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婉婉

　　论王小波小说《似水柔情》的空间叙事

　　■ 徐婉婉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王小波无疑是极富创作个性的小说家。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王小波对于性别与身份的关注，及其对于同性恋群体的调查，都成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渊源。王小波与李银河共同完成的调查报告《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①，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展现了中国男同性恋群落的整体貌相，呈现了该群体的生存状况。正是在这种视阈中，王小波创作了短篇小说《似水柔情》②。《似水柔情》以引人注目的题材和独具特色的叙事方式，成为王小波创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小说叙事以对话的形式展开，赋予同性恋者以平等的话语权，消解同性恋与异性恋、男性与女性的二元论观念，挑战主流话语，并努力颠覆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权力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似水柔情》中，王小波表现出对“空间”的极大兴趣，并出色地利用空间叙事有效完成了小说的主题话语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空间叙事的角度展开艺术探讨，也是深化王小波小说研究的重要路径。

一、公共空间中的身份认同

《似水柔情》讲述的是发生在南方小城一个公园里的故事。阿兰是一名同性恋者，他在公园里游荡的时候被警察小史带回警局。整整一晚，阿兰被小史反复拷问，交代了他的童年与青春期的创伤性经历，以及他在公园里寻求性伙伴的经验，“正如一千零一夜中谢赫拉莎德式故事模式，阿兰不断讲述自己的故事来引诱小史，也恰恰满足了小史对于同性恋的窥淫欲”③。耐人寻味的是，这场拷问以小史被诱惑成为同性恋者收尾，小说叙事也因此完成了权力话语的某种转移。小说从阿兰与小史两个人的视角描写了“公园”里的故事，从圈内人（同性恋者）与圈外人（异性恋）的不同视点对同性恋者进行观察，从而一方面为同性恋者去污名化，另一方面为双方的权力对弈构建话语平台。在双方对话过程中，性别与性取向逐渐模糊化，以此为基点逐步解构固有的性别与性认知秩序。

　　在整个的叙事过程中，小说所呈现的空间设置是值得注意的。小说中所描绘的场所主要集中在公园、公厕、警察局与家四个物理空间。其中，公厕、公园为社会公共空间，理论上来说这两个场所是对所有社会人员开放的，无需特定身份都可以随意进入使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对于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划分是西方现代性的议题之一，“家庭、私有财产、亲密关系、性和生育隶属于私人空间，而与国家、政治、公民权和生产相联系的空间则是公共空间。这样的划分就将与性有关的问题——尤其是性少数人群的问题——置于一个私人的领域，而成为一个与政治无关的问题”④。然而虽然异性恋家庭处于私人领域，但事实上由于异性恋占据社会的大多数，通过将异性恋正统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复制并深入到公共领域，从而使得公共空间秩序为异性恋主导，而同性恋被视为“他者”，那么他们利用公共空间的权利就会受到限制。因此，中国非异性恋者出入这些公共空间并使这些空间符合他们自己的生活现实则需要避开主流人群。然而当同性恋者能动地消解城市公共空间的特定功能并赋予新的功能意义时，这些场所负载的异性恋中心观念便被颠覆。同性恋者有意识对公共空间的重新诠释，颠覆异性恋霸权，为同性恋社区的建立创造条件，从而使这些场所被“酷儿化”，成为“酷儿”空间。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同性恋活动的主要场所主要集中在市中心的公园，广场，公共浴室，茶园和舞厅等，“可以将这些场所称为同性恋社群的‘传统性公共空间’”⑤。《似水柔情》的公园便是这样一个酷儿空间。文本开头交代故事发生在南方小城一个公园里，在这个公园里有东、西两个厕所，文中反复提到“那个厕所是同性恋集会的场所”“这个公园是同性恋集会的场所”，同性恋者聚集在此表达同性之间的性需求，重新解读公园功能，挑战了异性恋正统性，使同性恋者得到互相连接的可能，也是同性恋社群建立的基础。因而“那个厕所”与“这个公园”在促使同性恋个体联成社团、确立起同性恋身份认同、形成集体身份认同起到重要作用。

