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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和被修辞的时代——读周庆荣的散文诗组章《创可贴》

时间:2023/11/9 作者: 诗选刊 热度: 8143
◆◇ 徐俊国

  修辞和被修辞的时代
——读周庆荣的散文诗组章《创可贴》

  ◆◇ 徐俊国

第十二贴:“活在朝阳之上”

而太阳一升起,便如正午一样热烈。

  我承认这是我病态的作息时间,我逃避了一半的白天的内容。

  在喧嚣的都市,我经常怀想独居山谷的时光。

  黎明时登山,等到山顶扛起朝阳,我站在山顶。霞光万丈的景象,什么样黑暗的心不被感动?

  我专注地热爱红彤彤的光芒,只是为了不被黑暗专制。下面的山谷,有多少事物仍然在匍匐?溪水像往常一样地流,溪畔的一株兰花,在寂寞地温柔。

  传说中自然的爱情其实就是事物相安无事,每当我感受人群里有一些心灵高深莫测,我就从山谷爬到山顶。

  在山顶之上。

  认真观察朝阳,布景先是一层薄雾,然后薄雾散去,天下大白。朝阳升起,如同真相终于大快人心。

  黑暗沉沦了太多的心。

  一些历史的面孔重复出现在今天,他们紧锁眉头,希望处于下风。

  人性的关系被记录成一块磁铁的两个同极,抵牾与排斥。

  我不按常理出牌,我用山顶的光明与黑暗握手,突然发现两块磁铁紧紧拥抱。这个发现让我热泪盈眶,生活的写真,绝望与希望的和解。

  活着朝阳之上,救我于深渊。

  黑暗之心委屈了生命,它需要光明疗伤。

  我想给最后的这一片创可贴取名为光明,朝阳那样的光明。贴我心里的黑暗,贴我之外所有那些黑暗的心。

  2016年7月3日—7月19日 老风居

  这是一个“被时代”,被动的“被”。我们被雾霾,被堵车,被按揭贷款,被平均,被夸张,被陪衬,被隐喻,被倒装,被反讽,被解构,甚至被不明不白地死去。在呼吸紧促的“被时代”,修辞作为一种语言活动,它所有的精彩和荒谬,被现实一一抄袭,甚至到了变本加厉的地步。因为被动的“被”,这个时代也成了“修辞的时代”,谁也逃脱不了修辞和被修辞的命运。要么去修辞别人(时代),要么被别人(时代)所修辞。我们在修辞里活着,一不小心,就活成了一个修辞,比如,忙得像一张人民币,累得像一个问号。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一个修辞。

  回头看看文学史,我们甚至发现,有的诗人和作家,终尽一生,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不可复制的修辞。如,屈原的投江,陶渊明的归园田居,鲁迅的弃医从文,海子的卧轨等等。一部长篇小说,写来写去,其实就是写了一个修辞,曹雪芹用70多万字写了家族的命运和爱的悲剧,归结为一个修辞就是“红楼梦”;莫言洋洋洒洒写了中国农村的生育史,用一个修辞来概括,那就是一个字:《蛙》。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用语言和修辞,与深不可测的这个世界进行着爱恨交加的交谈,表达着我们对世界、对生命和文学的理解。当现实被涂黑,我们需要一束光,清洗一下理想;当灵魂被拆迁,我们需要在废墟上找到体温尚存的词根,用艰涩的修辞完成对远方的祭献。周庆荣说,“吹去浮尘,世界就纯净了;吹去阴霾,人间就光明了;吹去噪音,我们的声音就能传得更远了。”

  今年春,在鲁院上学期间,在一家酒店的紫藤架下,我和周庆荣聊起语言的秘密、文学的意义,谈及他的散文诗写作中的理想、远方和温度,还谈及荒木经惟的摄影艺术。那时候,我已开始为《青年报》的“新青年”专栏画插图,他提了一些建议。正是在他和陈仓等朋友的鼓励下,我才把这个任务坚持到现在,至今已为杨绛、陈忠实、贾平凹、张炜、余华、金宇澄、刘庆邦、麦家、迟子建、方方、邱华栋、周大新、王跃文等人的作品,完成一系列的配图,每幅图都配几行诗意的文字。我为陈忠实的《白鹿原》画了纪念碑一样的锁,竖立在一本有眼睛的书上,配的文字是,“每一位作家的离去,都带走了一把钥匙,是锁让我们心生敬畏。”解读一个诗人或作家的时候,我总是想方设法找到一把钥匙,它可以帮助我们进入诗人和作家的精神世界。这把钥匙就是他的修辞密码。每一个诗人都有一个核心的修辞。我第一次读海子的时候,搞不懂他为什么如此悲伤,读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那是一首垂头丧气的诗,从希望到失望最后到绝望的诗,因为他永远活在没有明天的今天里,永远成不了“幸福的人”。所以,写诗的时候要小心,一不小心就写出了一生中的核心修辞。

