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瑶

　　公元前70年10月15日，普布利乌斯·维吉尔·马罗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安德斯。后来他在米兰的克莱蒙纳受教育，而后在罗马开始他的政治生活。公元前49年，内战给社会政治带来的疲累让维吉尔放弃了公众政治的生活，同时受伊壁鸠鲁哲学的影响，维吉尔选择在那不勒斯过隐居的退休生活。如果我们要探寻维吉尔面对公共生活和城邦需求时的矛盾心理，其起源也许就在此。由于维吉尔从小生活在自己的庄园里，其生命一开始就与土壤紧紧相连，因此深谙自然和土地对于农民甚至是整个人类的重要性。“后三头”时期[1]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之后，罗马进入了由执政官安东尼、骑兵长官雷必达和屋大维共同执政的时期。的执政者把意大利的农田重新分配给退伍军人，这让包括维吉尔父亲在内的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于是在马其顿战争期间，维吉尔创作了《牧歌》，间接控诉了战争给自然和农民带来的消极影响。在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决裂时期，维吉尔创作了《农事诗》，通过对植物世界的描绘参与到了卢克莱修的自然世界中，将生命追溯到了原子和分子的运动。维吉尔认为生命从物质中产生，因此借助唯物主义和生命主义这两个范式来了解身体和情感上的存在，进而理解世界。随着内战的结束，罗马社会终结了无政府主义的状态，社会动荡逐渐被平复，随之而来的是统治者迫切恢复道德与宗教的愿望。维吉尔看着满目疮痍的罗马，对战争充满了怨恨，但同时也不得不感激这场结束了社会动荡的战争。因此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埃涅阿斯纪》便充满了自我冲突和矛盾。

一、引言

过去几十年国外学界对《埃涅阿斯纪》进行了一些微妙而复杂的解读，这些解读与21世纪初的主流学术研究方法截然不同。[1]参见Stephen J. Harrison, Oxford Readings in Vergil's Aenei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由海因策发起，经艾略特传播的传统研究方法是将主人公埃涅阿斯看作是古罗马的英雄范式，将《埃涅阿斯纪》视为庆贺奥古斯都成就和时代的史诗，让《埃涅阿斯纪》成为了秩序的治理手册。[2]Philip Hardie, The Last Trojan Hero, New York:I.B.Tauris, 2014, p.14.而由罗伯特·布鲁克斯、亚当·帕里和普特南提出的研究方法是具有反思性质的，他们听到了《埃涅阿斯纪》中包含个人缺失和公共成就在内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也就是说，这首诗的成功伴随着埃涅阿斯的失败、奥古斯都秩序的塌陷、人性的畸变以及人类实现理想能力的缺失。[3]参见Robert A. Brooks, "Discolor Aura: Reflections on the Golden Bough", AJP, vol. 74 (1953), pp. 260-280;Adam Parry, "The Two Voices of Virgil's Aeneid,"Arion, vol.2 (1963), pp. 66-80; Michael C. J. Putnam,The Poetry of the Aeneid: Four Studies in Imaginative Unity and Desig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多纳图斯认为《埃涅阿斯纪》中的每个元素都是为赞扬埃涅阿斯和奥古斯都而设计的。罗伯特·卡斯特将多纳图斯的评论描述为“充分的还原，反身的传统主义”。[4]Robert A.Kaster, Guardians of Langusge: The Grammarian and Society in Late Antiquit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 400.对于卡斯特来说，多纳图斯的评论体现了一种古典读者游离于历史之外的状态。但是在斯塔尔看来，卡斯特的判断本身就暴露了现代批评家的非历史性偏见，他们认为“驯服的维吉尔”反映了20世纪的自由主义情感，并将《埃涅阿斯纪》视为人类诗作的最高典范。国内对于维吉尔的作品，尤其是《埃涅阿斯纪》的研究主要是以政治观和历史观为切入点。蔡丽娟在《奥古斯都统治的文学回响——以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为例》中指出，《埃涅阿斯纪》的出现是奥古斯都为了宣扬统治理念所做的政治宣传，这让维吉尔沦为了政治游戏的牺牲品[5]参见蔡丽娟：《奥古斯都统治的文学回响——以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为例》，《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48-50页。；卜伟才则认为维吉尔通过史诗“历数了国家建立过程中的痛苦和胜利, 它的光荣传统和崇高命运”，[6]卜伟才：《试论〈埃涅阿斯纪〉的历史意识与英雄观》，《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31页。这更像是一篇对历史传记的解读，梳理了维吉尔史诗中的政治史学传统；薛敬梅通过奥德修斯和埃涅阿斯战后回归故乡和寻找家园的漂泊历程来揭示人与自然、人与乡土的关系及在生态危机的现实语境中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同时在文化反思中表达人类应该具有的生态情怀和生态责任[7]参见薛敬梅：《漂泊、乡愁与家园——〈奥德赛〉和〈埃涅阿斯纪〉的生态反思》，《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70-73页。。总体而言，对史诗文本内部的张力和文本世界多元性进行解读的研究并不多见。而笔者认为，对《埃涅阿斯纪》中多重世界的建构与解读是探究维吉尔史诗对于古典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与文化意义的重要途径。《埃涅阿斯纪》作为一部弥足经典的史诗，固然有着文本意义的多维度性，但深入研究和探讨维吉尔的多元情感能够使我们从更全面的视角来观察维吉尔对文学系统的解构与重构，也有助于读者以更多元的思维了解奥古斯都时期的诗歌特点。

