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生

　　一

　　分配到南通师专工作，是1959年给我的一个惊喜。

　　南通师专全称为南通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南通师范学院前身，今南通大学），创建于1958年秋。正巧第二年我从徐州师院中文科毕业。按当时惯例，师范院校四年制本科生分到高中教书，二年制专科生分到初中教书。如今我这个专科生不仅不去初中，反而一跳再跃，攀上高等学校大门，你说我能不惊上加喜吗？

　　因为1959年江苏全省没有中文专业本科生毕业，我们专科生便成了抢手货，毕业前夕班上甚至风传我会“留校”。我有自知之明，那不过是好友们善良地让我做一个黄粱美梦：首先政治不过关，我不是党员，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团支部文体委员；其次是我头上有顶无形的“帽子”：由于我经常请教一位教古典文学的教授，一位教现代文学的教授，后来“教育大革命”中，从大字报上我才恍然知道前者是“历史反革命”，后者是“右派分子”，但是迟了，班上头头脑脑一致给我扣上“只专不红”的帽子，无论我后来在“交心运动”中怎样拊心掏肺，已于事无补。

　　想不到南通使我美梦成真！

　　在桃坞路44号南通地委大院里，一接过工作介绍信，我就和一个扬州师院毕业的女同胞，迈开大步直奔南通师专所在地东郊三里墩。

　　那时去三里墩没通公交，更没有“的士”，我们一人雇了一辆农民手推的独轮车装行李。出东街头，面前一条东西大河，一座高高的古色古香的石拱桥横跨南北，车夫告诉我这叫龙王桥。这龙王桥是我平生见到的最美的古桥，我也顾不得头上8月的烈日炙烤，上上下下撒欢跑了两个来回，很享受了一番。之后，我才帮车夫先把独轮车推上桥，再帮他们向后用力慢慢把车子放下桥，一上一下，30来级台阶我们四个人已经汗流浃背了。

　　再过一座木桥，整个南通师专校园就尽收眼底了。一座暗红色的二层楼房，后面几排青砖平房，零星地散布着一些芦席棚……学校四面环水，芦苇摇曳，屋舍后面田畴平阔，长满绿油油的蔬菜、庄稼……虽然是“大跃进”的产物，但也看不出多少狂热、浮夸和矫饰，只觉得简陋、淳朴、自然，一派田园风光，绝对是个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

　　在楼房前，我们的独轮车刚刚停妥，哗啦啦楼内跑出几个工作人员，一个女的尖声叫起来：“啊！我们学校还没发录取通知书呢！你们怎么倒来报到啦？”她把我们两个当成是入学新生了！

　　我们两人互相看看也不禁自己笑起来，我们从头到脚哪有一点不像个学生呢？二人个子都不挺拔，二人一脸的稚嫩腼腆，女同胞是两支小辫，一袭布裙，我嘛长袖衬衫束在长裤里，足蹬一双兔头布鞋……二人中没有一块手表，不见一双皮鞋，这两样，几乎是当时国家干部的标志性穿戴，你叫人家怎么相信你是来做教师的？

　　我一生38年的杏坛生涯，就这样在一片哄笑声中揭开了欢快的第一页！

　　二

　　“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度匮乏。我从徐州回来经过南京下关，码头隐蔽处有人偷偷卖吃的，炒花生仁一分钱一粒，炒蚕豆一分钱二粒……但在新建的南通师专，大家感到很温暖、很自豪，我们教师每人每月12元伙食费，居然每天中午能吃到一荤一素……

　　姜斌书记是一位清瘦的慈父般的人，每天拎着篮子和我们一起排队打饭、打菜，到老虎灶上打水，甚至让我们先打；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居然号召我们青年教师“为革命成名成家，做革命的专家学者有什么不好呢？好好干啊，南通师专就靠你们啦！”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讲这种话是需要勇气和担当的。赵景恒校长像慈母似的，整天笑呵呵的，她人走到哪里爽朗的笑声就响到哪里。她的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女教师，谁都愿意拿着自家一本难念的经，在慈母面前倾诉自己的困惑和迷茫，然后满载着温暖和抚慰，会心含笑而去。虽然这位南通女子师范的早期毕业生，一直独身生活，但她几乎就是校园里慈祥、和善、母爱的活化身。我还常常看到总务主任光着脚板吆喝着老牛在校园里耕田，甚至亲自挑粪浇菜地……他为改善全校师生伙食殚精竭虑，功不可没！

