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燕青

　　1

　　先是门球场空了。空荡荡的门球场已是杂草丛生，那是另一番的热闹，白色的龙葵草花，黄色的磨盘草花，粉色的紫色的火炭母花，还有好些叫不出名的植物在场子四围自由地生长着，预示着大地的勃勃生机。曾几何时，干休所偌大的门球场里盛满了打门球的老头老太们。欢笑声、争吵声犹在耳畔，他们小跑着，这里、那里地抡着门球棒。有时为着一个球，争得脸红脖子粗。这些门球场上的老顽童曾是战场上骁勇善战的军人，他们中有抗日战争的、有解放战争的。老人们玩起游戏来也是这般地认真，人生就好像是画一个圆圈，从原点出发又回归到原点，回到了天真的童年时代。

　　也有不打球的时候，不打球的时候多半是把门球场作了舞场，那时老太们便是主角。她们像少女般叽叽喳喳，把个门球场闹成欢腾的海洋。待音乐奏起，她们便整齐有序地排列开，随了音乐疯狂地扭动腰肢，有的姿势很让人发笑，往那里路过便抿了嘴。他们是在准备交谊舞的汇演，一老太对一老头说：“我们还要化妆呢！”老头不住地点着头说：“好好好，你们要化妆，你们还要穿得漂亮些呦。”那老头比老太们还兴奋。那时老太和老头的眼神里都有了些电光火花。看得我很惊诧。原本以为，到了他们这个年龄就不再有激情了，不再有男女相悦之情了。看来我错了，原来这样的两性之悦是可以维持到很老的。何况，这是些经历过激情燃烧岁月的人。这些老太们大多是老干部的配偶，也有女军人，本身就经历过战火的洗礼。有几个依然有姿色的老太很是吸引我的眼光，她们像是花期很长的花。其实那时老头老太们还不太老，也就五六十岁吧。那时，他们刚搬进干休所里。转眼就过了二十多年，那些昨日的热闹被植物覆盖了。植物的生命力很旺盛，被锄过几次，又春风再生，这是可羡慕的，人的青春一旦逝去就永久地失去了。听父亲说，干休所原来有五个门球队，轮番比赛，而这些年下来，老人一个接一个地离世。还活着的老人们也都更老了，他们已经打不动球了。现在一个门球队也没有了。这些植物就趁机占领了这块地，就好像是植物们吞噬了老人们。最热衷门球的L叔也早就躺到医院里了，尽管他还惦念着门球，可即使康复了再也打不动球了。他可是在战场上与日本鬼子拼过刺刀的。当年，他是那么地孔武有力。

　　和母亲一块散步的那帮老人也在锐减，像一棵正在经历秋冬的大树，繁茂的树冠不时地剥落一点，剥落一点，就已经快要空了。我想起叶芝的诗：“……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他们的枝叶，他们的花朵更多地抖落在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剥离的过程，减负的过程，就如同父亲当年行军打仗一样，一路走着就有人扔东西，沿途一件件地将身外之物丢弃。前些年，父亲因为结石切除了胆囊，也就是说，最后这身内之物也被他丢弃了。父亲住院，母亲也跟去照顾。一段时间后母亲再回干休所，发现留在干休所里的老人比住在医院里的少。这些年，我回干休所常能听到某某老头走了，某某老太走了这样的话题。过道的那面黑板墙上常有白色粉笔写的讣告，黑底白字，触目惊心。心想又一个老人永远地走了，干休所里又多了一份空。有时那黑板上的门牌号与我父母家的相近，真就冷不丁地把我吓出一身汗。据说100多个老干部只剩下30来个了。还在不停地减少。卫生所的那面墙上记录了所有老干部的名字，有的已经不在了，可卫生所的工作人员依然没有将之涂去，也许他们觉得不忍心，怕他们的亲属见了会有人走茶凉的悲伤。可是人走了名字还在，同样会给亲属带来悲伤，这是没有办法的。

　　一次我问母亲，那个走路像风一样快的老太哪去了？母亲知道我问的是谁，就说她早就坐到轮椅上了，是那种一步都不能离开轮椅的人了。她的孩子没回来就没人推她出来遛。想当年她走路风快，又喜欢穿宽大的花裙子，像一只美丽的大鸟飞来飞去。很久以后我才见了她一面，她坐在轮椅上被孩子推着。见了我，她高兴地招呼，不住地向我诉苦，说她腿瘫之后的种种不便。我多少能理解她这样飞来飞去的大鸟忽然被剪了翅膀，受了限制的苦楚。

