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 灏

良相与良医

按《说文解字》所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巫”这个字，在甲骨文里，象古代女巫所用的道具。在小篆里，则是象女巫两袖舞动的样子。它的本义就是在上古时代，能够以舞降神的人。也有人从会意的角度解释说：“巫”，从“工”从“人”，“工”的上下两横分别代表天和地，中间的“丨”，表示能上通天意，下达地旨；加上“人”，就是通达天地，中合人意的意思。总之，在很久很久以前，“巫”，从事着一种极端高大上的职业，是贵族中的智者，或者，他直接就是有智慧的王，有智慧的领袖。比如那个著名的治水英雄大禹，就是一位大“巫”。据说，他因为辛劳治水，长年行走于又湿又滑的泥泞中，走起路来迈不开脚，只能以小碎步的形式行进。久而久之，大禹的这种步伐就被时人称为“禹步”，成为后世的道士们作法时的一种仪式感很强的步伐，也成为巫觋祷神的舞步。秦汉以前，各朝统治者都以“巫”者的言教作为官方的教化，时以帝王为“巫”师。但是后来，这种言教配上了五行阴阳之说，又渗进了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的成分，并逐步走向民间，使跳神、祈雨、祛灾、治病、看相、算命、请神、走冥、招魂、灵姑等形式和功能应运而生。“巫”者，终于离开了高贵巍峨的庙堂，成了为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所轻贱的底层江湖人物。

　　好了，下面，即将有一位“巫”者闪亮登场了！时间：距今一千余年前的北宋；地点：今天山东邹平一个小村镇；人物：除了那位居中的算命先生，还有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围观者。不过，真正交钱算命的顾客，并没几个。这先生心中气恼，表面上偏又不便发作，只好有一搭没一搭地陪着多嘴的看客们闲话。突然，有个七八岁的孩子从大人的腿缝之间挤了进来，径直请教先生：“先生先生，您看看我，长大之后能不能做宰相？”先生仔细地端详了一下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小屁孩儿，刚好为自己的愤懑情绪找到了一个宣泄口，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在众人的哄笑之中，那小屁孩儿显然非常失望，但却并不气馁。又说：“先生先生，那，您再看看我，长大之后能不能做医生？”背过韩愈《师说》的人一定都记得这段话：“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大意为：巫者、医者和乐师，以及那些做各种工匠的人，是君子们所不屑一提的，但是现在，那所谓君子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孩子这一问，让算命先生的好奇心战胜了自己内心的愤懑，他反问这孩子说：“刚才，你小子还想着要当位极人臣的富贵宰相，怎么一下子就落到了要当地位轻贱的贫寒医生了呢？”小屁孩儿回答说：“俺娘告诉我，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这两件事，最能造福百姓。既然当不了好宰相，我就想当一名好医生。”算命先生听了之后，大为感慨，不由摸了摸这孩子的头说：“孩子啊，你有这份心，就是当不了良相，也能成为名将！”

　　俗话说“高手在民间”，确实是“然哉然哉”，诚不我欺也。这位“巫”者“铁口直断”，果然把那孩子的命运断得极准！“书中暗表”，故事里的小屁孩儿长大之后，自己给自己改名为：范仲淹。

　　范仲淹，籍贯为苏州吴县，却生于徐州。其两岁丧父，随母亲谢氏改嫁山东淄州长山朱文翰，遂取名朱说。直长到23岁了，才知道自己是姑苏范氏之子。因为不愿让母亲伤心为难，他并没有立即提出恢复范姓之事。29岁那年，遵母命正式复姓、更名。57岁时，他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中国文学史将永远记住北宋庆历六年（即公元1046年）的那一天：因为庆历新政失败被贬，由中央下放到地方担任邓州市长的范仲淹，面对着好友滕子京关于请其为新修缮的岳阳楼作“记”的书信，面对随信所附的《洞庭晚秋图》，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一会儿，他的眼前是“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一会儿，他的眼前是“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一会儿，他的眼前是“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时移事异，对景生情，究竟应该“感极而悲者矣”？还是应该“其喜洋洋者矣”？范市长这两个问题，问得很老实，很真实，也很务实。

　　这种问题，有点类似于列子编的那个“两小儿辩日”的故事：说是一个孩子讲，太阳刚升起时看起来大，到了中午时看起来小，按照近大远小的道理所说，太阳应该是早上的时候距离人近。但是另一个小孩儿又讲，太阳刚出来时天气凉爽，到了中午的时候特别热，按照热源靠近时就感觉热、离远时就感觉凉的道理所说，太阳当然是中午的时候距离人更近。结果，据列子说，这问题连孔子孔圣人都被难倒了。

