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军

　　时代精神作为一个美学范畴的概念，它在中国电视剧艺术中的运用有待明确和深入。“事实上，只是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时代精神’概念才第一次取得了确切的含义。它意味着概念在时间中显现，并且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上达到不同的概念高度。”[1]田冠浩：《“时代精神”概念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哲学动态》2019 年第5 期，第31页。与黑格尔作为绝对“理念”的“精神”范畴不同，陆贵山用“历史精神和社会理性”[2]陆贵山：《文艺社会性和人文性的宏观辨析》，《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9期，第28页。来表述“时代精神”。当下对于“时代精神”的理解，则主要偏重于意识形态的阐释，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追求和谐发展的时代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彰显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全面依法治国弘扬民主法治的时代精神，全面从严治党聚焦廉洁自律的时代精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宏观调整必将带来时代精神的发展与变迁”。[3]白冰：《 “四个全面”：时代精神的新坐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7年第2期，第36页。但历史哲学、文艺学和政治学作为形而上的认识不能替代形而下的艺术创作，因此，中国电视剧如何审美呈现“时代精神”其实是当代文艺需要直面的一个重大课题。新中国70年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时间”概念，它的“精神”内涵如何在中国电视剧中艺术化地呈现，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一、电视剧“时代精神”呈现的美学经验

文艺不是“简单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早就得到过充分的论证。中国当代文艺尝过把艺术当作宣传品的简单化、概念化的苦果；也司空见惯了以艺术的名义排斥“时代精神”表达的种种西方理论的胎死腹中；还见识过与“时代精神”无关的艺术创作“实验”的破产。中国电视剧作为主导当代大众的审美文化形态，在注重艺术与政治双向推进的历史发展中以及在文艺思潮的迭代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创作出了许多质量上乘的作品，创造了大量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较好地诠释了电视剧与“时代精神”的关系。

1. 革命历史是“时代精神”出新的血脉

电视剧作为艺术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它对“时代精神”的把握，既要看到来路，也要瞩目将来，并以此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理性”建构的原则。从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史来看，革命历史题材始终参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建构，尤其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成为“时代精神”艺术表达的强大推动力。2003年7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影、电视剧立项及完成片审查办法的通知》[1]该通知指出：“凡以反映我党、我国、我军历史上重大事件，描写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的党政军领导人及其亲属生平业绩，以历史正剧形式表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历史实践、历史人物为主要内容的电影、电视剧，均属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剧。”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4）》，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社，2004年，第218页。，进一步明确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内涵。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优秀作品不断涌现。《长征》《延安颂》《江山》《历史的天空》《恰同学少年》《亮剑》《八路军》《解放》《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寻路》《海棠依旧》等电视剧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信仰、斗争精神、领袖风范都进行了生动的艺术再现。这些电视剧所表现的内容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时代的“历史理性”，成为一种精神，是因为这些电视剧所刻画的领袖人物的思想代表了所处时代最为先进的思想，他们的行动代表了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期望和利益。最为本质的是，这些思想和行动已经得到或正在得到社会实践的检验。

　　以2001年金韬导演的电视剧《长征》为例，这部电视剧艺术地再现了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选择和确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历史理性”。长征中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折射出中华民族文化与思想的光辉。电视剧通过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描述，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长征精神”不仅是那个时代的精神，也是7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不可少的精神血脉。“长征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是人类在最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排除万难、挑战生命极限的典范。长征是中华民族精神和灵魂最壮丽的写照，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百折不挠、无私奉献精神最集中的体现。如果说，20世纪中华民族的奋进精神，可以用长征精神来概括和体现的话；那么，走进21世纪的中华民族，更必须继承和发扬这种长征精神，以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便是荧屏上的《长征》所闪耀的光照千秋的精神火花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1]仲呈祥：《英雄丰碑 史诗绝唱——观长篇电视剧〈长征〉三题》,《中国电视》2001年第7期，第7页。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最集中地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和时代的最先进、最光辉的特质，他们的行动所体现出的纪律性、组织性、原则性和勇于自我否定、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成为新中国社会理想的重要精神内涵。

