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春林

　　透视中国文坛宗派关系的一扇窗口
——试论陈为人传记文学作品《马烽无刺》

　　■ 王春林

　　迄今为止，我所认真阅读过的陈为人作家传记作品一共有四部。这四部作家传记的传主分别是唐达成、赵树理、周宗奇和马烽。其中，除了唐达成之外，另外三位都是清一色的山西作家。山西作家之所以会成为陈为人集中关注审视的对象，原因当然在于陈为人自己长期供职于山西省作家协会，生活写作于山西文坛，对于这些传主的人生与写作事迹非常熟悉的缘故。既如此，这些作家出现在陈为人的笔下，成为作家的传记书写对象，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这里，需要多说两句的是唐达成。只要是读过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①的朋友，就都会知道，唐达成虽然不是山西作家，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之后，唐达成就被惩罚性地下放发配到了山西太原，成了太钢的一名普通工人。当是时也，年轻的陈为不仅人也正在这家大型企业工作，而且还狂热地喜欢文学。唐达成受惩罚被下放太钢，但对于陈为人他们来说，唐达成的到来却是天大的喜事。请设身处地想一想，自己身边突然现身这么一位可谓是国家级的优秀评论家，可以随时请教文学方面的问题，对于痴爱文学的陈为人们来说，可不就等于是天上掉下了大馅饼。有了文学这样一个重要的媒介，唐达成与陈为人成为患难与共非常要好的朋友，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个时候的陈为人，又哪里能够想得到，人间世事，白云苍狗，多少年之后，自己口口声声喊着叫着的“唐师傅”唐达成，居然又会重返京城，居然还成了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一度执中国作协之牛耳。正因为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注定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缘分，所以，在唐达成过世之后，由陈为人来完成如此一本可谓字字泣血、情真意切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就自在情理之中了。更何况，早在“文革”结束之前，马烽就产生过把唐达成调到山西文联（当时，山西文联与山西作协还没有分家，山西作协只是山西文联的一个下属部门）来工作的想法。这里，且以马烽的一段肺腑之言为证：“……其实，我早就有心把你调回来。还是‘文革’前，我听说把你打发到山西了，我就有心把你安排回文联来。为什么呢？咱们山西文联作协，写小说的还有这么几苗人。西戎呀、孙谦呀、胡正呀、我也算一个。写得不咋地吧，总能挥舞两下子。可诗歌、理论就不行，算把手的人不多，那时候，我就想把你和公刘调回来。所以，我有我调人的理由。……李束为不同意。”②因为遭到了李束为的坚决反对，马烽的调人设想受阻无果。完全可以想象，假若没有李束为的坚决反对，或许唐达成真成了一位山西作家也未可知。总而言之，尽管唐达成不是山西作家，但因了他与山西文坛或者说与陈为人个人之间的历史渊源，他出现在陈为人笔端，成为陈为人作家传记的书写对象，就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同样是以文学创作为业的作家，李束为为什么就要相煎太急？为什么就非得坚决反对把唐达成调入文联工作呢？还是让我们来看马烽的叙述：“李束为当然有李束为的考虑。第一，咱们机关本身右派好几个，你再收留外边的右派？公刘也是右派。”但第二条马烽却并没有痛痛快快地告诉陈为人，一直到很久之后，陈为人再次追问有关问题时，马烽才交待说：“不能公开说的是个啥问题呢？李束为是怕我的势力大。李束为总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后来有人对我说，李束为怎么会要，弄上你的人就更多了。”②84—85页我们此处关于李束为反对把唐达成调入山西文联工作的分析，其实已经触及到了本文的写作主旨，那就是，对于陈为人这部作家传记中所主要揭示出的笼罩中国文坛多年的宗派关系进行相对深入的梳理与分析。说实在话，读陈为人的作家传记越多，就越是能够强烈地感觉到他的传记作品的与众不同。读陈为人的作家传记，总是让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欧阳修那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名言来。简单地说，如果没有酒，何来醉翁也？离开酒，绝对不会有醉翁。这也就是说，只有借助于酒，才会有山水之乐的出现。因此，要想完整地理解欧阳修的意思，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那篇《醉翁亭记》中紧接着的下一句：“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由“寓之酒”即可以看出，醉翁自己内心是非常明白的，他知道如果没有酒，就绝不会有什么山水之乐。借此来观照陈为人的作家传记，我们也就可以说，陈为人的作家传记中往往是既有“酒”也有“山水之乐”的。所谓“酒”，就是指传主本人。所谓“山水之乐”就是说，陈为人的作家传记，往往并不只是满足于把作家的生平事迹展示在广大读者的面前，在充分展示作家生平事迹的同时，他总是有更为深切的言外之旨想要表达出来。据我的理解，这种言外之旨，在《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中，是对于中国文坛长达五十年之久的风风雨雨进行真实的描写与铺叙。在《插错了“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③中，是对于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再度深入探讨，以及对于赵树理这一类作家的精神价值立场定位。这部《马烽无刺》自然也不例外。在这里，这部作品的副标题“回眸中国文坛的一个视角”就显得极其重要了。由马烽而回眸中国文坛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到底要回眸澄清什么呢？我以为，陈为人在他这部关于马烽的传记中，所欲深究的一个根本问题，正是困扰中国文坛多年的宗派问题。

