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断裂带人眼中,房子和家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差距。一些久不见面的村里人碰面偶尔会问:“你房子在绵阳哪里?”奇怪的是,他们从来不会向我打听“你家在什么地方”。在我老家人看来,我的家和他们的家,形如村子里的草木,抑或庄稼地里的作物,没有本质的区别。家,就在这祖祖辈辈扎根着的断裂带,在漫山梅林里一个名叫桅杆村的村子里,在这片有我父母兄弟的土地上。
在断裂带,有“离家不离根”的说法,意思是说,即便远走他乡,根却不会因此丧失。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也曾在她的小说里写道:“在你的一生中,有几个地方,甚至只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所有其他的地方都只是这里。”异曲同工的言辞,不乏智识的箴言,如同镶嵌在意识深处的行动指南和路标,引领着我的记忆和“无处安放的魂灵”。于我而言,1987年5月下旬我呱呱坠地的断裂带,教我品尝了人间最初冷暖的断裂带,哺育了我亦被我的文字记录着的断裂带,就是那样一个“地方”,那样一个深深镌刻在骨子里的“这里”。
这些年,我频频穿梭于绵阳和断裂带之间,穿梭在故乡人所谓的“房子”和“家”之间。“穿梭”这个词,始于内心的追逐,却止于讽刺。在断裂带,当一个人整天不务正业、东游西荡,人们就会用到它。儿时,去哪儿不跟家里人打招呼,回到家里,母亲就会说:“穿梭去了啊!”
儿时“穿梭”,是为了逃离,而眼下的“穿梭”,冥冥之中,则是为了寻找故乡,为了回归出生地。就像出生在中俄界河乌苏里江里的大马哈鱼,在产卵期会冲破重重险阻不远万里回到它们的出生地,以繁殖后代。
“你看,我们的车都跑了将近十万公里啦!”欢妹指着家里购于2014年的起亚K2 方向盘下的里程数感叹,“鞋底子都要跑烂了!”
日子飞奔,然后迅速沉入遗忘的河底。向着夕阳飞奔的日子,模糊了写作与日常生活的界限,而草一样疯长的里程数,作为日常生活忠实的记录者,记录了这些年我如何“花掉”自己,然后又是如何花掉那些钱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种种迹象显示,生命和故土之间那根脐带,与母亲生下我时的那根脐带,截然不同,或许,两根脐带也都是母亲生下来的。在奉献了满分的柔情与爱之后,母亲与我之间的那根脐带便如同成熟的浆果,在岁月的枝头脱落了,留下一个模糊的背影。而我与故土之间的那根脐带,如同一个生命,在我的脑袋里,在我的脚上,一年年生长着,我无法忽略它的存在。多年来,我似乎一直带着这根无形的脐带生活。
在绵阳,我的日常生活如同一摊死水,一座休眠火山。因为不用坐班,大多时间,我只是呆在家里,读书、写作,在一部部文学作品里流浪、冒险,或沉浸在自己写着的文字和漫无边际的冥想中间。这是一种沉默的生活,无需话语的陪伴,显然是那些需要用嘴来衬托个人存在的人眼底的异类,连母亲也表现出一份残酷的担心:“万一,写成神经病了咋办?”母亲不知道写作长什么样子,无中生有,在她看来简直难以忍受。为了消除母亲的担心,我跟她解释,写作其实和当农民种庄稼的性质一样,只不过农民的庄稼在地里,而我的庄稼在纸上。
贫乏、枯燥、幼稚、可笑,有时候,我也难免自惭形秽,让自己和这些词汇连接在一起。可悲的是,就像天上的云朵不能把天空挤出去一样,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力量,能帮助我把自己从眼下的生活状态里面挤出去,更不要说交流和理解。
作家的生活理应丰富多彩,聂鲁达、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凯鲁亚克早年五光十色的经历,在我看来如同断裂带的星空一般耀眼、迷人。羡慕的同时,我用他们的经历制作了一架梯子,希望自己能从梯子上审视自己,审视生活,审视大地,审视人的点滴,获得新的目光和感知。
我相信“水到渠成”。想必很多像我一样在乡下长大的青年,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你满十八岁之后,你的亲人、熟人会整天围着你,追着你的耳朵,鞭策你赶快结婚。善意的提醒泛着无限怜悯,仿佛知道你不但携带着应当赶快结婚的年龄,也知道你的身体里携带着某些麻烦。
2
2010年秋天,穿过断裂带苍茫群山的河流开始一天天变冷的秋天,一个露水澄澄的黎明,父亲从家门前高高的核桃树上意外跌落,像落地核桃一样走完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里程。父亲走了,在他的死亡后面,母亲开始反复督促我找个姑娘,赶快成家。那会儿,我连对象都没有,怎么成家?母亲似乎不曾考虑这个,实在急了,她就满眼泪水,语气悲凉却又言之凿凿地说道:“你爸要是还在的话,肯定早给你雄起了!”
