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东

一

说刘邦，不得不先说项羽。项羽乃贵胄，年轻英武，每战必胜，及亡，又见儿女情长。鲁迅说，中国人鲜有尊敬斗败的拳师。至少从太史公以下，国人之于项羽的态度来看，鲁迅是不大正确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之死和汉军诸将为争项羽遗体自相踩踏的丑态，两千余载之下，依然让人感慨。失败的豪杰依然是豪杰，得天下的无赖依然是无赖。但冷静想想，刘胜项败，实在是必然！刘邦败得起，胜得起；项羽则胜不起，败不起。刘邦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失败时一路狂逃，父亲、妻子、儿女俱不惜，鸿门宴上大行不顾细谨，偷偷溜掉。即使孤身逃命，亦绝地再起，不屈不挠。及全胜，既大封争夺项羽尸体的将领，又以公礼厚葬项羽，亲祭亲拜。不搞株连，封项羽旧部，安江东民众，致天下平定。项羽则胜时跋扈无礼，放逐义帝自立，败时大失章法，意气用事，自戕身死，江东千里拱手送人。如此无谋无智，天必亡之。

　　轻生死重然诺，是战国和秦的时代精神，当时墨学兴盛，“墨门多侠”，牺牲自我以利他人，是众所信奉的核心价值观，田横及其五百士如此，项羽其实也如此。可惜项羽至死也没明白，刘邦和自己争的，是天下之得失，而非一战之胜负。项羽之亡，固非战之罪，而罪在只知有战，不及其余。以马上得天下尚不可，岂能马上治天下乎？以此观之，楚亡汉兴是必然的，也即合乎天命。如此看来，项羽曰“天亡我”，甚有道理。

　　刘邦是儒家学说践行者，大礼不辞小让，撕毁和约进攻项羽，一桩桩一件件，都不那么光彩。刘胸中怀有的是天下，自己也是刘氏集团的一分子，不能以一己之恩怨情仇毁了整个事业。人格层面，刘邦较项羽、田横等人更成熟。汉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源自刘邦，汉之后文人治国，少行侠之士而多直谏之臣，江山才能巩固。

　　刘邦比之秦始皇、项羽，要不自信得多。但正是这种不自信，使他更忧患、更谨慎，考虑更周全，后手安排更多。始皇如虎，气吞万里；项羽似豹，独行无敌；刘邦若猿，闪转腾挪。虎豹既灭，猴子称王矣。虽然他的历史地位众说纷纭，但众口一词都称其为天才的领导者，其突出表现有：第一，敢于建立平台，且能建好平台。许多时候，不是缺少人才，是缺少平台，秦末天下大乱豪杰蜂起之际，刘邦还在沛县跟着萧何混，但他果敢地斩白蛇起事，独立拉起队伍。先把原有的兄弟召集起来，建立了最核心的团队，他当然成了总舵主。第二，善于团结人。“善将将”可以说是刘邦的金字招牌，也是他战胜项羽等强敌，夺得天下的根本原因。刘邦将将，用人之长，好听人谋，但同时又能明辨利害，择善而从，不被臣下牵着鼻子走。自知军事才能有限，不强逞能，不刚愎自用，给将领充分的空间，但搞细腻操作的本事独步一时，将领虽悍，却往往被一招制服。合群，讲哥们义气，不仅与将领们打成一片，对普通士兵也没架子。如此，将士感恩用命。情感留人之外，还待遇留人。刘邦不吝封赏，谁打下来的地方就由谁称王，大大激励了将领的战斗积极性。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项羽以复兴楚国为目标，刘邦则号召先秦诸国旧贵族反秦，被他们视为复国的依靠，纷纷起兵归顺。第三，与时俱进，及时根据环境任务调整策略。刘邦一个明显特征是可塑性强。不仅个性在当皇帝后改了很多，更重要的是，每个阶段工作重点和策略都明确、正确、准确。更本质处在于，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因反秦而欲废除秦所有制度复辟周朝时，刘邦却要在“秦政法”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大一统帝国。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刘邦得天下，良有以也。第四，有全面的组织构架。与当时其他豪雄单重军事不同，刘邦军事不擅长，仗更多由韩信等将领去打，自己则在政治、制度、文化、民生等方面费心着力。因有全面支撑，后方稳固，固屡败而元气不伤。战无不胜的项羽之所以战败身死，就是听到四面楚歌，以为老根据地都被占了。他不肯过江东，其实是怀疑江东已沦陷，渡江即被虏。第五，从善如流，知错能改，不残酷，不吝啬。刘邦算不上仁慈，称帝后杀灭功臣，尤令人齿冷。但与秦始皇、秦二世、项羽，甚至吕后比起来，刘邦的确算不上残酷。首领不残酷，在下者感觉安全，自然愿归顺。刘邦从价值实现、物质激励、情感拉拢三个层面，使属下倾心尽力地为己所用。

