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玉刚 刘京辰

　　“土地”意象的现代审美创造
——评叶炜的长篇小说《后土》

　　■范玉刚 刘京辰

　　一气呵成读完叶炜的长篇小说《后土》，可以感觉到一种厚重的素朴感，沉甸甸而又令人亲切。名如其文，《后土》关乎土地以及土地上的这群人，和那个神乎其神的“土地庙里的土地爷”，尽管在乡村的现代社会转型中，“土地庙”早就从乡村公共生活的中心退居边缘，并已衰败和荒废。但在麻庄的重大活动和仪式中其依然不可缺席，成为麻庄这群人的“精神家园”，尤其是在小说主人公刘青松的心里。因而，人和土地的关系以及这群人的精神信仰自然就成了这部小说的主题，只是作者把它放在了改革开放后三十年间中国农村的沧桑巨变中，来展现他们为实现自己的财富梦、公平梦、幸福梦而苦苦奋斗的历程。作为中华民族精神遗传基因的中国文化的根脉就系于传统的乡村文明，积淀在乡土文化的厚重中，故事的场景却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乡村，文化之间的传承、冲突和再生就成为《后土》浓彩重抹的底色，也是作品给人厚重感的支撑的原因。因而对作品进行文化价值方面的阐释，就成为解读《后土》的一个重要视角。

一、“土地崇拜”的文学母题的当代书写

小说通常是要讲故事的，《后土》的开篇序曲始于中国传统时间序列的“惊蛰”，这一时间维度的切入起笔不凡，然而更令人惊奇的却是故事的讲法：在苏北鲁南的小山村里，差不多每个村子的东南角都会有一座土地庙。麻庄也不例外。麻庄人崇拜土地，视土地为娘亲。麻庄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语：“土地爷本姓韩，不在西北在东南”。故事的讲法是按照传统农业文明中的节令顺序开始的，这样的讲法可能在现代和后现代的作家的叙述中是被鄙视的，但叶炜绝不是“守旧”，也不是“保守”，而是一个有着现代意识的大学老师和深谙现代创作的技巧及其创意写作的文学博士，这样的有意为之体现了作者的别有用心。究其意味，在作者看来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乡土文明历史悠久，乡土文化根深蒂固，即使处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当代依旧有着太多乡土文明的底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乡土小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名家辈出的一个领域，因而是一个不太容易写好和出彩的小说类型；同时，新世纪以来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越来越远离本真的“乡土生活”，越来越热衷于都市生活的写作，所谓的“乡村”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象”或者“美妙的记忆”，其中的“乡土文明”的精神和神韵早已被现代化——这个“新神”驱逐的杳无踪影，除了碎片化的记忆修辞，就是一副衰败的景象。因而当下作家笔下的“乡村”并没有多少真正的“乡土味”，或者作为一种“镜像”，它反映的不再是真实的乡村。也许正是基于这双重的动机，叶炜的《后土》在小说的写法上有意为之，体现了一种文学创作的别样追求。以时令节气来结构全书，不仅体现出一种匠心独运，更是对传统农业文明的时间维度的切近。正是通过时间——所谓“现在”就是曾经流逝的“过去”，四时循环的时间观是农业文明的时间观，它打开的是传统文明的视域。叶炜就是要以时间的“当前”现身维度来引导我们“返乡”——回到真实的农业文明下的乡村生活的语境，在“土地爷”的出场抑或缺席中感受到“乡土味”（在小说中是鲁南味）是如何飘荡而又重新集聚的。就此而言，小说的主题似乎关乎新农村建设——最时髦的“三农问题”；关乎自然生态文明——绿色环保和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的现代追求；关乎现代化进程中文明的断裂和价值观念冲突的反思；关乎人生启悟和个人成长历程的文学母题。这些似乎都是，但似乎又不完全是，而能够把这些杂多话题、意象统摄起来的恰恰是在小说中起着潜在结构作用的“土地爷”，一定意义上讲，它是小说的灵魂。