父亲已经走了,不会再骂我,不会再打我,母亲像是在说梦话。“老光棍”,我不到二十岁的时候,父亲就已经这样描述我给他的印象,可他不可能再那样咬牙切齿地说我。后来,我和欢妹成了家,有了小石头,母亲也不说我了。
在绵阳居家写作的日子,为了出汗,为了让嗡嗡转的脑袋静下来,我就走出家门,沿着九洲大道路边的绿化带跑步,一直向前跑,直到筋疲力尽,再慢慢往回走。写作和跑步类似,出发后就不能轻易掉头放弃,也像深入丛林的冒险家,披荆斩棘,踩出一条道路,再折返。顺着九洲大道跑步,生命里的点滴如同汗水和粗重的呼吸,汹涌而至。有时,我会明显意识到,日子就像九洲大道上忙碌的车流。
生命里很多的人与事,就在这奔波的过程里慢慢“流失”了。
像我早逝的父亲一样,我也是个极爱面子的人。我早已明了,面子是人的另一张脸,状如托盘,然而,不是把它洗干净、保持整洁就可以。面子,是要自己去挣,自己去活出来的。活着,必须善良,必须爱,也必须保持心灵的坚韧与强悍。否则,即便是你亲密无间的那些亲人,也会用一句话、一个眼神,亵渎你的作为,撕玉米一样轻易撕下你的眼泪。
大学毕业,步入社会,磕磕碰碰、居无定所好些年头,快三十岁的尾巴上,我在绵阳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事实如同伞柄,让我酥软的脊梁在老家人的眼神里不再弯曲变形,有了一点点所谓的“面子”。我的“面子”是我用写下的那些文字换来的。
我家的房子位于绵阳园艺山,小区紧邻西山公园和九洲大道,距离我和欢妹之前租住整整五年的三里村很近。至今,三里村昼夜不息的麻将声,仍时时在我耳畔回响。有时,我甚至能从自己那几年写下的文字间隙隐隐听到它们,仿佛,在我写下文字的间隙,它们也把自己塞了进去。
实际上,在绵阳买房之前,我几乎很少回断裂带,因为我无法回应那些一遍遍质问我工资收入多少之类问题的亲戚乃至家人。同样,我无法面对的是藏匿在质问背后的深意和赤裸裸的轻蔑。然而,我也不能理解自己——后来生活渐渐好转,作品领了稿费或是获奖了,都忍不住在朋友圈“显摆”一下。似乎是存心“报复”,似乎,只有这些物质上的荣耀,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写作者,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作家。最傻的一次,我特地从银行取出两万块钱,应该是巴金文学院打在卡上的创作补贴,拿在手上,用手机拍照,发了朋友圈,有意嘚瑟一番。按照父亲的说法,这真是“穷人吃饱饭啦”。不过,效果确实显著,立竿见影,点赞和留言汹涌而至,区区两万块钱,我收获的虚荣却如同千万富翁。不过,我也感到很不自在,难为情,这种行为实际上超出我对自己的理解,不是我的风格。真实的我,也不是这样的。一位我尊敬的诗人朋友也给我留了言,他的留言,是一个问号。正是这个不起眼的问号,唤醒了我的“羞耻之心”,我立即把那条消息删掉了。之后,我再也没有发过类似的朋友圈。
三年前的春天,我和欢妹从三里村搬到园艺山,正式入住这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我家房子在26 楼,我常站在阳台望着窗外的“世界”发呆。小区的另一栋房子挡住了西山公园方向的视线,大多时候,我的目光就像雪花一般落在九洲大道,落在那些来来往往、匆匆忙忙的车流之中,落在这条我无数次穿梭过的道路上。
“还记不记得,你租房子住那会儿最大的梦想?”欢妹有时会突然问我。