　　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中文科主任办公室。朱双六主任是我们青年教师最为信赖的长兄。他清癯俊秀的脸上漾着和善的微笑，白水晶眼镜后面闪烁着睿智的眼光，他微皱着双眉静静地听完我的委屈和苦闷，然后一番和风细雨洒在我焦灼的心田……

　　别看南通师专是新办的高校，学生进校的业务素质并不差，这是因为当时南通地方政府有意“截留”了一批优秀高中毕业生，以便两年毕业后在本地服务，二来是由于高中毕业生政审越来越左，一些成绩好而政治不过关的学生，往往被挡在综合性大学门外，只好到师专来。学生中牢骚满腹、怀才不遇的情绪不是个别的，学生课堂上旺盛的求知欲也是相当咄咄逼人的。

　　我向主任汇报，说我作为辅导老师，一方面及时地向主讲老师反馈有关情况，一方面根据同学的要求自己积极准备上辅导课，而且我的辅导讲稿事前都交给主讲老师审阅通过，我总以为这样做了可以避免同事之间产生误会了吧？但是事与愿违，不辅导还天下太平，一辅导风言风语应运而生，我进退维谷，无奈无助，心里苦恼。

　　我说，个别同仁说我“钻牛角尖”，我有我的坚守，至于说我喜欢卖弄，实在冤枉，事实上我仅仅是个刚毕业的专科生，等于大三教大一，我有什么本钱可以卖弄呢？在学术问题上，既要维护主讲老师的权威性，又要向同学们真实客观地介绍有关情况，给同学们提供思考问题的多种途径。我以为我这样做并没有错！也许我年少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也许我头脑简单，把复杂的人际关系想得天真了……

　　我这个既无背景、情商又不高的城市平民子弟，在中文科的长兄面前，作了竹筒倒豆子的含泪倾诉。

　　第二学期，我调去教初中教师轮训班的《文选与写作》。

　　一学年结束，一个超级馅儿饼掉到我头上：学校通知我去南京师范学院（即今南京师范大学）进修一年，带薪深造。这突如其来的福祉使我感动得热泪满面。8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在芦苇棚搭建的饭堂里，赵校长悄悄走到我的饭桌边，用手指着西边河岸对我说：“小陈，明天上午8点多钟你就从那里上船，我们用船送你进城。”第二天一位工友帮我把行李搬上了小船，他在前舱插上桅杆就上岸拉纤去了，我坐在船后扶住舵。坐船进城如读一首诗，两岸风景如画，“河水清且涟漪”，人在水上亦飘亦飞；河水清且凉兮，风吹脸上沁人腑肺！

　　多年之后，三里墩的慈母以90高龄辞世，中文科的长兄以92高龄仙逝，他们都以慈祥、敦厚、方正的美好形象，不仅留在我心里，也走进了南通现代教育史。

　　三

　　天有不测风云，想不到南通师专于创办4年后即1962年8月，因“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而宣告结束，几声惋惜，几声叹息。我回到桑梓之地继续执教鞭，但几十年来，我都感到自己一直未能走出三里墩……

　　我走不出三里墩的同仁友情。严迪昌，这个南京大学毕业的上海人，深色镜框后面，是一双深邃的眼睛，一张微翘的嘴巴常说出些别人说不出的话，结尾总爱带个“赤那”，是上海话“赤佬”的软化，他后来成了苏州大学的清词专家；吴宝善，这个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南通人，中学时就是南通市知名的小诗人，怪不得一张孩子似的脸永远微笑着，特别是他额前的一绺头发绝对“儿童”，他后来“跟着爱情走”，到如东县中任教导主任，一次教研活动我还到他家蹭过一顿饭，他美丽的妻子亲自下厨炒“天下第一鲜”招待我……我们三人常在晚饭后出校门呼吸田野，或伏在校门前木桥栏杆上享受河风，送走一个又一个浪漫而满怀梦想的黄昏。……

　　我走不出三里墩的温馨校园。无论是姜书记还是赵校长，总是十分爱惜学生在校的两年时间，他们常说，两年三个假一晃就过去了，只有精力集中在学习上，“两年之后才有个好收成！”所以安排劳动不多！比起我的母校来，少而又少。我的母校让我们这些二年制的学生几乎劳动了半年，无锡的惠山、太湖，徐州的韩桥、石狗湖（现改名云龙湖）都可以作证，他们见过我们曾经在庄严的命题下怎样挥霍宝贵的青春年华！

