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羊羊

剃头佬

剃头佬叫老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完全想不起来他的真实姓名叫什么。

　　老三的剃头店在鱼塘的西北角。那鱼塘原本不是鱼塘。爷爷当年有一座窑场，因为烧砖烧瓦要用大量的泥胚，所以在窑场附近选了块自留地挖泥，几年下来，越挖越大，越挖越深，积了丰沛的雨水后，看起来就是一个鱼塘了。起先，雨季过后，鱼塘西面的河水涨潮，许多鱼随着水流游入鱼塘北面的水渠，其中的一些无意间跃入了鱼塘，慢慢繁殖。几年后，鱼塘时常会看见鱼蹿出水面的情景。爷爷干脆撒了几桶鱼苗下去。

　　远远望去，老三的剃头店更像是一个渔舍。

　　老三的剃头店很小，只够放一张椅子，一面大镜子，还有一张矮凳子，给偶尔排队的人坐。店也没取什么名字，就在外墙刷了一层非常粗糙的石灰，用红油漆涂了“理发店”三个字。那字估计是老三写的，还不如我三年级时写的字好。

　　老三的生意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反正够他还算体面地混日子。我呢，是他的一个忠实老主顾。那时，我们这样的孩子哪还在乎什么发型啊，捉鱼玩泥巴玩疯了，每天都脏兮兮的，也没有谁固定在几号去剃头。可能两三个月没剪头发了，大人看不下去，给了一张毛票，说得去剃剃头了，于是就去了老三那儿。

　　那时候，三毛五毛可以买很多好吃的零食。我的好些小伙伴家里不舍得花钱去剃头，都是自己妈妈随便剪的。所以，曾出现过一批“马桶头”。我的小学同学卫峰就常年顶着个“马桶盖”，一看就是他妈妈的手艺，哪个人用手指着笑话他，肯定挨他揍，我是例外。我从小就人缘好。卫峰有次还把眉毛剃了，当然不会是他妈妈剃的，看起来很滑稽。一个有眉毛的人突然眼睛上光溜溜的，总让人觉得怪怪的。我问他为什么剃眉毛，他憨笑着说，剃着玩。

　　老三剃头的手艺可能是自学的，没听他提到过谁是他的师傅。那是个把方圆一带稍微有名的匠人挂在嘴边喊师傅的年代，用以证明自己的本事是有来头的。在老三之前，我们那几个村的剃头活都是一个姓严的剃头佬挨家挨户上门剃的，一剃就是一家老小，主人家还要供饭。裁缝也是一样的待遇，一做就是一家人的衣服。那个姓严的剃头佬剃头仔细、认真，有老派人的作风。我小的时候怕剃头，老哭，好像那剃刀要割脖子似的。

　　老三剃头只能说马马虎虎，也不是很难看。他剃头很利索，三下两下跟锄草似的。不过他对我还蛮好，收人家三毛时收我两毛，收人家五毛时收我三毛，我可以多出点零钱去学校旁的小摊买点果丹皮和山楂片甜甜嘴。

　　很不好的是，老三看起来像是在一间渔舍里看鱼塘的人，实则偷我家鱼塘里的鱼吃。要是拿鱼竿钓钓吧，还说得过去，趁半夜用网抓，那就过分了。这个事情被村里某个手电筒照到后，“手电筒”告诉了我爷爷。我爷爷是出了名的暴脾气，但由于乡里乡亲的，爷爷也只是数落了老三几句。老三在爷爷面前保证：“哦，哦，以后不偷了。”

　　后来，有次去找老三剃头，店门关了，第二天再去，还是关的。听人说老三被抓了，原来老三偷鱼的本领远远大过剃头。说是他可以用两只担水的桶，一脚一只蹚到周围所有的鱼塘中，将丝网布进去。鱼偷多了，被人告了密。几个月后再见到老三，他又在剃头了，不过他的头发被别人剃光了。

　　再后来，老三的店又关了，一关关了好几年，因为他不偷鱼了，偷起了别的东西。

　　我搬到小镇住了。又认识了另一个姓王的剃头佬。这个剃头佬和姓严的剃头佬差不多，剃起头来格外认真，可以说是一丝不苟。那个剃头店也和老三的不一样了，不只宽敞了许多，等候的人也多了，剃头店里也贴满了林志颖啊苏有朋啊等明星的照片。那时我脸色圆润，皮肤白皙，会选苏有朋的发型剪。读大学时，在这个店里我开始染发，我的头发偏黄，很羡慕一头乌黑的头发。所以老想不明白，那些满头黑发的人为什么把头发染成黄色。之后没有染发是因为听说染发膏这种化学用品对身体不好，而且我的女朋友喜欢我的黄发。

　　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就叫《理发师》。大意是，如果你只有两个理发店可选，一定要去那家理发师本人头发剪得难看的店，因为理发师不可能给自己理发。