怎么会忘记呢?我的眼前瞬间亮出一条很长很长的道路。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个方便我收样刊、稿费的地址”;那时候,我一贫如洗,为了应付青黄不接的生活,经常虚构出各种看似纯属意外或者偶然造成的缺钱事由,跟要好的几个兄弟伸手借。并且,总是信守承诺及时归还,毕竟,新的困难很快就会骑着乌云,重新降临。
3
诚如近十万公里的里程数所显示的一般,我在绵阳的生活并不是我感觉的那样枯燥乏味。平日,通常是完成一篇散文或者小说之后,我都会回断裂带走亲访友,或者是到沈家坝文联那边跟文朋诗友喝酒聚会。
聚会,在短暂的欢闹之中抹去或者麻醉写作带来的孤独、焦虑、疲惫,然后重新开始新的书写。我有太多的东西要写,想写。很多时候,写,不纯粹是凭靠所谓的才华和灵感,而是因为,我看见了,我遇见了,我渴望通过文字讲述、还原所发生的一切,更深入地理解它们。我的日子大概就是这样,与生活保持着某种距离。至于写作,除了极少数的几位朋友,我也不愿深入交流,表达所谓的观点和看法。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我习惯沉默,而是确实无话可说,因为,想说的、要说的,都写在纸上了。如此一来,剩下的便是写作者应该恪守的常识——保持沉默便是一种道德。
当下除了真正热爱文学的人,谁会尊重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哪怕仅仅是出于礼节?去年冬天,在沈家坝与市里几位诗人朋友吃饭喝酒,喝到高兴处,大家纷纷朗诵起诗歌助兴,兴头上一位老板模样的中年男子赶来,便有熟人吆喝着这位迟到者给大家来一首。中年男子面如春风,一边落座,一边客套地说,“我不是诗人,写不了诗的。”话刚说完,大概是为了“图个热闹”,他忽然自言自语似的冒出一句俏皮话,“一只蚊子,嗡、嗡、嗡!”一个朋友听后鼓掌大呼:“好诗啊!”
“一只蚊子,嗡、嗡、嗡”,这个透着黑色幽默的句子,让我深深意识到,我的脑袋里像是贴着一张捕蝇纸,因为它无法消失。后来,我试着改写这个句子,我把它改为“一群蚊子嗡嗡嗡”。我想,这又是另一回事了。我是说,你肯定能想到“当下”这个词。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将芜杂的生活,没有缝隙的生活,视作我家阳台上触目可见的九洲大道,加以审视,逝去的日子和经历会变得清晰,如同书架上若有若无的灰尘,用湿润的抹布去抹,就能把灰尘的脑袋拧出来。在我看来,九洲大道上浩荡的车流犹如芸芸众生,似乎带着不可避免的盲从。路口不断转换的红绿灯,很快就将斑马线两侧的过客“吃掉”了,而散发着沥青味道的柏油路的肠胃仍将继续蠕动。
于是,我知道,一个接着一个穿过生命的日子,以及看似一成不变的生活,实际上,也隐匿着这样一条九洲大道。读顾城的自传体小说,看到一段话:“我听到你无声无息地走了,到生活里去了,这是我憎恨的事。我很惊讶人为什么愿意活,而活就是生活。我也到生活里去,然后又出来,在边上站着。我对你们说那不太好,我去过,可是你们不信。生活里人口众多,生活把那些小玩具摆在街上,你们就去看;把那些小点心摆在桌上,你们就去吃;把那些鞋摆在地上,你们就去穿;你们穿上它就走远了。”可是,究竟什么是生活?何谓生活?人该怎样生活?生命——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存在的意义何在?涣散的细节与风景堆积在日常的宴席里,我却时常感到无从下嘴,甚至,心头有种“让周围吃掉的感觉”。就像跨入一次崭新的阅读或者写作之旅,你让周围的空气吃掉了,你是不存在的,你的脑袋和手已经坐上文字里的那趟绿皮火车,你与现实离得很远很远,跋涉如同夸父逐日,所有的冒险和风景都由文字组成,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地平线、路标或者参照。