　　话题再回到李束为。人们都知道山西文坛的“西李马胡孙”是关系密切的五战友，但却很少有人清楚，就在这可谓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之间，却也免不了会有宗派情绪的生成，会有宗派主义的问题出现。这一问题，主要就体现在马烽与李束为他们俩人关系的复杂纠结上。1949年之后，马烽本来一直在北京中国作协工作。为了更好地深入生活以创作出更优秀的文学作品，当然也是为了逃避所谓周扬、丁玲之间尖锐复杂矛盾的缠绕，用马烽的原话说，就是“京华虽好，却是是非之地。惹不起咱还躲不起？三十六计走为上。”②19页马烽断然决定，离开北京，回山西去。马烽根本没有想到，山西也并非世外桃源，虽然较之于中国文坛要小了许多，但山西也还是有一个文坛在的。马烽根本想不到，回到山西之后，自己很快就会陷入到与李束为的矛盾之中。而这李束为，却并不是什么你死我活的敌人，不仅是自己多年的老战友，而且还同为“山药蛋派”的代表性作家。当时，李束为作为山西文联的党组书记，主持文联的日常工作。马烽从北京回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谁当文联主席谁在文联当家的问题。虽然马烽力辞文联主席和党组书记的位置，甘居李束为之下，只是担任了文联的副主席和副书记，但李束为却从此形成了一个终身都无法解开的心结。对于这一点，他们共同的老战友，作家胡正有着一针见血的评述：“那时李束为是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马烽是副主席、副书记。李束为内心有个根本的矛盾，根本的矛盾是什么呢？主要问题是领导地位与文学成就的问题，这是问题的核心。一是他是山西省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但在创作上又次于其他人。这是他的根本矛盾。”②95页按照逻辑推理，既然身为山西文坛的最高领导，身为山西文坛的掌门人，创作成就就应该是最高的。但实际上，在当时，李束为的创作成就之不能望马烽的项背，却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于是，一方面留恋着文坛的权位，另一方面却又因为自己的创作成就不够高而心有戚戚忌惮旁人。尽管马烽心胸足够坦荡，但在颇有邻人之斧心理的李束为这里，情况却没有这么简单。正因为李束为不无先验色彩地认定，马烽回到山西，就是要抢走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所以，他才会处处提防马烽，才把马烽看作是自己人生中最主要的一个对手。于是，也才会有拒调唐达成事件的发生。不仅如此，李束为与马烽之间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恩恩怨怨，恐怕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方才能够得到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

　　马烽与李束为之间的恩怨纠葛，固然值得我们关注思考，但相比较而言，更需要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却是在更大程度上决定影响着马烽在中国文坛命运沉浮的周扬与丁玲之间的更为盘根错节的宗派矛盾。陈为人之所以要从丁玲开始叙述马烽的故事，之所以把周扬与丁玲之间的矛盾纠结作为这部《马烽无刺》的叙事重心所在，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马烽之所以坚持要远离北京回到山西来生活写作，正是因为要逃避中国文坛高层周扬与丁玲之间复杂矛盾纠结的缘故。然而，令马烽所始料未及的是，回到山西之后，他不仅陷入了与老战友李束为的矛盾冲突之中，而且也并没有能够彻底挣脱周扬与丁玲矛盾对他人生命运的制约与影响。这一点，集中爆发在“文革”结束，周扬和丁玲相继复出之后的新时期。对此，陈为人在《马烽无刺》中，有着非常清晰的描述和判断：“客观地说，唐达成、马烽二人，都是淡漠为官而认真做事的人，而且，主观上都不愿意搅合进文坛的矛盾漩涡中去。然而，历史老人却有喜欢恶作剧的小孩脾性。令唐达成、马烽想不到的是，若干年以后，偏偏是他俩，阴差阳错地被激烈冲撞的两大板块，选中为各自利益的代言人，竟然因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此文坛‘第一把交椅’的位置，或有心或无意，或正面或迂回，或主动或被动，或淡然或激烈，或身不由己随波逐流，或戴着面具作为木偶，于1984年、1987年、1989年，三起三落、三进三出、上演了‘三上桃峰’‘三进山城’‘三打祝家庄’的连本大戏。”②123页这两大板块，不是别的，正是最早萌发于延安时期且长期困扰中国文坛发展的周扬与丁玲这两个文人集团。对于自己所扮演的这种角色，唐达成与马烽都是心知肚明的。“唐达成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是地球人。我们必然处于各种板块的挤压冲撞之中。’”“马烽说：‘由人不由人，我是被夹在了丁玲和周扬两人之间。’”②124页有鉴于此，陈为人才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与推论：“唐达成和马烽都身不由己地处于两大板块的激烈冲撞之中，开始是周扬、丁玲两大板块；周扬、丁玲身后，又演变为张光年、贺敬之两大板块。”②124页

