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莹莹

　　在文化经济时代，美学对当代社会文化的介入越来越明显，已经成为影响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美学也在文化转向之后重新面临来自社会、伦理与政治的挑战，新的问题域不断出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美学的发展关系密切，是当代美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理论观念与理论精神，为进一步总结当代美学理论发展的新动向做出贡献。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更新，浙江大学、英国杜伦大学、德国美学学会、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并主办，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共同承办的第八届国际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于2019年11月16至17日在中国杭州召开。本届论坛共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一百二十多位学者参会。学者们集中围绕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新动向、当代美学的问题转向和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的新视域三个方面展开热烈的讨论与思想交锋。

一、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新动向

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中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使美学研究的视域从理论转向现实。当代美学的新问题和当代艺术理论的新视域与这一转向联系紧密，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美学对当代美学的发展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构成，它一方面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价值，另一方面丰富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视域。在本次论坛中，学者们就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典马克思的当代阐释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未来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

　　中华美学学会会长、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高建平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他提出，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广泛而活跃，聚焦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当代转向，对中国美学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中国美学建设的指导性使得后者不仅具有高度的灵活度、包容性和极强的反省能力，同时也激发了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自觉性与主动性。只有在原创性上努力，从“美学在中国”走向“中国美学”，面向当下的审美和艺术实践，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复旦大学教授朱立元则从中国实践派美学的角度考察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主要成果。他认为，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美学、朱光潜的“整体的人”实践美学和蒋孔阳的“创造自由论”实践美学共同主导了当代中国美学的思潮与学派，不仅初步建立并汇合成占主流地位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也更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

　　生存实践论视角是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变革性意义所在。东北大学教授宋伟认为，马克思从人之生存方式，即人之自由自觉的生产实践活动出发，探究了艺术审美的历史性生成奥秘，指出生产实践活动构成了审美实践活动的基本前提，由此形成了“工艺—实践人类学”的基本构想，从生产实践到审美实践、从物质生产到艺术生产的历史性发展演进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感性的自然欲求到感性的工艺实践、从实用的物质生产到审美的物质生产、从异化的劳动生产到自由的劳动创造。在河北师范大学讲师张敏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转向包含着逻辑起点的实践转向、逻辑架构的实践转向和审美价值的实践转向三个维度。逻辑起点的转向是基点，经历了萌芽、发展和完成三个阶段，最终实现了逻辑起点从现实人生/社会生活向物质生产实践的转向，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逻辑起点实现了现实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为实践美学理论体系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基础。

　　经典马克思的当代阐释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疆域。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胡亚敏认为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笔记》不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一唯物史观的转向和背离，而是一种发展。她以马克思通过宗教改革以及与之相关的战争为例指出，唯物史观在马克思思想中始终是一个整体，而《历史学笔记》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补充与完善。《历史学笔记》中具体、多样、异质的历史观则有助于文学批评重新审视其社会历史批评，微观实证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提炼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有指导意义的观念和方法。在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单小曦看来，我们对马克思文论与批评中的媒介生产思想缺乏整体观照和深入探讨。他指出，马克思的生产工具论和技术论蕴含着文艺的媒介生产思想，尤其是进入数字化时代之后，文艺媒介生产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需置于宏阔和一般性社会生产，以及政治、资本、文化权力关系的大背景下思考，避免陷入媒介技术决定论的泥沼。苏州科技大学讲师廖雨声从政治美学的视角探讨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感觉理论及其美学意义。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与包括感觉在内的人的本质存在的回归紧密相关，马克思开拓的感觉政治学路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新方向，对马尔库塞、本雅明、雷蒙?威廉斯、伊格尔顿和朗西埃等美学家有很大启发，开启了当代美学的新转向。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很大转变。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未来之路始终是中国学者关心的问题。在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小江看来，重返元典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想学术实践的主要路径。她分析了以马克思主义美学理想为终极目标的“后乌托邦批评”的学术价值与研究的必要性，并指出，“后乌托邦批评”在历史上的滞后性和认识上的超前性体现出社会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之核心理念的根本所在。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洪岳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的当代文化政治美学进入初创期。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与世界当代美学政治转向合流下美学发展的新生长点，是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重要契机。马克思主义美学对美学的社会性考量为当代美学的问题转向埋下了种子。

二、当代美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近年来，美学家们强调从社会、政治、文化等角度切入当代美学的理论研究，尤其注重在审美的发生机制和理论表现方面融入新的观察视角，将审美、政治与文化的问题与更深层次的感性、心理及各种新兴的文化表现形式联系起来，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美学的研究领域，构成了当代美学的问题转向。这一转向不仅是当代美学研究基本问题视域的深化和拓展，也是现代性审美关系的另一种表达，其基础是对经验的关注，进而强调美学研究的现实感和问题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审美治理、时尚研究和审美人类学可以视为这一转向下美学思考的不同维度。