一个个日子不断向我走来,又不断离去,犹如九洲大道上不断移动、变幻的风景。
4
几年前,我在散文《无根者》中,表达过我与断裂带之间的“撕裂关系”。虽说“离家不离根”,但不可否认的是,躺在灵魂里的疼痛依旧,难以言表。另一方面,在绵阳,过着所谓的城里人的生活,我也没有融入其中的感觉,像加缪笔下的局外人,我总是感到自己“格格不入”。
去年岁末,阳光金黄的午后,我带着U 盘徒步去九洲大道路边的打印店,打印两份省内的文学作品扶持项目申报材料。U 盘里不但保存着这份申报材料,也保存着我多年来写下的文字。
电子文档里的相关表格已经填好,名字、年龄、民族、出生年月、工作简历、作品梗概……仿佛,我的一切都被框在大大小小的框子里。望着陌生又熟悉的它们,我有种被肢解的错觉,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被这些陌生又熟悉的符号重新定义了。
如果申报成功,将有一笔不错的收入。“就当碰碰运气。”我对欢妹说。类似的申报其实挺多,但成功的概率就像天上掉下馅饼,所以,每次我都这样对自己说,对欢妹说。在绵阳,房贷、儿子的奶粉以及琐碎繁多的日常开销,让一笔笔钱如同流水在我们的生活里哗哗散去。欢妹说,没事少出门,因为出门就要花钱。很多时候,我怀疑这是她和我成家的重要理由。每次出门,见小区外有新的商家开业,欢妹就会问我,你看见那只手了吗?我明白她的意思,那是只欢迎的手,叫你去花钱的手。在城里,钱的去处总是比我的去处多得多。
每年,我的稿费也就几万块钱,好在,对于生活,我的要求不高,顺其自然;对于财富,我也没有削尖了脑袋往钱眼里钻的热情,主要是我有自知之明,没那个脑袋。在断裂带开超市的二娘不止一次跟我说,侄儿你今后要是能当个什么“官儿”就好了呢!我一头雾水,无法理解,为什么那样一来我就好了?或许在二娘看来,与其当作家,不如当“官儿”实在。不过,什么样的脑袋,做什么样的事,这是我的一贯主张。二娘的言辞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的是关心,她希望我把日子过好。虽然我在绵阳,在城里生活了好些年,可实际上我一直站在“城市的外边”,站在“生活的外边”,像局外人一样清醒,也像局外人一样昏头昏脑。在我眼底,城市是一座森林,人的森林,房子的森林。不得不承认,外婆的说法最为一针见血。她说,城里就是啥样都要花钱的地方。
经营打印店的是一对青年夫妻,女的胖胖的,男的瘦瘦的,两人都是娃娃脸。除了打印材料,店里也接维修电脑的活儿。打印店很小很窄,每次我都是站在店门口,因为它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像在用力把人挤到店外边去。
走到店门口,我将U 盘递给老板娘,说,请帮我打印一下。
我说,一份36 页,要两份。
为了表明自己是老顾客的样子,我又赶紧补充一句,给我算便宜点嘛!我说,以前给我算的都是三毛钱一页。
老板娘说,你没看见门口的收费标准吗?百页之内一律五毛钱,超过百页才是三毛钱。老板娘语气很不耐烦,声音尖尖的,不是圆圆的。
我说,我经常来打印的,就算三毛钱吧!
老板娘却大声吆喝,不行!还特地强调了一句,我们做的是小本生意!
我听了很不舒服,甚至有点心疼,不是因为几块钱。但是我遇到了,就必须面对。于是,我理直气壮地改口道,那就给我打印三份!
