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卫彬

　　《红胶带》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人再平常不过的经历，尽管里面讲的是自我的迷失和存在之难，但它并不依靠陌生感带来细小的惊悚，而是将各种叙事因素沉浸于一个普通人的中年处境，让明确的意义因为再度明确而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意义和深度。读郭幸的小说，我总想起她作为一个优秀诗人的品质，她并不追求表面的机趣，而是基于对事物联系的深刻体认，在习焉不察中寻找叙事的变化，更不会为了猎奇让小说陷于虚构的泥沼，而在朝向一首诗的完成中不断进行凝结和反复衍变。因此在看完这篇小说之后，你似乎忘记了什么，又感到一切历历在目。

　　这个名为“阿凯”的中年人，表面上看，他已经顺从于“人生不就是如此吗”的生活，但倘若细究他的内心世界，曾经的理想也会偶尔涌现（尽管悲从中来），对新一代未来的期待（像是某种救赎之道），乃至对个人爱好的珍视，也会时时将他拉回年轻时代的梦中，这些无不使他的内心生活处于某种分裂状态。一方面，他会自问：“这条命哪里能属于自己？”另一方面，他希望自己成为另外一种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人。这种分裂导致了他与自我、与自己的糟糕情绪（尽管它平稳如水）在潜意识中进行着持续的对抗。所以，真实的阿凯是谁？或可说，阿凯、周杰、朱彤，其实是一个人的不同面相，此时，作家极为敏锐地抓住了矛盾的调和、收缩以及它溢出表面的时刻：一场梦境让他忽然找到了自我，旋即因为梦境，这种自我处于被现实无情消解的边缘，但他终于稍稍站立了一会儿。

　　我觉得郭幸是一个深谙显现与遮蔽关系的作家，在这篇小说中，她似乎有意忽视了情节必要的内核，而保留了美学。或可说，这篇小说的情节其实是存在于情节之外的，处于某种悬挂状态。因为它始终是清晰的，就像阿凯庸碌而卑微，但他并不就此进行反抗，以此制造冲突，而是出于某种中年心理（一种世俗生活规训之下的随波逐流），隐忍了一切，以至于不能让生活的秩序发生重大的改变。但是，这些只是作家设法隐藏自我，隐藏戏剧性分裂，以便能从近处，而不是从远处、远景来摹画一个普通人的精神生活。

　　这一点让我想起阿兰·巴迪欧所言的“所有的真实都在外表的废墟中被证实”。当我们观看阿凯的生活，就像在欣赏废墟的漂浮与降落，尽管它看上去是丰盈的，就像一刻也不曾停止的“任务”，他怀疑“人活着是不是就是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工作日有工作日的任务，周末亦有周末的任务”，在阿凯一刻不停的生活中，似乎没有什么能够从时间之网中遗漏出来，但这种丰盈越是饱满、越是紧凑，也就越是予人匮乏、空虚之感。因为一切生之欢喜、生之意义被抽离了，只留下一堆生之碎片。这种碎片化的存在，正是废墟的内在表征。本雅明曾以碎片化的废墟意象为表现对象，以寓言为表征形式，书写出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崩塌，而这篇小说以一种破碎而多义的美学特征，让我们看到丰盈背后的单调、重复乃至空无，进而思考何为“活过”。

　　也许，阿凯就是无数你我中的一个，我们和他一样，过着相似的生活。然而，生存的“景观”越是普遍，我们就越要设身处地来谈论具体的生活，关心具体的事物，以此来关注所有人。不得不说，郭幸是擅长隐忍美学的，正是隐忍让小说人物的命运具有了自我认同感和寂静的诗性。就像阿凯和朱彤，大部分时候，他们似乎是不存在的，只有当他们谈及各自的爱好时，才终于不再是他人的陪衬。在说起踢球或者冬泳的那一刻，他们在匆忙的交谈中获得了短暂的在场。一种无比清晰而真实的在场，从习焉不察的日常中遗漏出来，像夹杂在蚌壳中的那颗粗糙的沙粒。在这样的时刻，无论是阿凯还是朱彤，他们成了彼此的替身，互相施以同情与怜悯。此时，小说将材料转变成事实的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小说正是在描述生活的过程中，制造了生活，它在人与人之间获得一种形式与张力。