　　渐渐地，许多房子也被空出来了。有相邻的两家，一家剩下老头，一家剩下老太。老头老太黄昏恋了，两家就合为一家，两套房合为一套大房。后来两个老人也都走了，大房子也空下来了。想一想，确实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已经有好久不见了。他们不是长期卧床就是走了。“走了”，是这个老年国度里频繁出现的词，且越来越频繁，简直是加速度，让活着的人有些凄惶。这些无神论者，因对生命的敬畏也是不肯直接说出那个“死”字，用“走了”这个已经关涉灵魂的词。虽然死亡有很多种叫法，升天了、千古了、上路了、去土州了、去黄土县了、驾鹤西去了、仙游了……但都不严肃。那多半是自觉离死亡还远的人调侃的轻松的话，而这里的老人只说“走了”一词。他们神情严肃地说，不到他们的年龄不会知道这个词的分量。“走了”是一张人生底牌。“走了”也是一个主动词，含有对死神的轻蔑，有阿Q精神胜利法。毕竟许多人曾在战场上九死一生。

　　我的大舅也走了，母亲在世上唯一的娘家人走了。母亲这边的，她这辈的亲人里，除了她都走了。母亲是被她的家族空出來的一个人。大阅兵后，母亲总说，要是你大舅还活着，也能享受抗战老兵的待遇了。大舅是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老兵。大舅走了几天后母亲才告诉我的。我知道这噩耗的时候大舅已经火化。母亲平静地说出她最亲近的人的死，而我比母亲更平静。我什么都没说，我能说什么呢？在母亲的眼里我一定是个绝情的人吧。我的大舅更是要这样认为吧，因为我已经好多年没见过大舅了。这些年我甚至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我曾经要自费去沈阳玩，也是想去看他。母亲说他住在很偏的地方，不好找。我这样的路盲也就不敢去了。这些年我的腿一直不太好，如果我给大舅打电话我说什么呢？我还能给予大舅什么呢？说我腿受伤不能去看他？只能平添担忧。我知道母亲每星期都要给他电话，我也就感到安慰了，也就不需要我了。于是我就沉默了。

　　大舅一直住着简陋的房子。每当想到这个，我就渴望有钱，就在心里做发财梦，心想如果我有了钱一定为大舅换套大点的房。我小时候大舅最爱我，就是他不爱我我也会爱他，因为他是世上最爱我的人——我姥姥的儿子。可是我的经济一直停留在“如果”的状态。现在梦也不用做了，大舅去了不需要房子的地方了。

　　2

　　这个周日我回家看父母，一进干休所大院，就见他们坐在离大门口不远的老树下。我赶紧把带来的一本文学杂志摊开给他们看，我只是想让他们看看封二上登了我的照片，想让他们高兴。在我这个年纪本该有大名的，却仍是无名之辈。对于耄耋老人就要像对待得了绝症的人一样，怎样高兴怎样来。可是我的心愿总是落空。他们不像以前那样了。那时，我有微小的成就他们都引以自豪。现在，我看不见这样的表情了。他们的脸上只有漠然。我也许该知足了，他们都是奔九十的人了，没有痴呆就是好的。我也不需要太悲伤，毕竟他们的眼目疲倦了。不一会儿，又一个老人来了，拄着拐棍蹒跚而来。据说九十多了。我母亲夸他恢复得真好。原来他中风过。他很吃力地说着话，头不时地摇晃着，好像不受身体控制。我需要很注意才能听懂他的话。他说不太喜欢跟老家人通电话了。他说他所认识的同辈人都走了。自古有“人生七十游伴稀”之说，何况他九十多了。他也是被空出的一个人，被家乡那帮小伙伴空出来的一个人。我的父亲又何尝不是这样？在他进入干休所之前，原驻军地那一拨干部转业的转业，调离的调离，五湖四海来，又散去五湖四海。父亲是最后一個把大家都送走了的人。如今，干休所里同一个驻军地来的老干部，只剩他一个人了。他把他们都送走了。又一个老太被她儿子用轮椅推出来了，老太感叹早年家里贫困没东西吃，现在生活好了，她却得了糖尿病。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只能用眼睛看看鼻子闻闻。

