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坚

　　曼哈顿西五十七街劳伦斯·米勒画廊正在展览多多（DoDo Jin Ming）拍的大海和向日葵，展览叫做“多多金旻：水火土气”。薇姬·戈德堡在《纽约时报》上说：“她那复杂而澎湃的海景，激昂如歌剧，强烈如贝多芬交响曲中高潮迭起的乐章。”（《水的音乐，留在胶片上——海洋的回归》，《纽约时报》2004年6月13日，黄灿然译）一栋苍老的土黄色公寓，门口有面包店。电梯可以停在每一户的门口。弗睿按了门铃，门里面站着一位修长而苍白的女士，刚刚洗过头，眼神清澈。房间里陈列着价值不菲的洗印照片的设备、非洲木雕、贾科梅蒂铜。她正在听巴赫。中国北方人，朝鲜族。早年她是一位小提琴手，在香港管理乐团拉小提琴。1995年来到美国。“一九八八年前后，她观看了约瑟夫·博伊斯一次画作展览，受到极大震撼，此后，连小提琴也不再拉了。她开始画向日葵，尽管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何选择它们。不久，她自学摄影，学习如何显影、如何放大。她决定调整照片的色调，并自己用氰化物稀溶液来制作调色剂。用了几个月后，才发现氰化物是非常危险的。”窗外是纽约之光，正在另一栋大楼的平顶上徘徊。无数亚细亚的移民提着箱子涌向肯尼迪机场的海关，几乎都是来淘金的，就是那些艺术人士也是如此，他们一旦发现势头不好，成功难乎其难，镀个金就纷纷逃走了。90年代纽约还有几个来自大陆的披着长发、说着蹩脚英语的艺术人士，如今一个也不见了。纽约不好混，纽约崇拜的是真正的天才。多多就像一只白鹤落在哈德逊河畔，与摩天大楼、布鲁克林、芭比娃娃、汽车、麦当劳、街头音乐、布鲁斯……共舞，轻盈而孤独，像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样沉入了她梦想的艺术生涯，这个梦是可以实现的，如果你有足够的才华，纽约绝不会打折扣。纽约是一个承认天才的城市，也给予各种等级的才能发展空间，它的艺术标准是一个唯美的（并非修辞之美）的金字塔结构。可以信任，很少出现有失水准的东西。她是白南准那类献身般地投身于世界艺术潮流的少数艺术家之一，她的祖国不知道她的存在。过了十年，多多已经成为纽约最优秀的摄影家之一。“观者被卷入大海怒潮的漩涡里，海水激荡、搅动、混乱、无垠，融化如焀岩，疯狂如山中雪暴——同时又有精致、令人销魂的图案，和令人迷惑的美丽。摄影家在拍摄这些照片时，有时要处于险境中，且总是全身湿透。她会抓拍一个镜头，然后迅速跳向另一块岩石，但当大海特别危险而时间又太短时，她偶然会把自己拴住，坐着任由铺天盖地的大浪扑向她。”（薇姬·戈德堡）《美国人》的作者弗兰克晚年活得就像魏晋人物，他很欣赏多多的照片，邀请她去他隐居的诺瓦·斯科迪亚岛为他拍照片。多多拍了几张，有一张是穿着旧衣服的弗兰克夫妇正望着森林，多多在后面拍了一张。朴素、深爱。永恒的森林。这是最触动我的作品之一。多多也是诗人，写忧伤而朴素的诗。她拍的埃及系列令我震撼，她找到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金字塔被她拍得像是一些刚刚曝光的幽灵，它们本来就是巨大的不死的岩石幽灵。她用宝丽来相机拍海流，“在拍摄这组大海时，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一个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的大海，它是一个越过在我生活与梦境中激荡的大海，是在一个不可能的世界里奔腾的大海。”她差点儿葬身大海。那些汹涌的、张牙舞爪的黑暗水纹，被她拍成了某种绝望的灵魂式的东西，正在扑向一个地狱的出口。她很孤独，孤独在她的祖国被人群淹没，在这里鹤立鸡群。她一个人待在世界最昂贵的公寓里，说汉语、听巴赫、读但丁、练习瑜伽、失眠、自己做饭。然后带着照相机去世界的某个角落，静静地按下她的快门。后来我们吃了她做的午餐，清淡简洁，就像落在郊外废墟上的一场雪。