　　电视剧《亮剑》也是一部堪称经典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它所体现的“时代精神”，融入了对当代社会现实的思考。《亮剑》的历史理性建立在其“艺术真实”开掘的基础上，它改变了以往英雄人物塑造既定的崇高模式，将人物的塑造放在环境与时代的变化中，按照历史的逻辑和人物成长的逻辑合理安排故事情节。李云龙的身上夹带的小农气息以及“匪气”，并非“英雄人物有缺点”的叙事模式的简单运用，李云龙粗糙而强烈的举止以及他桀骜不驯的性格，恰恰是在生存与反抗的历史语境中方显英雄形象塑造的正面价值。另外，这部电视剧对于抗战历史的认识，也代表了其进入新世纪历史认知的高度，电视剧充分肯定了以楚云飞为代表的国民党抗日英雄的贡献，还原了国民党中爱国将领的抗战功劳。电视剧也不是一味地将日本军人妖魔化，而是作为真正的敌人看待。“‘亮剑’作为一种精神和寓意渗透在剧情和人物的方方面面，极富张力”[2]边国立：《让中国军人形象绽放新的光彩——2005 年军事题材电视剧巡略及〈亮剑〉点评》，《当代电视》2006年第2期，第14页。，它既符合中华民族英雄叙事的文化内涵，也代表了新世纪历史认知的时代高度。

　　《人间正道是沧桑》讲述的是一个“历史理性”的寻找过程。它通过主人公在不断的否定中接近“历史理性”，接近真理。杨立青在亲眼目睹“4?12反革命政变”中无辜的共产党人被杀害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他与势不两立的哥哥解开心结；解放战争时期他与昔日的同窗再次兵戎相见。电视剧在“主义”和“亲情”的择取中，在亲情叙事与政治叙事之间，凸显的是人心向背，是政治的大是大非，通过主人公对信仰的坚定执著书写了时代的精神价值。

　　大致看来，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所再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之所以能成为“时代精神”流动的血脉，无非是这类题材呈现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革命领袖和革命英雄英勇不屈、不畏强权的民族性格；歌颂了一代伟人作为我们民族的英雄，人民对他们的瞩目和崇敬；他们的行动顺应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代表了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诠释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艰难历程和无比自豪。

2. 现实生活是“时代精神”生长的沃土

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当下”特征，使其保持着与人民生活的紧密关联度，它所呈现的“活生生”的生活气息也一直受到广大观众的青睐。近年来，一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也开始涉足现实题材，使得现实题材表现的社会领域更为宽广。

　　现实题材电视剧是“时代精神”生成的沃土，从学理上而言，作为形而上的“时代精神”，也要借助形而下的“生命之树”予以表征。从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多种文本类型来看，重大社会题材剧往往更能直奔“时代精神”的主题。《国家命运》《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陈云》《马兰谣》《海棠依旧》《特赦1959》《外交风云》等在重大历史节点播出的献礼剧和展播剧，因其所表现的生活是关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直接表达，因而更能显现“时代精神”的特征，引起社会对“时代精神”的普遍共鸣。《国家命运》写的是新中国为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核威慑，创造出“两弹一星”的故事。电视剧再现了以钱学森、钱三强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克服困难，先后完成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试爆原子弹、氢弹的一系列伟大壮举。《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揭示了1976年至1984年间，邓小平指挥拨乱反正，推动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划时代意义。《马兰谣》以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爆炸力学和核试验工程领域的著名专家林俊德将军的事迹为原型，真实讲述了他为国防事业无私奉献、隐姓埋名、鲜为人知的可歌可敬的人生，诠释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和马兰精神。《海棠依旧》讲述周总理为中华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平凡而伟大的事迹，斯人已逝，海棠依旧。《特赦1959》在历史和人的关系上做文章，“历史的人”强调把人物置身于政治、社会、经济的总体现实中进行刻画，一群国民党战俘对历史大势的判断以及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从抵制反抗到内心认同的转变，代表的是“时代精神”巨大的召唤能力，也包含了“历史的人”对“人的历史”的尊重。作为审美化的历史，这部电视剧是有情感、有温度的人的历史。《外交风云》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世界风云中的纵横捭阖，回顾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它的“历史理性”则是建立在对世界格局的客观认识和准确判断的基础上，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中国外交精神，自然是高屋建瓴，云卷云舒。此外，还有《焦裕禄》《新星》《凯旋在子夜》《铁人》《任长霞》《郭秀明》《杨善洲》《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等描写时代先进人物的电视剧。这些电视剧体现的是宏大叙事中的“时代精神”的引领作用，体现的是70年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历史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时代精神”。