　　我买来父母先前爱吃的东西，往往得到的是一句让人遗憾的话：“哎！现在已经不爱吃了。”或是“吃不动了！”母亲对她过去爱吃的东西都没了胃口，曾经那么爱吃的香水梨、糯玉米、核桃，现在都不爱吃了，一样一样地从她的食谱里减掉，不再贪恋现世的美味。这让我不知所措，我除了能借助物质来表达我的爱，还能做什么？我不能阻止他们衰老的脚步，衰老就是一点一点地空出一个人的胃，把欲望也空出来。死亡也是一点一点地把人架空，好似要预备轻装离去。我一直以为所谓女人，就是身体比男人少了些东西又多了些东西。母亲作为女人的部分已经被疾病掏空了，先是子宫，再是乳房，她从完整的女人到不完整到零碎也不剩下。母亲的眼睛一直很好，忽然就一只眼睛看不见了，好像被什么遮住了。母亲的眼睛也只剩一只了，母亲用一只眼睛看看我们这几个幸存的亲人，已经够用了。母亲没有看见大舅已经很多年了。早年，大舅还常来我们这里住住，现在年纪大了，母亲担心路上有个什么好歹，就没再接他来住。但母亲借助现代通讯工具，还是能常常听到他的声音。母亲每星期都给大舅打一个电话，这个习惯雷打不动地坚持了好多年。大舅是家里的老大，母亲最小。于是大舅总说母亲是家里的“小不点”，每当这时，我总是要把母亲想象成小孩儿的样子，可我从没见过母亲的孩提时代，连照片也没有。而母亲的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突出，这让我的想象很吃力，好像她一出生就老了。就如同我无法推想一个小孩老了的模样。但母亲的声音帮助了我，母亲在电话里总是“哥呀—哥呀—”地拖着长腔，声音也一下子变得年轻起来，还真有点像小女孩。母亲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语气与我们说话。我总在想，人活到这个年纪还有个哥哥撒撒娇就是幸福的。大舅走了，这世上再没有我的大舅了，死神把大舅留给我母亲的声音也带走了。父亲走了，母亲走了，姐姐走了，哥哥也走了，一个人活到这个时候该是怎样的忧伤。我想安慰母亲，可我不知该说什么，我是那么地无能为力。

　　我家三个孩子里数我对大舅最有感情。我小时候被寄养在山东老家，大舅在沈阳，他常回家看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姥姥。大舅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其实他从来就没有对谁发过脾气。一个因为国民党军人的身份，“文革”中被批斗得很惨的人似乎是不配发脾气的，大舅似乎只配点头哈腰。

　　大舅写得一手好字，在军队里当过师长文书，并且得到师长女儿垂青。在逃往台湾的时候，大舅的一只脚已经搭上了船，因为思念母亲，他又把那只脚缩回来了。从此，他的人生就一直在退缩，卑微地走完了他后面的人生道路。这有点像作家赖妙宽《父王》里的主人公杨二福，杨二福本来也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他那天已经跟着红军走了，忽然想到他的菜筐还撩在河沟沿，就转身去取了托人带给母亲，不料他就此赶不上队伍了。大舅来福建的时候，我们全家去酒楼吃饭，服务员递上热腾腾的手巾，大舅起立躬身，不迭声地说：“谢谢谢谢！”搞得服务员也不知所措。我们笑他也责怪他。他于是更加不知所措了。下次他就不再这样，很谨慎地克服了他习惯性的点头哈腰。他说，不能给我们丢脸。大舅也有骨头硬的时候，那年他去韩国他父亲那里，也就是我从未谋面的姥爷。那时姥爷在韩国经商，做到他们那个区的中华商会会长。姥爷有个小老婆，小老婆生不出孩子，想让大舅留下来做她的儿子，她为他做新衣，为他买东西，想让他叫她一声妈。大舅就是不肯。姥爷便发脾气骂了大舅。大舅一气之下就跑回山东老家。大舅无论是软弱的时候还是骨头硬的时候做出的抉择都和富贵无缘，他无缘成为韩国富商，无缘成为军官和师长的乘龙快婿。他似乎就是注定的穷命，因为大舅太爱生养他的母亲了。

　　大舅年轻时是那么地帅，因为皮肤黑，就有了“黑美”的雅号。那年他穿着国民党军装在沈阳大街上走过，被一个资本家的女儿一眼相中，后来真的嫁给了我大舅，成了我的舅妈。这又为他“文革”一劫添了砝码。舅妈曾说起过他们的相遇，那天阳光在大舅的脸上流过，她看到了一种美，一种君临一切的男性之美。可是现在，死亡君临了一切。