　　莎朗·奥茲，1942年生于旧金山，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土学位。曾获得国家捐赠基金、古根海姆基金会奖学金；她的第一本诗歌选集《撒旦的话》（1980）获旧金山诗歌中心奖，诗集《死者与生者》（1983）获全美书评奖，1998年成为纽约州桂冠诗人。她现在就坐在我对面，正在上海的一家旅馆里享用着有三文鱼、鸡蛋、奶酪和阳春面的早餐。她送我一本诗集，其中一首被翻译成汉语，里面提到1966年和林登·约翰逊。《当我全身心地做爱/不是那种基于适度而开始的做爱/而是夜以继日地做/当我和他同居/我想我可能在冲击和敬畏中变得疯狂……一个个新教徒的孩子/在郊区长大/我觉得被林登·约翰欺骗了/被他夺走了/进入性爱之门的入口……（莎朗·奥茲《1966年的到来》）我也认识一个叫做林登·约翰逊的美国人，也是在1966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那时我12 岁，大人在大街上喊着：打倒约翰逊，美国佬滚出越南！1968年，我14 岁，我家住在五华山下面的机关大院里，学校停课。我们经常从后门钻到五华山去玩。这些带着步枪的工人搭了简易床，睡在礼堂、办公室里。他们传诵着一个英雄，绰号叫做约翰逊，是水泥厂的一个工人。他们讲他的故事给我们这些少年人听，他举着三八式步枪冲向被“炮派”占领的冶金机械厂的大铁门，被躲在沙袋后面的转盘机枪击中。他倒下去又站起来，喊了万岁才倒下。他叫约翰逊。

　　2015年9月28日，垮掉的一代的“精神之妻”安妮·沃尔德曼和后纽约派的诗人罗恩·帕吉特跟着我去云南建水的文庙参加了祭孔活动。罗恩与安妮不同，安妮激情似火，罗恩冷隽内敛，总是在沉思的样子，正是垮掉派和纽约派的内在风格。有人递给各人一枝祭祀用的菊花。罗恩接过来说，太重了。罗恩是我的老朋友，十五年前在瑞典第一次见面，二十年前他与人合作翻译我的诗。我们也合作写诗，他曾经与金斯堡合作过。我们跟着抬着牛头、羊首、黄酒、花朵的人群走向大成殿，鞠躬、献花。这一祭祀已经持续两千多年。在中国，反孔被认为是西方主义影响的结果，垮掉派诗人（百度称：垮掉的一代或疲塌的一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行于美国的文学流派。该流派的作家都是性格粗犷豪放、落拓不羁的男女青年，他们生活简单、不修边幅，喜穿奇装异服，厌弃工作和学业，拒绝承担任何社会义务，以浪迹天涯为乐，蔑视社会的法纪）会祭孔吗？纽约派诗人（他们是住在纽约的先锋派诗人，而孔子多么“腐朽”）会祭孔吗？会的。孔子乃诸神之一，为什么不。诗是一种祭祀，只是各位巫师的祭典不同。文字是一种祭典，音乐是一种祭典，舞蹈、绘画、摄影……都是祭典，我看到微博上有人留言说“垮教母与后纽约去孔庙祭祀？太魔幻啦”。后来我们谈到安妮办的“凯鲁亚克诗歌学校”，我问，写诗怎么教。安妮说，无法教。学生在她的学校读诗、讨论、冥想、听音乐、舞蹈、唱歌漫游……诗是一种生活。教诗，教的不是写诗，而是生活。孔子早就在做，孔子是世界第一所诗歌学校的校长。

　　安妮和罗恩都住在纽约。安妮在华盛顿广场附近的马克道格大街长大，从前那个地方到处是穷途潦倒、对诗和艺术充满激情的小人物。爱伦·金斯堡、鲍勃·迪伦、皮特·西格……都曾在这一带活动，安妮在某个时刻遇见他们，立即加入到这支长发飘飘，怀里揣着劣酒、大麻、王维、寒山、《吠陀经》、蓝调……的队伍中。1965年，安妮见到了大她19 岁的艾伦·金斯堡。“艾伦基本上是个Gay，但对女性也有向往。”有时，“他甚至表示说想要生儿育女。我们有过非常亲密的时光，共用同一套公寓，甚至住同一间卧室，但我们从未完成‘关系’。”