　　尽管小说的发展由阿凯的生活决定，但朱彤的出现，让我们似乎可以更好地在生活的废墟中辨识出事物的真相。正是在这样一个“早衰”的人身上，一种被福柯称作“体验”的力量，在作家的轻描淡写中弥散开来。体验是一个人独自经历的，但只有当它摆脱了纯粹的主体性，也就是别人也能够遇到并再次经历它，它才会变得丰满。如果阿凯的体验是面对生活时的自我怀疑，那么朱彤已从怀疑走向一种麻木，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间隔关系，此时，作家借助人物木讷而诚恳的对白，而非想象的方式填充了那既陌生又熟悉的叙事空间，“我是受我父亲影响，他们那一代人很能吃苦，意志力比较强。”此处的“苦”并非简单指向肉体上的苦，更多是精神上的苦，它既以一种历史的重复褫夺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同时又以一种代际性强加于孩子新的价值。朱彤一年四季都游泳，似乎唯有这种带着些许自虐色彩的迷恋，才能让他在俗世河流的包裹中获得安慰。

　　值得玩味的是阿凯对其态度的转变，从之前的淡然到肃然起敬，某种生命体验的形式得到了固化。这种敬意与其说是发自内心的敬佩，不如说是一种震惊，一种看到真相之后的错愕。随即他为自己的失败与空虚，找到了借口。从本就如此到应该如此，他理解了朱彤，也安慰了自己。从对阿凯与朱彤各自爱好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作家似乎找到了一种非常贴切的在场方式，她巧妙地处理了体验的无目的性与偶然性，弥合了叙事可能出现的空隙。也即是说，当场景貌似在无意间互相遇到的时候，某种戏剧性（诗性）显现了。

　　“红胶带”是一种例外状态，它作为新的因素闯入，使得梦境成为一次“事件”。它开启了一个新的叙事空间，对抗与规训奇妙地统一在一起。当老师要求必须展示演算痕迹的时候，她已经悬置了规范，因为试错的目的是为了抵达正确，但是正确在此成为某种必须规避的虚拟漏洞。“红胶带”的出现让此前压抑的氛围更加紧张，那个一贯趋向服从的、但内心还没有足够坚定的阿凯，令人在一瞬间想起契诃夫笔下的切尔维亚科夫，既想要与现实媾和，内心又充满恐惧。小说的叙事推衍至此，已经肩起了触发事件的闸门，“红胶带”以一种必然降临的姿态出现了，它让日常出现了“例外”，让原本的秩序溢出了正常情境，出现了裂缝，但它又不是奇观，因为它的作用与寻常使用之物具有相似之处。“奇观”并不能产生叙事的高峰，甚至对叙事构成某种威胁，而“例外”焊接了现实与现实之外的事物，借此建立了常规情境之下不可能的叙事空间，这一切乃是透过例外状态而达成，它让小说中检测虚拟漏洞的行为，变成了一种言之凿凿的存在，它让试错成为必须，而正确则被视为投机取巧的捷径。

　　作为一个具有现实指涉意义的替代物，“红胶带”带来了日常生活中短暂的眩晕，“阿凯开始觉得天旋地转。老师的脸在他眼前放大、摇晃；放大、摇晃。”它就像一种具有本体性特征的修辞，让一种清晰而理性的感受被悖论所笼罩，尽管日常性并不是神秘的，但有时候它是不能消解的。在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存在的隐喻中，阿凯的梦境构成了小说中唯一的反抗通道，虽然在母亲和儿子之间，依然横亘着巨大的经验鸿沟，但他似乎对荒诞的梦境产生了朦胧的对抗心理，一种下意识的坚持徐徐浮现，“本该叫醒孩子起来准备去补习班，此刻却忽然想让他多睡一会儿。”似乎在这样的坚持之下，我们依稀看到了爱的纹路，当阿凯看着择菜的母亲石头一般的背影，他感到深深的歉疚，同时在精神上渐渐获得了觉醒。红胶带让他获得了打破妥协和顺从的机会，让他重新激起温柔与慈爱的欲望，也许从前他一直感叹命该如此，无法理解生命为何是荒诞、灰色、不完整的，而在一场虚惊之后，他似乎由沉重变得轻盈。也许，他还会顺从，但他已然获得了顿悟。

　　正如本雅明所期冀的在现代性碎片中寻找救赎，《红胶带》从人生的匮乏中，从废墟感中获得了某种“活气”，以此来实现救赎的愿望。“阿凯轻轻带上了门”，唯有关上了门，里面的那个人才是整全的。在柏拉图《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说：“这种成为整体的希冀和追求就叫作爱。”爱是一种整全的渴望，就是要这丰富的世界接纳一个具体的人，就是要把自我建造成一个完整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