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荣昌

　　地域美学的坚守与突破
——楚雄新时期文学论略

　　■ 杨荣昌

　　楚雄被称作滇中，但从全国的地理版图来看，这里依旧是典型的边地。群山牵挽形成的乡野平畴，江川河流冲决而出的奔腾勇气，象征着这片土地上的文学，具有一种沉稳、包容与开放性并存的美学特质。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楚雄作家把挖掘地方历史、探究民间文化、呈示民族心理作为自觉的美学追求，在散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和文学批评等方面均有不俗的成绩，形成一种民族性、地域性与现代性杂糅交织的风格。

一、散文：历史意识与乡愁体验的融汇

散文创作是楚雄新时期文学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部分，有着两条鲜明的流脉。

　　一脉是历史文化散文。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历史文化散文在1990年代和新世纪初的几年里可谓领尽文坛风气之先，为新时期散文在题材拓展、主题深化、意境营造和语言革新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它体现出两种鲜明的艺术特征，即自然山水的人文化与历史意识的当代化。这一创作倾向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社会成员的文化层次也呈上升趋势，反映出人民的审美需求也在急剧深化，单纯的模山范水显然很难满足具有较高审美品位的作者的情感诉求，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在具体的物象背后所折射出的人性光辉。对历史延伸的探知，对民俗风情的体验，对文化发展的把脉，以及对生命个体在社会变迁中的悲歌与忧乐的表现，成了作家写作的兴奋点。黄晓萍的散文渗透着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多年来，她的足迹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西部高原的巍峨，雄山大川的险峻，女性意识的凸显，铸就她散文兼具俊朗和细腻的风骨，构思巧妙，舒展自如。米切若张的《天谴狮蹲留宝地》，以狮子山传统的古八景为线索，层层铺展、循序渐进，透视出“西南第一山”丰富的文化内涵。他在砖块般的典籍之中孜孜矻矻，爬剔梳证，透过重重烟云迷雾理清历史发展的源头和脉络，在对狮子山标志性建筑正续禅寺由来的考证，对其宗教源流的探析，和对民间传说中曾隐逸于此数十年的明朝建文皇帝略带历史玄想的追思中，体现散文的创造性品格。杨继渊的《天下武定记》对武定的历史文化、交通驿站、节日民俗、山水风物作了细致周全的逡巡。他踏勘四通八达的茶马古道，寻找历代文人行吟的履痕墨迹，探访多民族繁花似锦的节日欢歌，以灵动之笔描摹文化武定的多姿多彩，在对罗婺部历史的追思中，发现异质闪光的文明碎片。他的《马学良与罗婺彝族文化》，以记述性的笔法重述了著名学者马学良与武定的渊源，既普及了武定彝族文献方面的有关知识，又颂扬了以马学良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对民间文化的坚定守护，其拳拳之心，日月可鉴，肯定了武定末代土司那安和卿的包容、开放胸怀，是她的理解和支持，卷帙浩繁的武定彝族文献才能顺利运出大山，走进国家图书馆作为永久性珍藏，从而避免了兵燹的摧残毁灭。卜其明的《风节亭与王锡衮》以文化大散文的笔法重现了明朝时期禄丰籍大学士王锡衮坎坷磨难又铁骨铮铮的一生，他从边地走出，位极人臣，却耿介中直，正气凛然，自然为那个时代所不容，最终血洒故乡云南的大地。王锡衮的身上，体现的是一种传统知识分子最可贵的良知与品节，这种品质的形成，与其出生并成长的衣胞之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卡罗的《人文石羊》以大文化的视野全方位打量这块被几千年儒商文化浸透了的土地，以诗化的语言重现石羊古镇绮丽的自然物产与人文风情。对石羊传奇略带玄思的书写中，为读者营构了一方亦幻亦真的家园；对节庆庙会的叙述，则尽力张扬了市民文化在此地的繁荣多元与影响之深。透过物质的表层，作者探访潜隐于日常生活情态之下的石羊精神，主要表现在诗词歌赋与礼教文化的古今传承上，尽显儒教文化之强大生命力。作品以文化的物质实景为载体，将一个地区的文化、历史、生态、民俗、风情解析得周全备至，尽展这座千年盐都的烟柳繁华与温柔富贵。