　　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是，这样的一种板块冲突，不仅直接影响到了唐达成、马烽的命运沉浮，而且也还波及到了与此无关的其他人。山西作家田东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田东照迄今最有影响的一部小说，就是中篇小说《黄河在这里转了个弯》。这部小说创作于1980年代中期，时值丁玲主编的《中国》创刊伊始。丁玲要马烽向她推荐好稿子，马烽就把田东照的小说推荐给了丁玲，小说最后发表在《中国》1985年的第2期。然而，小说发表之后却没有能够产生应有的反响。请看陈为人转述的周良沛关于此事的叙述：“无怪山西作家田东照的中篇《黄河在这里转了个弯》发表后没有获得大家原先预期得到的反应时，编辑部的同志们都百思不得其解。作者以其深厚的生活底子，冷峻的笔触，对贫困山村的写实，读得人是心惊肉跳的。在评论家当时评荐的作品中，它不一定在它们之上，也决不在它们之下。评论家可以不认同丁玲对文学倾向性的看法，总该为作品力透纸背所描绘的人生画图所动吧。此时此地，这种文学现象，也只能从非文学的角度去看了。无怪丁玲说：‘它要不是发在我编的《中国》上，早就会有人出来叫好，给奖了。我们把它约了来，反把人家埋没了。真是罪过啊！’”②130页虽然以上的引述似乎有一面之词的嫌疑，但田东照这部其实还算优秀的中篇小说，在当时，既没有获得评论家的相应好评，也没有能够获得什么奖项，却是客观存在的一种事实。假若果真如此，那么，中国文坛的宗派关系之对于文学创作形成的负面影响，也就实在是相当严重了。

　　必须看到，时间一长，这种宗派观念甚至会逐渐地渗透到作家评论家的精神深处，会严重地影响到作家们看待思考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在这一方面，马烽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请看陈为人在进行采访时，马烽对于中国作协“四大”的一种基本评价：“他（指张光年）就和新起来的混成一伙子了。所以，我就候选人也不是了，原来是候选人。就是因为他这次第四次作代会派性搞得太明显了，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把原来的副主席保留，只进不出，当时他下面那些人，刘宾雁、张贤亮、王蒙活动能量也大呢，最后三个原副主席落选了。贺敬之、刘白羽、欧阳山。三个老作家，三十年代的作家，在后来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都是有贡献的人才能到这个位置。”②164页自己原来是候选人，结果后来又被取消了候选人的资格。想来，马烽肚子里是比较窝火的。惟其如此，所以他才会以这样一种不屑的否定性的语式来谈论中国作协“四大”。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作协“四大”？如何理解一些老作家的落选，一些新进作家的当选呢？尽管不同立场的作家肯定会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但在我看来，对于马烽的看法，我们应该取一分为二的方式来加以理解。一方面，由于中国文坛的宗派关系已然存在了很长一个时期，所以，中国作协“四大”的人事变化，肯定会受到宗派观念的困扰影响，这是十分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在另一个方面，我们恐怕也得承认，从整体上看，中国作协“四大”仍然应该被看作是一次相对成功的大会。尤其是其中的人事变化问题，按照马烽的叙述，刘宾雁、王蒙他们之所以能够当选为副主席，是因为他们活动能量很大的缘故。这样一种看法的偏颇之处，是十分明显的。如果尊重历史事实，那么，我们就必须看到，到1984年中国作协“四大”召开的时候，刘宾雁、王蒙他们这一代右派作家已经取得了足够大的文学实绩。与这些右派作家相比较，贺敬之、刘白羽、欧阳山他们这些老作家的创作成绩就明显地相形见绌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作协“四大”的选举结果，在不排除宗派观念影响的同时，也应该被看作是与会代表意志的正常反映，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刘宾雁、王蒙他们私下活动拉票的结果。由此可见，尽管说马烽自己多年来置身于中国文坛两大板块之间，可谓饱尝了宗派关系之苦，然而，或许也正是因为长期置身于这种宗派关系之中的缘故，马烽自己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此种宗派观念的制约和影响，也自觉不自觉地沿用宗派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看待文坛人物文学现象了。

