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茜

1

周末，朋友陪我一起去看房。售楼员小张说，只剩一套跃层了，临街，电梯小高层。九跃十，合起来有九十多平。一进门，正对着一扇阔大的落地窗。站在窗前，向南眺望，视野开阔。元宝山连绵起伏，一览无余，一座灰色的塔像一只迷途的鹿立在山脊。

　　“它们看上去像一群白象，又长又白。”我想起了海明威的小说《白象似的群山》。尽管，没有树林隐蔽的元宝山在阳光下并不白，也不像一群大象。

　　仿佛是一种神秘的呼应，我听到了“咣当，咣当”的火车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几线阳光跳跃到视线右侧的两棵梧桐树上。

　　“介意火车的声音吗？这条铁路是货运线，火车不是很多，也不会鸣笛。”小张说。

　　怎么会介意呢？能望见白象似的群山，不正该有两条铁轨吗？

　　火车、铁轨、汽笛，与远方、文学以及某种暧昧的隐秘情怀，仿佛有着天然的联系。村上春树在小说《爱如半夜汽笛》中有一段经典对白：

　　女孩问男孩：“你喜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

　　少年想了想，用沉静的声音说：“半夜汽笛那个程度。”

　　少女默默地等待下文——里面肯定有什么故事。

　　对，里面肯定有什么故事。

　　说起来，买房的念头就像大晴天下雨，似乎没有预兆。2017 年下半年，不知哪根筋作祟，我一门心思就想买间温泉房。起初，在新城区的一个温泉小区看中了一间，五十平左右，高层，安静，推窗近可俯瞰鸭绿江，远可眺望对岸朝鲜风光。当即交了一千块定金。售楼员说，楼盘卖得钝，老板是日本人，资金链断了，人不见了，换了新老板，房子眼下是冻结状态，让我回去等解冻消息。不料，一个月后，解冻的消息没等来，倒是疯传开发商一房多售。签了购房合同办不出房产证的业主，蜂拥去售楼处维权。火速联系售楼员，他已跳槽到另一家售楼公司去了。经过一系列交涉，才把定金退了回来。

　　我苦恼了一阵子，很快就柳暗花明。朋友说，市郊有一片正在开发的温泉房，价格适宜，其兄就在那买了一套七十平跃式楼。我太喜欢跃层了。老电影里，总是会看到旧木楼梯，暖暖地伸向未知的空间，我喜欢那种延伸感，喜欢那种踏在木质楼梯上的感觉。想想看，坐在厚重的木质楼梯上看书，阳光在白墙壁上颤动，像欢快的溪水，流淌着琐碎细小的幸福。

　　现在，这样的一套房子就在眼前，好像没什么可犹豫的。

　　不过，勾起我岁月沉思的，却是过往岁月中连绵不断的住房经历……

　　十几岁时，我家住一栋老式二层楼，穿过狭长的棚厦走廊，便是一楼的厨房，水泥楼梯从厨房直上二楼，楼梯顶北侧，一扇小门连着一个一平米左右的小阳台，别说望风景了，仅在阳台上站一会儿，车来车往的马路噪音就会像北风一样灌满耳朵。虽说二楼是我的卧室，可空间逼仄，连一张像样的书桌也放不下，而每到冬天，我床边都会多出一口粗瓷大缸，装着全家人一冬要吃的国光苹果。苹果是不被允许敞开肚皮吃的，可它的香气会顺着楼梯飘到楼下，惹得弟弟常半夜蹑手蹑脚上楼，在我床边偷啃。那时，我做梦都想拥有一间只属于自己的阁楼，再也不要储存苹果。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房子有水有电就可以入住，没有谁家会去大肆搞装修，也没人在意你脚下踩的是地板还是水泥地。我家的水泥地面总是清扫得纤尘不染，楼梯的扶手是铁制的，冰凉粗糙。因常被手摩擦，发着青白色的暗光。没有客厅，也没有沙发。我的卧室里靠床放着一个简单的衣橱，就算是家具了。