　　五十多年过去，安妮·沃尔德曼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诗人，被评论家归在垮掉的一代名下，还被封为教母。她的家依然安在曼哈顿，只是房子越住越贵，越住越艰难。从前纽约富翁们不屑一顾的“城中村”风格的东村已经成为世界著名旅游点，附庸风雅的暴发户蚕食这个地区，物业税年年看涨，现代艺术的原住民要继续住下去，成了一场搏斗。安妮老了，不想再搬家。她晃了晃拳头，我必须住下去！她得珍惜每一分钱，她问，签证费和机场来回的出租车票是否可以报销。云南师范大学第二届西南联大国际文学节，我请安妮来，她很兴奋，她想来云南。文学节开不出与她的影响力相称的出场费，她并不计较，放弃了其他文学节价码高昂的邀请，选择了昆明。她来信中提到的是另一些事，比如：我得与我丈夫商量一下；飞机凌晨一点到达，有人接机吗？她来了，在秋天的深夜。凉风起天末。我看见这位个子高挑，穿着一身黑裙，其间银饰闪烁的女巫般的老太太站在出口处，疲惫，茫然。世界老去的女儿，虽然已经70 岁，但并未佝偻，挺拔峭立。由于机场的混乱，我找到她时，她已经在出口站了20 分钟。发现我，她得救般地眼睛一亮，对着黑夜摇晃起鹰爪般的拳头，这双手由于过度写诗而瘦骨嶙峋，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母亲给她的戒指。

　　2008 秋天，我认识了安妮。我和几位中国诗人应中坤诗歌基金会的邀请，漫游黄山。同行的还有美国诗人罗伯特·汉斯、罗恩·帕特等。安妮和汉斯是第一次见面。汉斯是美国桂冠诗人，在诗歌讨论中，他说，他出生在美国的南方，那里没有暴风雪。他的意思是，他不喜欢那些只有暴风雪的教材。我很惊讶，我以为这只是中国的情况。多年前，我写了《云南冬天的树林》一文，我的意思是，并非所有冬天的树林都是一样的。云南大地与北方普通话势力编辑的教材有许多格格不入之处。汉斯强调了地方性，我深感共鸣。

　　秋天的寒夜，安妮站在树林的边缘手舞足蹈，我第一次听到了垮掉的一代如何嚎叫。她一直在努力将意义、声音、舞蹈融为一体，重返诗祭。身体之诗。1983年，我第一次读到金斯堡的诗：“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生赤裸，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有“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式的力量。我强烈地感受到金斯堡诗歌的“挺身于世界”（梅洛·庞蒂语），我热血奔流，生命被语言解放。金斯堡1984年来过昆明，据说他想寻找“垮掉一代”的中国知音，他走后我才知道他来过。那时候我住在翠湖边的一间老房子里，没有卫生间也没有开水，我边喝灌在一只军用水壶里的自来水边看他的诗，非常心仪。

　　安妮是他们一伙的。那个晚上，我们坐在黑暗的黄山中朗诵各自的诗歌，安妮的朗诵令我震撼，穿一袭黑色的长袍，站在青松下，她已经修炼成一位女巫。也许她曾经是诗人，但现在她退回为女巫了。她令我想起多年前我在云南山地部落里遇见的那些巫师，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我感觉到招魂的力量。那天天气很冷，诗人们比较矜持，安妮的招魂缺乏呼应，她站在一片树林前面，很孤独。后来到了北京，她再次朗诵，情况就更惨了，在座的都是衣冠笔挺胸前挎着出席证之辈，她站在一个演讲台后面嚎叫，听众彬彬有礼。