　　按我的想法来说，列子的“两小儿辩日”与范市长的“洞庭湖悲喜之问”，其相似之处在于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从自己一时一地的个人感受出发，来做出判断。这样的话，天底下又哪有个什么“永恒的真理”呢？要说这“两小儿”，他们可能是真的不明白；但是范市长，却绝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的心中，早有答案：“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说得多好啊！在邓州的花洲书院，当此正在奋笔疾书《岳阳楼记》的范市长写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句时，那必定是百花齐放，龙凤呈祥，天下归仁，世界大同！

　　作为中国古代优秀读书人的代表，范仲淹更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典范——他从来都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据朱熹《三朝名臣录》记载：仲淹领延安，养兵畜锐，夏人闻之，相戒曰：“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说：“予在南郑，见西邮俗谓父为老子，虽年十七八，有子亦称老子。乃悟西人所谓大范老子、小范老子，盖尊之以为父也。”范仲淹治军，胸中自有百万雄兵，且军纪严明、战斗力倍增，西夏人相互提醒说：这位“范爷”惹不起！老百姓们还编出歌来唱：“军中有一范，西军闻之应破胆。”又据记载，范仲淹主政苏州，曾在南园买了一块地，准备卜筑安家。一位风水先生看了之后说：“这，可是块风水宝地呀！谁家在此建家族学堂，必定会出文曲星，代代高中，辈辈富贵。”范仲淹听了之后，说：“那太好了！就用这块地给公家建一个苏州府学吧，让吴中子弟都来受教育，大家都富贵。”后来，吴中“登科者逾百数，多致显”。再后来，当年的府学，就成了现在的吴中学子们心向往之的苏州市第一所国家示范级高中、“中国百强中学”——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

　　有学者考证：范仲淹终其一生，都没有去过岳阳楼。但是，他在自己的官场生涯向下走的那个阶段，为自己、也为后人，造了这座岳阳楼。他自己，先登此楼，作了个示范。然后，他也想看看：后世的公务员们，有多少人，能登上这楼去？

竹子的声音

明成化十九年某月某日，一个12岁的孩子问他的家庭教师：“先生，我们读书人第一等重要的事儿，究竟是什么？”这是公元1483年的北京，其情其景，约等于现代一个五六年级的小学生，很认真地和老师讨论教育的目的甚或是人生的终极目标问题。老师定睛看了看这孩子，心情有点复杂：一来，人家的老爸是当世金榜题名的状元公，人所敬仰；二来，这孩子好学善问，自己也是打心眼儿里喜欢他。但是毕竟，自己总是因为科考成绩不尽如人意，才只好在此充任西席聊以度日，正心中不甘得很呢！眼下，这孩子偏偏提出了这样一个类似于“揭伤疤”的问题，可不是让人尴尬之极吗？他定了定神，又清了清嗓子，说：“那，当然是考取功名做大官啦！”小学生摇摇头，说：“考取功名，恐怕不是第一等的大事。”老师一听这话，有点着急，也有点反感，就问他：“那你说，什么才是第一等的大事？”这孩子答：“我觉得应该是读书，做圣贤。”

　　这孩子名叫王守仁，别号阳明。他的回答干脆利落，让人不由得眼前一亮、精神一振，也让人不由得想起我们江苏淮安的另外一位12岁的孩子。那一年，他的校长问大家：“请问诸生为什么而读书？”这孩子回答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大家都知道这孩子，他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

　　所谓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非常之人”王阳明长到16岁（一说21岁）上，又做了一件奇事：在自家的院子里看了七天七夜的竹子，说是要“格物致知”。当然，他家的竹子和他家的老师一样，最终，并没能给他一个令其信服的答案。

　　王阳明“格”竹子，照现代人看来，也许更接近于行为艺术。但对他自己而言，是探求真理，是追寻意义，那是努力超越形而下之“器”以达于形而上之“道”。至于，他选的为什么是竹子？我觉得，这或许是个问题。