　　现实题材电视剧中还有一类以普通百姓为表现对象的电视剧，这类电视剧是否能够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那些关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物价房价、医疗养老、食品安全、社会治安、孩子教育、体制改革、社会保险等内容的电视剧又是如何与“时代精神”发生关联的呢？在中国电视剧62年的历史长河中，像《生活的赞歌》《养猪姑娘》《雪城》《便衣警察》《渴望》《外来妹》《北京人在纽约》《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空镜子》《有泪尽情流》《香樟树》《士兵突击》《老农民》《平凡的世界》《鸡毛飞上天》这一类电视剧大多描写社会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以及他们平凡的生活，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页。。这类电视剧坚持“小人物、大主题、主旋律”的创作宗旨，用大量真实的细节以及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造把观众带回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岁月，让观众重温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走过的道路以及新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电视剧回归真善美，回归生活常识，回归人民群众，用生动具体的“小人物”艺术形象表现他们的家国情怀，它所呈现的“时代精神”代表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即便在黑格尔那里，也“并不把理想看作是艺术地一个排他的方面，而把理想看作是靠了每个时代一般的表现要求和决定各门艺术表现能力的特定感官工具的反作用和限制而变得具体化的各色各样的想象”。[2][英]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 447页。在以日常生活表现为主要特色的这类电视剧艺术想象中，普通百姓细微末节的生活恰恰是培育“时代精神”的“毛细血管”。

　　无论是时代楷模，还是普通百姓，正是因为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劳和努力，才使得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可以说，现实题材电视剧所表现的各行各业的人民的当代生活是“时代精神”生长的沃土。

3. 中国古代历史是丰富“时代精神”的营养

一段时期以来，历史题材电视剧成为了饱受诟病的文本类型。这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古代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频出的乱象：一是历史的娱乐化带来的非历史主义倾向；二是以“戏剧化历史”的名义将历史过度主观化。这两者都让“历史剧”变成了“古装剧”，甚至变成了“宫斗剧”“古偶剧”，其中以戏说历史剧为最。《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是戏说历史的代表作，紧随其后是宫斗剧《宫锁心玉》《甄嬛传》和架空历史剧的流行。这些电视剧把历史想象附着在古人身上，其实是借古人的酒杯抒发个人心中的块垒，与历史的总体精神相去甚远；还有的电视剧把严肃的历史欲望化，也直接导致历史剧争端的出现，《武则天》《李卫当官》《孝庄秘史》《大秦帝国之裂变》《大秦帝国之纵横》等电视剧都有这方面的嫌疑。这些电视剧把游戏和娱乐精神放大，把历史理性搁置一边，拿到了“市场”，却丢掉了“历史”。有专家说，“古装剧创作班底中，几乎没有历史顾问的位置”[3]高小立、赵彤：《2019 电视剧：打磨 专注 坚韧》，《文艺报》2020年1月22日，第4版。，可谓切中肯綮。当然，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也并非一团漆黑。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文学名著的改编风生水起，《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都可圈可点，历史剧的正剧审美带来的历史沉思与历史感悟催生了几部大作。《努尔哈赤》《雍正王朝》《一代廉吏于成龙》《大明宫词》《天下粮仓》《汉武大帝》《贞观长歌》《大明王朝1566》都从不同的视角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尽管其中不乏帝王将相的“高大权”[1]王醒、张德祥：《历史题材电视剧四题》，《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第80页。，但对于中华文化精华与糟粕的汲取与批判都堪称精品。《努尔哈赤》是代表了80年代历史剧创作高度的一部力作，为历史剧的创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电视剧不把人物当“神”而是当“人”来写，在以全新的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建构的艺术世界中，熔铸着艺术家在历史哲学引导下对历史事件独到的思辨史识，流贯着艺术家在艺术哲学观照下对历史人物浓烈的审美诗情。“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真假对错,一切都可分明。”[2]陈家林：《关于电视连续剧〈努尔哈赤〉的创作随想》，《中国电视》1987年第1期，第127页。我们之所以欣赏这部电视剧，主要是由于这部剧对待历史的现实主义态度。《一代廉吏于成龙》以于成龙二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作为表现内容。当代观众其实并不着意于康熙给予他“天下廉吏第一”的赞誉，而是欣赏他作为一名古代的官吏，他的勤俭自律、廉洁刻苦、勤政爱民，是他从政生涯中深得百姓爱戴的因果探寻，也是当代“公仆”们的镜鉴。历史唯物主义从不割断新的社会关系与旧的社会关系的联系，新“时代精神”要从旧社会的基础中孕育与成熟，历史题材电视剧是完全可以为新时代的“时代精神”提供丰厚的营养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3]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19页。历史题材电视剧所表现的人和事，且不说中国传统美学“合天人、通道艺、重体悟、标圆览、法自然、主中和、观变通、重创新、论品性、务博观”[4]蒲震元：《中国艺术批评模式初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页。的艺术批评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仅就“时代精神”而言，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也是丰赡和培育“时代精神”内涵的营养。