　　3

　　大舅走了，我的母亲更寂寞了。谁也不能替代母亲心里的忧伤。那一刻，我记下了母亲的心痛。她的心痛，是那种暗自神伤的，看上去很平静。说破了，那是一种无可奈何，一种有思想准备的心痛。是的，我的母亲早有思想准备，这可从家里的那只鸟那条鱼身上得到验证。家里养了两只色彩斑斓的虎皮鹦鹉，用一个鸟笼装着挂在院子里，它们上窜下跳很活跃。屋里的桌上还养了一缸小鱼，也是色彩斑斓的，用母亲的话说就是“金翅金鳞”。后来鸟死去一只，剩下的一只孤零零的，不再是活泼的了，常常把一个姿势保持很久，有时勾着头不知是真寝还是假寐，叫声也显得凄凉。再后来，鱼也死得只剩下一条，悄没声息地游着。父亲说它们太孤独了，父亲几次说要再买些鸟买些鱼来给它们做伴。母亲对父亲的这种怜悯很不以为然。她理直气壮地说，人到时还得孤独呢，何况鸟和鱼。母亲的话不无道理，夫妻两人总要先走一人。大院里的老N头像鸟一样忽然去世。生前夫妻也是碰碰磕磕，我不止一次听到他们吵架，老N头的老伴嗓门很高气力很足。现在老N头蔫了，老太婆也蔫了，像我家那只孤独的鸟，不再有动静。母亲对人生的结局有了心理准备，恐惧就少了。我想不出，母亲对死亡的坦荡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一个人常常地想到自己离死亡近了，那是与死亡短兵相接的交战。我从未替母亲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因为我不敢想这个问题，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哪怕停留一分钟，不敢把那巨大的痛苦提前支取。

　　母亲对于生更恐惧些。在她一只眼睛忽然看不见的那一刻，是她自己跑到医院。她没有告诉我和我小弟。用“跑”来形容我的母亲实在残忍，她有一条腿不能打弯。那年骑车摔坏了，手术失败后那条腿就残废了，那时她还只有40来岁，她是那样地不甘，总是在梦里飞跑。梦醒一次她就得从梦中跳伞一次，从梦跳到现实里，没有一次是成功着陆的，因为她每一次都清醒地看到自己残废了的腿。这些年干休所的老太太们一个接一个地拄起了拐杖，而母亲早已习惯了这个姿势。只是前些天，她的那条好腿也坏了，唯一支持她身体的那条腿坏了，现在还要加上一只眼睛。我想她一定非常恐慌，一定是大难临头的感觉。她对生的恐惧是源于她怕拖累了我们这些子女，她从来没有养儿防老的概念，她只想为她的孩子付出。大难临头的感觉都是来自于劫难的开初，久了也就习惯了。母亲在医院打了近一个月的吊针，真到两手被针头扎烂，乌黑青肿，再也找不到血管了，任凭针技再高超的护士也无计可施，才作罢。

　　看尽了死亡，死亡就不那么令人害怕了。太过频繁出現的东西容易让人习以为常，死亡已经变成了一件寻常如一日三餐的事。于是父母开始在饭桌上谈论身后的事。母亲已经开始准备身后事了，她怪父亲改变了注意。她攒了钱要为自己和父亲买一处墓地，生命的纪念仪式是可以理解的，史铁生曾喊出“复杂的必要”。这是他在寻不到母亲当年下葬的地方时的感慨。如今，承载生命纪念仪式的那些土地，早已被“走了”的人共同养肥了，寸土寸金了，使得这个纪念仪式有点奢侈有点无奈。父亲确实变卦了，他说，我死了就烧了，骨灰就随便埋在院子里的树根下得了，不要建什么墓。完全的极简主义腔调。后来还真有了树葬，而且在国内一些殡葬业人士看来，树葬是众多环保葬的方式中首选的一种。父亲是个无神论者，但晚年也开始祭祖宗。父亲改变主意是不想让后人每年为他为扫墓而奔忙。这些年他听说清明扫墓时路上人太挤，就记住了这事。我原以为他是不大为别人着想的，以为他不像母亲那样体谅我们，看来我错了。我的依据是他住院并不反对我们给他送点饭去。而母亲是坚决反对，她顿顿都吃医院的饭。