　　关于审美政治性的讨论是本次论坛的一个亮点。德国柏林爱丽丝-所罗门学院教授赫尔曼?普泽（Hermann Pfuetze）以大量的事例为证，考察了审美抵抗与政治、经济、道德、宗教抵抗的不同。他认为，审美抵抗源于人自身，是人和事物本身对毁灭的抵抗，其冲动主要是自我保护和整合，而不是防御、冲突和修复，此外，审美抵抗的精神与情感动机来自于这样一种经验与理念，即另一种现实是可能的——“以自由与美为名”。他强调，认识和分析市民反抗中的审美转向应该成为当代社会学和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教授戴维?马格利斯（David Margolies）以社会价值为批评基点，探讨了英国电视行业的社会价值与美学判断。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美学批评家的重点不是简单地对作品进行排名，而是批判性地探索它们对现实的处理及其塑造观众态度的潜力。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彼得洛夫（Alexander Petrov）指出，环境伦理源于对不同生命形式的生命权的认知，它受既有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也反过来规定着社会关于各种自然环境保护与可解决性问题的态度。环境伦理必然地与社会健康问题研究联系在一起。在彼得洛夫看来，消费社会的发展对于环境意识的形成以及公共健康的水平具有消极作用。如今指导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数千年的价值，都屈服于全球化消费社会所追求的舒适生活方式之下，但是，公共健康艺术与美学的发展为改变消极境况提供了可能。

　　审美之于治理，既是手段，也是目标。云南大学教授向丽指出，治理不同于管理与管制，它不完全依赖于正式制度，而是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叠合的层面，通过各种元素进行编制和调适，旨在引向“善治”。在她看来，审美治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艺术自身的多义性以及艺术自律的制度化事实。其内在的肌理在于主体自身的革命，而主体的塑造依赖于人的感知。她强调，人的感知作为经验的流动、习性具有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特殊心理结构能够为主体的塑造提供物质基础，同时，感知经验和习性的流动也需要引领和自我编制。因此，引领者不是任何被制度化的权威抑或介于神与动物之间的人，只是最高的存在。在云南大学博士生李季看来，审美治理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发展方向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的发展更加侧重于将美学与政治联系起来，不仅拓宽了政治研究的理论视野，同时也彰显了美学的政治价值。他指出，无论是朗西埃的政治美学思想、伊格尔顿的政治美学的唯物主义立场，还是托尼?本尼特用实证的方法将福柯治理性和主体性思想运用到对文学和艺术的解读，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成果均表明，审美治理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政治转向、美学与日常生活密切关联的重要体现。

　　如果说审美治理着眼于如何引导社会审美价值的话，审美制度则更侧重于从客观存在角度探讨社会审美的形成机制。国内学界最早在2002年提出“审美制度”的概念，浙江大学教授王杰在题为《审美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发展》的文章中将“审美制度”定义为“文化体系中隐在的一套规则和禁忌，包括文化对成员的审美需要所体现的具体形式，也即社会文化对审美对象的选择和限定；包括了成员的审美能力在不同文化中和文化的不同语境中所表现出的发展方向和实质；当然还包括了受不同的审美需要和审美能力限制所产生的特定文化的审美交流机制”。[1]王杰、海力波：《审美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发展》，《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第8页。审美制度还体现在物质和环境的范畴上，包括文化所给予的艺术创造的手段和历史形成的社会对艺术所持的接受和审美氛围。这种角度主要将审美制度视为审美人类学的存在方式，甚至认为审美制度的研究覆盖了审美人类学这一主要领域，而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审美制度又会给审美制度研究开辟新的视角。浙江大学博士后赵敏探讨了审美制度的社会学研究路径。在她看来，审美制度的社会学研究理论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艺术和审美活动的社会学研究，二是19世纪马克思著作中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她通过比较社会学与美学在接触对象的方式、研究方法和制度对象三方面的异同指出，对于社会学中的制度理论不能简单地“拿来”，而是要将制度理论与审美制度作深入考察，国内对于具体文化现象的研究，尤其是最近的时尚现象研究，电影、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旅游研究等，都可以而且应该作为审美制度研究的素材加以吸收。