二

打天下难，坐天下更难，作为“初代创业家”的刘邦更是体会过“难上加难”的滋味。立国之初，势头正盛的刘邦却在征讨匈奴时被围困在白登山，命悬一线。他过赵时箕踞谩骂，不过是想出出被匈奴围困时受的窝囊气，又在自己女婿地盘上，就像到家了，稍微放松，露出“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真性情。不料赵王及其臣下却不容他。赵王虽不同意杀了刘邦，但“啮指出血”，可知内心同样非常愤恨。从赵国二相“天下豪杰并起，能者先立”的话可知，刘邦皇位很不稳固，内部随时可能叛乱。先秦六国的旧贵族，时时幻想回到五霸七雄的局面。刘邦这个汉天子，被下属认为是周天子。如何夯实自己的权力基础，是刘邦面临的第一大事。路漫漫其修远兮，刘邦上下求索。

　　胜利果实分配不均，常成为内部危机爆发，甚至组织崩溃的根源。对于分配胜利果实，刘邦的理念从一事上可见端倪。项羽死后，丁公专程到洛阳。谁知当了皇帝的刘邦竟翻脸不认，叫武士把丁公绑了，放到大车上，在军营示众，“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遂斩之。与朱家相比，丁公情商太低了，示恩于帝王，才是他丢命的根本原因。刘邦赦免项羽部属族人、召见田横、重用季布，无不显示皇恩浩荡，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突然来了一个自己曾乞求放过自己的人，而且“金口御言”将他和自己并称。以丁公的情商，肯定在见刘邦之前已把这段故事炒得满朝廷皆知，及见了刘邦，更期待对方知恩图报，无论如何封赏都不为过。既无以报恩，只好恩将仇报了。朱家之不见季布，固因其品格高尚，其实也有远祸的因素在里面。人性，真是复杂啊！刘邦杀丁公，还有一层原因，就是告诉臣民，天意难测，天威无情，朕给你的“果实”才是你的，朕没给你，不要抢。

　　如何分好这块大蛋糕，刘邦处心积虑。他釆取了三步：一、削藩，剪除了实力和能力最强的楚王韩信的兵权；二、抑武，抬高谋臣而压制武将，盖因文臣治理有方，造反无力，多封有益无害；三、封刘。这一招正面看，是为确保刘家天下，背面看，其实是为釜底抽薪，彻底断了有战功的将领想要封王的念想。如何一步一步消化一起打天下的将领的实力，从军事集团转型到治国团队，刘邦表面不拘小节，其实谨小慎微。

　　分封诸刘，直到白马之盟，和刘氏集团的人达成“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的“共识”，可谓刘邦分配胜利果实、稳定天下江山过程中最得意的一招。而且的确产生了长远效应。虽然爆发了“八王之乱”，但没官职的地主刘秀能起兵南阳，再建汉朝，又延国祚二百余年，已落魄成草鞋贩子的刘备，扛着二十杆子打不着的“皇叔”招牌笼络天下英雄，以复兴汉室为号召，当了汉昭烈帝，都与汉初的“封刘”制度有关。非刘氏不可称王，反过来就是，凡刘氏即可称王，不需皇帝的儿子或近亲，为刘氏江山增添了巨大弹性。而且，诸刘无显功而得王位，全拜皇帝所赐，捧着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自然感激天恩浩荡。这与打天下的武将认为自己是因功应封应赏完全不同。以血缘为杠杆，刘邦成功实现了“换班子”的目的，重新制定了规则，在功臣与自己之间，设立了战略缓冲带，人为拉大了原来一起出生入死，默契无间的袍泽和自己的距离，使他们只能仰望天颜，再不敢咬耳朵、拉袖子、踩脚了。有位者无功，有功者无位，无人可得其全，自然无人可势力坐大。