二、“公园”与“社团”的意义构建

美国当代政治家杨·艾瑞斯·玛瑞安认为，共同体或社团更强调共同性而非个人差异，也就是说，一个共同体或社团建构的基础是排除“异己”。⑥因而，为了建构统一的共同体或社团，在社团内部成员（圈内人）与外部人（圈外人）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由于男女二元性别与基于二元性别的性关系（异性恋）仍在社会空间中处于霸权地位，这种异性恋霸权主义致使异性恋者并不认同“异性恋社群”的存在，却普遍定义并认同同性恋者、跨性别者及酷儿社群⑦。也就是说，“同性恋社区”的概念是由异性恋者提出，而同性恋者对此概念进行接受或否认。因此，《似水柔情》中的“同志”社团虽然是由拥有共同身份认同的同性恋者所建立，但也是由异性恋定义的。小说中的警察被刻画为典型的主流文化代表，也就是异性恋者，对他们来说，公园就是同性恋社群的一种象征符号，同性恋者就是不同于他们的“他者”，而同性恋的生活被他们传奇化、神秘化及妖魔化。正如小说第七章开头直接表明了异性恋眼中的同性恋：“从异性恋，尤其是从警察的角度来看，被逮住的同性恋者就如一些笼子里的猴子。正是这种人类观察其他动物的比喻，使得同性恋与异性恋被划分为两种不同物种，同性恋被彻底他者化。另外，当警察小史拷问阿兰时，他所期待的是一些同性恋与异性恋不同的地方，譬如“他只是想要听听阿兰怎么吃‘双棒’，并且想要知道他怎么双手带电。”这些事实际上是小史等圈外人对于同性恋者的臆测并非“事实”，而且由于小史在抓阿兰的时候一直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异性恋者，因而他在主观意识上通过强调两者的不同而在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划一条分界线。但是，王小波却试图解构这种同性恋与异性恋的二元对立关系，打破圈内人与圈外人之间的严格界限，企图建构起具有流动性的性别与性意识。因此，小说中小史之所以对同性恋者具有强烈的猎奇欲实际上是由于他本身是潜在的同性恋者，他从一个窥探者变成实践者，从异性恋变成同性恋，并最终爱上阿兰，这种身份认同转变实际也证实了王小波调查报告中关于性取向可变性的结论。

　　同时，小说以双重视角来观照“同志社团”，从而推动权力话语的转移。小说不仅从小史的角度即非同性恋者的角度来描述同志社团，而且通过阿兰反驳小史的对话，从同性恋的视角将同志社团的真实状况直白阐述出来。在对话中，阿兰被给予了一定的话语权，并在这场对话中逐渐从被控制者转变成控制者，权力也得以颠覆反转。通过这种双视角的叙事方式，小说将同性恋者从话语边缘推向主流文化话语中，指向对文化霸权的挑战。如果我们跳出文本来看，小说本身便是圈外人代替圈内人发声。即便王小波对同性恋社群进行了深入调查，他本身并非同性恋者，因而他在此小说中所构建的同性恋社群是他的文学想象再生产而并非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小说中给予同性恋者一定的话语权，但异性恋霸权并没有彻底推翻，而是使控制者转至被控制者群体，霸权仍然掌握在占据主流的异性恋者手中，这一点可以从小史最终从警局被调职体现出来。

三、身体与空间

除了解构同性恋与异性恋的二元对立关系，小说同时将身体作为一种空间来解构男女二元对立性别。有学者认为，我们每人的身材、形态、健康状况、外表、衣着、举止、性别与性取向都影响着我们与他人之间的相互反应方式。身体本身并不仅仅是物质性，身体同时也是个人空间与身份认同的象征，“‘身体’从生理与社会双重意义上划分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身体是一种私人空间，而感知性器官则是建构社会意义上的安乐、疾病、幸福与健康等的场所，也是连接和体验其他空间的手段。⑧”学者巴特勒进一步指出，社会性别指的是我们的“行为”，社会性别化的身体则是表现性身体，女性女性化、男性男性化并非天生的，而是构成物质性身体现实的不断重复的社会性别化行为使得它展现成这种方式,生理性别化与社会性别化的身体与文化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紧密相连。⑨性别化的身体与场所地点间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对于那些行为表现与设想的生理性别特征不符的人群（譬如跨性别者）来说，他们具有双性特征的身体与性别化的场所（如厕所）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些性别化场所（如厕所，公共浴室）往往将这些不符合“常态”的身体拒之门外，这些空间进一步强化了性别二元论。