听诗人安妮·沃尔德曼朗诵

诗人安妮·沃尔德曼爱伦·金斯堡的知音

　　高山已逝流水向东垮掉派的教母63岁进入中国

　　于农历戊子年的秋天眺望黄山的峰群和松树之后

　　乘波音飞机去北京朗诵一坐下就蹬掉鞋露出

　　风尘仆仆的脚丫西装革履的大会装着没看见主席台上

　　十个脚趾头莲花般分两组开放着上面坐着一座英语的塔

　　格林威治的土色渗入指甲灵魂比她的容貌年轻

　　没有跟着某位美女在化妆盒前老去沧桑之脸

　　安放在一袭刻意选择的袍子之间像是被黑暗的高山裹着

　　麦克风强作镇静转播史上它从未传递过狼嗥

　　仿佛这不是正襟危坐的白昼而是午夜有只母狼在荒野上得道成仙成为精神之妻

　　爪子撕碎了自己的声音又在苍老的意义中缝合

　　她试图继续老师的风暴当年在布拉格不朽的嚎叫穿过机械之夜试图在那水泥轮胎上刺入

　　致命的一针最高法院要查封语言之光被太平洋陪审团拒绝于是那些悲壮的流言蜚语

　　散入飓风吹遍世界 1984年艾伦来到昆明

　　他在地下敲门我们“一连交谈七十个小时从公园

　　到床上到酒吧到贝尔维医院到博物馆到布鲁克林大桥”

　　她不知道此地的听众因仰慕曼哈顿的百货公司而来

　　胸前挂着出席证他们抛弃了丝绸和棉布

　　正在为脖颈上的绳子和得体的毛呢西装沾沾自喜

　　他们期待着女诗人端着咖啡领他们去纽约的上流社会

　　他们要抬着香槟酒侃侃而谈他们要向城市之光致敬

　　女巫的咒语刚刚从岩穴涌出就被进口闪光灯打蜡抛光

　　调节成低音丧失了汹涌澎湃的细节一片被彬彬有礼堵住的

　　大海她声嘶力竭仿佛一个正在用哑语表演的小丑

　　拖着自己的声带爬过水泥台上的红地毯人们发愣不解其意

　　从东方到西方这世界正在大兴土木拆掉大地建造住院部

　　她必须疯狂她必须惨叫她必须乱咬她必须披头散发

　　她必须点一把火塞进自己的喉结主持人用普通话介绍

　　“这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朗诵大师注意她的音色非常丰富

　　有很高的技巧和难度她任教于凯鲁亚克诗歌学院”

　　会场在动物园对面一匹斑马扬起头正在像非洲运动员那样

　　眺望奥林匹克中心隔壁星巴克咖啡馆刚刚装修完毕

　　书架上停泊着凯鲁雅克的译本我更喜欢阿伯什里某人说

　　他反感她讽刺这个日异月新的时代“为虚空上妆”

　　后来我们回到候车室安妮姑娘深邃的目光源自一具

　　遥远的骷髅童年她在东村学会走路

　　从此就不再有任何进步她一生都在搏斗

　　学习如何把自己的脚塞进自己的嘴巴

　　她眺望故宫的样子就像一尊正在皈依的石头狮子

　　安妮的诗与巫师总是重复古代的口传文本不同，她的文本是她自己创造的，而在朗诵的时候，她可以创造性地从意义向声音后退，以摆脱逻各斯的控制。她告诉我，她喜欢去印度漫游，访问一些古墓。去年安妮来信，说她正在旧金山，将金斯堡的骨灰与奥洛夫斯基的骨灰合葬在一处。奥洛夫斯基是金斯堡的终生伙伴。“我妈夜地里就露出她的巫婆脸给我讲了很多蓝胡子的故事/我的梦啊把我从床上轻轻托起/我梦见我跳进一根枪管用一颗子弹跟它拼到底/我遇上卡夫卡/但是它跳过一栋房子从我身旁跑开/我的身体变成白糖倒进茶水/我发现了生命的意义。”（《第一首诗》彼得·奥洛夫斯基）