　　汉初之事，其后的中国历史中一再重演，版本不同，功能一样。一个经过艰苦卓绝奋斗终于成功的团队如何共享胜利成果，一直是几乎无解的难题。人性中本就有斗争与合作二重性，当面对强敌，斗争性一致对外，团队内合作性占主导。当外敌消亡，斗争性无处可使，必然转入团队内部，相互猜忌打击随之而来。张良修仙退隐，主动离开刘邦团队，自然不再是攻击目标。

　　刘邦以血缘为条件，断绝众将领封王念头，确有高超之处。天下虽大，封侯尚不足，何况封王？既釜底抽薪，断了非分之想，又论功行赏，不计个人恩怨，从正向激励和负向限制两个维度，将众将领心理预期规范在自己能控制的范围。刘邦不仅善于把控别人的心理，更能把控自己的情绪。忍，可以说是刘邦最大的性格特征。未起事时忍受兄嫂白眼；战败时面对妻子被俘获、老父要被杀死做成肉羹的情形依然要忍；鸿门宴上，不顾脸面偷偷溜掉；面对韩信自立为齐王，怒火中烧却强装笑颜。忍辱负重，一直是刘邦最得意而又无奈的心理状态。得天下后，本欲快意恩仇，随己意赏罚，却发现还是得忍。于是，大封一直欲杀之人，将忍辱之性发挥到新的高度。汉初国贫兵乏，刘邦又忍了无一色五马的可怜待遇和匈奴侵夺。和亲以缓解外患、休养生息以恢复民力，一直忍到汉武帝时期。子曰：是可忍，孰不可忍。刘邦是，只要有利于打江山，是可忍，孰亦可忍。

　　众将由争功变为让功，“善将将”的刘邦度过了胜利后的最大危机，汉室江山至此稍现形态。封萧何第一，从各层面都是刘邦最愿意的。一、重文抑武之目的达到，为消解将领军权、还军为民、发展生产铺平了道路。二、诏示了皇上关注的重点由战争向治理转变，战时后勤粮草保障军队，平时就是军队卫护后勤粮草了，正如刘邦所唱，“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由攻而为守。三、为用萧何做相国向群臣打了招呼。既然功劳第一，权力也应第一。四、照顾了故人，从交情上，刘邦和萧何最近，重封重用萧何，包括萧何的兄弟，在乡人面前赚足面子。五、长远规划了“萧规曹随”，使曹参虽武将而行文策，确保了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延续。

　　刘邦不仅善将武官，且善领文官。他知道，得天下非己一人之力，治天下也需依赖众人。刘邦看似跋扈却不刚愎自用，喜听人言而可择善从之，独有天下，志得意满之际仍不失忧患意识。所忧所患者，也是陆贾劝他由以武得天下转到以文治天下的最核心观点，即兴亡更替。

三

消灭心腹大患韩信、彭越后，刘邦终于透出凶相了。明知彭越造反是被冤枉的，依然把彭越做成肉酱，送给诸王吃。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威慑，背后的棋路，是逼英布造反。英布很明白，反是死，不反也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伐之。薛公的上、中二策，英布未必没有想过，但纸上谈兵，根本无法实施。英布以小国一己之力，如何可能夺取吴、楚、齐、鲁这么广的地盘？赵已为刘邦所灭，燕处边境，面对匈奴之患尚寝食难安，为何要响应英布，与朝廷为敌呢？英布战略目标很明确，以战求存、割地自保。虽然最终一定败亡，但不会像韩、彭那样窝囊。

