京、东方、浙江、江苏、湖南五家一线卫视黄金时间播出剧集的不完全统计，2018年至今有近20部该类主题创作电视剧先后播出。其中，《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大决战》《光荣与梦想》是影响最大、评分较高的作品。从电视剧创作的“三重大”题材布局来看，重大现实题材剧创作领域也收获颇丰，近四年此类创作数量已接近60部。其中，《山海情》《大江大河》《大江大河2》《理想照耀中国》《功勋》《最美的青春》口碑最佳，《黄土高天》《在一起》《在远方》《江山如此多娇》《温暖的味道》《经山历海》等也较受观众欢迎。

　　突出的创作成绩总是能够表现出观念的突破与超越意识，也展现了创作美学的进步与拓展，同时进一步昭示着未来的发展空间与方向。

一、国家、地方/行业与个人需要的同频共振

“重大主题”电视剧创作与“新主流大片”在媒介特质、题材名称、内涵及外延等方面都不尽一致，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即在表现内容与题材定位上都聚焦党史、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改革开放史以及新时代几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表现重心为历史风云、时代潮动、国计民生等“重大主题”，与时代社会的发展常常是同频共振的。因此，在回望历史、对话时代、观照社会现实上，重大主题创作比其他题材类型更为直接、更有力度与广度，书写的是最有分量的中国故事，也是表现中国精神、传达中国声音最有力、最有效的艺术载体，同时更是创造史诗性艺术精品、抵达艺术高峰最有可能、最有优势的题材内容。

　　进入新时代以来，影视创作一方面直接对标趋于强化的主流审美意识形态诉求；另一方面深受融媒环境、粉丝、资本的塑形与影响，在政策引领、技术进步、资本支持、创作创新、产业化提升等合力推动下，重大主题创作产生了跨越式提升，也因此拉开了与此前主旋律影视剧创作的距离，极大地拓展了重大主题创作的市场传播力与受众影响力，进而实现了主流价值观与网络受众主流人群的“双主流”对接。

　　重大主题创作首先有来自于国家层面的强烈需要。一方面，近年来国际关系更趋复杂，国际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加剧；另一方面，疫情所带来的国家之间相互隔绝、中外抗疫效果反差强烈等因素都造成新世纪初浩浩荡荡的全球化进程拐入了“逆全球化”的淤泥浅滩中。在此大形势下，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提升中国话语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回望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全球化进程再到新时代几个历史阶段，中国的影视创作一直在积极向国外、主要是欧美学习，欧美的理论话语、好莱坞讲述的美国故事在全世界占据着主导地位。正如有专家指出的，“现在国际舆论格局总体是西强我弱，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这表明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这一现状决定了我国在国家层面要坚定“四个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迫切需要。

　　其次，重大主题创作也是一个省市、一方水土的文化名片，是创造了无数奇迹的中国大地上各个地域的文化标识。并且，这种奇迹还体现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领域、制造业等众多行业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上。讲述“中国故事”必定要细化为讲述全国各地、不同行业/集团的故事，不仅要向世界讲述，同时也需要让每一个中国人熟悉、体认，焕发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提振做中国人的底气、志气与豪情。在这方面，中华大地上多姿多态的地域文化与色彩纷呈的行业故事都为重大主题创作储备了开掘不尽的创作富矿。

　　再次，近年来，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新一代年轻人的爱国热情不断提升，爱国主义情绪在B站、抖音等网络社会/群落中都有着鲜明体现。特别是抗疫期间海内外境况的强烈对比，也让国人、中国年轻人对自己的国家体制、政府责任感、社会组织力，以及中国医生、解放军等的职业素养、献身精神感同身受，让年轻人不只是从历史教科书、宣传教育中而是通过个人的亲身体验生发出真切的爱国情感与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无论觉醒百年后青年们面临的时代背景和践行爱国情怀的方式如何变化，践行爱国情怀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上多重因素都使得重大主题创作的国家需要成为一种全民需要、一种“艺术公赏”，也即“跨越不同身份的欣赏趣味上的融合”，在国家、地方/行业与个体之间形成了一种有力的同频共振。