2.培育核心素养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迫切需要。党的教育方针从宏观层面规定了教育的培养目标,对于我国的人才培养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在价值定位方面,核心素养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化,是连接宏观教育理念、培养目标与具体教育教学实践的中间环节。党的教育方针通过核心素养这一桥梁,可以转化为教育教学实践可用的、教育工作者易于理解的具体要求,明确学生应具备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从中观层面深入回答“立什么德、树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引领课程改革和育人模式变革。建设班级文化又是核心素养培养的有效形式。
老板娘听了,凶巴巴地说了三个字:无所谓!
如果她不说这三个字,那么她真的就是无所谓了。我甚至会因为自己的改口而愧疚,但她这样一说,我又觉得自己太过友好,太过善良,我无法理解,人何必活得如此刻薄、斤斤计较?到底是为了什么?
转眼,事情过去大半年了,九洲大道上这件已经被绿叶和喧嚣覆盖的芝麻小事,依然在我的脑海闪烁,我无法穿过它,就像穿过黑暗里的针孔,让记忆走向白纸。唯一可做的,就是撤退,我再没去过那家打印店。世界毫发无损。还是一切都已悄然变化,只是没有声息?
写作就是撤退,在撤退中走向真实,在撤退中还原生活本身,然后,抵达更远处。生活是你自己的,你就应该遵照你的逻辑和思维生活。如同写作,并非随波逐流的游戏,而是离群索居的独自耕耘。
在生活里,当下和已然走过的日子互相混淆,又血肉相连。直白点说,每个人的当下都是过去日子的延伸,一个人的过去会穿过一个人的当下。
有一次,去超市买烟,买很久没抽的中南海。在三里村那些年我一直抽这种烟,很便宜,一包六块钱。现在,我抽的,零售价基本都是二三十块钱一包的,细支的黄鹤楼、娇子。不知为什么,那天,我居然想买包中南海。卖烟的是一个老头,在我说出久违的“中南海”之后,他面无表情地冲我揶揄了一句,这种烟只有农村人才抽,这种烟只有农村才有人卖。我掉头就走。
胡须飘飘的诗人雨田兄,曾在一次喝茶聊天时说,他最厌恶的不是城里糟糕的空气,而是一些城里人的嘴脸,因为这一张张远离泥土滋润的脸孔,总是写着太多东西,虚伪、狡诈、吝啬、阴冷、邪恶……在绵阳生活多年的他,说自己能用眼睛一下子分辨这些。我相信他的话,不过,他的表述也存在问题,尤其是那个“总是写着太多”的“写”字,对写作的人而言,无疑是种侮辱,我觉得用“埋在脸上”的“埋”字最合适。
5
“庚子年的春天一晃而过。”
当我坐在书房电脑前,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庚子年春天已经把属于它的那一页悄悄地翻了过去,在身后化作一缕薄烟,袅娜而去。感觉庚子年的春天就像是兔子的尾巴,短得不得了,短得要命,短得就仿佛是我亲爱的外婆拿她的剪子,“咔嚓咔嚓”剪过一般。
一晃而过的春天,病毒全球肆虐的春天,我、欢妹还有小石头,大多时候都像蜗牛一样待在家里,荒废着日子,也被日子荒废。挂历上的庚子年已经蒸发了一小半。实际上,庚子年的春天漫长无比,说春天一晃而过,不过是某种错觉,就像在绵阳家里写作的时光,转眼,一天就过去了。庚子年的春天,我频频奔波于绵阳和断裂带之间,几乎无心写作。这个春天,发生了太多事,日子过得像在做梦,以至于我总觉得,春天是一晃而过。
这些天,我总是想起我那腿脚不便、孤苦伶仃的外婆,想起她潦草的晚年,想起她曾经用剪刀剪过的岁月。如今,外婆用剪刀剪过的岁月都原封不动地穿在外婆身上,皱纹、发丝里的黎明、模糊的视线、骨质增生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疼痛与各种药片,代替了亲情,陪伴着她。外婆老了,她的剪刀无法剪掉这些,当一个人老了,春天远远走开之后,她剩下的就是这些。