二、“时代精神”呈现的美学途径

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总能让观众从中得到审美的享受和心灵的净化，仅就电视剧“时代精神”的审美呈现而言，其实现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探索。

　　第一，电视剧是一种形式与内容相融通、相统一的“综合审美”或“多重审美”，这与“时代精神”的丰富内涵相统一。审美是人的社会属性的体现，“时代精神”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浓缩和概括。电视剧要深刻地揭示“时代精神”，其审美表达的路径不仅仅只是一些艺术手段的运用。作为一种形式与内容相融通、相统一的多向度审美，电视剧的审美价值的实现并不是康德所言的不涉利害的无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纯粹的审美。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审美面向的艺术，在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审美共同体的构建中，“‘美’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与政治、权力、阶级，甚至是经济、性别等复杂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段吉方：《审美与政治：当代西方美学的政治转向及其理论路径》，《外国文学研究》2017 年第6期，第159页。，它既包含有审美意识形态的诉求，也包含了道德审美、伦理审美的内涵。以电视剧《特赦1959》为例，作为一部政治敏感度较高的电视剧，其政治话语建构的审美意义在于，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通过一群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带有偏见的战犯的思想改造来证明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合法性，这未尝不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代精神”的另一种表述。电视剧通过大量的细节来表现意识形态阻隔和偏见的拆解，将意识形态审美化建立在“战俘”的“心服口服”的艺术形象创造，从而阐述这一历史理性。另外，电视剧还巧妙地将意识形态叙事转化为道德叙事和伦理叙事，构成了这部电视剧艺术的“多重审美”。如蒋介石对杜聿明家属的薄情寡义和刻薄，与中国共产党的重人伦、讲大义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其中就包含了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和伦理审美。这种道德审美、伦理审美与意识形态审美的互相阐释，还在护士梁冬芳形象的创造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作为“功德林”的“小天使”，她从来不觉得关押在功德林管理所的人是战犯，相反她把这些人当成需要照顾的病人，所以战犯都受过她的恩惠。她的思想性格和行为举止，代表了新生政权温暖如春的一面，成为意识形态审美与人性审美相互结合的较好范例。正是将“时代精神”建立在多重审美构成的艺术张力之上，增强了该剧的感染力。

　　第二，电视剧“时代精神”的呈现与电视剧对生活美的开掘有较大的关联，尤其是对日常生活“平民美学”的认同向“人民美学”的提升体现了新时代电视剧的思想高度。自电视剧复苏以来，出现了一大批以普通人为表现对象的电视剧，《家风》《外来妹》《篱笆女人和狗》《渴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金婚》《父母爱情》等电视剧都倾向于发现普通人的生活价值，以家庭伦理剧为代表，平凡美学趣味蔚为壮观，一度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近两年来，《初心》《阳光下的法庭》《归去来》《正阳门下小女人》《黄土高天》《那座城这家人》《北部湾人家》《大江大河》《外滩钟声》《姥姥的饺子馆》等电视剧塑造的也主要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形象。剧中的主人公都是处在社会基层的普通百姓，所呈现的生活都是带着“毛边”的现实生活。按理说，他们的生活与“时代精神”看起来有着较大的距离，这些稀松平常的普通人和他们的生活又如何体现出“时代精神”？很显然，这些电视剧与20世纪90年代对底层平民关注的视点不同，也与“平民美学”趣味不同，新时代对于普通人的描述，不完全是家长里短、一地鸡毛的生活，而是注重从时代的“剧中人”角度开掘其生活的内涵，从人民创造历史的高度和人民性美学的价值立场重新审视普通劳动者艰苦奋斗的生活，“以人写史，以史写人”蔚然成风。电视剧《大江大河》描写的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三个人物形象，代表了我们身边那些脚踏实地的、勤劳勇敢的普通中国人，代表了从改革开放岁月中走过来的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他们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中不断探索和突围的奋斗历程，还原了那个我们不曾看清、甚至已经忽略的年代以及那个年代普通人的生活逻辑”。[1]陈友军、侯潇潇：《2018年献礼剧述评》，《当代电视》2019年第3期，第5页。毕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是千百万普通劳动者生活之流汇聚而成的江河奔涌，电视剧所表现的“时代精神”只有和这些奋斗者的生活逻辑辩证统一才具有说服力，才能让从时代的潮流中走过来的人产生刻骨铭心的共鸣。