二、单一系统的解构

当年轻的维吉尔从家乡曼图阿移居到罗马之后，开始意识到现实与自己的理想有所不同，内心的分裂感开始浮现。此时，罗马三巨头之一克拉苏在卡莱战役中的滑铁卢直接推动了君主制的进一步发展，庞培与恺撒的关系也随着恺撒之女（庞培之妻）的死亡而破裂，罗马进入了持续动荡的时期。尽管国家机构内部的性质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表面上仍维持着和平的假象。在此期间我们无法通过直接的资料来了解维吉尔的生活，但我们能够根据一些古代传记作家的报告将维吉尔在罗马的生活零碎地拼凑起来：维吉尔曾与一位名叫埃皮迪乌斯的修辞学家一起在罗马学习，并时常与一些显要人士特别是屋大维在一起活动[1]参见Pierre Grimal, Vergill Biographie, Munich:Artemis&Winkler, 1991.。

　　在阿克提乌姆海战爆发前的几年中，维吉尔通过埃皮迪乌斯和阿斯克勒皮乌斯结识了许多修辞学家和哲学家。他不再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乡村年轻人，而是被雄心勃勃的野心家们接纳的文人政客。但是这种推动力将维吉尔带到了一个他的情感所不允许的地方。维吉尔的情感指向了一种灵性的存在，指向一种敬畏生命的虔诚。这种对内心满足感和大爱意义的追寻使得维吉尔逃避秩序中建立的暴力，并一生都对诗歌保持了忠诚。对周边环境的直接观察让维吉尔走向了自然哲学，同时对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伊壁鸠鲁学派和卢克莱修自然观的学习让维吉尔进入一种亲近自然、热爱和平的文化氛围当中。维吉尔将先前思想家的经验结合在了一起，模仿奈维乌斯和恩尼乌斯，将历史间接地引入到《埃涅阿斯纪》中去，将世界的历史事实引入到想象中去。这一方面得益于维吉尔在《牧歌》中对真实人物的细致刻画，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在《农事诗》中对生命特性的描述。《农事诗》中对人物的描述稀缺且简略，因此维吉尔将戏剧化的抒情对象聚焦在了动物身上：鸟儿们因巢穴被农民破坏而整夜哭泣；日夜辛劳工作的信念无法将牛从瘟疫中拯救；蜜蜂和众鸟怀揣了它们根本无法理解的信仰，它们所有的意向性活动都是源于本能而非灵感；青蛙即便正在被蛇当作餐点吞食，也依然坚持留下终言……就这样，维吉尔将各种角色已有的情感和思想整合起来压缩到了文学传统中去。维吉尔在他的诗歌中将罗马文明进行了超现实地描述，他的情感比任何罗马或希腊诗人更接近于生态伦理的关怀。虽然维吉尔秉承了一部分希腊人的冥想观念，但是却不认为冥想生活是至高品质的生活，从而摒弃了希腊人对平庸职业的蔑视。维吉尔将农业视为文明的基础，肯定了体力劳动的尊严，善于体察人类自身的情感以及大自然系统的多样性，开始显露出用情感系统解构暴力和规范的意识倾向。