　　我的《便条集》的英文版出版后，她寄给我这篇文章，是她应出版社之邀写在我诗集封底的几句话。

继续鼓掌吧，我爱于坚和他的作品

安妮·沃尔德曼

　　我以笑声、谦卑和敬畏从中国当代杰出诗人之一于坚的文笔中采撷思想火花和发光的机智。于坚因悲悯的胸襟、优雅的气质和把事物搞透的能力而拥有一种亲和力及敢于裸露的吸引力。你对他的世界会想多多了解，在此世界中一位讲普通话的中年女“同志”不时地会变形成为一条狼；在这个世界，一条母鹿撞入诗人怀中，但他“没有草地和溪流/让它长久地逗留”。我们身处昔日骚客登临的黄山吗？还是在诸多历史盛衰的瘟热下受禁闭？冲突的世界观在引人入胜的语言、冷静的见证、与想象的缝隙中缠绕。于坚携有道家圣人的智慧与全景觉察。Ron Padgett——一位大诗人，其情怀和兄弟意识都足以承担这次了不起的翻译任务。他和中国本土出生的诗人王屏受到于坚诗歌的激发，鼓足了力气，以传播这份尖锐却悲痛辛辣的作品。在他们细心的译介中，于坚特有的敏感刺穿了一个黑暗时代。于坚还能幻化出非人类的精灵——豹、虎、龙——来漫游在他的潜意识和萨满巫师的图景之中，就像是它们前世的朋友。他劝诫诗人们：

　　诗人啊 你在何处

　　快从群众中站出来

　　你是最后一个

　　留着尾巴的人

《便条集191》

于坚从人群中呼啸而出。让我们追随他的足迹、他的尾巴……我是否忘了提起，他是一位摇滚明星级的诗人？继续鼓掌吧，我爱于坚和他的作品。”

　　（翻译：梅丹理）

　　另一个夜晚，我们坐在昆明白龙潭边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一间教室里，里面挤满了听众。青春焕发的脸。

《在安妮沃尔德曼演讲会上的致词》

“二十世纪产生了许多杰出人物。

　　其中一位现在就坐在我旁边。”

　　安妮·沃尔德曼，现在坐在我旁边。

　　她昨天深夜两点半才到达昆明。刚刚穿越了天空、落日和另一个太阳。

　　昨天晚上，当我和她坐在黑暗的车厢中朝着我的大学奔驰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一个梦。

　　我非常不喜欢飞机场，不喜欢它的气味，它的安全检查，举起手来！

　　但现在，我真的要感谢飞机，那个怪物确实也有可爱的时候。

　　金斯堡在昆明的时候，我不知道，其实我距离他只有百米之遥。当朋友告诉我的时候，我很难相信那是一个活着的人。经典难道不都是死者的作品吗？

　　现在，艾伦·金斯堡的朋友，亲爱的安妮就坐在这里。她美好地活着，安妮！谢谢你来。谢谢，伟大的飞机!

　　这是一个比各位诗人所操持的语言更神秘的时刻。

　　我闻到的是诸神的伟大气息。

　　正像今天下午墨西哥诗人奎亚尔说的，有些人在破坏，而我们在建设。

　　诗人是世界上能够出现的最后一个部落。

　　二十世纪给我的印象，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纪。而我们这个世纪，激情日渐消失，物的冷漠席卷每个毛孔。

　　但是这个晚上，安妮来了。她就是激情。激情并不抽象，它穿越时间和空间来到了昆明，古老的激情，裹挟着生命的魅力与神秘。

　　现在，让安妮的声音激活我们。

　　安妮朗诵的时候，舞台上只有一个立式麦克风，话筒取不下来。她只好狼狈地挥舞那根金属杆子。她的朗诵足之舞之蹈之的。过了两年再见面的时候，她还记着这件事。

　　再次见到安妮和罗恩，是在纽约42 街的一个车站。春天已经开始，天气还是冷，一眼就见他们两个站在大巴车下面的人群中。苍老而挺拔，说不出来的与众不同。一阵风扬起了安妮的头发，她还有那么多头发。70 岁的时候她得了癌症，曾经在丹麦的一个瀑布纵身一跃。滚到悬崖下没有死，只是擦破了一些皮。“这意味着上帝要我活下去！”安妮告诉过我这个故事。她胸前挂着一个墨西哥的青铜项圈。坚毅的岩石般的脸，就要被时间削成雕塑，已经超越了性别。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

　　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艾略特《荒原》 （赵萝蕤译）

　　我在携程网上订的那家旅馆声称位于哈德逊河边上，地图上还有公园、健身中心、博物馆……号称景观酒店，还不贵。地图显示距离曼哈顿不过两三公里。就憧憬着如何沿着哈德逊河像惠特曼那样走去纽约城，经过大桥，伐木工，海鸥像仆从一样跟随着……