　　时尚并非仅仅指涉琐碎的、表面的和装饰性的形式问题，而是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紧密相关，可以说，时尚就是社会生活关系的表征和形塑。与会学者对时尚美学的讨论十分热烈，既有对国内时尚史的宏观研究和基于文化多元、学科交叉对时尚机制的纵深研究，也有来自田野调查的个案分析。浙江大学教授李咏吟探讨了尼采思想中的“时尚”：通过对希腊悲剧与瓦格纳戏剧的“独特评价”，以及通过查拉图斯特拉语录、尼采对生存的“时尚”（先锋）方式的展望，批判了虚假时尚，确证了时尚的先锋性具有的根本价值。浙江大学博士生高琼从资本介入和政治文化的角度回应了时尚的先锋意义。在她看来，时尚与先锋并不一定是相互依存的，先锋的观念总在时尚的流行中烟消云散，而能够被追溯的、相对稳定的审美偏好与价值则暗藏在“品位”之中。她指出，现代时尚美学研究中的时尚与品味对应了时尚与先锋，文化与资本的介入使时尚演变为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模仿游戏和身体装扮，而品味作为一种具有区别性的审美判断力，活跃在大众时尚领域只能体现为中庸、标准和大众的口味，主导着时尚工业的生产，两者形影不离。西南大学副教授格明福从理论批评界与时尚界的紧张关系切入，将时尚史分为自发时代、模仿时代、自觉时代与多元时代四个阶段，并认为其经历了从古典时尚到个体时尚、从有闲阶层的身份象征到大众的在世存在方式的发展历程。另外，与会学者对快时尚的人类学分析、现代性视角下永续时尚的悖论研究、时尚身份的建构模型与时尚个案研究等都丰富了当代时尚美学研究的理论层次，拓展了时尚美学的问题视域。

　　21世纪，文化全球化导致了全球化文化的“聚焦”和地方性经验的“多元化”，它们共同构成了对西方中心的先验美学范式的质疑和反叛，审美人类学应运而生。审美人类学作为从美学和人类学的对象化研究视野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他者”研究的方法，考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看”世界的方式。审美人类学对审美经验的强调，对审美制度、审美治理以及跨文化研究的关注，构成了考察美学政治转向的一个维度。审美人类学自20世纪80年代就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那么，如何审视这40年来的研究成果？未来的发展空间如何？陕西科技大学研究员孙文刚对中国审美人类学的发展历史、知识谱系、核心议题等作了系统梳理，并展望了其发展前景。他将国内审美人类学的发展和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和四大研究团队，并指出，研究的核心议题既包括了审美现象与艺术生成的审美制度、全球化语境下的地方性审美经验和矛盾结构，也涵盖了地方性审美的文化身份与审美认同，以及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文化经济时代的审美问题。在他看来，虽然议题之间存在某种部分叠合，但基本的划分较为全面合理、研究成果喜人。审美人类学的未来发展应当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立足当代中国艺术和审美所处的多元文化叠合、杂糅的社会语境，通过对中国文化语境下出现的各种艺术和审美事件，以及所产生的新的审美经验给予关注，分析审美与艺术的审美治理效用，把握当代艺术和当代人的情感结构，建立中国审美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审美特征的考察是审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部分。比利时荷语鲁汶大学博士生石甜以法国苗族为对象，分析了离散族群的数字乌托邦。她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的苗族卷入越南战争而成为难民，继而离散到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地的现实，并指出，21世纪的法国苗族借助新媒体构建族群景观，通过迭代叙事和参与式族群认同形塑了一个数字乌托邦世界。在对广西少数民族图腾及舞蹈进行审美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文献对比考证的基础上，浙江大学博士生覃守达深入剖析了广西少数民族保留至今的图腾及舞蹈所具有的审美特征、审美规律和审美影响。在当代美学的研究视野中，把审美人类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独立学科的关注越来越多，但将审美人类学作为一种本体论研究，从内部对其审美属性的审视还较为不足。浙江传媒学院教授肖琼从表达伦理意识的悲剧艺术入手，探讨了审美人类学的当代任务及伦理关怀，以及审美人类学在哲学超越的意义层面的终极目标和终极关怀，为该学科建设带来新的启发。

三、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的新视域

随着当代美学的问题转向，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的研究视域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对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科技、新文学文本的发掘与探讨，拓宽了艺术理论与批评的界域。