　　在《埃涅阿斯纪》的撰写期间，阿克提乌姆海战结束了，社会秩序在公元前27年被重建。维吉尔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这个神秘而又伟大、熟悉而又新颖的力量。人类无论生而是否自由，都处处有羁绊和锁链，维吉尔作为两个时代的见证者比其他人更清楚地了解这一切是如何产生并被合理化的。维吉尔信仰自己的意识形态，赞扬奥古斯都为内战后的社会带来了和平，赞扬奥古斯都在无政府状态中重建秩序，同时也冷静地指出了这位罗马统治者的政治野心，从自我矛盾的情感中找到平衡和约束。维吉尔从内心深处厌恶铁的战争武装，他渴望迎来的是一个科学启蒙、安详和平的黄金时代。因此从《埃涅阿斯纪》的第七卷开始，维吉尔毫不吝啬地大肆渲染战争画面，将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复仇女神和天后朱诺的愤怒和怂恿，最后以主人公埃涅阿斯完美地战胜了怀揣扩张野心的图尔努斯而收尾：

　　图尔努斯，你过去出的力都白费了，都浪费了，这你能容忍吗？……他剥夺了你用鲜血赢来的妆奁……去吧，为什么不去冲锋陷阵呢，反正得不到好处，反正要遭人讪笑；去吧，到厄特鲁利亚阵中去大砍大杀，保卫拉丁族的和平吧。是全能的尤诺亲自派我在你平安入睡的时候来明白地告诉你这些事的。[1][古罗马]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88-189页。

　　埃涅阿斯将这场战争称之为“罪恶的战争”，并且当国王拉提努斯被图尔努斯军队包围起来的时候，维吉尔通过拉提努斯之口，控诉了战争为百姓带来的信仰缺失和血的代价：

　　我的可怜的百姓啊，你们要做的事是亵渎神灵，你们将要付出鲜血的代价的。[2]同上，第194页。

　　接着，维吉尔以叙述者的立场表达了对这场战争的厌恶：

　　按照惯例，拉提努斯应根据请求，向埃涅阿斯和他的属下宣战，并把这两扇可怕的大门打开，但是他不肯去碰一碰那门，他背过身去，放弃了那令人厌恶的职责，躲到一个幽暗的去处，没人看得见他。[3]同上，第195页。

　　维吉尔用《埃涅阿斯纪》首卷和末卷的呼应说明了一个新时代的产生一定伴随着痛苦和鲜血，并且当它到来时，人们会发现它与任何利益集团所期待的都不一样。哈里森的观点是，《埃涅阿斯纪》既虔诚地赞扬了奥古斯都的成就和荣耀，也批判了奥古斯都用鲜血成就荣耀的野心[4]Stephen J. Harrison, Oxford Readings in Vergil's Aenei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p. 1-20.。维吉尔在诗歌中使这种时代的理想和诗性的情感并存，创造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形态。阿甘本用“人格面具”来形容古典时期的伦理观：

　　伦理个体通过既佩戴社会面具又与这一面具保持距离来构建自身：他毫不犹豫地接受它，同时又悄悄地与其保持距离。[1][意] 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0页。