　　耿耿于怀的记忆是这么一次：那天是新年前夜，据说县城发生了一起抢劫案，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在刑警队，审讯途中竟逃走了。傍晚，天色渐渐暗下来，黄色的灯火波纹般漾开，影影绰绰的窗口透出日常氤氲出的暖意。饭桌已摆上，饺子已煮好，母亲正在厨房翻炒最后一道菜。突然，隔着窗户，我依稀听到棚厦的门发出细微的碰合声。我没太留意，以为是风吹的。谁曾想，两个警察急匆匆跨进门来，询问有没有陌生人来过。我脑子忽地一紧，想起了刚才的门响，下意识用手指了指棚厦。两名警察立即心领神会，大步穿过院子，一把推开棚厦的门，用两支手电筒交叉射在一只倒扣在地上的大竹筐上。那个逃跑的犯罪嫌疑人就躲在里面。在警察掀起竹筐的刹那，我见到了一双我这辈子从未见过的男人的眼睛：惊恐中混合着悲伤，惶惑中夹杂着绝望，他在竹筐下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后来我知道的案情大体是这样的：这个男人的妻子瘫痪两年，需要人朝夕伺候，娘家人婆家人都迅速地抽离了他们的生活，只有男子不离不弃，可现状使他无法出门打工。家里还有两个小儿要养，生计困顿致使四十来岁的他铤而走险，在某处进行抢劫。

　　他在审讯中伺机逃走，却慌不择路，逃到隔壁。是的，刑警队距离我们家只一巷之隔。大约他想在筐底躲过漫长的一夜。他还年轻，可头上参差的白发在电筒的光束下冷得刺目，像一簇银针扎在我的心上。

　　说不好是为什么，这段记忆一直在我脑中萦绕不去。

　　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里所说，“生活中一切的疾病、失败，都使我悲伤，就好像身体的某一处被沸水烫过后，留下了一块永久的伤疤。尽管我知道，每一片树林中，都有某棵树木因种种原因干枯而萎谢。”

　　第二天一早，母亲喊我和弟弟去邻居家拜年。每年初一，我们楼的小孩子一早都是要挨家挨户去拜年的。可那个新年过后，我讨厌铁皮门发出的浮响，讨厌门上那个虚张声势的铁插销，走过棚厦长长的门廊，我会莫名地心慌。

　　过了一些年，我读到《一个人的村庄》，刘亮程讲，有个老人在冬天冻死了。他说：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孤独地过冬。

　　是的。那个躲在竹筐下的男子，他的寒冷太巨大了。我不知道如今他在哪一个角落，或是慌张地低首疾走，或是沉默地望向天空。

2

从“上古穴居而野处”，到“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我们走到哪里好像都是房子的人质，无法剪断这根脐带。而对房子而言，我们并不比自然中的鸟类知道得更多，就像一只被玻璃窗撞得筋疲力尽的苍蝇，它对那个无法逾越的障碍物也知之甚少。

　　五六岁时，我和弟弟被寄养在姥姥家。姥姥家所在的村子三面环山，偏僻闭塞。老房子就坐落在山脚，离最近的邻居有一公里，一条大河分开了房子和田地，你要翻过一座小山包才能看见大路。田舍、树木、房屋，零落的篱笆，都带着点破败与灰暗，像是某位不入流的抽象画家的油画。远远看见房子的轮廓了，先听到的是大河的滔滔声，你能想象到，大山南面的长河，有着怎样宁静的热闹。鱼只有寸把长，顺着水流东躲西藏，你要是翻动一块活石，没准会蹿出来一条水蛇。你很难见到那样清澈的河水，连空气都被洗得透明。一切都是透明的，萝卜是透明的，白菜是透明的，草木也是透明的。河的另一岸是一片杂木林，有一种枫杨树，结着长长的树种，树皮有一股清香。我和舅舅用木棍敲下树种，捡回家喂猪。