　　纽约是纽约，纽约外面是美国。从美国的外省进入纽约，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感觉强烈，仿佛来到某种刚刚崩溃的大坝上。宾夕法尼亚车站的大厅里人群爆炸般地汹涌，到站的人逆流而行，赶车的人奔腾喧哗，每个人都走得很快，在几乎撞个满怀之际避开了。个个谋生技巧娴熟。出了车站，当街挡了一辆黄色出租车。司机是个黑脸的小伙子，矮。进了车子给他地址，北伯根梅多兰滋景观酒店。他就傻眼了，说是不打表，要五十美元。好吧，一掉头就朝郊区方向驶去，穿过漫长且毒气熏天的隧道，就过了哈德逊河。出来，弯来绕去全是公路，红绿灯、高压电线、公寓、废墟、空地、大仓库、麦当劳一闪而过……令人绝望。小伙子绕昏头了，打了几次电话向同事问路，他的手机一会儿指示在这里，一会儿指示在那里。绕了半天，计价表都跳到50美元了，公路边才赫然出现一栋白色长方形盒子。他要了78 美元，说是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很老实的小伙子，他得开着空车回去，为不得不提高的钱抱歉着，他低估了这趟生意的难度。这不过是一家汽车旅馆，周围是停车场，仓库、密密麻麻的公路和百废待兴的郊野。房间里散发着过度刺鼻的消毒液气味。用消毒液搞定一切，相当见效，一切都消灭了。金斯堡诗里提到的那些……脚臭、狐臭、香水、精液味、蟑螂、老鼠、壁虎……旅客成为房间里唯一的细菌。浴缸塞子失踪了，避免你用太多的水，你也不想，浴缸里落着一根谁的毛。没有细菌，但是感觉很差，变得孤独起来。窗子下面，高速公路上塞满便秘般的汽车。“他们徘徊在夜半的铁路调车场不知去往何方，前行，依然摆不脱忧伤”（金斯堡《嚎叫》）。纽瓦克，只有物没有生活的地区，金斯堡就出生在这里，难怪他要“嚎叫”。宾馆不卖晚餐。有个小卖部，卖点蒸馏水、硬饼干、钥匙牌、打火机。一个悲伤的女子坐在里面撕着头发。服务生说旅馆后面有家中餐馆。绕过几排汽车，从嵌在一堵铁丝网之间已经坏了的大门走出去，来到一条冷风嗖嗖的街上。走了一阵，遇到一个在暮色中亮着的黑人，他站在一个黑洞洞的车库外面的孤灯下值班。似乎就要走到荒野上了，忽然发现了那家挂着英文招牌的中餐馆，一扇卷帘门那么宽。里面只有一张桌子，柜台后面的牌子上贴着些食物的照片，都是糊状的东西，看起来像是糖醋什么之类。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白人男子正坐在桌子前喝啤酒，长得像西部电影里面的某人。另一位坐在角落里，只看得清一半脸。柜台后面一高一矮站着两个穿夹克的中国人。看我们进来干什么，有点儿惊讶。似乎从来没有中国人进来过。一开口，满口的汉语，去年才从辽宁过来的。那俩个食客见我们进来，就站起来走了，带走了啤酒。点了一份烤鸭、一份米饭，没有汤，再要了一瓶可乐。很快就端出来，在微波炉里热的，半热不热，甜腻，油淋淋的，咬了一嘴，溢出一股已经放了很久的味道，难吃之至。25 美元。哈德逊河无影无踪。中餐馆的小伙子说，那个河确实在后面，听说要走一小时，他们没去过。