　　另一脉是乡土散文。楚雄作家承续着深远的乡土传统，立身本土，书写乡愁，感恩亲情，传达民声。余继聪的散文被收入国内近百部散文选集和中小学生语文考试试卷，并结集为《炊烟的味道》《收藏阳光》出版。他将笔触伸进厚实的红土大地深处，写景状物、叙事抒情，都摆不脱乡土的影子，乡村物象在他的笔下得到了近于极致般的表现，散文勾勒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滇中乡村形象。作品中流溢出来的泥土的味道，炊烟的味道，妈妈的味道，都成了离乡游子心中最敬畏的生命图腾。李光彪也是一位乡土散文的书写者，他的散文布满细密的乡村往事，弥散着泥土的清香，体现出一位从农家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对故土的深情回眸。他的《五十里长的爱》《走不出阿妈的目光》《亏欠母亲的粑粑》等篇什，聚焦母爱的书写，尽显一个彝族汉子铁骨柔情的内心世界。其中《虚拟的故乡菜园》等作品，充满对故乡的怀念和对亲人的追思，“菜园”引发的是对故乡温情岁月的追忆，是精神家园的真实写照。城乡之间相异的生活方式，必然带来情感与灵魂的不谐之感，这种冲突虽不剧烈，可时刻折磨着作家敏感的心，当然，这也为文学书写创造了表达的张力空间。它喻示出，当现代人的生存被连根拔起呈挂空状态后，写作变成了一种寻根之后更彻底的精神漂泊和游离，由此可透视出当代中国最为真切和严峻的精神处境。刘存荣的《我的彝山彝寨》写他的故乡“阿里的”，那些房屋形制，方言土语，缓慢生活，每次写都那么新鲜，可见故乡确实是作家的精神“血地”。段绍东的《裹背的温度》写得感人，作家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可怀念起年幼时那种被母亲背在身后的温暖，依然真实可感。这些散文都透露出浓浓的乡情，体现了楚雄散文乡土一脉的整体特征。

二、小说：面向民族传统的反思

作家们采集丰富的地方民族文化元素，借用现代小说叙事手法，表现出民族地区绮丽的文化现象和独特的民族意识。饶云华是较早关注民间文艺中神巫叙事的作家之一，他早期的小说多描写农村的社会风俗，揭示农村婚姻制度的悲剧和基层教育的现状，表现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喜忧乐，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后来他将目光投向了千里彝山的深厚土壤，以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的视角返观这片神秘多姿的土地，着力探究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困厄、迷茫与奋争，不断拓宽文学表现的空间，提升作品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小说集《毕摩往事》中，采用了“姑娘房”等许多滇中特有的地域元素，以此呈示这片土地上的文化特质，而对人血咒白布经书、诵经招魂仪式等的描述，展示出这块土地上人神共居、神魔共舞的特性，魔幻色彩浓重，追根溯源，却又是完全扎根于现实土壤之中的创作。这种从民间艺术中提取元素，借现代小说叙事手法表现民族心理的创作路径，艺术个性独特，体现出文学的超越性意义。段海珍的《天歌》写出了土地改革后家族伦理的奔溃，导致宗法制的瓦解，这一变化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小说激发出来自民族心灵深处的自我批判意识和基于人存在价值的现代性省思，传递出一种批判与启蒙并存的精神指向。秦迩殊擅长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她的《石羊美人》《雪色》等，把人物放置于特定历史年代之中来塑型，辅之以多种艺术元素的集中化表达，充分调动了作者的史识修养、人生体验和叙事能力，使小说在充满质感的语言情境中，呈现出一种鲜活的在场感，从而无限接近历史核心的秘密。如果说短篇靠情节取胜，中篇以故事见长，那么长篇写作应该要着重写出一种人物的命运感。李夏的长篇《大地子民》注意从结构的繁复、语言的舒缓优雅、故事横截面的清晰有力等几个方面入手，写出人物在历史流变中情感、性格的变与不变。小说中那种源自滇中地区特有的民族情感，包括生活起居和言语行为，都为人物命运的变迁提供了扎实的注脚。李学智的《大户》获得第十七届梁斌小说一等奖，作品取材滇中历史往事，以一个大户人家的兴起衰落过程，书写封建经济条件下家庭手工工场不可逆转的命运。西木的短篇《修行》，大胆触及了农民工的性生活，表达对这个隐患极大的社会难题的思考，小说人物无所谓好人坏人，他们都有自己正常的欲求，是外在的社会压力加上无所调适的内部负重，造成他们悲剧性的结局。小说虽短，指向的问题却是沉重的，体现了作家深情的社会关怀。这些取材于本土文化土壤的作品，精神内核是民族化的，艺术风格是地域性的，同时融汇着较多现代性的气息，作品精神指向无论是张扬还是批判，都可触摸到民族文化的神髓与地域文学的质感。