  我对周庆荣的写作算是熟悉的。在“被时代”的修辞遭遇下,现代文明的空心人深陷泥沼而不自知,当大多数人耻于谈论“理想、远方、温度”这些关键词的时候,周庆荣以瘦硬的笔触重新构建并拓展它们的诗意。他的写作自信,一方面来自于对现实压力和人性敌意的深度破解,另一方面凭借了以柔克刚的谦逊和迎头而上的修辞勇气。他在近在咫尺的漩涡中,清醒地保持了道有远方、心有理想、诗有温度的担当意识,时刻坚守伟大汉语的古老伦理,所有的修辞都准确有效,如深及病灶的一次次针灸,刺疼这个时代幽暗不明的灰色区域,努力复活那些有可能苏醒过来的肉体曙光和灵魂器官;他擅长在心灵的正义与文明的旧秩序之间制造擦痕和张力,压住嗓门,一意孤行地提高诗人主体的诘问难度,又在摩擦生电的精神灼痛之中,忍住骨缝里的苦闷,为浑然不醒的喑哑者设置一个个震耳发聩的闹铃。

  在周庆荣整体的思想观念和诗学架构下解读他的《创可贴》,其机智和妙处,因为有根有据而更加可信。

  《创可贴》本来是我最新出版的诗绘本《你我之间隔着一朵花》中的一个局部内容,共十二帖,意在为肉体长大成人、精神留有创伤的现代人,做一次必要的止血和保护措施。创可贴不是万能药,它只是我被动选用的一个修辞。“被时代”的阴影之下,任何诗人的修辞策略、修辞系统和修辞效果都无法抵达真正的自由。本来可以用一个更有力的修辞来表达我的情绪,释放我对人世的伤感,平衡我对当下流行诗写的失望,然而,我只能言说到目前的程度。越来越多的诗人,写得越来越狠,活得却越来越平庸,他们制造着悲伤,也消费着悲伤,根本没有能力为读者稀释悲伤的药性,却租用诗歌的名号破坏了诗歌的疗救效力。认知的偏颇和写作态度的互相复制,让本该独特的“个人修辞”变成了似曾相识的“大众修辞”,长相不同的诗人使用着同一颗冷冰冰的心。

  出于某种警惕,在我的创可贴修辞中,我只能使用一种寂静而柔弱的语调,如“咖啡里有乌托邦,又甜又苦”。而我稍显低沉的日常化隐喻,被周庆荣提高到一个相对响亮的分贝,并向整个时代的镜像深处推进了一步。毋庸置疑,越来越多的现代人,越来越不健康,每一个人都需要创可贴。但是,周庆荣想到,“如果只有一片创可贴,你贴哪里?”贴脚,贴童年的那座山,贴水里的鱼,贴带刺的友谊,被功利伤害的爱情,贴近处的陷阱和现在的迷茫?他的思考范围更加宽泛,意义指向更加明确,并举重若轻地澄清了我语焉不详的那种暧昧和犹疑。这是周庆荣对“被时代”阴影下精神生态和世道人心的深刻洞察和反思,他态度温和的告病人书,既有疗治的药方和部位,又防止了创伤的发炎,减缓了现代病患者的内在焦虑。周庆荣深度演绎和准确拓展了我的修辞内容,打破了我的修辞局限,呈现给读者一个加长版的、升级版的十二贴。他在一个更高的精神刻度上,用散文诗的广视角技术,完成了对我的创可贴修辞的再修辞。

  在题为《守住自己的“精神根据地”》的对话中,我曾经将诗人的境界从低到高分为四类:一是用阴影把阳光弄脏的人;二是在阳光中诅咒阴影的人;三是在阴影中歌颂阳光的人;四是用阳光清扫黑暗的人。第二和第三类诗人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处理得过于简单,一个太执拗于阴影,另一个太迷信于阳光;第一类诗人让人厌恶,第四类诗人令人敬佩。这四类诗人对世界观察、理解、判断、把握的方式明显不同,所产生的写作动力也大相径庭,诗歌的力量自然就有天壤之别。我喜欢“清扫”这个具有正面意义的动作,不弄脏,不诅咒,也不去盲目地歌颂。我一直认为,在汉语写作不断分叉的发展路径中,应该增加一些疗救精神,多出一种柔软诗学。一首诗,一个诗人,境界的高低,在于能量的正负,作用的好坏。“把小伤口治好,我要健康地热爱一切。”周庆荣既不屈从于外部黑暗的挑衅,又能及时松开拳头,与人性的敌意取得礼貌性的和解。他的写作让人感到,惆怅无处不在,但世界还有救。

  2016年,对于出版诗绘本《你我之间隔着一朵花》的我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我试图让自己的写作对诗歌之外的人也能起到一点作用。信仰的雾霾和语言的不洁,提醒我退到自然,退到语言,我希望自己在自然的沉浸中更加理性地回望工业文明的病症,在语言的觉悟中实现更高智慧的人生哲学。我甚至绞尽脑汁地列出“退到自然”的21种做法和“退到语言”的9条要求,这是我继《我的诗人守则》之后,比较重要的一个自我规诫。写了20多年,我开始相信,诗歌的根本,就是“可以”(认识论)“怎样”(方法论)“塑造一个人”(目的论)。

  知道“风吹睫毛,心有悲伤”,看见“天蓝得没有皱纹,水清得可以用来哭泣”,相信“我爱的那个我,比我更好”,最终才能穿越生命的雾障,“活在朝霞之上”。周庆荣是懂贴之人,能参透我每一贴的真正用意。他视我为兄弟,我喊他叫兄长。在修辞和被修辞的时代,每一个诗人也是修辞和被修辞的诗人。共同的时代境遇,提醒诗人与诗人要紧紧握手,一起应对修辞和被修辞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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