　　这是一个勤奋的国家，上班族四点钟就开车上路去工作，封死的窗子震得要掉下去，外面一片灯火，灯火之间是长长的土红色货柜、空地、死掉的汽车堆、坑坑洼洼的公路、灰蒙蒙的汽车灯，没有半个人影。这是洛丽塔和亨伯特私奔的那种旅馆，或者布考斯基偶尔醉醺醺地进来躺一个晚上的那种地方。那种喜欢在精神焕发的早晨打着领带走进餐厅四顾，找个靠窗的位置，开始慢条斯理地享用公共早餐的美国乡巴佬来的地方，他们的私家车就停在外面的水泥地上。吃完、结账，轮子一摆就可以回到公路。芭比娃娃般的小姑娘、穿夹克的青年、金发女郎、西部老油条、穿廉价条纹西装的私家车司机、税务员、密探、胸肌隆起的健美先生……早餐永远是那一套，咸过了头的猪肉香肠、油炸土豆球、水煎鸡蛋、面包片、苦得像抗菌素的咖啡、发泡的苹果、似乎加了色素的橙汁……巨大的、绷着黑色塑料袋的垃圾桶，吃剩的食物反胃似的从边缘漫出来。非裔服务员是个胖女子，与另一位服务生，一个卷发的黑色小伙子挤眉弄眼。每天有几趟定时交通车到城里去，15 美元，终点是42 街，你得按时回到停车点。我打定主意明天就搬走，即使预付的房费不退也不顾了。

　　德罗死了，如今在纽约我只认识罗恩和安妮。都是接近80 的人，要陪我去大都会博物馆。

　　扭头朝时代广场那边的巨幅广告看了一眼，罗恩说，他从来没去过那边。他已经在纽约住了五十年。

　　纽约市图书馆里面正在举办一个惠特曼的展览。展品包括惠特曼的一络头发和几页手稿。他的头发是焦黄的。从前我在工厂阅读楚图南翻译的《草叶集》的时候，可没想到惠特曼的头发。我问罗恩，你的头发在哪里，他说，在我头上。他的头发已经不多了。门口的橱窗里摆着一组与惠特曼有关系的诗人的著作，安妮和罗恩的诗集都在里面。

　　大都会博物馆已经对非纽约市民取消了“随意付费”（pay-as-youwish），纽约州居民需要提供居住凭证取票。其他人得买票入内，每张票25美元。

　　十年前我来的时候真是好时光呐，捐助一美元，进去看累了，出来去中央公园的草坪上睡一觉，再进去。十年前，抚仙湖还是可以游泳的，最近“立法”禁止了。二十年前，香格里拉还没有一处收费站，森林可以随便走进去，我曾经在碧塔海里的一个猎人小屋里睡了一觉，挨着微温的火塘。世界收费的速度在加快，得抓紧，呵呵！

　　又来到那些伟大的静物面前，很难想象它们近在咫尺。他们将永乐宫壁画的整块地、连着后面的泥巴一道揭下来，打包装箱，漂洋过海，再裱到博物馆的一面墙上，看上去天衣无缝。但是博物馆并没有成为永乐宫。整体粉绿色的调子，那些灵动飞扬的线条令整个博物馆所有的线条都相形见绌，那时代的人物逍遥而自信，飞扬而谦虚。尊卑有序，主次有别，上下有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个个不亢不卑。希腊、罗马、埃及、波提切利、野兽派、印象派、毕加索、马蒂斯、波洛克……的线条都嫌太硬。元代的手。今天的手已经画不出这种线条了，满世界是玩手机的指头。

　　中国馆里的东西都是伟大作品。不是德薄位尊之辈。看的人还是不多，观众集中在印象派的馆里，许多人抢着与梵高的《星夜》合影。

　　他们居然将埃及的一处神庙“截成一千多块”搬了进来。丹铎神庙。落成于公元前15年。那些不可思议的石头，某一块刻着19世纪西方人的“到此一游”。

　　重新找了一家旅馆。惠灵顿旅馆在纽约第七大道和55 街的交汇处。建于1929，有六百个房间。中国旅客的评论大多抱怨这个酒店“老旧”“服务人员都是连路都走不稳的老人家”。“老旧”在汉语中已经成为一个价值判断，强烈的贬义词，骂人的话。子曰：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也。故就是旧，温故知新是中国思想的根基之一。温故，就是道法自然。没有比自然更旧的了。道是旧的。“在存在者之前，在那里还发生着另一回事情。在存在者整体中间有一个敞开的处所。一种澄明( Lichtung)在焉。从存在者方面来思考，此种澄明比存在者更具存在者特性。”（海德格尔《依于本源而居》）海德格尔所谓的这个“之前”，这个“另一回事情”，是旧的。大地是旧的，太阳是旧的、水是旧的、季节是旧的、粮食是旧的、父亲母亲是旧的……旧是存在的根基。有无相生，无是旧，有是新。日日新才是死亡，新向死而生，就是日日新。不死的是旧。从前，老是一个尊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孟子 · 梁惠王上》 “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礼记 · 大学》里，老是旧的重复。“待之若旧”。新，取木也（说文）。旧是守，新是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讲的“用之不竭”者是无，是道，是旧，是海德格尔所谓“非真理”。而今天，取已经成为有，人们迷信有“用之不竭”。我估计新青年胡适、鲁迅对这种价值观的摧枯拉朽式的颠倒始料未及。