　　那是最古老的房子，也许你见过，进门就是堂屋，被火熏过的松木房檩黝黑发亮，房梁根根圆直结实。堂屋中央摆着一张长方形高桌，长长的四条腿，泥地磨得发亮，两片木插门上刻着最简单的纹路。我的两个太姥爷常常一人捧着一缸粗茶，坐在长桌边下象棋。冬天时，炉子上永远有一只黑壶“吱吱”冒着热气。

　　他们坐着的太师椅无疑是家里最精致的家具了。这两把太师椅是上等花梨木材质，四条腿方材直落，至底端呈马蹄足，矮壮有力，配有四根管脚枨。扶手、椅背皆雕有拐子纹，搭脑两端向内翻卷，牙板雕着卷云纹，自然舒展。靠背光素无纹，靠上去，熨帖踏实，扶手末端有着弯曲的弧度，两手一搭，人仿佛就有了精气神，立时庄重恭敬起来了。

　　堂屋的后窗就不一样了，它就像一幅油画的亮色部分，尽管墙根爬满了苔藓。山楂树虽已被虫子蛀空，但仍然会结出红彤彤的果实。还有一株老梨树，一到春天就开出密密的白花。我喜欢拉开后门的长门闩，跑到小山坡去，小山坡倾斜而上，连着远处更高更青的山脉。有一处悬崖，瀑布一样直挂着，生活不下去的人就会从那里一跃而下。听闻曾有一个寡妇拉着自己十几岁的女儿一起“滚了砬子”，村民说，那孩子是不想死的，学习好着呢。拗不过母亲，被强拉着跳了崖。

　　我不敢去悬崖边，只在小山坡上看大雁排着队落在野塘里，听林鸟“叽叽喳喳”跳到一根树梢上，在草丛里追着螳螂和蝴蝶，甚至还追过一只游隼，采野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或者到溪水里抓蝲蛄虾烤着吃，冬天在屁股下垫着树枝滑冰排。

　　我之所以对那座老房子念念不忘，是因为那是一座真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房子。在那里，我跟鸟儿和野花成了朋友，自己也成了自然中一株自由生长的野生植物。而此后，我住过的所有房子，都远离了真正的自然之物。

　　在我看来，那里唯一的遗憾是没有铁路线。喔，别说火车了，连汽车也看不见。自行车都是稀罕物。

　　有时，我爸会骑着自行车来看我们。只要他的自行车出现在小山包上，大家就知道是我爸来了，他的身后必定会跟着三三两两的村民，一直跟到姥姥家，靠在门口，看我爸拿出什么礼物来。

　　“太师椅原本是有六把，队长趁你太姥爷没在家，借去了四把，直到你姥家搬家，你爸才给要回来。”我妈说，“下放户，在村里总是被欺负。”

　　“穷山恶水。”当她说出这句结束语，她对那个村庄的恨意才算有了着落。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民风淳朴也罢，世外桃源也好，有时不过是局外人的一种愿景。有一些事倒是确实的，那就是我妈说的，因为我们当初是“下放户”，所以在村里总是被欺负。

　　村里有一个叫荷花的妇女，她的样貌、年龄我完全没印象了。这名字之所以在我脑海里刻下了烙印，与“荷花”没有一点关系。

　　我爸有次出远门，给我带回一条红纱巾。我喜欢极了，立即戴在脖子上，爱不释手。尾随我爸进门的荷花看见了，她踱到我姥面前，倚在门框上，张口说：“把孩儿的纱巾借我女儿戴几天，她要相亲。”我姥瞅了我爸一眼，我爸说：“喜欢就自己买，孩子还没戴够呢。”