　　道教是中国最本土的宗教，是乡村文明中普通民众重要的精神信仰之一。土地神又称土地公、土地爷，在道教神系排序中的地位很低，仅是土地保护神，其信仰主要是在广大农村。六朝时，将当时名人死后视为土地神，遍祀城乡。唐朝，随着城市的出现，在城市中心开始以供城隍为主，城中土地神为城隍下属。宋代以后，土地神信仰尤其盛行。其形象为衣着朴实，慈祥可亲，平易近人的白发黑衣老人，伴有老妪，称之为土地公、土地婆婆。旧时农村年节奉祀，以祈求保佑当年清静，五谷丰登。久之，便积淀为中国农业文明中的土地意象。在传统文化阐释中，何谓中国最始源的土地神的本意？作为道家神话系列中神仙的一员，它因分管和护佑土地及其土地上的人群，而被底层民众所崇拜。其何以灵验呢？因其得道尊道而成仙。所谓尊道首先就是不违天时，没有“机心”，以自然本色显现其生存状态。正是在节气的时序和四季的更替以及生命的轮回中，故事的主人公出场了。在农业文明中，其实任何生物的出场（人、动物、植物）的现身出场都是有机缘的，只有合乎时机他才能够现身出来。所以，现代西方大哲学家海德格尔才把西方文明的源头追溯到早先的希腊思想家，认为是存在使存在者存在，存在者的显隐的双重运作是有其机缘的，是在时间境域中出场的。正如玫瑰开花（的季节），它才开花，是一种自然而然。《后土》以其叙述引领我们穿越历史的尘封，回到历史中合乎乡村文明秩序的时令节气，在周而复始中开启一种有机缘的出场。这是一种文学的叙述技巧，也是一种文明的转场，这种出场固然因现代已不复再有昔日仪式的神秘庄重，但也要注定主人公要有一番作为。其实，这么多的“煞费苦心”和精心为之，作者只是为了使读者“悬置”日常生活中过多的关于乡村的“偏见”。正如孔子所言：绘事后素——要通过素描直白重打底色，以便绘出最美的绚烂之画。至此，叶炜要为我们描绘一幅他心目中的居于剧烈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中的乡村图景，这幅画的水平如何可能要见仁见智。在现代化背景中书写“人与土地的关系”，把根扎在乡村文化的厚土中，这对年轻的叶炜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尽管前面有很多文学先辈和名家的成功探索，特别是陕西作家陈忠实先生的精品力作《白鹿原》的典范性创作。尽管可以有借鉴和模仿的对象，但叶炜的努力和追求仍然收获了属于心灵的救赎，在通向文学经典化的道路上留下了坚实的痕迹，显现出一种成长中的气魄和气象。小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对土地意象和“土地爷”形象的审美创造，可以说“土地爷”是小说中一个并非时时在场的真正主人公。与之相应，尽管小说是在现代化视野中的一种话语层面上的乡土文化重构，但小说中有着大量原始乡村及其文明碎片的意象，并在某种乡愁和神秘感中展示着原始的力量，就此小说接续上了文学史中“土地崇拜”的文学母题。

二、现代化进程中人与土地关系的“剥离”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意在说明天地神灵以及粮食万物都因循着“一”也就是其内在的“道”而相和相生。这段话中除“侯王”以外似乎都没有明确提到“人”，但却句句又隐含着“人”，万物皆有道，人只要“无为”（顺势而为）即可，这“无为”能化成天下“无不为”之大事，所以说“侯王”若得万物相生之道，则天下太平。《说文》中说，“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凡一之属皆从一”，“一”在此也是指向最原初、本真的那个无时不在的“道”。“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库不盈”，“道”之于“天时”是“不违农时”，之于“地利”是适度耕作，“道”之于“人”，是量力而行。依循着这个道理，人若是能顺应节气农时，量力而行地对土地适度耕作，“人与土地”的关系此时就是相生相长的，人侍养土地，土地也滋养人，人若是对土地太过无能为力，或者人对土地施加太多的强力，这种“中庸”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就会出现灾难或者祸患。就此而言，中国人的历史，也是一部“人与土地”相互依存的关系史。实际上，《后土》正是以当代视角重构了现代文明语境中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其对土地的信仰、膜拜和精神的蜕变与升华，其聚焦点就是人与土地关系的“剥离”。

　　“地得一以宁”，对于数千年来精耕细作的中国农民来说，一直都是梦想，今天也是。但现实并不乐观，在中国的乡村，土地曾经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指望，农民面对土地几乎是无力的，有时终年辛苦的劳作抵不过一场涝灾，土地的馈赠与惩罚，他们都要照单全收，或欣喜地感激着，或静默地隐忍着。在那时人们的心中，看得见的土地之中有一位看不见的土地爷，他的喜怒哀乐左右着人们的口粮。没有谁敢不敬畏土地，也没有谁敢不敬畏土地爷。小说《后土》中，地处鲁南苏北的麻庄一直以来风调雨顺，饥饿是少有的，这在那时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能够不冒犯“土地爷”，求得一年收成已是农民们热切盼望的事，更何况“麻庄”的先人曾经搭救过“土地爷”，得到过“我将保佑他的种族不断繁衍”的许诺。“麻庄”的土地，自然是一片好地，“麻庄”人说“土地爷”是他们唯一的信仰，这是几千年以来一以贯之的事情。“地得一以宁”这样的和谐状态，麻庄人曾经享受过。