　　面对新科技主义的冲击，苏黎世艺术大学教授迪特?默施（Dieter Mersch）就艺术遭遇的危机指出，艺术研究与科学研究具有本质的区别，艺术的智慧是科学研究所无法取代的。科学研究是目标驱动行为，而艺术是寻找行为本身，不一定有结果，是在实践中寻找新的洞见。艺术不是在逻辑中而是在非话语的媒介中，用行动、表演、图片、物质材料等推动感知的发展，进而达到极限，从而促进矛盾的出现，这正是其智慧所在。跨文化语境下，寻找不同民族间美学理论的内在联系是美学家自觉关注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丁国旗从当代中国呼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出发，对“世界文学”精神和民族文学的建设提出看法。他指出，要从“美是一种本原现象”来理解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各民族文学只有不断交流、学习、沟通，才能无限抵达“世界文学”这一文学的理想状态。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学可以创造经典，以彼此不断学习、相互依赖而又共同进步的文学繁盛为目标，但“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在现实中并不具有可行性，这一研究为我们重新理解“世界文学”与“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角度。马克思基于社会革命的现实提出了现代悲剧的概念，恩格斯将其内涵总结为：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一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那么，现代悲剧观念如何适用于当今现实呢？王杰教授立足于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结构和审美经验指出：乡愁乌托邦和红色乌托邦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是中国现代悲剧的内核。他通过《送别》《边城》《黄河大合唱》《地久天长》等文本深入分析了作品中的情感结构，认为这些作品体现出中国式悲剧观念的审美表达。他认为，现代悲剧文化中的悲剧人文主义则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家、艺术批评家们面对科技主义、文化经济以及审美资本主义时作出的回应。肖琼教授从现代性研究的角度回应并补充了现代悲剧理论。在她看来，悲剧进入现代社会后在形式上发生了重要转变，即从作为文学形式的悲剧转变为作为美学观念的悲剧，成为断裂时期的社会性质、日常生活、情感体验、思想感悟的集中沉淀。她指出，无论是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还是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都与现代悲剧结合产生了新的现代批评视角。在这样的理论重构中，悲剧在两种形态上实现了现代性批判：一是在文学表现方面，通过致力于探索艺术形式与文本实验完成对传统悲剧形式的改造和转型；二是在批评形态上形成了一种作为文学批评形态的悲剧美学范式，从悲剧美学的角度展开对现代社会的文学、文化甚至包括日常生活、情感结构等方面的批判，获得对社会批判的独特视角和救赎功能。

　　研究空间的扩展使得新的文学文本进入艺术研究视野。山东大学副教授曹成竹从北大歌谣运动与新民歌运动的比较出发，指出文学与政治的内在勾连。他将歌谣界定为20世纪百年中国文学史上最富于政治性的范畴之一，因其不仅为中国文学提供一种新的范本或评价标准，还游移于文学的外在功能和内在法则之间，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了中国文学、文化以及社会的现代转型。在他看来，无论是带有文化政治意味的“文学事件”，还是以文学为核心的“政治事件”，北大歌谣运动和新民歌运动都体现出文学的外部政治与内部政治的复杂作用，为我们思考中国审美现代性问题提供一条幽径。从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中汲取养分，融合当代人的生命体验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自觉选择。浙江财经大学教授罗易扉以谭盾、杨丽萍、朱乐耕和叶锦添的艺术作品为例指出，中国的“过去文化”隐藏在当代艺术作品中，形成一种文化怀乡现象。这种现象体现为三方面的文化意义：一是体现了中国在当代世界中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是中国人在现代性的物质漂流之后，在文化怀乡中追寻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的渴求；二是象征着地方艺术向国家公共文化的转变；三是从迷恋西方走向寻找自我内在的东方美学。在罗易扉看来，这一艺术美学既不同于古典东方美学，也不属于被西方化的东方美学，而是在现代性渗透之下，对当代世界问题有着积极关怀、参与和思考的“新东方美学”。在惠州学院讲师李冰雁看来，后人类思潮为人类现状及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视野和基本假设。科幻电影呼应科技创新和人文观念的转变，呈现出后人类境况的复杂面向，反过来推动后人类思潮的发展。李冰雁认为，以《银翼杀手》为代表的科幻电影，挑战了人类与非人类的界限，批判了传统的人文主义，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创设出有助于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共同生存、身体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中自由发展的后人类学图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以及人文社科领域空间转向的发生，城市空间批评作为一种新型的批评形态介入日常生活、参与社会各个领域的重建。浙江大学博士生史晓林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批评和国内城市空间批判实践的综合考察出发，指出当下城市空间批评面临的三大困境——研究对象不明确、理论资源整合利用率低下、批评形态混杂，并指出城市空间批评理论的完善是当前美学发展的迫切需要。

四、结语

“国际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始于“2011年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至今已走过八个年头，充分显示出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和学术号召力。与往届论坛相比，本届论坛主要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批评视角、新科技时代美学与艺术的反思、美学政治转向的现实考量、美学理论话语的更新与艺术实践探索等主题。诚然，当今时代是一个复杂和多元的时代，全世界共同面临新的文明的创造与价值系统的重建，审美与政治、经济、科技的深度融合是基本现实，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坚信，面对这样纷繁多变的社会与文化语境，马克思主义美学将更具生命力，而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创造与更新应当始终以“人的本质的实现”为根本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