三、诗歌：坚持故乡书写的方向

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诗歌创作和活动最为活跃。朱绍章、吴玉华、张学康、苏轼冰、李天永等人的诗歌，聚焦个人命运，诚实地书写家园情怀和民族精神。李长平的组诗《去远方》，虽然写的是远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但诗人以在场者的身份，用双脚去触摸那些粗砺、神秘、充满质感的大地肌肤，并以第一人称的抒情方式，表达了与大地拥抱的真切感受。对于长久以来习惯书斋写作的中国作家来说，这种行走在天地之间的书写，能够有效恢复诗人在生机勃勃的自然面前活跃的感官系统，倾听流水之声，触碰大地心跳，感应自然呼吸，使文学重新接续上现实与自然那根粗壮的血管，诗歌充满情感的力量。近年来，李昀璐、罗云、李玉超、许红军等青年诗人，频频登上《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等重要刊物，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实力。罗云身上流淌着纯粹的彝族人的血液，诗歌承续起衣胞之地的文化特质，力图站在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互汇的焦点上，以敏锐的触角沉入民族精神的内部，挖掘独具特色的民族心理意识，建构文学写作的自然意象。他执着地书写故乡的山岗、云朵、流风、羊群，为父亲的艰辛、母亲的操劳、族人的生死耗尽悲悯，这些既是构成他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的主要元素，也是诗歌写作最主要的表现主题。这种从故乡出发的诗学追求，抵达的却是人性的远方。果玉忠的组诗《纸上村庄》以一名离乡游子的情绪书写对故乡的莫名感怀，无论是故乡汉化的彝名，还是扣人心扉的民歌，抑或那些恍惚的神话，都植入了诗人深沉的情思，内心有虚荣，有愧疚，有忧伤，但都体现了一份对故土和民族的深情大爱。诗人尽管只是触及故乡现实生活或精神世界的某个侧面，但笔触的敏感，已有着构成“纸上村庄”的迹象。古体诗词创作也是楚雄诗歌的重要部分，其中曹晓宏的创作成就最高。他的《砚池诗笺》收录了百余首古体诗词，以咏史怀古、追慕先贤、针砭弊疾为主题，体现了对汉语精粹性的娴熟掌握，诗歌语言高度凝炼，立意别出心裁，韵律和谐富有音乐感，即使部分应酬唱和之作，看似漫不经心随口吟出，却是凝结着诗人对古典诗词艺术数十年的钻研与修为。这种融古典情怀、文化品格、艺术修养于一体的诗性精神，元神充沛、文气纵横，在情感日渐浮泛的当代社会中，建构起一座人文精神的家园。同时，楚雄每年均举办多场诗歌活动，吸引了省内外众多诗人关注的目光。

四、报告文学：承担人民性写作的重任

报告文学作家们坚持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他们把握时代脉搏，与人民共呼吸。其中“今日楚雄”丛书以“组织化”生产的方式，从各个层面反映了楚雄彝州改革开放中发生的变化,涉及国有企业改革、扶贫开发、信息化建设、彝药开发等方面，反映彝州人民开创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业，为时代发展留下一份可信的文学记录。报告文学代表作家杨永寿以长篇报告文学创作为主，他的《滇越铁路史实》记录了滇越铁路建修建的艰难历程，以及云南数十万人民作出的血泪牺牲。《昆铁壮歌》展示了昆铁人在高原铁路运输中知难而进、求真务实的火车头精神。《百年梦圆——内昆铁路建设写真》《乌蒙雄鹰》《高原大鹏》《崛起世界第一桥》《乌蒙山中杜鹃红》《内昆盛开铁路花》等作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切入社会的横断面，聚焦重大事件，曾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但不可讳言的是，“命题式”写作、有偿写作依然是制约楚雄报告文学走出瓶颈的关键性因素，作家们动笔之前就被各种利益决定了写作的基调，发现问题的自发式写作至今仍未出现。相信这不是楚雄报告文学的独有的偏狭，而是整个报告文学界的通病。