　　在中国文化中，竹子声名卓著。它质朴、素洁，敢爱敢恨，怀抱三尺月光，也根系万丈红尘。无论在山间水畔、屋后房前，竹子们都挺拔、俊秀，长成一种象征、一种精神。通常，它可以代表正直清高、谦虚谨慎、坚韧不屈、无私奉献、高风亮节等等优秀品质。但是，竹子一旦被砍伐之后，既可以做成抒情的竹笛、清亮的洞箫，也可以做成明枪暗箭，甚或是陷阱里的尖刀。所以，像竹子这样“文武兼备”、爱憎分明的植物，理当对以“做圣贤”为人生目标的“天才少年”王阳明有所启示。

　　东汉时，赵晔的《吴越春秋》记载了一首《弹歌》，相传是黄帝时代的民间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首歌，说的就是砍了竹子，制作弹弓，再把弹弓装上石块射击鸟兽。有专家说这是中国最早的诗歌，而且，此诗雄辩地证明了艺术源于生活，诗歌出于劳动。当年，鲁迅先生举例说的“吭育吭育派”诗歌，从对书写对象的推理逻辑上看，大略也是受了这《弹歌》中竹子的启示。

　　我16岁时是1984年，那时没有想过要“格”竹子，却听过程琳演唱的一首与竹子有关的歌《熊猫咪咪》。歌里面唱：“竹子开花罗喂/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呀星星多美丽/明天的早餐在哪里？”这才知道，竹子也是开花的！而且，竹子开花，就预示着大片的竹林会枯死，于是，散居于山林之中的国宝大熊猫就会因为缺少食物而死亡。在那样的年龄，我们对于死亡的感受并不强烈，对于美丽的认识倒是朦朦胧胧的，似乎是很有心得，于是，在喜欢程琳和她所演唱的歌曲的同时，对于熊猫的亲近感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从《弹歌》，到《熊猫咪咪》，竹子的声音随物赋形、“为事而作”。但是，那都并不是竹子自己发出的声音。多年以前，我曾以一首诗表达理想中竹子的声音：

　　从一片汪洋的竹海中急流勇退/退到比天空更远/静夜里一泓箫声清亮/倒映出远行者/苍老了的容颜//“袒露心迹的方式有多少种？”/一根竹子自言自语/它洞开虚空洞开时间的喘息/让风自由地出入//把大山与大水连接起来的沉默/截取了清秀与坚持的/一个片段。截取了一场春雨/满地的青草野花/张开倾听的耳朵……（拙作《箫》选段）

　　又或者，竹子的声音应当是这样的：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郑板桥《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从萧萧竹叶之声，想到老百姓的痛苦呻吟，这是诗人公务员郑板桥用自己的心中之竹成就了眼前之竹，也是公务员诗人郑板桥用肉体的自己成就了精神的自己。这声音里，有自省，有责任，有中华民族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

　　竹子的声音，还应当是这样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是竹做的，但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这是著名的革命烈士、共产党员江姐狱中书信摘句。江姐，姓江名竹筠，四川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婚后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8年，彭咏梧在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任上牺牲，江竹筠接任其工作，继续领导当地的革命斗争。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受尽严刑拷打，始终英勇不屈，1949年11月14日被敌人杀害并毁尸灭迹。江姐的名字中有“竹”、有“筠”，“筠”的本义是竹子的青皮——这里的“青”字，也即“留取丹心照汗青”之“青”。

　　“未出土时已有节，到凌云处尚虚心”，说气节、说虚心，自必提到竹子；“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说顽强、说坚持，自必提到竹子；“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说兼济天下、说独善其身，自必提到竹子；“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说衣食住行、说居家过日子，自必提到竹子……众说纷纭，而竹子无语。竹子的声音，在观者的眼中，和感悟者的心中。

　　说到这里，明显就对比出禅门中人不管不顾的刚劲和峻烈了：有道是“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则翠竹、黄花本也不是翠竹、黄花，它们和“道”一体，和这个“悟道”的人一体，它们以自己的真实来承载和体现着这个世界的虚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有副关于竹子的对联说：“居中有竹春常在，山静无人水自流。”我想象着贬居于黄州的苏东坡，或许曾手书了这副对联，把它挂在自己的破墙之上，或许还会常常得意洋洋地自我欣赏一下呢。这时，我也就有点得意洋洋的感觉了——或许，我懂了苏轼，也懂了竹子。其实所谓竹子的声音，那也并不是要考验一个人的耳力、视力或想象力，那不过是强调人要“正心诚意”。好比苏轼因了自己的赤子情怀，就“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那时，自可将身形一闪，也变作竹林里的一阵微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