二、重大主题创作的观念突破

影视创作是道—艺—技的纵向贯通，也是（创）/制、播出、营销全流程各环节的综合实力呈现。成功之作一般符合强强合作的规律，任何一处短板总是会增加失利风险。而在艺术创作中，观念的突破总是关键一环，它往往融会了创作者的深层思考，体现着创作者对“道”的参悟与超越，既为作品提供深厚的文化背景，也流淌在作品的艺术流程与技术环节之中。

　　首先，“深扎”不仅仅是一种需要提倡的精神，还是一种沉潜于生活的过程和“四力”的落实，通过情感与认识的深化，进而获得思想与审美的新发现。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远离生活、创作悬浮等不良风气受到大力纠偏。从艺术创作的动力机制来看，审美发现虽有灵感作用，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柳青当年毅然迁回老家、毕14年之功完成的现实主义史诗巨作《创业史》即是最好的证明，生动见证了新的审美发现与创作者深扎生活的关系。在近期的重大主题创作中，编剧龙平平投入六年时间创作的《觉醒年代》剧本再次提供了一个有力范例，也提示人们原创剧本的写作、尤其是重大主题创作需要提早布局、早做项目策划。编剧对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形成过程的细腻表现、对陈独秀父子关系、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的社会实践探索正是这种新的思想发现，在此基础上进行恰当的艺术提炼、转化与导演二度创作，形成了作品凝重深沉的思想深度与审美新意。此后陆续播出的《大浪淘沙》《中流击水》《光荣与梦想》等同类创作虽各有千秋，但在思想深度与审美新意上却无法与《觉醒年代》相颉颃。

　　其次，关于剧作原创力的提升问题。重大主题影视创作和其他题材的电视剧创作一样，一剧之本从来都是影视一度创作原创力的重要保障。如果剧本不扎实，无论导演怎样花样翻新、十八般武艺悉数使尽，也难以点石成金，这方面的失败例证不在少数。在原创剧本之外，积极发现、借助优秀的严肃文学作品、报告文学的精英思考与创作积淀对提高改编的“继创”“再创”水平是重要途径，这或许也是未来电视剧提高改编母本的思想含量与艺术品质的重要路径。这一点在《白鹿原》《装台》《小别离》《小欢喜》等其他题材类型剧的成功中颇多佐证。当然，善于发现、挖掘优质网文IP，对吸收新锐观察与创作活力、提升改编二度创作水平也有着积极作用，如由阿耐的网络小说《大江东去》改编的《大江大河》《大江大河2》的成功即是例证，也因此极大提升了现实题材网文改编在影视创作中的地位与影响。

　　再次，重大主题创作确实有着题材与主题的天然优势，但直奔主题、空洞的观念演绎则是创作大忌。这方面的教训实在不少，如20世纪“红色三十年代”的“革命+爱情”的模式化书写、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中的一些概念化创作至今仍然让人记忆犹新。要超越观念演绎与模式化窠臼，重大主题创作需要描摹展现重大历史事件与时代风云，所谓“知其然”。有时历史真相与生活真实看似就在那里，为人们所口口相传、习以为常。但其实这种真相与真实有时又是经不起追问的，或含糊不清、缺少细节，或充斥着刻板印象、不乏局限与遮蔽，甚至还有着诸多悖谬与扭曲。此时“知其然”——揭示历史真相与生活真实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轻而易举；同时，创作者还需要揭示重大事件/主题背后的社会脉动与文化肌理，即“知其所以然”，由此提供更为深邃的思想认知与生活发现，抵达“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同时，作品只有通过跳出常识化感知与模式化书写，才能提供自己独特的审美发现与艺术真实。要达到这一境界，创作者不能贴伏在事物表面去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要拉开一定的历史距离去透视事物的深层律动。这一点不仅符合艺术创作总是深沉思考与体验沉淀的结果这一规律；同时，拉开距离，才能使历史事件、现实状况产生一种“陌生化效果”，赋予事物以新鲜的审美冲击力，使作品避免直奔主题的硬性图解与简单讴歌的粗疏浅陋，才可能表现出主题性创作得天独厚的历史质感与醇厚丰饶的生活实感。