　　在这里，需要对于传主马烽略作分析。陈为人以“马烽无刺”来为自己的这本传记命名，是极为恰当的一件事情，就我个人的理解，所谓“马烽无刺”，最起码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是指在文学创作和基本的文学观念方面，马烽他们这一批“山药蛋派”作家，或者按照作家周宗奇的说法是“《讲话》派”作家，所长期坚持的都是一种积极配合当下政治的创作方式，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性明显不足或者基本没有这样一种突出的创作特征。其二，则是指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马烽秉承打小就渐渐养成的与人为善的基本原则，从无害人之心。这一点，既表现在他和李束为的关系中，更表现在他1989年之后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之后的工作作风上。从陈为人的叙述可知，在李束为与马烽之间的宗派冲突中，主动作梗者一直是李束为，马烽更多地是在采取必要的守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989年，马烽作为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作为大权在握的中国文坛的掌门人，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所采取的那样一种尽可能不处分伤害同志，力尽所能地与人为善的工作作风。所有这一切，都极其有力地说明着，马烽确实“无刺”。但就是如此一位秉性特别善良的马烽，由于长期浸染在中国文坛复杂宗派关系之中的缘故，也不由自主地形成了按照宗派观念、带着有色眼镜看人的思维习惯。宗派观念之流毒遗害之深，于此即可见一斑。

　　论述至此，一个关键的问题自然也就浮出水面了。那就是，在中国文坛持续日久一些影响巨大的宗派关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机制导致了此种恶劣现象的出现？说起来，中国文坛的所谓宗派关系，最远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的左联时期。之所以在左联时期开始形成宗派关系，关键原因与左联的组织性质有关。在左联之前，虽然也有许多文学社团纷纷涌现，但这些文学社团的性质都是纯文学的。这也就是说，诸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这样的文学社团，并没有文学之外的政治势力介入其中。某种意义上，左联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文学组织。由于有政治势力的介入，所以在组织管理上，也就沿用了政治组织的管理模式。一沿用政治组织所谓管理模式，伴随着权力的成熟，到底是谁说了才算的问题也就来了。有了权力的渗透，自然就有了围绕权力产生的权力之争，有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左联时期之所以会爆发规模极大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然后，就是延安时期，即1949年之后，伴随着政治势力对于文学领域更加深入的渗透介入，宗派关系不仅越来越复杂，而且也越来越紧张激烈了。尤其是在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后，伴随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这样一类政治性极强的文学界组织的形成，由于文学界的权力越来越大，因此，原先就已经存在的宗派关系就愈益变本加厉了。陈为人在书中描述的周扬、丁玲两大板块，张光年、贺敬之两大板块，均可以在这样的意义层面上获得理解。归根到底，这所谓的宗派关系，还是因为中国存在着一个文坛的缘故。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中国文坛，也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特殊事物。放眼全球，大约只有我们中国才有这样的一种文坛存在。别的国家，只有作家，而没有文坛。即使有所谓的作家组织，大约也都类似于五四时期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只有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体制内，才会有政权对于文学创作的深度介入。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有效地引导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有了权力的介入，就有了文坛的形成。既然形成了所谓的文坛，也就有了文坛权力的争夺。围绕中国文坛权力的争夺，出现不同的山头，形成不同的派系，最终导致宗派关系的生成，也就成为必然之事。之所以是周扬、丁玲、张光年、贺敬之这样的一些作家官员，而不是其他作家成为文坛不同宗派的代表性人物，也只不过是历史过程的一种随机选择而已。生性善良的马烽置身于其中所无法彻底摆脱的，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盘根错节的宗派关系网络。在此，我们也不妨简单地设想一下，假若没有这样一种性质的文坛存在，假若我们的作家可以不受文坛影响，全心全意专心致志地从事于文学事业的创造，那将会是一种何其理想的文学创作景观啊！在这个层面上，即使把中国文坛的宗派关系称之为严重影响毒害文学创作发展的一种极其可怕的毒瘤，也还是很有一些道理的。

　　最后想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中国文坛的宗派关系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但却为什么只有陈为人才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对之做出了深入的梳理反思呢？我想，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就在于陈为人不仅对于中国文坛有着格外深切的了解体会，而且身为持有自由主义思想价值立场的知识分子的缘故。其实，从根本上说，陈为人的反思对象，也并不仅仅是中国文坛，不仅是困扰中国文坛很多年的宗派关系问题。借助于对中国文坛宗派关系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把自己的批判反思矛头对准潜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社会文化体制，才应该被看作是陈为人这部《马烽无刺》真正的思想价值所在。

　　注释：

　　①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

　　②陈为人：《马烽无刺》，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84页。本文的引文全部来自于这部著作，以后只标明页数，不再特别注明。

　　③陈为人：《插错了“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版。

　　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