五、文学批评：立体多元视野中的文化观照

楚雄文学批评有着丰厚的理论谱系和鲜明的审美倾向，批评家既关注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家，以此作为美学评判的高标，又倾心关注地方文学，为本土作家把脉与鼓呼，力图以宽阔的视野和立体型的视角，构建多位一体的文学批评格局。

　　1986年6月，由左玉堂、芮增瑞、杨继中合编的《楚雄彝族文学简史》，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时代为序，作品为纲，将楚雄彝族文学分上古文学，中古文学，近、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四个板块进行论述。全面展示了楚雄彝族的古代神话、彝文典籍、民间歌谣、传说故事、叙事长诗和文人文学的发展面貌及规律，是深化楚雄彝族文学研究，推动文学发展的奠基之作。时至今日，书中的许多论述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影响着今天的读者对楚雄彝族文学历史的认识，其开山价值不容忽视。芮增瑞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有鲜明的时代意识。身在彝州，他对传统悠久、博大绚烂的彝族文学有着深厚的感情，从早期参与编写《楚雄彝族文学简史》，到后来独立成书的《彝族当代文学》，他一直试图建构起以线性的史述为特征的研究体系。其中《彝族当代文学》一书尽管在深度的理论观照与细致的文本阐释方面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它对于彝族当代文学发展历程的清晰梳理，对主要作家作品较为全面的呈现，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因为编辑工作和本土人才培养的需要，他还针对楚雄青年作家的创作写了大量文学评论文章，予以悉心指点和热情鼓劲。马旷源是双栖型作家，在文艺评论和文学创作方面均有丰硕的成果。研究方面，他以治中国现代文学史起步，兼及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在古代文学领域，《西游记考证》是他的学术代表作，入选云南省百人百部社科优秀代表著作；因在楚雄彝州工作和生活，他写了大量的彝族文学评论和彝族文化研究成果；同时还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过深入研究，写出《回族文化论集》等著作。创作方面，他出版过长篇小说、散文集、现代诗集和古体诗集，展现了丰富的创作世界。在首部文学评论集《新文学味羹录》中，就显示出他对重要作家作品细致的文本分析和个性化阐述能力。在随后出版的《雁峰书话》《松风书话》《芜园书话》《云水书话》《天南书话》等书中，他一方面继续沿着审美阐释的路径进发，一方面在深化文学批评的学理性上下功夫。从他的研究范围来看，其知识已涉及了中国古典文学、民俗学、外国文学等诸多领域。他腹笥繁富，勤于阅读，对各种史料的熟稔，在作文时便能做到信手拈来、旁征博引，而很少有笔力不逮、难以驾驭的迹象。这种突破专业（狭义）限制，在各种文体中游刃行笔的自如增加了文学批评的厚重维度。连同其他散文集、小说集、诗集在内，马旷源至今已出书五十余部，旺盛的文学创造力让文坛为之感动。陈九彬的文学批评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作为背景，对楚雄优秀的文学作品，他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及时予以评析和推介，并本着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原则，树立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批评文风，以自己的努力形成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良性互动。杨荣昌的文学批评注重追踪前沿文学现象和重要文学思潮，主要涉及文学批评本体研究和民族文学研究。在批评实践中，既注重对宏观思潮的整体性归纳和作家创作的系统性论述，又强调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在与批评对象进行对话、辩驳甚至诘难中，对文学本质作深入的审美探寻，并力图以文质兼备的学术文笔，形成思想与情采俱佳的批评风格。

　　楚雄多民族和谐共居，有着深厚的民间文化传统，以《梅葛》《查姆》为代表的彝族史诗，滋养了这方土地之上的文学精神。作家们普遍回望历史，深入大地，对祖先源流及文化脉络辩驳疑难，正本清源，创作有着鲜明的历史意识。在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深掘与化用中，重构一种独特的地域美学，并不忘以现代意识烛照古今，寻求美学格局的突破。正是这种看似朴拙的坚持，形成了楚雄文学强劲的理性精神和坚韧的发展力量，赢得文坛的广泛关注。

　　楚雄师范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