　　我姥性子懦，觉得荷花的男人是队上的会计，得罪不起。我爸走后，她到底把纱巾借给了荷花。说是借，却没有还回来。我妈知道后，更讨厌那个村子了。

　　当然也有扬眉吐气时。我爸有辆小金鹿牌自行车，青岛产的，在当时是名牌产品。传说中的“回链刹”就是它。我爸那时候还是一名道班的修路工，修路之余最开心的事就是把自行车擦得锃光瓦亮。每次他骑着自行车到我姥家，都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队长也有一辆自行车，只不过他的自行车是拼装的。但他注意到，他自行车的车胎纹印与我爸的完全相同，便说自己的车是大金鹿。有一回，我姥爷借队长的自行车到镇里，回来时轮胎扎了一个大洞，队长急了，一口咬定我姥爷将他的好车胎跟我爸的破车胎偷换了。生产队的人正闲得抓耳挠腮，听闻此事，合起伙来起着哄，一路跟着队长到我姥家，当着我姥全家的面把他的车胎扒下来，扔到院子里，叫嚣着让我爸把车胎还回来。我姥爷无法自证，蹲在墙角，一声不吭，好似默认自己换了车胎。经此一闹，我的舅舅小姨羞愧到不敢出门。我姥咽不下这口气，苇席也不编了，一个人到道班去找我爸告状。

　　我爸立即请了假，骑上自行车就奔到生产队。那时大家伙正在干活。据我爸说，他大手一挥，高声喊道：同志们都停一下，我有话说。原来我爸天天擦车，对自己的自行车了如指掌。他知晓小金鹿的车架、脚蹬和车胎上都有完全一致的出厂年份和出厂序列号，那相当于一台自行车的身份证。我爸喊了到丈人家串门的镇文化馆馆长当见证人，当众把队长的车胎和自己的车胎做了比较，分别与自己车架上的出厂年份和序列号对照，真相瞬间一目了然。我爸对队长说，既然跟我换了轮胎，你就吃点亏，用我的吧。事实上，队长的车胎是新车胎，扎个眼补上并无大碍，而我爸的车胎用了很久，已磨损得没了棱角。

　　我爸一战成名。每讲到这一段，他仍旧会慷慨激昂：“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不在城里吃闲饭，到农村参加劳动，接受锻炼的。你作为生产队长，欺负下乡户，配当一名党员吗？”我爸说，他当时还引用了若干段语录。那时候的他年轻气盛，脑子灵光，又能言善辩，队长被他怼得哑口无言，满脸通红地蹲在地上。

　　“一辈子都不想再看到那座房子。”我妈说。尽管她恨的并不是房子。我姥家回城以后，她的确再也没回过那个村子，甚至有时远远路过那儿，她都要扭过头，连往那个方向看一眼她都不愿意。

　　我却时时会想起那里。当我厌倦了灰尘、混凝土、霓虹灯和各种声响组成的虚无时，我怀念着那里的一草一木。对我来说，那是最自由、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我担心回忆会在纪念中渐渐消失。前几年，凭着模糊的记忆自驾到村口，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派陌生景象。我姥家的老房子闲置很久了，像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佝偻着腰身，目光浑浊，遍身灰尘。窗口裸露，房梁上挂满了蛛网。木门上的锁歪在一边，生着锈，农具像一堆破烂杵在那里。印象中，屋门前的木篱笆上时常有小蛇盘在上面，可篱笆与蛇都不见了踪影，门前的大河套几乎断了流。从前，河套是小孩子们最喜欢的乐园，在厚厚的沙底能摸到手掌大小的黑蛤子。如今，只有大大小小的碎石横七竖八地躺在河道上。通向大路的小山包，被挖沙人挖穿了，像被抽去了筋骨的牲畜，瘫在那里。

　　无人居住的房子，就像钉在墙上的蝴蝶，再也不会扇动翅膀，成了没有声息的标本。

3

古人说安土重迁，皆因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一所房子，无论是草房、砖房，在遮蔽风雨的功能上，并无区别。只有浸染了人情，房子才算有了血脉。

　　到了入学年龄，我回到父母家。我家的草房子位于古镇的山脚下，沿着石板铺成的马道，上行两三百米，抬头便能望见有两三百年历史的古戏楼。草房子低矮、阴暗，人一进门，阳光就被挡在门外。