　　在小说中，“土地爷”承载着多种隐喻：它是麻庄人心中对土地守护与敬畏的道德底线，是可以左右“天时”与“地利”的神秘力量，从古至今，它一直存在，没有因人的强大而消失退却，反而是在人们触及守护土地的底线时每每给出暗示。在现实中，它又作为一个“神灵”化身为可以支配土地的“有权人”。此外，它还承载了农民心中变动着的“土地使用观念”，时代的的每一次重大变迁，都会在“土地爷”身上留下痕迹。“土地”是一切的根本，麻庄的生老病死，风俗民情，权利争夺，未来出路都赖土地而生。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小说《后土》是在探讨人与土地的关系，更具体地说是麻庄人与麻庄土地的关系，但在对这个具体的地方性描述中，隐喻着的却是整个中国的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在小说中，以土地庙的两度迁址为分水岭，麻庄人与土地的关系史存在着三个不同时期的划分，人如何依赖土地、逃离土地又在生态文明视野中回归土地。第一时期是自麻庄诞生以来到文革结束后土地庙第一次迁址，第二时期是第一次迁址后到小康楼建成前土地庙再一次迁址之间，第三个时期是要走城镇化之路的再一次迁址之后。麻庄真正的变迁就是从第一次土地庙迁址开始的，在此之前，不管是清末还是民国时期，“土地庙只是被毁了一角”，麻庄或者说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土地观以及三纲五常都得以延续下来，直到“文革”结束，“就全部被铲除了”。“铲除”在小说中，表现为第二时期的“建设”，也就意味着人与土地之间的“剥离”，人对于土地施加了太多粗放和粗暴的强力，结果是人不断放逐和荒芜了精神的家园。可以说，人与土地的关系一旦不再和谐，处于撕裂和隔膜的对立中，人不侍弄土地，土地便也不再滋养人。麻庄的微观政治生态就是在对土地权利掌控的争夺中展开的，麻庄作为一个观察当代村民生活社区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的场域，上演着一幕幕人与土地的“剥离”关系的闹剧。

　　这种“剥离”的后果以不同的隐喻显现出来。首先是“性”的不正常，隐喻着人与土地“剥离”的两种样态。第一种是对土地使用权的挟持，在麻庄，权力的一切都在于对土地的支配。村支书王远——这是小说中刻画的很成功的一个村干部形象，他与有求于自己的翠花、如意、村妇女主任、村会计的妻子、孟美丽分别都存在性关系，他自己甚至在明知李是凡摸了自己老婆的胸的情况下，仍然怂恿妻子送棉衣给李是凡，并时不时地去看望他，以获得“指点”。可以说，这是对土地的变相利用，它早已超出了正常意义上的土地使用范畴，从而形成第一种“剥离”。另一种与性有关的“剥离”样态则存在于离乡打工的男女之中。外在世界的发展吸引了土地上的富余劳动力，但是离开了他们所生长的土地，生活却不再如意。原本淳朴的农村姑娘到了城里从事了性交易行业，外出打工的男性对此行业也会光顾，这折射出当下底层打工者“性生活”的实存状态。与青壮年外出相应的，是留守麻庄的“386199”部队，留守老人无人照顾，骨朵等三位年轻的留守妇女与同一位小学老师高翔的不正当的性关系，道貌岸然的杨老蔫与自己的儿媳相继陷入了“性丑闻”，小学生花花这样失去父亲的未成年人被自己的老师“奸杀”，荒唐的是，她的尸首竟然在三年之后小学厕所翻盖时才被找到，而这三年期间，并无司法力量的干预。人远离了土地，失去了“土地爷”的庇护，家庭关系也会随之被“剥离”。