　　刘邦夺天下时最倚重，得天下后最防范的韩信、彭越、英布三人，俱被灭。三人中，韩信欲反未及实施，彭越根本未反，英布真的反了。但三人俱有反心则毫无疑问。有反心的不在少数，刘邦要做的就是让天下知道，秦失其鹿，而汉得之，其余欲问鼎者，俱为叛逆。刘邦能成功，而陈豨、英布等人迅速失败，其原因在于，刘邦的组织建构已经完备，军事、政治、后勤诸方面汇为有机整体，各司其职，迅速有效应对事态。所以刘邦征讨英布时，先削其爵而后动兵。陈、英等人则只有兵而无其他。当王朝衰亡、组织涣散时，军未灭而政已衰，难以有效应对外来冲击，起兵造反，方有持续成功之可能，陈胜吴广为秦将所败，继起之项羽则可攻入咸阳，刘邦更是一统天下，盖经陈吴冲击，秦元气大伤。

　　异姓王一定会被剿灭，以刘氏代之，所有的人都看明白了。起兵反必败，静观亦是待毙。燕王卢绾想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私通匈奴，徘徊胡汉之间得以自存，却依然难以如愿，被樊哙率军攻击，只得逃入匈奴，命虽全而国已灭。诸王被消灭，诸侯却安全。刘邦消灭了各异姓王，随即以皇家子弟代之。先前“谁开发，谁受益”，有功者王之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其实，卢绾等异姓王想保全自己，有条现成的路，即以年老体弱、德不配位、子孙不贤或随便找个“天呈异象”的理由，上书皇帝，请求献国降爵，削王为侯，移居长安。但人都舍不下，境界如张良者，凤毛麟角。自此之后，“王”由封国的君主变而为一种荣誉爵位。异姓封王之念彻底断了，施行郡县制才成为可能。一是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政令畅通，治理效能大大加强。在交通通信不发达的古代，治理如此广大的大国，而且官员异地任职，堪为奇迹。二是促进人民流动，再无齐楚燕赵之别而共为一国之民，认同感大大增强，汉之民族疆域形成，奠基于此。

　　徙山东六国贵族入关，是刘邦稳定汉室江山又一重大举措，而且是底线思维的杰作。当时分封诸王国，关中属于皇室直隶领地，六国贵族定居于此，与故地分离，难以其威望、财富鼓动反叛。且处在皇帝眼皮子底下，更不敢轻举妄动。秦灭六国之政权，未消六国之家族，故而项羽以楚为号，应者云集，六国旧部乘势而起，成为灭秦的重要力量。刘邦鉴往知来，亲踞最可能反叛的秦地，又以移民方式绝了六国根脉。财富人才亦可就近为己所用，一举数得。

　　刘邦迁山东富户入长安，过程肯定不顺利。严查自己的女婿赵王谋反，是一种“赶羊”策略，让旧贵族看到，不乖乖听话，随时可以谋逆之名治罪。刘邦严刑拷打贯高而不动赵王，把握刚柔之度。他不想当真坐实赵王谋反，否则略加刑罚，赵王便会把啮指出血、腹诽刘邦的事说出来。结果只有一条路，戮赵王全族，激起旧贵族之变，天下烽烟再起。刘邦打贯高以警赵王，以驱旧族入关，是远程控制、蝴蝶效应。经此事，六国旧室臣民明白了，刘邦不是帮他们从秦朝统治下复国的英雄，也非徒有虚名的周天子，而是有实力、有手段的新皇帝，不听话只有死路一条，且会死得很惨。汉虽依然有分封，但与秦之前已本质不同了。分封制的回光返照与郡县制的螺旋前进，一消一长，绘定了中国政治治理的大一统蓝图。

四

稳定汉室江山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就是强化权威。柏杨批评刘邦专制，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味道。马克思说，和原始共产主义相比，奴隶制是进步的，在两千多年前，要刘邦行民主，显然凿枘不合。老子云“功成身退，天之道”，既然是天道，则规律如此，非个人品行可致，亦非个人品行可以改变的。