　　这一特色应该说已经为近期的优秀作品所证明。例如，《觉醒年代》即跳出了此类创作容易落入的“主题先行”窠臼，将视角前移到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初始，聚焦建党前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艺术地再现了新文化运动新旧思想的较量，揭示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深厚历史背景。作品以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从无政府主义实验到最终转向信仰追求马克思主义，巧妙地将家庭父子冲突与思想文化交锋、社会改造与民族出路等家国大事结合起来，有力地揭示了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山海情》的创作突破则表现在它没有像一般脱贫攻坚剧那样普遍聚焦第一书记下乡的两三年或政府号召“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近几年的故事中，而是从1990年代初期宁夏西海固的吊庄移民写起，把创作根脉深深探入了生活的泥土之中；在空间地域上也不局限于一村一镇，从而让西海固的脱贫攻坚拥有了一种全景感与历史纵深感，揭示出当地从脱贫走向富裕的深层社会背景。

　　最后，重大主题创作表现伟人、英雄、英模，在作品风格上，崇高颂歌和英雄礼赞是主调。同时，这种颂歌和礼赞理应保持开放丰富的美学品格，必定是植根现实生活、揭示生活真实与社会真相、具有“艺术公信度”的深厚诚意之作，如此才能更好地激发、引领大众的审美共情。这方面在现实题材剧《人民的名义》《破冰行动》《三叉戟》《巡回检察组》《扫黑风暴》《突围》等优秀作品中都有着丰富表现，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重大主题创作是对革命史和革命先辈的致敬，也是对现实的直面与正视。对历史/时代纷繁复杂的社会事件加以表现，不仅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烛照，需要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鼓舞与喜剧化表现的乐观激励，也同样需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美学精神直面现实、对话现实的揭示力度与震撼力量。只有这样，重大主题创作的表现内容与题材布局才是真实丰富的，创作风格才能多姿多彩、充满变化，也必将充满不竭的创作源泉与创新动力。诚然，重大主题创作需要表现伟人、英雄的精神亮色，作品基调需要光亮而非晦暗。但并不是越亮越好，这方面文艺创作史上失败的教训也有很多，“文革”中的激进美学表现即是突出例证。近年来脱贫攻坚剧创作繁盛，有个别作品在改编时将原作中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基层矛盾过滤得十分干净，基层党支部被定位为优秀坚强的战斗堡垒，作品的亮度确实提高了，但却损害了作品的真实感与可信度。同时，也不再葆有原作中五味杂陈的生活原生态和错综复杂的时代丰富性，而是趋于简单直露，最终无益于激发观众的审美共情，反而会适得其反。

三、重大主题创作的美学拓展

从创作观念到美学境界，落脚点首先是人物形象。重大主题创作的人物如伟人、英雄、英模，大多带有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代表人物弗莱所说的“高摹仿”模式下的人物特征，即在思想或行动上高于普通人的伟人或英雄。伟大的国家、时代与民族，离不开伟人与英雄的历史贡献，更少不了英模力量对大众的精神感召与引领。在当下大众文化的整体氛围中，如何表现和把握这些“高摹仿”人物，使其走近百姓、深入人心，不仅需要艺术诚意，也同样检验着创作者的艺术手法。当下创作在书写伟人、英雄、英模时，较多地强调要表现他们亲民的一面；在艺术手法上，从电影《建国大业》开始，就十分注重选择年轻演员进行“青春化表达”；在艺术处理上，注重挖掘人物作为年轻人、普通人的情感。应该说，这些创作探索都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成绩。

　　同时，表现伟人、英雄，还应注重对其“不普通”处的精神高度进行丰富细腻的揭示，而不是为了亲民过多地、私密化地去表现伟人与英雄，或者一味地让这些其实不普通的人与普通人同格化，最终也就无法揭示他们的卓越付出与精神质量，难以鲜活生动地塑造出真正的“大写的人”、不平凡的人。而“青春化表达”也不应只有青春的面孔、体魄和形象魅力，更应展现这些民族脊梁的青春抱负与伟岸情怀。在人物塑造上，形神之间，“神”始终是第一位的。书写伟人、英雄，可能会涉及他们动人的爱情，也有他们成长过程的艰辛与疼痛，但这些个人叙事都应统摄在对历史/现实宏大叙事的框架中，融会在主人公对社会历史的深思与体悟中，体现在他们的价值追求/理想信念与革命行动、勇于奉献之中。因此，写情感、写成长，表现“亲民化”“青春态”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开掘、揭示人物精神内蕴的肌理、缘由及其深度。

