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安，加缪先生
关于加缪，说他是法裔阿尔及利亚人，或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这样的表述似乎都不能让他本人满意。当然，我并未看到他对自己的相关描述，但给我的印象是，他似乎一生往返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公交车上，尽管事实也并非如此。他更多的时间应该在巴黎。这个出生不久就丧父的人，对父亲没有任何印象，而由于战争及家庭的贫困不得不投靠外祖母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外祖母的暴躁和嫌弃、母亲的沉默，都使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从小便与世界产生了不易被察觉的隔阂。好在他的小学老师热尔曼给了他半个父亲的关爱，以至于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答谢辞里专门提到热尔曼先生。还有他童年的小伙伴，给了他迎着阳光生长的力量，而母亲在丧夫和现实的窘迫中，外祖母在惩罚的棍棒下，也都给了他能够给予的爱。这些都使得加缪不仅有颗敏感的心，同时也具有极强的理性能力。
他在二十几岁便同时写出了《局外人》《西西弗神话》和《卡里古拉》这些充满理性和温情、荒谬与宽宥的作品。他最有力量的作品《鼠疫》，完成于三十四岁。而《第一个人》是他短暂生命中的未竟之作，可以算作是加缪的自传。这是一部追寻父亲的作品，这也预示着弥补缺憾的不可能性，他所揭示的世界的荒诞，也宿命般地让他自己死于一场荒谬的车祸。
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辞写道：“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加缪对人性深处隐秘之物及个体生命的社会担当等方面的温情探讨是不应被忽视的。比如，里厄医生在战胜一场鼠疫、完成了一个男人的担当之后巨大的空虚和难以排解的悲凉之感；比如，西西弗在宿命而荒谬的苦役中得到神无法掌控的快乐和意义；比如，在《局外人》中他提道：“所有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盼望过他们所爱的人死去。”对这些经常被道德和潜意识所遮掩的隐秘人性的揭露，都极具有开创性和令人钦佩的勇气和坦诚。
距离第一次阅读加缪，已经过去近二十年了，如今再次阅读已和最初接触的感受有很大的不同，不再有太多的激动，而心里始终是沉沉的，这或许和岁月有关。但在今春的料峭寒风中，在现世更大的荒诞中，重新倾听加缪的一次长谈，无疑是我在无数难以安眠的黑夜中切实需要的。不管怎样，在加缪对荒诞和人性隐秘的揭示中，加缪本人内心有个巨大的锚，使他牢牢地停靠在他所生活的世界。这个锚，是爱，是担当，它也成为抚慰我今春最悲凉的希望。
春天一再推迟，加缪先生，晚安。
伟大的团聚——读高更随笔《诺阿，诺阿》
在阿尔，梵高终于用一把尖刀，把欧洲的天空豁开一道口子，因为口子太小，阳光就显得格外刺眼。1887年11月在巴黎与高更相遇后，他告诉高更，阿尔才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他急于让他的朋友看到欧洲的阳光，以至于他一回到阿尔就着急地从窘迫的口袋里掏出钱来给高更汇去路费，要是他写了信，肯定极尽巧言，迫不及待。这个自卑的家伙，高更是他在这个世界仅有的回音。他肯定特别忧心，生怕这个回音不小心从手里溜走。直到今天，我也无法把高更和梵高归于艺术大师的行列，我更愿意相信他们是一对赤子，而他们不能同时在一个半球，那样会把彼此烤焦了。高更更早地意识到这一点，他逃离的，除了欧洲的天空，还有梵高那把紧追不舍的尖刀。
跨越北回归线、赤道，到南太平洋，高更对每一块大陆都不感兴趣，这可能与他七年的水手生涯和对人类原始文明的迷恋有关。塔斯马尼亚群岛像一面湖水那样，让高更得到自由、安宁和喜悦，同时映照出他内心的超越经验的影像。它成就了高更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那是一个新的世界的遗言，那是路亚的伟大的团聚。
尽管如此，高更和梵高不同，他明白艺术的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差异，早期的岁月培养了他与这个世界的交往能力。这体现在他的逃离，与德胡拉同居一年之后回巴黎办画展的借口中，以及后来与殖民政府的抗争中。但他对自己的创作充满自信和准确的预言：
“在我之后的画家，甚至一些尚未出世的画家，他们欠我一份人情，下一代的画家，当他们得到自由时，会欠高更一份人情。”