　　惠灵顿旅馆相当旧，包浆厚重，里面的服务生仿佛都是古董，老派人士，彬彬有礼，和蔼可亲。有家的氛围。许多游客是奔着“日异月新”而来的，非常失望，“还不如国内”。曼哈顿从100年前开始、陆陆续续将大约5500 栋摩天大楼盖起来之后，就开始过日子、做包浆了。如今纽约日夜笼罩着一层古董店特有的那种暗黑色的雾。一位长着高鼻子的华裔出租车司机在上东城一边开着车一边骂骂咧咧“美国太落后了！没有一家新饭店，我要回福建去盖房子！”纽约确实已经老掉牙，已经不是那个二十年代好莱坞电影里从德国、意大利或者爱尔兰来的打家劫舍的小伙子。《花花公子》奄奄一息，最时髦的安迪·沃霍尔都已经死掉三十年啦。《生活》杂志停刊了。从前，这本世界上最伟大的关于生活的杂志出现在纽约是有道理的，纽约要生活，而不是“日日新”，生活的本质是守旧。“实用主义方法对待某些观念不是以赞赏性的玄思为最后的结果，而是把它们投入经验之流中，用它们作为手段来扩展我们的视野、合目的性、自由意志——绝对心灵、精神而非物质，它们的意义就是对这个世界的结果有一个更好的希望，不管它真还是假，它们的意义就是这种改善论。”“如果一个真理对人生没有好处或用处,那我们的责任就会是回避真理。”（以上见詹姆士《实用主义》）有人质问詹姆士：“难道有用的就是真理吗？”詹姆士回答说，“实用主义只和生活打交道，不讨论这些抽象的问题。”守旧。守住那些最古老的旧，守住那些面包店、珠宝店、电影院、剧院、公园、街道、球场、芭比娃娃、迪士尼、酒吧、布鲁斯……怎么能够持存生活，就怎么活。所以，纽约新的地方令人目瞪口呆，比如惠灵顿酒店隔壁的耐克专卖店，装修得就像是某种机器人闪闪发光的内脏。而惠灵顿酒店，苍老得就像幽灵，守着那种传统的舒适（卫生间的水龙头是铜质的，空调机是三十年代的。实用，自然而然。继续用着一切，只要还能用）。来自美国北方的老派人士很喜欢这家酒店，那些白发苍苍但是花花绿绿的老人家成群结队，在大堂里进进出出。

　　罗恩和安妮邀请我在纽约的“撕页”（Torn Page）沙龙朗诵。纽约西二街435 号。一个老房子，楼梯很长。房东是一位女士，她正披着披肩站在门口。她把二楼腾出来，搞各种文化活动。这是纽约诗人接头点之一，世界各地的诗人也会来。朗诵会的消息发布在网站上，谁都可以参加。罗恩带着他的太太来，她是一位退休编辑。安妮的垮掉派的老朋友从巴黎赶来。贾木许也来了，我很喜欢他的电影。他悄悄地靠墙坐着，面色苍白。来了大约30 个人，灰绿色的房间，一群乌鸦般的家伙聚集在里面，喝着葡萄酒和水。我念汉语原作，安妮和罗恩念译文。一些人白发苍苍，一些人风度翩翩，我十年前在圣马可教堂朗诵的时候就见过他们。我们只是在各自的房间里写着诗，现在过来敲敲门，老弟，写的怎么样了？我正念得入迷，外面楼梯上传来一串汉语口音，迟到者厉声喝道：你能不能大声点儿？我属于口齿不清之辈，顿了一下，继续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