　　这里所揭示的伦理鸿沟正是维吉尔在诗歌中所呈现的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距离。在维吉尔的一生中，“史诗”一词背后隐藏着非常复杂的现实,其中包含了统治者的政治“布道”[2]“布道”作为宗教用词，在这里指的是《埃涅阿斯纪》中被神化的奥古斯都所进行的政治宣传。，诗人的道德意识、情感意识甚至理想叙事；也包含了叙事中所涉及的某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新事物的出现重置了现存的秩序和状态。从广义上说，《埃涅阿斯纪》讲述了世界的起源，即前苏格拉底主义者的“宇宙论”，描述了传说或神话，同时还以卢克莱修的说教诗歌为原型解释了世界的现状。从狭义上说，维吉尔消解了纯粹以政治或伦理为核心的文本系统，将各种角色所富有的情感和思想整合起来压缩到了文学传统中去。换句话说，诗人使史诗的政治外壳变得支离破碎之后，又重新用情感、理想、信仰将其拼接起来，并且用意识的断裂和情感的矛盾来构建艺术结构的内在意义。“世界社会”的建构不能基于政治性和规范性的整合，政治和道德的规范框架只是传统世界社会的想象方式，现代人思考世界社会时应当同时考量世界系统中情感、文化、信仰、道德与政治规范之间的冲突和交融，这也是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考量世界社会的方式。

三、情感系统的建构

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延续了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构建的空间叙事，将荷马笔下的地球、天空、海洋的三个空间维度扩展为奥古斯都式的地球、天空、海洋和冥府四个维度。地球维度的设定主要是为了述写罗马的早期历史。《埃涅阿斯纪》卷八末尾提到的“这些图景”[3][古罗马]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让读者回顾了之前所描述的画面，维吉尔将其定义为“地球上发生的图景”，暗示了奥古斯都对地界的统领；维吉尔用盾牌上刻画的海战胜利以及涅普东对暴风雨的平息来象征奥古斯都对海洋的统领；天界与地界的联系则主要通过神明与城市的联系来呈现，在奥古斯都出征的画面中也暗示了天界与地界的关系：

　　一边是奥古斯都率领着意大利人作战，在他一边有元老们和平民们，家神和司国家命脉的大神，而他巍然立在船头，额角吐出两道轻快的火光，他父亲恺撒的星在他头顶照耀着。[4]同上，第226页。

　　奥古斯都对三界统领的胜利，象征着罗马的城邦体和罗马世界帝国的意识形态被统一起来了。在这里，罗马式宇宙呈现在罗马人的栖息地和河流中，也呈现在奥古斯都的成就中。到此为止都是维吉尔为了实现“政治与宇宙的统一”而建构的物质世界图景，体现了罗马世界帝国与宇宙和平的关联性。作为罗马历史发展的延伸或者启示，埃涅阿斯的盾牌将《埃涅阿斯纪》的中心章节与荷马史诗中的埃涅阿斯故事分割开来，完成了对罗马和意大利从初建到奥古斯都时期的历史性回顾，将埃涅阿斯的传说、前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和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相互联系起来。维吉尔用这种方式赞颂奥古斯都的成就和荣耀，用物质世界的整合来象征奥古斯都为罗马带来的和平与繁荣，也象征着奥古斯都的统治有宇宙般的包容和自由。维吉尔在帝国—宇宙的图景建构中诉说了对罗马黄金时代回归的愿望，为奥古斯都树立了一种秩序典范。这幅图景的建构可以说是对奥古斯都统治的情感妥协，也可以说是在衷心地感激奥古斯都为罗马人民带来的和平与自由。

　　但与此同时，维吉尔在罗马帝国的宇宙观中加入了一个新的空间维度——冥界。若将天、地、海三个维度看作是物质世界的实体存在，那么冥界将归属于精神世界，诉说着非实体存在（梦境、死亡、灵魂）的意义。维吉尔用冥界来探索可感心灵中的陌生黑暗之所，也是维吉尔用来容纳被现实所撕裂的情感意识的隐秘空间。维吉尔没有为他的死亡领域标注一个严格的地理位置，但他会明确指出这个地方不是一种象征或者寓言，而是一个真实特定的位置。维吉尔将埃涅阿斯的冥府之旅放置在一条真实的时间轴上，让虚构的地下世界变得真实。这些具有现实感的细节让故事免于沦为纯粹的隐喻或文学暗示：