　　既然《似水柔情》是王小波以同性恋调查为基础所作，那么小说中对同性恋的描绘就与当时社会的公共氛围尤其是道德观念密切相关。在时代环境中，中国同性恋群体并没有受到与普通人群一样的平等待遇，而是作为“他者”被置于主流文化的边缘。社会通过女性必须女性化、男性必须男性化的规约，男性与女性被分别置于界限两边，而没有中间性别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将男性“女性气质”化，以此来打破男女二元论。小说借阿兰之口讲述了一个跨性别者（或异装者）的故事，“这个人穿着黑裙子，戴一个黑墨镜，看起来很像一个女人，假如不看他手背上的青筋，谁也看不出他竟是一个男人。这个人就在公园里走来走去，谁也不理。他也许只想展示自己。也许别人不容易注意到他是个男人，但同性恋者马上就看出来了。阿兰对他很是同情，曾经想和他攀谈一下，但是被他拒绝了。这是因为他拒绝承认自己是男人，哪怕是承认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从阿兰的角度来说，同为边缘化的群体，这位“异装癖”的处境比他更糟糕，然而，这位“异装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男人，他的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截然相反，即便他将自己认知为女性，穿着像女性，但他的身体与自己的身份认同难以统一，因此，与同性恋者相比，他不仅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同时也将自己从同性恋群体中自我放逐，而形成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具有严格性别划分的场所，所有非常态身体都难以避免被放逐的命运，如小说所写：“此人身上的曲线是布条绕出来的，除此之外，他也要上厕所。有一天，他在女厕所里解布条子，被一位女士看见。可以想见，后者发出了一阵尖叫，这个家伙就被逮住了。”这一非常态身体的闯入触犯了公共空间固有的性别秩序，超出女性与男性化预想标准的身体往往被认为是卑贱而令人厌恶的。小说中异装癖闯入女厕所的行为打破了固有的性别秩序，却无法完全反叛主流权力，而他（她）被抓进警局并没收所有裙装，最终落荒而逃则表明绝对霸权是不容商议的。然而，极为讽刺的是，主流文化霸权代表小史将异装者的布条（包裹身体所用）、裙子、假发和化妆品保留了下来，而在他拷问阿兰时让阿兰穿上这些衣服装扮女人，而且在小史看到阿兰女装照片时，他认为男人装扮成的女人具有一种“邪恶的美丽”。与此同时，小史多次询问阿兰的性别：“你丫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而阿兰回答：“这不重要，当你想爱的时候你就是男人，当你想要承受爱的时候，你就是女的。没有比这更不重要的事情了。”关于这个回答,香港学者林松辉在分析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东宫西宫》时指出，阿兰的性认同是流动的，是随着价值观、社会性别、外表与物质性（身体）的变化而转换的。他的这种流动性允许他满足小史让他穿着女装的欲望，也为两者之间权力颠覆提供了可能性。⑩对于性别的忽视是权力颠覆的基础，因为身体是精神思想的载体，一种与其他空间发生联系的方式，忽视对身体性别化的固有要求解构了身体与其他空间的统一性。

　　总之，《似水柔情》这篇小说以一种讽刺戏谑的手法揭示出时代背景中同性恋者在社会公共空间的生存境遇。小说强化了空间叙事，通过展现公园内同性恋社群的建立以及“非常态”身体与公共空间的关系，解构了固有的性与性别认知，挑战了异性恋霸权，颠覆了权力秩序。当然，小说中阿兰被刻画成一个阴柔而温顺的形象，这种书写一方面指向对男女二元论的解构，但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公众对同性恋者的固有印象。在空间叙事中，小说将公园等空间形态展现给读者，也为大众对“同志”空间的消极想象带来更多的可能。但是，这种空间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小说《似水柔情》独特的艺术品格，成为该小说极其重要的艺术特质，也是王小波小说创作中不可忽视的艺术魅力。

　　注释：

　　① 王小波，李银河：《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② 王小波：《黑铁时代》，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

　　③ Zoran Lee Pecic,New Queer Sinophone Cinema:Local Histories,1sted.Basingstoke:PalgraveMacmillan.2016:29

　　④⑤ 魏伟：《酷读中国社会：城市空间，流行文化和社会政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1，23页。

　　⑥ Young,Iris Marion.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1st ed.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1.

　　⑦⑧ Johnston,Lynda,and Robyn Longhurst.Space,Place,And Sex.1sted.[M]Lanham[etc.]:Rowman&Littlefield,2010:21,62-63.

　　⑨ Butler,Judith.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Identity.1sted.London:Routledge,1990:139

　　⑩ Lim,Song Hwee.Celluloid Comrades:Representations of Male Homosex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s.[M]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2006:91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