　　重大主题创作中的普通人形象塑造同样是重要的，不应将他们处理为伟人、英雄、英模身边的陪衬或背景，也需要揭示普通人的性格与精神主体性。因为次要人物的真实真切，往往会为主要人物形象提供真实可信的生活世界，有着不可替代的叙事功能，这一点在致敬塞罕坝第一代植树人的优秀电视剧《最美的青春》中即有证明。作品中的配角人物——老革命、干部家属，以及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六女上坝”等并没有被处理为简单的过场人物或模糊的集合名词，他们同样有着各自的性格与丰富的层次，与男女主人公、先遣队成员一道，建构起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典型环境。在某些脱贫攻坚剧中，村主任、第一书记的形象虽然鲜活，但当地农民形象却总是以贴标签的方式简单处理，每部剧都有几个懒汉、混子，“等、靠、要”思想严重，总是有着贬义感鲜明的外号。而《山海情》却不同凡响地自觉呈现了农民的精神主体性，如开篇表现得宝、麦苗这些半大孩子对大山外世界的渴望，年轻人的自主与朝气在小提琴圆舞曲的衬托中、在奔向火车的青春身影里得到了十分生动的表现。创作者对所谓的落后农民也没有刻意丑化，而是曲折地表现出人物的各自变化：大有叔的“人心不能黑，人心不能亏”；水花丈夫永富从伤残后坐在地上自暴自弃，到坐上轮椅勉强度日，再到最终装上假肢站了起来，每一笔都不着痕迹，但又触发人心，细腻传达了农民的自尊自立。美学拓展归根到底源自一种真挚的人文关怀，同时也彰显出创作者的文化自觉。

　　单元剧集锦、单元电影集锦是当下重大主题创作流行的体裁样式，也通过《我和我的祖国》系列电影、电视剧《在一起》《理想照耀中国》《功勋》等的热映热播为人们所瞩目，这些大多为“以小见大”的成功之作。但是，由于每一个单元叙事容量的限制，单元剧也容易被解析为部分与整体的关联，即由一个个横切面小故事共同构成事件整体，进而衍生为一种平铺的调研报告，落入电影《柳青》中作家柳青所批评的那种典型的反面，即“量的叠加”。事实上，无论平铺的横切面再增加多少个“面”，也并不能通向典型创造，典型的产生从来都代表着一种向生活纵深开掘、从个性中显示共性的创造路径。

　　电视剧的戏剧情境由人物关系与事件构成，重大主题创作的历史叙事、现实叙事都遵循着特定的历史逻辑与事理逻辑，这方面同样是创作者观念、艺术美学功力驰骋的重要天地。以重大现实题材创作来说，事理逻辑与现实题材要表现的行业叙事无法分开，人物塑造追求“熟悉的陌生人”，而事理表现则需要将“陌生事件熟悉化”。其一需要将其深入浅出地加以形象化表现，专业性表达并不等于照搬科技中、现实中的复杂事理，过多展现不只会流于琐屑，还会让不懂的人还是不懂，了解的人却仍觉浅显；其二需要将事理/专业逻辑与人物性格、思想理念进行勾连，找到彼此的联结点；其三还需将事理逻辑与人物情感心理逻辑加以结合，这往往涉及到与情感叙事的相互关系。优秀的事理表达总是与情感、性格紧密联系，而不是“两张皮”。无论是情感叙事过强，压过了事理表达力度，还是语焉不详、事理不通，都难以实现事理情理的水乳交融。