　　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好在翻一本希腊神话。国王弥达斯给山林之神潘和太阳神阿波罗做裁判，固执地认定潘的风笛胜过了阿波罗的七弦琴。小气的阿波罗愤怒了，抓住弥达斯的耳朵用力一拉：“这样，你的听力会强一些。”弥达斯的耳朵就变成了又长又大的驴耳朵。国王要面子啊，用头巾将耳朵藏起来，但国王也得理发。他再三警告理发师不能泄露他长了驴耳朵的事，否则杀头。理发师却是个爱说闲话的人，他苦恼不能把看见的秘密说给别人听，觉得快憋死了，就在偏僻的地方挖了一个深坑，对着坑口连说了三遍：“国王弥达斯长着一对灰色的毛茸茸的大驴耳朵！”然后把坑填平。然而，这个坑上长出了一簇芦苇，芦苇随风摆动，发出了清晰可闻的声音：“国王弥达斯长着一对灰色的毛茸茸的大驴耳朵。”

　　一簇簇芦苇还在鱼塘边摇晃着，那个剃头店早就没了痕迹，老三还活着吗？这是个问题，但我也没了去打听的兴致。那一簇簇芦苇好像也在细声说着“老三去偷鱼啰”。我想起了老三，想一回就够了。

酒鬼

乡间藏了各式人物，他们凭手艺各司其职，满足着一座村庄或邻近几个村子的日常所需。比如木匠、瓦匠、铁匠会造房盖屋，打制农具，还有剃头佬、说书佬等，他们的存在似乎是为了使生活更精致些。有三种不务正业的会被人们嗤之以鼻，称呼中都带了个“鬼”字做后缀：赌鬼、酒鬼和鸦片鬼。这三种人我都见过。说起这三种人，大家大概都看见过那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落魄样，当然，谁也没见过鬼长什么样子。

　　乡下人喝酒，一盘炒黄豆，一盆咸菜小鱼，半晌能喝下去一海碗。周作人把城里人与乡下人喝酒稍微对比了下——乡间富绅吃酒自然是阔绰的，城里也有孔乙己那样的吃法。他把乡下人吃酒写得很传神，“乡下人吃酒只是如字的吃酒，小半斤的一碗酒像是茶似的流进嘴里去，不一会儿就完了，不要什么酒胚，看他的趣味是在吃茶与吃旱烟之间，说享乐也是享乐，但总之不是奢侈的。”即便这种粗茶淡饭的寻常日子，婆娘去打酒时还会嘟哝一句，“家里有个酒鬼，打回酒不经喝。”

　　我和身边的一群至交也互称酒鬼。“酒鬼，在哪？晚上去喝几杯。”这种三天两头使用的问候语实则是出于对同道的喜爱，不是张恨水的口吻，“那刘老板是个酒鬼，你不要相信他的话。”我们这群人过着还算体面的生活，只是对酒比较热爱而已。我亲眼见过的酒鬼是一个邻村男人，躺在门板上死了一天后，他的妈妈还在反复用一碗井水摆上他肚皮试图给他烧伤的内脏“救火”，他不懂事的孩子在门板边绕来绕去喊着“爸爸”。听说这个平常酒瓶不离手的男人只为一个赌注一口气灌下两瓶烈酒。我也算是与酒结缘很深的人了，至今想不明白那种喝法有什么意思。刘伶出门喝酒总让一名侍从背着铲子跟着自己，喝到哪儿死了就就地挖个坑埋了，那种喝酒态度虽说是洒脱，却也有点酒鬼的味道了。

　　在《酒馆》中我写过一个人物，三年前我写他时觉得他很快就会喝死的，三年后我还是常遇见他：大清早的，坐在小店门口，左手的指间夹了四袋烧菜用的劣质料酒，右手捏了一袋，牙齿一撕开口，就往嘴巴里灌。看得我极不舒适、有点反胃，隔夜的酒差点要呕出来。

　　这个人总让我想起一个长辈——我爸的舅舅，实际上是他的姨夫。我爸的外婆生了四个女儿，没男孩，二女儿也就是我的奶奶出嫁后，第三个女儿就不嫁了，招了个女婿回来。但我爸和我叔他们习惯了一个喊娘舅，一个喊娘姨。这个搭配喊起来怪怪的，就像我叔娶了我姨，我依然一个喊叔叔一个喊阿姨，因此我就少了个婶婶和姨夫。

　　乡邻都称呼我爸的舅舅为“孙老师”。我的印象中，这个“孙老师”一直是个喝酒喝得鼻涕、口水混在了一起，袖子一抹几乎把那些液体抹进嘴巴里，说着说着就倒到桌子底下去的人，一点也不像个老师。事实上，听我奶奶说他确实当过小学老师，又教语文又教数学的，虽说是代课老师，但口碑挺好。我也想起来小时候在他家玩，他戴副老花眼镜读书看报，口琴吹得很好。至于他还是不是个音乐老师，我倒没问过。他不喝酒的时候与喝了酒后绝对不是同一个人。