　　对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学校更是关怀培养，爱护有加。第二年仅我们中文科送出去进修的就有4人，我跟研究鲁迅的名家朱彤教授学艺一年，朱先生当时在国内研究鲁迅界广有影响，我听他的课整一年，每星期还有两个晚上陪他坐在办公室等学生来答疑。在他的影响下，我发表过教材分析文章，发表过文艺随笔，还发表过一篇六千字的正儿八经的论文《略谈鲁迅小说的语言》。发表这篇论文时，我羞涩地用了一个“小陈”的笔名，是因为当时中文科同仁大家就是这么叫我的。记得我还写一篇《鲁迅小说中的风景描写》，还把目光盯住过鲁迅小说名篇《药》最后坟地枯树上的那只乌鸦……20多年后，上世纪80年代，我的一本《缀在巍巍昆仑上的疑问号》就是“钻”几十个“牛角尖”钻出来的，90年代出版的另一本著作《鲁迅—伟大的教育家》，里面也有不少“钻牛角尖”式的文章。两本拙作曾荣获全国图书奖最高奖“金钥匙奖”提名。我终于以“钻牛角尖”的创新和执着走进鲁迅研究殿堂。

　　我走不出南通这座文化积淀深厚的历史名城，城中大街小巷藏有不少旧书店。古旧书店便是我星期日的主要去处，我常常从上午进城泡到太阳落山，才拖着长长的疲惫的身影，挽着清凉的河风回到三里墩；中午一碗“阳春面”（光面条）或一碗“龙虎斗”（即一半面条、一半馄饨）便是我一天的快乐生活。记得我曾淘到过一本臧克家写的《我的诗生活》，薄薄一册，上乘火纸印的；不知为什么这本小册子后来连臧克家自己著作目录中都没有收集，研究臧克家的著作中也没有收录，而这本小册子是臧克家的内心独白，对于研究臧克家其人其诗极具参考价值，可惜“文革”中被造反派拿去，明珠投暗了。记得还淘到过一本夏衍写的《赛金花》剧本，横排横订，装帧很别致；《赛》剧解放后没再版过，不易见到，我因为喜欢读鲁迅著作，把《赛》剧与鲁迅杂文对照起来一看，不能不佩服鲁迅先生批评文字洞幽烛隐，入木三分。在东街头石板街上的旧书店里我还淘到过一部一套三册小开本《辞源》，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黑漆布面，这套小《辞源》跟随我南京、南通、乡下、县城，一直是我寂寞中随时请教的老师。

　　人说散文属于老年，小说属于中年，诗歌属于青年。三里墩时期，我那颗年轻的心确实还在诗歌上，至今敝帚自珍的是一组诗《做作业的时候，想想吧（外二首）》，这里仅录第三首做个纪念：

　　夜。办公室……

　　夜。办公室。

　　一片警戒的寂静。

　　一道道作业的横格里，

　　沙沙的脚步声远了又近……

　　钻进数字的丛林，

　　挑开笔划的葛藤，

　　肩负着祖国的嘱托，

　　红水笔尖上闪着对党的忠诚。

　　无论错误多么狡猾，

　　怎逃得过教师敏锐的眼睛？

　　字里偷渡，就在字里逮住，

　　行间潜入，就在行间就擒。

　　披一身雪白的灯光，

　　牵一串窗上的星星，

　　在孩子们知识的边境上，

　　教师们留下一串串巡逻兵的脚印。

　　（载《雨花》1964年第9期）

　　这组诗是汲取三里墩的水土营养写成于1962年初，发表出来时我已经站在如皋中学的讲台上了。看得出，诗还远不成熟，但是作者对教师职业有着怎样的热忱和激情，一个教育新兵对教学工作心中怀着怎样的责任感和虔诚，则是溢于言表的；从诗歌的意向和技巧上，遣词造句上，一种呼哧呼哧的成长和汗流浃背的努力也是让人一目了然的。一句话，我的诗谈不上艺术性，弥足珍贵之处在于她丝丝缕缕地粘着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黄金岁月！

　　几十年来我一直不忘南通师专的恩情，让我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开始了我的杏坛之旅，我后来的“拔尖人才”“功勋教师”“江苏鲁迅研究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荣誉，都是从三里墩起步发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