　　让我欢喜的是院子。我妈在院子东头种了一棵白樱桃树，在西头栽了一株白牡丹，她用细木条做篱笆，让眉豆秧爬满篱笆。眉豆开紫粉色的小花，断断续续从夏天开到秋天，小蝴蝶一样。每到四月份，我们眼看着牡丹的花苞一天天鼓胀起来，到五月份开出大朵的白花，照得四围的房子都亮起来了。四邻八舍吃过晚饭，便会一手提着小板凳，一手端着装满粗茶的大茶缸，坐到我家的院子里看牡丹、唠闲嗑。

　　“今年开了八朵吧？去年我记得好像是七朵。”总会有人这样说。

　　“去年你也是这么说。”

　　“哈哈……”

　　七八月，白樱桃结出珍珠般的果实，星星一样躲藏在叶子中间。我妈会采来柞树叶子，圈成一个圆锥形，装上熟透的白樱桃，打发我送给住在戏楼边的四姨姥，也送给来院子里玩的小孩子们吃。我四姨姥生着很严重的病，可她一有点好吃的东西，就会用纸包着，一步一挪地下山，送给我和弟弟吃。

　　有一个春天，好像只一个白日，连翘便把马道的两边都染黄了。天色刚有点发暗，我四姨姥便来了，在门口轻声喊我的小名。我飞奔出去，见她手里擎着一个黄纸包。“光头饼，”她说，“快吃吧。”

　　那天晚上，我们刚睡下，就有人拍打窗户并大声喊我爸，我爸慌慌张张从炕上跳下地，连鞋都没穿就跑了出去。原来是我四姨姥犯了病，我爸虽及时给背到了医院，但仍旧没有抢回她的命。那年，她才六十岁。我永远失去了回报她的机会。

　　在我心里，小院冷清了许多。

　　我家左侧住着一对六七十岁的老夫妻。无儿无女，性情有点孤僻，不爱搭理人。邻居们都说，不养孩子，年轻时候图享受，老了怎么办。老头儿姓曲，因跟我妈同姓，平日里来往多些。老夫妻家里有些杂活，常找我父母帮忙。作为回馈，老太太时常偷偷把我喊到她家里，从铁皮盒子里拿出几块饼干给我吃。那时候，小小的我下定了决心，吃了那么好吃的珍贵的饼干，我要一辈子对曲老太好。可没多久，老头儿去世了。老头儿的侄子赶来处理了后事，卖了老两口的房子。曲老太被送进了敬老院。

　　我家右侧挨着一户姓杨的人家，姑娘出嫁了，家里只有母子两人。老太太肺不好，常年咳着，身子都咳矮了。小杨遗传了他母亲的肺病，出门必咳一阵。他没有正式职业，腋下成天夹个小包，我爸说他就是个街溜子。我妈说，管他溜不溜街，能好好养着老太太就行。小杨的孝顺倒是有目共睹，什么好吃他就给老杨太太买什么，中药也是一袋袋往家拎着，可娘俩仍旧咳个不停，连我弟弟远远看见小杨，都会学着他咳两声。他家养着一条大土狗，平日里拴在门口，见人就疯了一样叫唤。

　　我妈常替老杨太太煎药。有次她手头有活儿，就打发我去给老太太送药。我端着钵子刚走到门口，那条大狗就挣脱了锁链，扑到我胸前，对着我的左眼咬了一口。我的惨叫声引来了救援。幸运的是，它咬在我眼皮上，没咬到眼球。缝了几针我忘记了，只记得我妈带我去医院换药时，还心有余悸地说，你要是变成“独眼龙”了可怎么办呢？在我左眼被纱布蒙住的那段时间，我妈为表达她的歉疚，每天给我买一个苹果。那年代，苹果真是止痛剂。生个小病感个冒，吃个苹果就好了。只不过，我左眼皮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疤。换作现在，那多少算是毁容了，不要求对方赔钱是不可能的。可那时候，近邻之间犹如亲人，没人会去要求赔偿，连埋怨都不曾有。