　　死亡倒是越来越令我们这些后辈恐慌了。其实，在很长的时间里我是遗忘了死这件事的，或是觉得还很遥远。那些头七、三七、五七祭的事我一概不知，我甚至没有参加过一次清明节的祭奠，我对死亡和死亡有关的事情太陌生了。这些年父母的身体衰老得厉害，父亲频繁地住院，我也越来越多地陷于一种恐慌中。父母居住的干休所里的老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了，我才想起死亡离我很近了。那天我回干休所，我看到父亲在大院里坐着轮椅的侧影，正想着招呼他，定睛看，原来只是一个跟父亲长得有些像的老人。我心里一凛，满是悲与喜，喜的是我的父亲依然陪伴我于这世间，悲的是，倘若这情景出现在他那人生结局之后，我该会怎样伤心。我知道结局是铁定的，但我不去想，可我问安的电话总是显得口气不安，常常掩不住我的提心吊胆。我害怕失去他们任何一个，母亲很早就摔坏一条腿，父亲也基本是坐在轮椅上的。这是否有点自私？他们相濡相沫已快60年了。当初父亲找我母亲，我母亲家里成分不好，政审几年过不了，领导找父亲谈话说，你娶了这个女人，你的进步就要受影响。父亲说不怕，那时，他的仕途正如日中天，年纪轻轻就当了营教导员。父亲是把情感看得比自己的仕途更重。那一年他们驻军地的百姓青黄不接，找他借粮，他动用了军用粮食，为此受了处分。后来，他的仕途一直停滞不前。

　　4

　　被空出来的门球场后来索性植了草，绵软的细叶草规整划一，场子建得很漂亮，有花坛、雕塑和供人栖息的凉亭、桌椅，还有健身器械。渐渐地打不动门球的老人也无力使用健身器材了，他们依然扎堆到这里来坐着聊天，有步履蹒跚的，有坐轮椅的，于是这里就有了老情怀，如同一个圣地一样。他们在这里回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常有人说，我们那时候多单纯呀！父亲说他其实也是抗日的，那时父亲在区中队，可是父亲的简历里竟然漏了那段历史，能为父亲作证的证人也都不在了。父亲说他有点傻，怎么都没有在意这个错误，父亲又说，哎！不过也没什么，就是少了点待遇，比起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们，他们活下来的都是幸存者。父亲说他格外幸运了，所以也就很知足了。

　　自从电视剧《激情岁月》播出后，父亲就被亲朋好友们戏称为“石光荣”了，因为父亲年轻时与饰演石光荣的演员长得太像了，也有火爆性子，外貌、秉性、言谈都太像那个石光荣了。那年父母回烟台老家，亲戚搞逗就直接叫我母亲储琴。不能把父亲写出来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其实父亲早已被写进一本书里了，是一位军队作家写的，好像是《红旗飘飘》的合集，那篇题目是《四十封信》，我中学的时看过这篇文章，记不太清了，说的是823炮战，但主角不是父亲，是四十个即将退伍的老兵，他们每人给营教导员（我的父亲）写封信，要求留下来，留在战场上。父亲流着眼泪看完这些信，并一夜未眠地给他们写回信。那个时候的人多么有激情，有信仰，有牺牲精神，很让人羡慕。

　　前些日子，90多岁的父亲忽然大哭，吓坏了全家人。原来是弟弟在家养了条狗，父亲嫌吵，就让弟弟把狗送人。弟弟忍痛把狗送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弟弟神色黯然，说那狗在车上就一个劲地叫，并拼命抓他衣服，像是知道要把它送人。父亲当时就听得快落泪了，午觉起来忽然大哭，把全家人吓坏了。父亲说他想念那条狗，搞得全家人都跟着落泪。母亲说，你年轻时把孩子送回家都不想，怎么老了这样了……

　　越来越多的房子被空出来了。有的孩子不愿住在这里的，房子就这么荒废着，没人住的房子有倾颓的迹象。也有继续住在这里的老干部的后代，所以不时有年轻人在这里活动。一天，门球场又热闹起来了，几个年轻女子站在场子中央说话，身边是他们的小孩子，几个小孩子在场子里疯跑，一会儿追逐，一会儿从坐在石椅上的老人们身边绕膝而过，老人们欣慰地望着孩子们，孩子的笑声尖叫声一下子就填满了偌大的门球场，并溢出门球场，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生的气息如此热烈鲜明。我的眼前一亮，我发现有一个孩子胸前佩戴了一枚勋章，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勋章，孩子嬉笑着跑开不让我看，自豪地说是爷爷留给他的传家宝。

　　这里有一种看不见的强大的东西笼罩着，这里永远都不会被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