　　从孔夫子到康有为，“为帝王师”一直是儒者的最大梦想。真正实现者寥寥可数，叔孙通可算一个，虽然似乎只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叔孙通和刘邦都明白，真正需要的并非礼乐，而是庄严神圣的仪式。作为武者精神内核的墨家讲“尚贤”“尚同”，故众将在朝堂上纵酒狂欢，拔剑击柱。儒家核心要旨是“君君臣臣”，首在明上下，要求臣子绝对服从君主。刘邦本儒心墨表，故作流氓之态。得天下后，从自身精神和治国需求上，都需以文御武，扬儒抑墨，叔孙通登场实在情理之中。叔孙通以礼乐之名设计的仪式中，作为皇帝的刘邦无疑处于绝对核心，群臣只能众星捧月、三叩九拜。君臣之间距离进一步扩大，并且固定化。如此，朝堂由江湖好汉的聚义厅演变为治国议政的朝廷。更重要的是，作为祖制传下去，使后代的臣子如此对待后代皇帝，统御起来就更便利了。

　　同样一帮人，同样喝酒，先前胡喝胡闹，现在恭敬如仪。这套礼仪，不仅刘邦需要，群臣同样企盼，不然也不会行礼时人人规规矩矩。先前没有明晰的制度规则，群臣只得依刘邦原先的风格，认为醉酒拔剑是皇上所喜欢的。涉险通过一系列分封、整肃的众王、侯、臣，都是豪杰俊彦，岂不知今日之皇上已非昔日之汉王？叔孙通的礼仪，不仅让刘邦找到皇帝的感觉，也为群臣解套，让他们明确知道在皇帝面前应该怎样做方不至于举动犯上，招致莫名之祸。

　　刘邦称病十余日，樊哙带领群臣闯进来又哭又说一通，马上病愈，“笑而起”。这一笑，大有深意。刘邦没有病，装病的目的，是要检测自己苦心打造的新型君臣关系。经检验，完全合格。刘邦理想的君臣关系，是既有明确尊卑上下，自己拥有无上权威，同时又与臣下不太疏远，以免闭塞视听。刘邦称病，十余日不见群臣，曾一起打天下的功高盖世、武功高强的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都不敢擅入，完全没有了先前哥们兄弟的随便，皇帝的威严深入人心。樊哙强行闯入，鸿门宴上目眦欲裂，剑盾血食之英雄流下真诚的泪水。二者综合，群臣守规则而有忠心，止乎礼仪而可发乎情，是最理想的上下级关系。汉之后，兴亡之事多矣，但以孔为师，以儒治人之策始终未变。“你方唱罢我登场”或“你未唱罢我闹场”，曲调却从未大变。一代代一折折一幕幕，演的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连台本戏。

　　汉初多反叛事件，固然有各王朝初建时的共性，但也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刘项都反秦，项羽见始皇车仗威仪，说“彼可取而代也”，想的是秦楚之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求的是霸业。刘邦暗念“大丈夫当如此”，羡慕的是一统天下的秦始皇。所以，项羽反秦，意在恢复先秦诸国割据之势，刘邦则欲行秦法，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汉王朝。但当时，包括韩信在内的刘氏集团众将领和六国旧贵族，都和项羽想法一样，并以此来测度刘邦，要求刘邦做如周天子般的虚君。故有实力的将领意图拥兵据地自立为王，而后逼皇上承认。刘邦与别人的冲突，从长远和本质上看，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

　　蒯彻“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话，留下了两个垂传至今的成语，“群雄逐鹿”和“鹿死谁手”，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在已称帝的刘邦心中引发的风暴，绝非“置之”二字这样轻松。尽管刘邦处心积虑地釆取了一系列措施，且都效果不错，但依然未能征服人心、巩固地位。危机之时诸侯不救，其实是大家都在等“汉失其鹿”，而后开展新一轮争夺。且自周八百年来，分封列国，雄霸并起，世人均以为理所当然。要彻底结束战乱，刘邦不仅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还要去除精英层中恢复先秦天下的念想，使他们不仅在仪式上，而且在心理上真正认同皇帝这个最高权威。

