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梅

　　孙孟媛这篇小说写得很从容，作为非典型的都市情景剧，每个镜头都是我们熟悉的日常画面。俗世生活没有绝对的孤岛，也没有所谓的世外桃源，有限性占据了平庸的生活本体，但并不妨碍很多人凭借内心力量获得某种超越性。保洁员、空调维修工、奶茶店小妹、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四个人的剪影构成流动性的都市景观，无论是母女、情人，还是萍水相逢的合租者，互动关系中有或亲或疏的依存，也有若隐若现的冲突。打工者的疲惫里有职业的自豪，情感失意的眼泪里有温暖的希望，寒冷寂静的冬夜弥漫着热闹的饭菜香味，孤单的电动车和行李箱承载的是对未来的期许，小说感人之处就在于，普通人虽然手无寸铁，但从未被生活打败。

一、从都市一角敞开生活世界

镜头之一（相见）：冬夜，北京西北郊区一个无名的回迁小区，一个女孩拖着行李箱走进了10 号楼902 室。女孩、中介、王桂芬，被杂物填满的合租屋。镜头外，447 路公交车，拥挤的车厢，女孩和王桂芬下班途中偶遇。

　　镜头之二（相处）：合租屋的日常。赶集，争执，冷战。王桂芬的老头儿出场，刘芳芳失恋，女孩收到新加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女孩、王桂芬、她老头儿，三个人最后的晚餐，刘芳芳突然闯入。

　　镜头之三（相遇）：女孩在夜色里拖着行李箱离开，刘芳芳在天亮前骑着电动车去奶茶店上班。新加坡街头，女孩偶遇王桂芬和她老头儿，用广告纸遮住了自己的脸。

　　“芬芳”取自王桂芬和刘芳芳两个人的名字。显然，这是一种象征，其中包含着气息、味道和关于美好的想象。母女在北京这座大都市打工，属于我们常说的底层。王桂芬很高很白，空调修理工又矮又黑又丑；刘芳芳喜欢读书所以选择在北大附近的奶茶店打工，“我”大学刚毕业准备去新加坡读研。这两个对照组有明显反差，又有着奇怪的和谐，王桂芬和她的老头儿看起来感情不错，“我”和刘芳芳也能理解彼此。小说没有波澜起伏，不满的情绪都是克制的，看起来有些过于乐观，谋生的粗粝和艰辛，被保洁、修空调、做奶茶对应的干净、温暖和甜香所笼罩，在异乡的冬夜里，王桂芬凭借自己的勤快营造了一种带有临时感的家的氛围。

　　后现代生活塑造了很多公共空间，城市扩张使更多的人离开土地和故乡，成为都市漂泊者，这些人常常居无定所，工作更换频繁，缺少稳定的人际交往，城市并不会主动提供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打工阶层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这种底层文化嫁接在都市文化之上，既有某种共生性，又表现得非常脆弱。他们的情感、心灵和生存，都成为文学艺术关注的对象，正因为对象化了，这种对象物很容易符号化，就庞大的城市域和巨大的生活场而言，他们的回应是微弱的，多数时候，我们理解现代性是主观化和理想化的，普通人的处境和情绪往往被社会飞速进步的烟尘覆盖了。《芬芳》这篇小说在处理温情和残酷时，显然有所取舍和考量。为了生计，刘芳芳的父亲被车和砂石料压在底下，凌晨，无人发现，惨死；震惊于水电费过高，王桂芬不许“我”用燃气煮粥，不许开卧室取暖器，洗澡也不许开卫生间暖气灯；“我”每天晚上就着鸡蛋酱吃清水面；王桂芬在集市上看中了一条棉裤，磨破嘴皮，从八十元杀价到五十元。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欺骗：王桂芬害怕女儿知道自己有个情人，房屋中介虚假宣传，刘芳芳没有对中介说起母亲，“我”对刘芳芳隐瞒了那个男人的存在，男研究生欺骗了刘芳芳的感情等等。赶集经过调料摊时，“我”不由得感慨：“世间调料摊的气味大致都是相似的，人从生到死，闻的都是这样的味，活着的味，有点儿呛。”这一句，算是全文的一个情绪点，把活着的艰辛都浓缩在一个“呛”字之中，在这尘土飞扬的呛人的真实生活场景中，“芬芳”既是虚构的立场，也是真实的信念。

　　王桂芬显然比刘芳芳更强大，尽管她并不想让女儿知道她老头儿的存在。很多外乡人寓居在都市边缘，像一种生命力顽强的寄生植物，沿着自己设定的生活方向努力攀爬，深夜归家的脚步声，氤氲漫漶的各种气味，包裹着异乡打拼的中年人和年轻人，又热闹又孤独，日子就这样被细碎的事物和感觉填满。小说中的几个人都有明确的方向，时间的褶皱里有着不易察觉的力量，年轻的写作者对待生活的乐观和宽容，表现在观念层面，无论是出于女性，还是读书人视角，作者试图确认的是，北漂的心理动力中恒定的那部分信念。当然，北方的仓促告别，异国的转身逃避，这里面人与人之间的障碍始终都在，作者隐藏了丰富的心理波动，我们看到了时代水面上的粼粼波光。