　　再说女先知和埃涅阿斯在孤寂的黑夜里，穿过朦胧暗影，摸索着前进。他们经过冥神狄斯空荡荡的殿堂和毫无生机的地带，就像尤比特把黑影遮蔽了天空，黑夜夺去一切景物的色泽的时候，在摇曳不定的吝啬的月光下在密林中走路一样。[1][古罗马]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48页。

　　维吉尔对日常自然的理解持续刺激着他的想象力和“精神”世界，帮助他实现了抽象与具象的交融。《埃涅阿斯纪》中的冥府世界是一个现实与虚构、可触与不可触的世界交汇的地方，并由维吉尔亲自掌控着这种过渡状态。死亡世界的枝蔓从日常经验的枝干中生长出来并与之对话，但同时也与之保持距离。维吉尔尽量回避以死亡为主题的表述，为的就是在感官和心灵体验之间保留一个不确定的领域。胡塞尔将这种知觉体验分为“内视域”和“外视域”，具有不确定性的“外视域”可以通过变化视角和延展视野来进入无限世界[2]参见范劲：《爱情作为交流媒介：卢曼的爱情现象学》，《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71-81页、第136页。。这并不是在单纯地对已知世界的视域延展进行解释，而是在引导人们看到世界变化的无限可能性。

　　根据维吉尔的传记[3]参见Giorgio Brugnoli and Fabio Stok, Vitae Vergilianae Antiquae, Rome: 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Stato,1997.，《埃涅阿斯纪》是维吉尔在罗马生活时处于自我孤立状态下撰写的。维吉尔生性胆小怕生，因此安静偏远的那不勒斯最终成为了他隐藏自己的安身之处。在那不勒斯，维吉尔专注于伊壁鸠鲁哲学，虽然维吉尔和伊壁鸠鲁的关系仍存有争议，但是以卢克莱修为导向的宇宙哲学却真实地穿插在了维吉尔的作品中。这与神化埃涅阿斯并不冲突，甚至这种“政治性”与哲学性共存的艺术表现在维吉尔反省与沉思自己的写作手法时成为了功能等价物。《埃涅阿斯纪》似乎抹除了作者对艺术与生活所划分的界限，遏制了作者的呼吸。受赫尔曼·布洛赫《维吉尔之死》的启发，莫里斯·布朗肖在作品《死亡的停止》和《未来之书》中提出了解构维吉尔的观点[1]参见Maurice Blanchot, The Instant of my Death, tranl by Elizabeth Bottenberg, Chicago: Fata Morgana, 1994 .。在布朗肖看来，作者会因为手稿的瑕疵而在未完成作品之前意图销毁，在构建起一种“空间”或者“无空间”的概念之后，作者的疏离暗示了他与作品的分离[2]Maurice Blanchot, Le livre à venir, Paris: Gallimard Education, 1986, p.16.。当作品获得生命的那一刻就是作者死亡的时刻，这是一种互相攫取生命的生存模式。但是无论是维吉尔试图焚毁《埃涅阿斯纪》来拯救自己的生命，还是试图保留作品来毁灭自己，都必须建立在已知自己的作品会因某种原因不可能被彻底销毁的基础上，而事实上并没有相关记载记录这种绝对性。因此，根据米歇尔·洛厄尔的说法，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也许已经是最终的完成品。这种说法启发了布朗肖，承认了这部作品或许包含了一个完全与本意不同的主题[3]Maurice Blanchot, Le livre à venir, Paris: Gallimard Education, 1986, p.16.，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作者主动叙述了自我在文本中的缺失。