　　但这个问题刘邦并未有效解决，他死后诸国纷争不断，终至大规模的“七国之乱”。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本质区别在于，分封制军政一体，诸侯有政权、有军权，高度自治。郡县制则文官理政，武官掌军，两系统互不交叉，共同听命于皇帝，如人之头脑与两臂之关系，是中央集权。汉之江山稳固，得益于后代帝王各有作为，景帝三月即平定七国之乱，大削王国权力，汉武帝在思想上独尊儒术，在政治上施行“推恩令”，表面大行分封旧制，其实将诸王之国化整为零，化石为砂，进一步削弱王国力量，强化思想认同。至此，汉制取代周制，郡县取代封国才基本完成。

　　周之后，八百年大统既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诘问，不仅陈胜，许多人都曾发出。如何把“无种”变为“有种”，是刘邦日夜悬思的大问题。独尊儒术，儒家“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上溯周室，隔秦承继大统，既行秦之郡县，又行周之文化，如此最终人心安定。其后，汉也成为亚正统，影响不绝。只要看看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少个“周”“汉”朝廷，便可知了。

　　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时，唱“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并非自谦。但刘邦定边，少用军事手段，或者主要不用军事手段，与匈奴和亲，看似被迫，其实也是主动的战略选择。刘邦还追封赵佗为南越王，不战而屈人之兵，收复南越广大地域人民。赵佗亦可避免汉朝廷攻击，得以自全。在内亦可以朝廷正统慑服部众，巩固地位，避免下属造反。秦汉之际，军事为王，刘邦却谨慎用兵，能不用则不用。大赦项羽旧部，召见田横，与匈奴和亲，封赵佗为南越王等，均属此类。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刘邦道心儒骨墨表，以道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事半功倍；以儒仁心待人，广纳贤才，积聚力量，去霸道而行王道；以墨呵斥豪雄，与武将打成一片。刘邦军事才能有限，但深谙孙子兵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最下攻城”之教，明白战争的边界。刘邦出身寒微，形象也不佳，但确实高于同时代人一大截，他能得天下，良有以也。

　　游说之士是春秋战国诸侯争霸中的活跃分子，后世尊为至圣和亚圣的孔孟，都曾很努力地做一名游说之士，率弟子周游列国，但效果不佳，孔子更是落魄成“丧家犬”。究其原因，盖春秋战国无义争霸，诸侯感兴趣和追求的是“霸道”，孔孟倡导王道，自然吃闭门羹。而主张合纵连横，挑动战争的苏秦、张仪却大获成功。苏秦更同时挂了六国相印，“位尊而多金”。陆贾学习了先辈本事，雄辩滔滔，但他武力威胁的霸道之术和颂扬皇帝的王道之术，在偏远的南越国首领赵佗那却都碰了钉子。赵佗之所以归顺汉朝廷，原因是陆贾在当地住了几个月，常陪赵佗聊天，令其听到许多从来不知道的东西，从而诚心顺服。赵佗归顺汉朝，根本乃在服于其文化，是对先进文化的皈依。

五

对于创业者来说，选择家族继承人常常是决定江山是否“永固”的关键。对此，日薄西山的刘邦，心境十分微妙。

　　刘邦发怒把萧何下狱，从心理层面分析，其实就是压抑太久后的一次耍脾气，一次发泄。重病在身、来日无多的刘邦，回想表面风光占尽，其实无比憋屈，表面至高无上，其实处处被牵制的自己，越想越气。正好这时萧何来奏，要老百姓到御花园开荒种地。刘邦大怒，分封功臣我做不了主、立谁为太子我做不了主、心爱的女人生死境遇我做不了主，连我养老散心的御花园也不由我做主。别人压制我，你老哥也不关心我。我治不了别人还收拾不了你？于是，把萧何系狱。可刘邦又一次妥协了。王将军一说，当天就放了萧何。刘邦对萧何说：“吾不过为桀、纣王，而相国为贤相。”大汉天子怎么反而羡慕起暴君的标本了？潜台词是，桀、纣遗臭千古，却能由性子做事，我处处小心时时委屈，真不如做个暴君。且使性子地说，你们都好，都是我不好，这总行了吧。人，都活得难啊！