三月份,“闲不住”的外婆去灶屋准备做饭时狠狠摔了一跤,在床上躺了十多天,才渐渐好转。每次回断裂带我都要去看外婆,这个“看”,充其量只是抚慰,并不能真正消除外婆的疼痛,或许,疼痛是次要的。我知道,外婆除了疼痛,更多的是一种无法言说的“伤心”。外婆一生养育四女一子,跟着她唯一的儿子生活。可舅舅是个财奴,整天忙着挣钱,无心顾家。热衷跳舞,和一群妇女整天四处“穿梭”的舅妈也不顾家。好好的日子过得乌烟瘴气,一片狼藉。正是这个原因,前年冬天,外婆家的房子发生火灾,烧成了残垣断壁。事发当天傍晚,舅舅开车出门给人拉货,舅妈开着面包车到山下跳舞,家里冷清,早早躺到被窝里的外婆差点没能跑出来。
从母亲那里得知外婆摔跤,我和欢妹带着小石头马不停蹄地回到断裂带。
望着苍老了一大截的外婆,我眼泪花花,忍不住责备她:摔跤了,为什么不在电话里跟我说呢?穿过外婆苍老的容颜,记忆纷纷涌来。我已经很久没有掉过眼泪,父亲去世,我没有眼泪,祖父、祖母去世,我也未曾落泪。
外婆却一如既往,反过来安慰我。她说,你在城里不容易,啥样都要花钱,有一家人的生活要操心……压力也不要太大,该休息就休息……
我说一句,外婆说了一串。
我说,外婆,那你为啥不让舅舅舅妈操心?
外婆说,靠不住!
家里,除了外婆,空空荡荡,房子也还是前年冬天火灾后的情形,舅舅舅妈舍不得掏钱盖房,倒是花了几万在残垣断壁上烧了彩钢,好挡住天空。不过也和真的房子差不多,母亲刻薄地说,还能抗震呢!
外婆告状似的说,她躺在床上那些天,舅妈给她端了几天剩饭,她不吃,舅妈还跟她吵架、使脸色,说她没良心!
我差点尖叫起来。心疼儿子的外婆,把舅舅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的外婆,一辈子含辛茹苦,把什么都奉献给这个家里的外婆!八十多岁的人,还要带着浑身病痛做饭,洗衣服,扫地。谁都没想到,外婆拥有的是这样一个晚年。
2016年底,我在绵阳买房子前夕,首付差一截,本来打算跟我手头宽裕的舅舅张嘴借的。还没张口,舅妈就当着我的面说:“我觉得没那个必要!”
四月初,清明时我特地回断裂带给父亲扫墓。整整十年了,我和弟弟都已成家,各自有了孩子,成了父亲。父亲坟前的两棵柏树已经枝繁叶茂。
断裂带的樱桃熟了。我吃到了久违的樱桃,不是红樱桃、野樱桃,而是那种其貌不扬的白樱桃,味道却很甜,一点也不酸。很多年没吃到这样美味的樱桃了。
这两年,断裂带开始修高速。四月上旬,小我一岁的弟弟把他原来的卡车卖掉,换了辆大卡车,想着能在工地上挣些钱。四月中旬,我在绵阳突然接到电话,换车不到半月的弟弟因为操作不熟练,掉下了几十米深的悬崖底下,被120 送到江油人民医院。那天是小石头开学的日子,接到电话时,我们的车正行驶在九洲大道上。心急火燎地赶往江油人民医院,头破血流的弟弟像个“血人”,好在,人无大碍。医生说,没见过这样命大的人……
有些事,谁都想不到。
世事无常,奔流不息如九洲大道的尘世间,活着,平安无事,知足感恩,便是莫大的幸运和福气。立夏了,知了的声音远远传来。被我的目光和身体一次次穿过的九洲大道,看来业已恢复本来的样子,车流不息,生机勃勃。人们又像往常那样出门了,各归其位,各行其道,各司其职。在阳台上,我观望着庚子年的五月,寻找着庚子年已然下落不明的春天。我记起前不久,带儿子在九洲大道顺着绿化带散步,走路还有点摇摇晃晃的小石头,为了踏上大理石台阶,竟抓着路旁一株刺玫。爬上台阶后,我儿子高高兴兴地朝着刺玫,说了句令我无比动容的话,是我们平日教他的话:“谢谢!”
我觉得,这两个简单的中国字,或许能代替我大多时候的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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