　　这种评论的兴起再一次将我们引向了诗人与奥古斯都的关系。维吉尔将自己从奥古斯都的历史空间中抽离，退回到自己那触不可及的内心世界中。只要不逼迫维吉尔去承认《埃涅阿斯纪》的现实性，他便能消失在文学中。维吉尔就这样“内在地”演绎着幻象，而奥古斯都则将自己的统治需求“外化地”表现出来。维吉尔让情感幻象指涉现实，同时让神话叙事沉浸于历史。如果维吉尔这样的诗人哲学家履行着为社会呈现超验真理的功能，那么他的情感或意识就会对社会公共机构的运作进行规范性整合，不断地对社会秩序进行批判和接纳，直到被迫停止。维吉尔用情感系统来实现规范的整合，不是为了消除系统之间的差异性进而构建单一化的世界，而是为了让系统之间的差异相互协调，适应“悖论世界”。

四、多重系统的时代性

即便《埃涅阿斯纪》一直以来被指控为夸大式的帝国神话，是片面赞颂国家的范本。但是若从更宏大的语境来审视这首诗歌的脉络，文本系统中的民族性和政治性就会被削弱，自然情感与人文关怀被逐渐放大。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中，维吉尔为美国人提供了具有影响力的意识景观。“自大发现时代以来，田园理想一直被定义为美国的意义所在”。[1]Leo Marx,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24.维吉尔模式的主要人物要从伟大的旧世界中退出，在一片田园风景中开始新的生活。退出社会政治，进入理想化景观的田园风情成为了西方文学的经典场景。大约在19世纪中叶，田园神话受到了以机器生产为代表的工业历史进程的威胁,于是人文学者开始用经典启蒙教育来对抗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出现了一阵重构经典文学的热潮，这其中包括重释基督教经典、回归荷马时代及奥古斯都时代。对经典文学的重构是大众文化的趣味倾向，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大机器时代进行的经典回溯实际上是一个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2]参见宋丽丽：《文学世界主义·文化多元主义·文化融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增1期，第36-40页。。文学话语中开始连接了包括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在内的多元社会关系，世界文学在不同阶级文化的求同存异中向时代的多元性前进。

　　维吉尔在艾略特、布洛赫、保尔·瓦莱利、艾伦·塔特等作家的现代批评中一直属于强有力的存在。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危机感，20世纪初的作家目睹了一战前世界和平的逝去，人们因此堕入了被战争摧毁的精神地狱中，所以开始寻求维吉尔的指引。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混乱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更加剧了这种危机感，促使作者和读者渴望通过回溯过去来重新找回自我。按照阿甘本的说法：“并不是要回归到历史上的过去，而是要回到我们当下无法经历的那部分过去”。[3][意] 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3页。之所以现代作家不断地渴望回到维吉尔的作品和维吉尔的时代中，正是因为当下的自己正处于未身处过其中的经历。回溯过去能够认清世界被不断解构又重构的历史规律，从而回到维吉尔那些关于帝国秩序和理想世界的自我冲突与解构中就显得尤为重要。那时的欧洲人对社会和经济的不确定性感到厌倦，他们像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一样，受社会动荡及持续战争的影响开始逃避现实、寻求自由。赫尔曼·布洛赫将维吉尔宣传为文化的榜样，在维吉尔死后将他的文学理论与文化衰落的时代结合起来，这样能够使那些对文化感性的读者不可避免地接触维吉尔并积极参考维吉尔的作品。这些读者在历经现实体验的过程中被作品的内容所强化，而这又会吸引着后来的作者去描写读者在现实中已经确定的东西。也就是说文本既可以创造现实，也可以创造知识，文本与文学之间不再是纯粹的生产关系，而是共同架构了一个开放式的阐释场域。