二、在混沌的裂隙中投进一缕光

小说里有一些细节，比如狭窄的合租屋里，被热油激发出来的肉和菜的香气，安抚着女孩孤零零的身心；拥挤但一尘不染的空间，印证了王桂芬优秀保洁员的身份；王桂芬努力让餐盒里的食物显得好看一些……这些细节，在慌乱的尘世奔忙中，蕴藏着我们对世界的信赖和对自我的期许。那一场被中断的晚餐，充满了象征意义，幸福像是偷来的，每个人的窘迫，为各自保留了最后的微弱尊严。小说写普通人面对自己和他人，以及未知的世界，内心从未背弃的温柔和爱，那些黑夜里的孤独，拥挤的公交车厢里的窒息，异国街头的陌生人和不肯相认，都写得平静温和，也没有预设世界给出强烈的回应，这是时代在个人身上的参差投影。作为时代记忆，很多人是分散而模糊的，日常生活的回声，就像公交车上没有表情的疲倦和淡漠。刘芳芳经历了丧父、失恋，失去丈夫的王桂芬选择了修空调的丑陋男人，母女二人对生活和命运没有什么抱怨，即使彼此之间也不亲近（与刘芳芳父亲去世原因有关），小说并没有提供严峻的人性考验，在城市的边边角角努力生活的人们，试图在日常性中寻找一些意义，越是接近生活内部，事件本身的影响越微弱；反而是面对生活的那些情绪，长久地支撑着非虚构的日常。

　　小说提到北大的奶茶店、上地的连锁酒店、年轻人聚集的创新园、郊区的出租公寓、不远处的集市、遥远的新加坡，这些可观看的生活和被遮蔽的感受，是在都市深夜奔波来去、租住在廉价回迁小区的土拨鼠一样的打工人所共有的，认命但依然有所追求，底层的光亮有限，不应该作为道德或者人性评价的更高尺度。小说叙事的语调是游离的，没有放大底层的艰难，也没有聚焦更宏大的社会问题，而是以剪影的形式，把大时代里普通人努力抓住爱、温暖和希望的细微动作勾勒出来。刘芳芳的失恋之夜，像一场行为艺术，是对某一部分逝去的青春的追悼，疲惫、伤痛、挫败感交织在一起，最终还是选择相信生活和未来。

　　小说充分运用了视觉语言，拥挤的公交车，孤寂的回迁小区，寒冷的北京之夜，酷热的新加坡城市街头，喧嚣的白天与空荡荡的夜晚，眼前苟且与活在远方，整体节奏甚至是舒缓的，呼应了人的情感微澜和内心起伏。每个人在各自的轨道上，和其他人构成某种关系。合租屋是王桂芬和她老头儿的家，是王桂芬和女儿刘芳芳的家，也是“我”临时的家。对于即将远行读书的女孩来说，一瓶红酒，一个流泪的夜晚，一份录取通知，作为合租生活的记忆主题，很快就会被新的生活完全取代。至于那些年代感很强的褐色饭桌、褐色斗柜、驼色棉袄，“我”的冷眼旁观，为其附加了丰富的情感信息，看起来就更像是两代人面对世界的姿态。

三、是否可以拥有芬芳的生活？

打工人的普通日子多半是灰色调的，芬芳何来？小说中的“京漂”生活有种后现代的轻盈，交叉缠绕的声音和画面里，有理性的选择，也有对孤单的畏惧，“我”和刘芳芳，刘芳芳和母亲，北京和新加坡的牛车水，抓住脆弱而又柔韧的现实，总能摇摇晃晃修复那些破碎的磨损。有些情绪是有分量的，暗红色的毛线帽、白得发光的脸、很黑很丑的小个子男人，这些描述是居高临下的，诉诸于视觉，带出了沉默之中的压抑；而饭菜的香味、奶茶的甜腻、洗衣机里的脏衣服，是没有刻意渲染的味道，只是精准地捕捉到了那些微妙的表情光影。坑坑洼洼的集市和灯红酒绿的都市，蛇皮袋和行李箱，黄色的牙齿和粉色雪地靴，伴随时空跳跃切换，组装成社会转型期城乡对视的流动性画面。

　　这篇小说的作者很年轻，但她清楚自己想要表达什么，甚至小说的审美腔调都是笃定的。这使得我们的阐释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自我释放，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主人公提出来的，也不是作者预设的，那些看似无动于衷的叙述里层，夹杂着的是对建立某种关联的隐约期待。“我”的姿态是拒绝的，王桂芬是警惕的，两个人最初都是自我防卫姿态，“北漂合租者之间的关系似乎就应该是冷漠的，各人保护好各自的阵地，绝不在出租屋内消耗感情。”观念是语言的另一面，真实的生活具有不断重启的敞开性，穿行在都市的肉身反复被情感捕获，又不断逃脱，刘芳芳并不觉得自己浪费了情感，也不会因为失恋而换工作，因为喜欢北大那里的学生气，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店长，其中包含的就不仅是普通的人生愿望，更代表着超出自己生活经验的精神诉求。

　　合租，不是一个新话题，很多小说和影视剧以合租公寓为都市情感观照空间。夜幕下的都市，无数普通人背负着各自的伤痛和梦想努力前行，城市是一个巨大的他者，同时又构成了此在的依托，成为都市追梦者的现实归属和精神归宿；异国生活有着更多不确定性，那种依存性却被抛弃了，小说结尾因此显得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