　　这次事件的后遗症是，我从此怕狗，哪怕是很小的流浪狗。

　　九岁时，我爸调到县城的公路段，家要搬到县城。草房子一千五百元卖给了一户周姓人家。

　　我的同学张冬梅跟我住在一条街，放学总是到我家跟我一起写作业。多年后，当我辗转联系到张冬梅时，她在微信上回忆说：“是周六，我上午在你家写作业，知道你家下午搬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借口头疼就回家了。”搬家的车装好后，比我大一岁的我大伯家的小哥跟在车后面，递给我一毛钱，说，妹，拿着买好吃的。多少年来，我都忘不了这一毛钱，那是一个小孩子所能给予的全部。

　　每次回到家乡，我都要去老房子附近转转，请我小哥吃个饭。老房子在，亲人在，心就会踏实很多，回忆也就有了落脚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严打”，县城里不时会开公判大会，场面沸腾，万人空巷。重刑犯被民警押解在卡车上，五花大绑，他们胸前挂着一个大白牌子，用黑笔写着罪名和姓名，死刑犯的名字上还打着一个大大的红叉。有一次，我在大卡车上的死刑犯中，竟然猝不及防见到了小杨，他胸牌上“流氓犯”三个字极其醒目，名字上大大的红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宣判完毕后，小杨和其他几个死刑犯被游街示众，随后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小杨的姐姐追着刑车，哭喊着她弟弟的名字。而小杨，没有流一滴眼泪，只大声叮嘱他姐姐，“别忘了把被褥拿回家。”

　　我常常会想起这个场景，和他的那句话。“别忘了把被褥拿回家”，似乎是证明他多么热爱生活，以及多么热爱温暖地活着。可事情究竟怎么到了这般地步，谁知道呢？

　　我刚参加工作时，去敬老院看过一次曲老太。老太太见到我，倒有点意料之外的开心。可我多年后回忆起来，却又后悔又遗憾。后悔的是，我只买了水果，并没有给她一点零花钱，其实我隐约知道她是缺钱的。遗憾的是，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近几年，老镇改造，旧房子、门洞子都被拆得片甲不留，我家原址变成了古镇一条街，戏楼下一夜间盖起了鳞次栉比的仿古建筑，乍一看，檐飞壁立的，倒真像一座古城，不，像一座古城的赝品。

　　我的心又多了一条缺口。

4

其实，眼下这条城郊的铁路线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所就读的师范专科学校正位于铁路线的东端。那时，通向这里的只有10 路远郊车，半小时一趟。

　　考试之前，总要临阵抱佛脚。我和我的下铺王侠最喜欢背书的地方就是铁路线的西端。那里零落着村民的白菜地、萝卜地。找块石头坐着，伴着火车声背诵“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或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真是又豪迈又过瘾。偷摘村民的白菜心和萝卜，也是常有的事。在此，要诚恳地说声对不起了。没有考试的下午，我俩会沿着铁路线一直向南走，直走到暮色苍茫，将所有的心事都甩在身后。

　　刚搬到县城时，我们没有住房，临时住在我爸单位。公路段设在一个靠近河边的大四合院里，出门是一条大河沟，向南也有一条铁路线，越过铁路线，就是我就读的小学。院子里除了我们一家，只有守门人李大爷和临时工魏姨。李大爷是山东人，极瘦，佝偻着腰身，手上总是拎着一把水壶。我妈下班回来，从收发室经过，李大爷总要问同一句话，“哈（喝）水吗，韶华？”韶华是我妈的名字。我和弟弟见到他，则会抢先问候他，“哈（喝）水吗，李大爷？”被抢了台词的他嘿嘿一笑，拎着水壶去烧水了。