　　老年刘邦对戚夫人真有感情，临终犹念念不忘。命数将尽，他似乎对天下大事不关心了。刘邦的临终表现和项羽异曲同工，项羽垓下之围时，夜起帐中，与虞姬饮酒作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王，最后的牵挂是“虞兮虞兮奈若何”。以一亭长而得天下的刘邦，临终前召戚夫人于榻前，“且为我楚歌，且为我楚舞”，说，我死了，你怎么办呢？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刘项一也。开国之君，连最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而后，诸吕乱政，外戚专权，朝堂飘摇。汉武帝后，为防外戚专权，太子一立，其母立被斩。这一办法，刘邦应该也想过，不废太子，而要吕后殉葬，既可保江山正统，又根除吕后乱政，还能最有效保护心爱的女人，但王朝刚建立，刘邦为大汉的稳定可谓处心积虑，步步小心，怎么可能废长立幼，自己制造不稳定因素呢？为大业，刘邦是谁都可以舍弃的，何况一戚夫人。因此，对于立如意为太子，周昌一反对，刘邦哈哈一笑，这事就过去了。刘邦回到后宫，对戚夫人说：“不是我不愿意，是大臣们反对。特别是那个周昌，结巴着嘴，更是讨厌。这样，我把他任命为赵国的相国，你和如意孩儿好好收拾他。”家庭矛盾和政治危机都化解了。相比之下，戚夫人真是太不聪明了。她所依靠的只有皇帝，所用手段只有给皇上吹枕边风。而且，甫一得宠即欲夺位，本身就是非分之想，扰乱秩序。刚定礼制，强调凡事合乎规范法度的刘氏朝廷，怎么可能废长立幼呢？戚夫人以个人魅力当政治实力，大错特错。刘邦死后，她为吕后残害，落了个“人彘”的下场，着实悲惨。

　　叔孙通是中国历史上最会见风使舵的人之一，对于继承人的废立，他居然说出宁愿血溅朝堂也不接受废长立幼的话来，是在隔空向吕后表忠心。可见吕后势力已非常大，大臣们都在为后刘邦时代预投资了。本是最亲近之人的吕后，却反成了最不安定的因素。病中的刘邦一定非常纠结，废长立幼对稳固政权绝无益处，且吕后势力强大，赵王如意年幼，戚夫人孤身一人，即使传位于赵王，也不一定保得住皇位，又是一场血雨腥风。传位太子，太子仁孝，吕后阴狠，吕后专权几乎不可避免，天下最终归于谁手，孰难预料。

　　刘邦不让吕后请来的名医给自己治伤，真正的想法可能是害怕吕后借机把自己害死，否则贵为一国之君，不会对一名素不相识的医生说一大通话。话其实是说给吕后听的。一方面回顾自己苦难辉煌的革命经历，告诉吕后江山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第二层意思是告诉吕后，我坐江山是上天注定的，你没有天命，不要痴心妄想。他临终突然派陈平火速至前线杀樊哙，也非不念旧情，根本原因是樊哙老婆是吕后的妹妹，樊哙的军权将成为吕后的强大实力。大危机之前，私交只能让路。刘邦让不会见风使舵的周勃代樊哙执掌当时最精锐的作战部队，一旦有大事变发生，将在外主命有所不受，可为恢复汉室保留一支力量，用心良苦！

　　吕后请示后事，满心希望刘邦能把监国摄政的位置明确给她，刘邦说了一大堆话，却没提到她以及她的兄弟。刘邦吕后这对贫贱夫妻、患难夫妻、成功夫妻，已离心离德，相互防范猜忌了。外戚专权和宦官干政，是刘邦没解决的两大问题，且后果很严重，但一代人有一代人之使命，只能留待后人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