这话，对他的老朋友梵高，也同样适用。如果梵高早一点知道，他的耳朵和一把枪就会慢一些。
他们都在自己生命中，实现了伟大的团聚。
在《诺阿，诺阿》一书中，高更写下这样的话：“塔希提静谧的夜晚，如此独特，土著们在夜晚行走，赤脚，非常安静。”
今夜，也许我也欠高更一份人情。
过去的一切还在前头——在不可一世的夏日读里尔克
在里尔克与茨维塔耶娃最后的通信中，你仍能感觉他的文字是有力量的、充满深情的。“马丽娜，那趟列车（载着你上一封信的），那趟你后来不予信任的列车，疲惫不堪地抵达我处；令人不安的邮箱是衰老的，犹如一些骆驼和鳄鱼也总是衰老不堪一样，它们自小就被衰老包裹着：这是一种最可信赖的特征。”在《三诗人书简》这本书里，里尔克最后的岁月是病恹恹的，我以为他是在地中海的小镇，像伍尔夫和艾米莉·勃朗特那样患着痨病，我甚至还想象有一个影子女士的陪护。这是对里尔克的猜测和误解。1926年冬天的瓦莱山谷也许是阴冷的，他静悄悄地等待死亡最后的召唤。我不知道他那时是否想到他的妻子和孩子？一生惯于漂泊，他在最后出发的时刻，是否带着对生活的悔意？“谁此刻没有房屋，就不必建造；谁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写《秋日》这首诗的时候，里尔克才二十几岁，而这又像是一生的断言。
然而，有什么能阻止他对诗的热爱？程抱一在《与友人谈里尔克》一书的引言中这样说道：“从第一句诗从心底涌出。他都尽力摒弃其他生活的可能，把生命交给诗。”当罗丹批评他早期的诗一文不值，让他去动植物园的时候，他真的去了那里细细地观察，并很快进入到他所描述的事物里去，于是有了《豹》等一系列象征主义的经典之作。但这样的进入，已不能使里尔克满足，他发现了另一个超越现世的“大开”世界，他从一棵树那里得到启示，在杜依诺古堡听到了召唤，这些都那么地难以琢磨，难以抓住。此后，他经历了漫长的焦虑和等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一再打断他的写作，但似乎一点也打扰不了他听从那个召唤。
1921年，他在友人的帮助下来到瑞士的瓦莱山谷，住进了穆座古堡。他着手翻译瓦雷里的诗歌，并静待那个神秘时刻的到来。
1922年1 至2月，也许是里尔克一生最重要的时刻，惊闻友人柯鲁柏夫人的女儿韦拉去世，他一口气写了五十五首《致俄耳甫斯十四行诗》，紧接着创作了《杜依诺哀歌》。多年淤积在心的东西得以释放，愿望得以完成，这疾风暴雨式的消耗已彻底夺走了里尔克的健康，他迅速消瘦，他的肉体难以遏制地衰弱了。
这时，他和茨维塔耶娃、莎乐美有着密切的书信来往，瓦雷里等著名的人物也不断造访穆座古堡，这给了他安慰，并使他保持一直以来的热情。特别是茨维塔耶娃的信，成为“投向他晚年生活的一束阳光”。（刘文飞语）他称茨维塔耶娃为“生活的姐妹”“唯一的天空”，他把自己对她的爱称为“初恋的初恋”，希望与她共享“高层次的生活”。然而，爱情是无法让他驻留的，那也许只是路上添加的薪柴，给予诗人尘世的温暖。他说：“我时常把我的肉体称作我灵魂的孩子……他通常让人完全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保持着礼貌……他是朋友……。”
灵魂之作得以完成，它也同时带走了他的孩子。而诗人最终的死亡却是为一位造访的女士折一枝玫瑰而刺伤了手，血液中毒，得了那个时代难以治愈的败血症。这样的死亡也许是上帝的眷顾和怜爱，因他过于赤诚。
在《俄耳甫斯》的第一行，他这样写道：“一棵树生长得超出了它自己……”
无论读几遍《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和《杜依诺哀歌》，我们都无法描述它的全貌，仿佛它仍然在生长。里尔克的诗歌与我们保持着隐秘的疏离关系，就像有一种相斥的力，当我们以为就要抓住它的时候，它却把我们推得更远。我们只能小心翼翼且不断奋力地接近，才可以模糊地看见它在我们的远处存在着，我们只有保持平行线的方式，才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来创作或揣摩千万个里尔克。
在炎炎夏日读里尔克，确实令人伤神，它加重了今年夏天的炎热，也因为一些现世的烦恼，叠加在里尔克的阅读上，增添了内心的担忧和不安。这真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夏季，像阴云一样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隐约让我们感到恐惧。在夏天的倦怠和不安中，让我们再次重温里尔克的那句诗吧，一切都是猜测，一切也许就是现实。“过去的一切还在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