　　这样的亲眷关系稍微有点疏远了，为什么我说小时候会时常在他家玩呢？我爸的这个娘舅和娘姨一直没能生养，后来觉着不可能再有孩子了，就开口向我奶奶要了一个。起初我奶奶把我二叔给了他，当时二叔已三四岁，有点懂事，自己又跑回家来。我奶奶没办法，就把抱在怀里的小叔给了他们。所以我小时候经常去我爸的娘舅家玩，是因为小叔在那儿。小叔长大了就陪这个即是娘舅又是爸爸的人喝酒，喝着喝着也喝到了鼻涕、口水一抹抹进嘴里的年龄。

　　实际上，我爸从来没有过舅舅。我爸六十五岁，患阿尔兹海默症三年多，说是与年轻时喝酒太多有关系。他这个八十多岁的舅舅田亩收拾得很好，猪也养得很肥，动手术把胃割掉后也没歇下来，时不时地还偷偷去喝几口酒。我觉得像他如此顾家的一个人，不算是酒鬼吧。

铁匠

山头·科罗纳是很有名的樵夫，他十岁就跟祖父和父亲去泽摩拉山谷的森林一起砍伐山松。父亲洞察到他天生是块伐木的料，特地到山下的马尼亚戈请有名的铁匠为儿子量身定制了一把迷你斧头。从此，伐木变成他唯一的职业。他后来常使用的是购自卡林加的穆勒牌斧头，他说那是天下第一的斧头，里面镶有防震的薄银片。

　　从一把迷你小斧头到一把“举世无双”的斧头，两个铁匠间的手艺传递，成全了一个伐木人钟爱的事业。他是个善良的人，喜欢囤积一大堆木柴过冬，用不完的，就送给穷苦的老人家。

　　我眼前老有把小斧头晃来晃去，那斧头是棒棒糖大小呢，还是河蚌那般大？一个长什么样的铁匠能打制出来这样一件精巧物什呢？我的爸爸没有洞察到我天生是块伐木的料，尽管我自小对树木的破坏史也是罄竹难书的。爸爸也不是铁匠，却给我打制过一只小巧的铁皮信箱。

　　信箱早已生锈，依然挂在张家村27 号的门旁，很多年了，那信箱也成了空空的箱子。信箱里躺过一个熟悉的地址，还有一个个退稿信上印着的我未去过的地方的地址，那里还住过一个少年玲珑的心。我的爸爸已是一个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他是不会想起有过铁匠的手艺和那只信箱的存在了。而我，却很想成为1886年契诃夫笔下那个叫“万卡”的男孩，可以给那只信箱写封信，地址也是：寄乡下爷爷收。然后，“梦见了一个炉子，炉子旁边坐着祖父，垂着一双赤脚，在给厨娘们念信……泥鳅在炉子旁边摇着尾巴转来转去……”

　　我的左邻右舍，没有一个是铁匠，也可以说，我几乎不熟悉铁匠的生活。但我几乎认识平原上所有铁制的农具，虽说大多数我没有使用过。我用得最多的是镰刀，用来割草，我的童年总有两只羊陪伴。还有就是钉耙，可以翻出一条条细红的蚯蚓。那时我特别喜欢钓鱼，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无法想象那鱼唇被铁钩扎上时的疼痛，于是放下鱼竿，至今起码二十多年了。

　　张飞大概是铁匠的样子，铁匠应该是和杀猪的长得差不多。像左拉写的，“铁匠是个大个儿，两个肩头长满了肌肉疙瘩，面孔和臂膀被炉火和锤子迸起的铁屑炽染得黝黑。”但出乎我想象的是，一簇乱蓬蓬浓黑的头发下面却“长着一双孩子气的蓝色大眼睛”。

　　铁匠的性子也应该比较急，从拉风箱和敲铁锤的节奏可以听得出来。《一句顶一万句》里的李铁匠却是个慢性子，一根钉耙也得打上两个时辰。“但慢工出细活，这根钉耙，就打得有棱有角的。”可我所见过的、用过的钉耙，似乎每一把都是有棱有角的。没有棱角的钉耙样子太丑。

　　我也曾想当个铁匠，可没有祖传的手艺。我的爷爷是个木匠，我的爸爸是个只会打制信箱的业余“铁匠”。但他好像与铁匠也有点关系，爸爸因为好学手巧，被村人喊作“白铁匠佬”。所谓的白铁匠，并不是说铁匠的皮肤黑白，而是使用一把钳子、一把剪子、一把钢直尺、一把圆规、一把小锤子、一个铁砧，靠剪、切、敲、锤就能制作、修理家庭生活用品和小型农具的人。爸爸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算得上半个铁匠。

　　如果我能够在一个“张家铁匠铺”敲打各种农具、铁具，并耐心教导儿子如何掌握淬火的时间、如何把握铁锤的力度，我就可以像左拉作品里的那个铁匠一样，指着一大片平原骄傲地告诉他，这些地全都是我们家的，因为两百年来这一带用的犁都是由我们张家铁匠铺供给的。“平原能像变色的丝绸，在五月是绿色的，在七月是黄色的”，这也应该归功于我们。

　　“扁豆花谢，瓢儿菜长/河坡上谷物戴高了夕阳/昆虫拉琴，流水读经/晚风撂倒了当年的铁匠”（《秋分》）。孩子听了，眼神闪烁，更虔诚地抡起了亮闪闪的铁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