　　虽然这些因素不会随着作家或者国家的不同而改变，但从欧洲到英国再到美国，这是有明显的国家偏好的。对于正在从战争中恢复、在经济大萧条中挣扎，并且寻求对欧洲各地的极权主义形式做出合理反应的欧洲大陆国家来说，《埃涅阿斯纪》所表达的是一种重建秩序的紧迫感，法国的田园主义者和德国的千禧年派都是其典范。在美国，维吉尔被罗伯特·弗罗斯特称为非参与性个人主义（nonparticipatory individualism）的支持者，被艾伦·塔特称为政治行动的目击者。[1]Theodore Ziolkowski, Virgil and the Modern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37.另外，《埃涅阿斯纪》对于美国西部迁移和征服新大陆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范本。总体来说，美国作家的关注点会集中在政府的更迭和交接方面，而欧洲的作家则会更关注史诗的前半部分情节，比如狄多的悲剧或者帕里努乌斯的悲惨命运。尽管他们偏好不同的主题和关注点，却有着超越民族界限的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归根结底，《埃涅阿斯纪》中超越国家或意识形态集团的人类主义论调是维吉尔在20世纪上半叶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维吉尔对冥府主题的关切也是他对人类黑暗面的洞悉，而这黑暗面是维多利亚时代和之前几代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从米歇尔·洛厄尔对埃涅阿斯人性/非人性的认识到布洛赫对维吉尔自身二元性的探索，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们都被维吉尔的矛盾情感所吸引。而维吉尔深远的秩序意识以及对邪恶必要性的承认则是吸引现代读者的中心问题，他们认识到维吉尔的作品是对共和国后期暴力的一种回应，罗马帝国因此而产生，继而认识到了维吉尔对现代世界的意义[2]同上。。正是这种认识促使许多作家不顾诋毁者的怀疑态度，直面公众对历史的冷漠态度，重申将古典时代和20世纪联系起来的文化必要性，将遥远的维吉尔和现代主义者结合在一起。

五、结语

解构《埃涅阿斯纪》的传统意义并不是为了消灭其政治系统，而是为了建构一个与之同样重要的情感系统，从而构建一个文本的多重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维吉尔有必要重构英雄主义价值观，并将其建立在荷马世界以外的多维度价值观上的原因。这些价值观包括人性、虔敬、理性与宽恕。这是一种根植于哲学家与悲剧诗人思想的新文化，是一种趋信于个人良知、共情心与责任感的文化，同时也要让怀疑成为启蒙的主要工具。罗马史诗的传统意识形态将刻意建构的道德意义及民族历史凌驾于其他真相之上，隐藏在政治光环下的是潜在的民众危机和阶级负疚感，以及内战历史的痛苦记忆。维吉尔让这些被否认被压抑的事实和情感暴露出来，一方面加深了他文章的现实意义，拓宽了维度；另一方面使文章具有了活力。维吉尔作品中的这种暧昧感使得他在创作的时候能够以批判性思维进行叙述，即便偶尔屈于对奥古斯都的私人情感，但总体来说其作品依然呈现出了多重的矛盾性和客观性。当维吉尔将《埃涅阿斯纪》中的矛盾情感并置在一起时，他的读者们就不得不去处理这些矛盾的关系并尝试接受它们，从而让多重情感世界产生的冲突孕育出史诗的新形式，传达艺术上和文化上的复杂意义。维吉尔的作品被认为是通过矛盾双方的张力建立起的文本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或多或少的矛盾方相互对立，并在动态中确立整体的意义。从维吉尔的角度来看，一个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叙述结构能够使个体观点被多元化后戏剧性地表达出来。这样一来，传统历史史诗的意识形态便失去了它的绝对主导力量。维吉尔让自己流亡于主导性史诗系统之外，使得之后的诗人拥有了更多构建文本的可能性，也使得读者的多层次视角在文本中找到了对应的声音与聆听者。就这样，《埃涅阿斯纪》在追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颂扬荣耀的同时，也在用情感、人性、包容和自由建构罗马文学世界的多元性。当下，随着文学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各民族和国家对世界文学的多元性诉求日益强烈。杜明业认为，“这种全球化恰恰是比较文学产生、发展和逐步繁荣的最大的历史境遇分析参照系与创作实践”[1]杜明业：《“世界文学史”新建构中的多元文学观与中国话语》，《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13页。，对经典作品中多元文学系统的呈现顺应了比较文学向多元主义演变的趋向，经典诗人维吉尔也能够在不断地“远离”和“接近”时代中重新找回自我，成就时代性，最终通过对经典的重构与召回实现时代意义上的文化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