　　第三，电视剧“时代精神”的呈现还需要思索艺术传媒的变革。借助艺术所处的社会传媒语境寻求“时代精神”的传达，在我们所处的互联网时代，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话题。“随着以电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大踏步将主战场移师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其专业优势和职业责任迅速使得回归秩序、重建权威成为融合媒体的新局面。让正能量主导内容，让主旋律主导舆论，让公共服务主导平台，在守正创新中，智慧广电将成为国家数字经济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廖祥忠：《从媒体融合到融合媒体：电视人的抉择与进路》，《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5页。传媒不仅仅影响受众，它还生产具有传媒气质的受众。在万物互联的时代，“网生代”作为一个不断壮大的电视剧艺术接受群体，他们对电视剧艺术的诉求、他们接受电视剧方式的改变以及艺术对他们的审美趣味的引导，都是“时代精神”能否有效传达的关键。艺术接受是一个自我心理认同的文化行为，电视剧需要具有更高远的视野让“网生代”脱离青年亚文化的不良影响，关注社会现实。

三、新时代“时代精神”艺术呈现的着力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与新中国建设初期“站起来”和改革开放“富起来”的“时代精神”内涵一脉相承，“新时代”赋予了“时代精神”表述“强起来”的精神需求。电视剧创作要在更为广阔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上着力，要具备国家民族“两个一百年”的历史视野，去努力发现“时代精神”内涵的演变，寻求美学思维与政治思维相统一的艺术表达。

　　首先，电视剧作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重要艺术样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的艺术创造工程。除了既有的意识形态逻辑、艺术逻辑、文化逻辑、生活逻辑，它还包含传媒的逻辑、市场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和技术的逻辑等多方面的要素。这其中，要保持电视剧艺术创作的正确方向，尤其离不开党和政府在文艺政策上的宏观调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就提出了文艺的基本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2017年以来，电视剧主管部门加大了电视剧整治的力度，反映“时代精神”成为主导电视剧创作的最强烈的呼声。“通过对每一个奋斗者个性和神采的展示塑造新时代奋斗者群像，弘扬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广播电视节目注入更深广的精神内涵。”[1]《总局：电视剧行业创作五大方向和五大整改重点》，2018年4月12日，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28087512_444456。这一创作目的的再次明确，对于改变电视剧生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2018年，为献礼改革开放40年，广电总局电视剧司遴选出了30部献礼剧；2019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广电总局开始投放86部展播剧。《大江大河》《外滩钟声》《姥姥的饺子馆》等电视剧聚焦“奋斗的人民”和“人民的奋斗”的故事，重点讲述时代生活中的平凡人物的生活变化，凝聚社会力量，唱响了电视剧的主旋律。

　　其次，电视剧与其他艺术一样，最能打动人心的是审美形象的创造。历代的文艺经典除了让我们记住其所呈现的事、情、理，总有让人念念不忘的艺术形象。电视剧要讲好故事，离不开塑造性格丰富的人物形象。从电视剧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引起轰动的电视剧，大多有生动的形象支撑。在其所创造的人物画廊中，李向南、刘慧芳、李冬宝、张大民、李云龙、许三多等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主要还是这些艺术形象的创造代表了特定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艺术家在艺术原创上用力，把艺术写在丰沃的大地上，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有亮点，有长处，保证了艺术表达的丰富性、多样化。

　　总的看来，“时代精神”的艺术呈现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这是因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精神”内涵，电视剧所呈现的“时代精神”总是在美学思维、历史思维的进步中不断被发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生活发生，每天都有先进人物涌现出来。艺术家只要深入生活，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敢于直面生活中的矛盾，尊重艺术创造的基本逻辑，那么，电视剧“时代精神”的呈现自然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