　　通过高水平的影像语言来讲述重大主题的影视故事也是影视工业水平跨越式提升的具体体现，这不仅体现在广受好评的《战狼Ⅱ》、《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系列、《中国机长》、《金刚川》、《长津湖》、《峰爆》等电影的拍摄水平与特效运用上，也在一批影像水平较高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和重大现实题材剧中多有表现。这方面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是以《山海情》为代表，通过方言运用、人物化妆装束等鲜明地表现出一种“身体美学的转向”，将生活气息、人物的鲜活、地域特色进行了全方位的美学转化，让现实主义变得可触可感、朴实逼真；其二是以《觉醒年代》为代表，导演通过调动镜像语言积极参与叙事，极大地丰富了意象表达的艺术手法。此前同类题材创作也广泛地运用意象营造表达作品的象征意蕴，但意象营造较为单一，《觉醒年代》中“意象群”繁复丰饶，象征意蕴绚烂深厚、耐人寻味；其三是体现在电视剧《光荣与梦想》《跨过鸭绿江》《大决战》、电影《金刚川》《长津湖》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战争影像表达中，主创团队注重视听特效的运用，营造出真切可感、沉浸式的视听奇观，广受观众好评。但同时也需注意，影视剧对战争场面的表现绝不是越激烈劲爆越好，而是要看其是否能够还原当年战争的历史感、构建起艺术的真实感，这无疑是检验重大主题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否扎实的重要支点。

四、重大主题创作的局限与挑战

尽管近四年来的重大主题创作成绩突出，但也存在着特别优秀的作品数量不多、题材撞车等不足与挑战。综合来看，重大主题创作面对的挑战既有来自创作本身的压力，也有复杂的融媒环境中制播推广、大众审美偏好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大主题创作容易造成题材撞车、重复创作的现象，如以脱贫攻坚为表现内容的电视剧在2020年就集中出现了20部左右，短时间创作蜂拥而至，很容易陷入同质化、模式化窠臼，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也就在所难免。同时，这种题材撞车还常常是跨媒介发生的。事实上，脱贫攻坚、抗疫、庆祝建党百年等主题性创作，不只是电影、电视剧的表现重心，也是一众电视文化节目、广播节目、短视频的重点表达内容。应该说，这种相似性、重复性很好地营造了一种庆祝、献礼氛围，有力地引领着时代审美风尚。但是，由于大众接受媒介信息的时间有限，每一个受众事实上的“可支配注意力”都是“有限的”，受众的这种“有限可支配注意力”正是媒介影响力建构的核心与前提，由此形成观赏竞争、带来审美疲劳则难以避免。有时宣传效果不是叠加、而是存在程度不同的相互抵消。同时，“掐尖儿式”观赏只能成就极个别作品的票房、收视率/播放量，也多少成为当下重大主题影视市场的一种常态，大多数同类型作品最终淹没在信息海洋之中，难以达到宣传效应，也造成了较大浪费。“掐尖儿式”观赏不只显示了受众在金钱、时间投入上的不足，表现出选择的不均衡与趋同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重大主题影视创作在整体质量上仍有较大的提高空间。

　　第二，重大主题创作因其重要性与特殊性，在面对审查时也会相对更加严格。如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创作不仅要求“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对创作中可能会涉及的伟人生活习惯、细节、戏剧情境发生的场景等也有严格要求，即有时“小事也拘”，因此，艺术虚构的空间比较有限。再如某些剧作以反腐为表现内容，其表现的尺度、深浅、是否会引发舆情等考虑也难免会使相关的审查趋紧。由此，重大主题创作必须符合时代和人民提出的更高要求，若要创造出更加精妙的旋律，必定需要克服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第三，重大主题创作的成功与影响力对行政资源、资本投入的要求都更高，这块创作富矿上的竞争既是国家、省、市等各级宣传部门思想站位与姿态的比较，同时也是高规格、大体量的人财物的比拼。特别在当下疫情不时反复的环境下，不确定因素、不可抗力因素都更多、更复杂，重大主题创作同样依赖天时地利人和。一部电影一旦档期不对，很可能携雷霆之势而来，却戚戚然黯淡而去，近年来这样的献礼之作不在少数。事实上，如何在同类题材创作中胜出、真正实现艺术创作对广大观众的影响与教化功能、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对重大主题创作而言，从来都是创作观念、政治/行政规格、创制阵容、播出/档期以及营销推广的全流程较量。

　　重大主题创作在今后的中国文艺创作园地中将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因为它是中国不断崛起、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需要，也是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中华民族在党领导下取得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回溯历史、观照现实、凝聚国族力量的重要需要。相信重大主题创作会不断突破文化观念、加强美学拓展、夯实艺术根基，创造出新时代雄奇瑰丽的艺术高原与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