　　我弟弟养了几只小鸡，宝贝一样，每天放学都要到鸡笼边跟鸡说话。忽然有一天夜里，小鸡被咬死了两只。弟弟哭哭啼啼去找李大爷，李大爷抽着旱烟，沉默半晌，说，是黄大仙干的。弟弟自然不知道黄大仙是谁。李大爷神神秘秘地给弟弟一沓烧纸，让弟弟黑天时把纸烧了，还要绕院子一圈，边绕边求祷：黄大仙，不要再咬我的小鸡了，我养着它不容易啊。说来也巧，那以后，弟弟的小鸡再也没被黄鼬咬过。黄大仙一事虽纯属迷信，但弟弟从此以后特别崇拜李大爷。

　　魏姨四十多岁，长得有些胖。她不大爱说话，但特别爱笑。谁见了她都说她一脸福相。空闲时，她常带着我和弟弟去河沟大闸钓河蟹。那年月的河蟹傻傻的，呆呆地扒在大闸的水泥柱子上，我们用竹竿绑个网兜子，便可以轻松逮到几只。魏姨烤的河蟹，火候正，鲜香味迎风会送出二里地。

　　没想到的是，魏姨的福气并不多，她的两个儿子都是在十八岁时意外离世。我们搬家以后，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过李大爷和魏姨了。

　　铁路线总会引起我的回忆和思索。如今，因为买房再次来到城郊，此地已今非昔比。我熟悉的小市场变成了大集市，每周一和周四是赶集的日子；我拍过艺术照的二层楼照相馆萎缩成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脸，道路宽阔，商铺林立，人群熙攘。铁路南侧的菜地都不见了，代之以防护林。我的母校也由专科升为本科，大门由东边换到了南边。通往市内的，不仅仅只有10 路车了。尽管如此，这里仍旧是郊区的样子，与市中心泾渭分明。对这片地方，我仍有难以细述的亲近感。

　　年轻时，总觉得房子越大越好，朋友越多越好。人到中年，我身边能谈得来的朋友不超过五个，也完全没有换大房子的想法。结婚以后，也换过房子，搬过几次家，不过是从一所楼房换到另一所楼房，格式化的建筑，乏善可陈。每天朝九晚五地上班，连邻居都没认熟。

　　如今，温泉房变成了一个舒适的小窝。一进门的大窗下，我砌了一个宽敞的温泉池，全玻璃拉门，缓步台上搭上防腐木板，拉宽四围的边台，一边泡温泉，一边喝茶，方便又实用。

　　没有电视，摒除了一切不需要的东西。装上了水曲柳的木楼梯，跟想象中一样厚重踏实。清晨，光线会准时投射到楼梯中间的白墙壁上，像给墙壁安上了一扇透明的后窗。我有时会拿本书坐在楼梯上，读或者不读，并不重要，就那样坐着，就会心生欢喜。

　　楼上空间只够安放一张床，外加一个小书房，临时有客人的时候可以居住。书桌的正上方墙面上，挂着世界经典作家的小肖像：马尔克斯、福克纳、桑塔格、杜拉斯、伍尔芙、大江健三郎、萨特、塞林格、凯鲁亚克、博尔赫斯。我读他们，也写他们，他们于我，既是仰望，也是陪伴。东面墙上开一小门，外面是个十几平方的露天平台。我在篱笆边种了各色月季，也种了蔷薇和百合。夏天时，花开得热热闹闹，单是对着一朵盛开的月季花，我都会看上许久。就像《小王子》里说的，“也许世界上也有五千朵和你一模一样的花，但只有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那年四到六月，因为特殊情况，我们居家办公，我还尝试种了蔬菜——小白菜、生菜、香菜、茼蒿，每天给它们浇水，拔除杂草。蔬菜长得很快，吃不完的就分给了邻居。

　　此时，晚上九点三十五分。一列火车刚呼啸而过，“轰隆隆”的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我推开窗户，远山模糊的暗影，与天融为一色，近处的点点灯火，像沉默的旧日时光。一切房子都跟人有关，跟命运有关，跟世事沧桑的勾连有关。川端康成说过，只有日记和文字能证明你如何活过。房子是另一种立体的日记，也是另一种现实和文学。我又想起了海明威，以及他的白象似的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