　　其次，人与土地关系的“剥离”逐渐侵蚀到人的心理，导致一种心理的扭曲和人际交往的危机。主人公曹东风、刘青松等人在第二时期的努力“发展”中，同样面临着人与土地“剥离”的危机。砖窑的经济收益建立在对优质耕地的大量破坏之上，及至砖窑被整改成“鱼塘”之时，面积已达“上百亩”。如果说土地爷托梦刘青松提醒他保护耕地的重要性的话，那么鱼塘动工时“太岁”的发现无疑是对人们的再一次警告。其实曹东风与刘青松并非不知砖窑对土地的盘剥，但因能力所限，修建鱼塘已是他们暂时能够作出的最大努力。而砖窑与鱼塘，都不是麻村发展的最终出路。伴随这种“剥离”关系，展示出更为复杂的利益冲突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在麻庄发展的第二时期，“计划”生育、干部升迁、党员信仰等社会敏感问题开始聚焦，说到底，这些问题依然是“人与土地”关系的衍生。在麻庄，计划生育的宣传标语“女孩也是传后人”随处可见，问题在于，赵玉秀与刘青松先有了男孩虎子，“传后”对于他们而言不是生育“二胎”的直接动力。小说中对于赵玉秀生二胎的动机只说是“早就想再要一个孩子”，或许可以将其揣测为中国人期盼“儿女双全”的心理，也可以归结赵玉秀一旦孕育了胚胎，出于人之常情的母性再难割舍。超生女“苗苗”为躲避计划生育检查而在亲戚家长大，父母在村中隐瞒其身世，这对于刘青松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隐痛，虽然给苗苗上户口刘青松只消跟计生办吴计划“商量”一下。因没有了土地的羁绊，在城市计划生育政策对人的约束力较强，但在乡村，人与土地的关系更为重要，只要不涉及到更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纠葛，“超生”就不是大事，小说并未对具有“超生”身份儿童的生活经历着墨太多，我们依然能品味出其中的深长意味。“超生”一事同样折射了人与土地关系的“剥离”，它在小说中呈现了人性的复杂，在权力面前，刘青松的拜把子兄弟曹东风“出卖”了他，在人与土地这样非此即彼，界限分明的“剥离”关系中，人与人注定只能是复杂的利益博弈。

三、日常性的克服与超越性的不足

在新闻资讯异常发达和信息泛滥的今天，人的生存状态愈发呈现出大众传媒制造的“日常性”。文学书写如何克服这种生活的“日常性”，对文学的艺术表达是一个难度，也是对作者文学功力的一个考验。在这方面，《后土》展示出创作者的文学功力，但也有一些遗憾。在小说《后土》中，作为麻庄人信仰的“土地爷”在小说中始终游移于“缺席”和“在场”之间，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或者文学意象，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和精神演变，在作品中更多的是暗示性存在，作者并没有由此做深层次的精神和文化探索，而这恰恰是小说能够突破既有乡土小说创作的“典范型”作品的可能之处。在“土地爷”的缺席中，麻庄就是一幅炊烟袅袅也不乏冲突的日常画卷，作者很好地把握了作品的外在结构和日常生存状态，但作者耽于日常性的刻画，故而前半部显得拖沓，似乎有些流水账；而后半部虽情节紧凑却超越性不足，因超越性不足而在作品的内在结构和文化价值的升华上，显得有些力有不逮。“土地爷”作为文化符号，喻示着人对土地的守护，其意象本可以作为一个精神价值升华的突破口，也是小说的文学价值、哲学追求和审美创造的最终聚焦的形象载体，甚至由此可以开掘出更富当下生态文明的现代性主题，及其扎根在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中的乡村文化的再生。

　　小说的最后，将麻庄的未来系于刘非平与王东周二人身上，让他们探索出了“人与土地”之间第三种相处模式，可以看作是土地资源、知识与商业资本的合作，这是理性的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建设生态农村，发展绿色与有机农业，以合理的方式使用土地，既将在外的漂泊者召唤回土地，又是一种回归绿色的精神家园；同时，又在生态和谐的意义上，为城里人提供另一种休闲与娱乐的方式。这种文学设计浪漫温馨，也不乏现实可能性。其实，“乡土味”在现代化进程中并没有瓦解，“美丽的乡村不是梦”，在人与土地的关系中既保养土地又使其滋养土地上的人，这是麻庄第三代人的实验探索。年轻人被小说赋予了创造未来的象征意义，新土地庙终于在再度落成之际有了“神”，土地是人类的不可荒芜的最终家园，人的根就在大地上，这就是作为现代的我们须臾不可离开的后土。

　　小说的叙事始自农业文明，但并不是一首缅怀过去的感伤的挽歌，也不是赶时髦式的对现代性价值的简单认同，而是在“返乡”与“出发”之间的一种激情的乡土文化的文学想象与重构。小说的结构，因循着二十四节气，以惊蛰开始，再以惊蛰结束，如同农作物的一枯一荣，年年再生。作者将“农时”融入了“后土”，这正是“地得一以宁”的“不违农时”的机缘。作为一种现实价值，至今中国目前仍有许多乡村还处在小说中的第二时期，人-地关系紧张，甚至现实中冲突的复杂性更甚于小说的文学书写。所以说，小说《后土》的副标题是“农民的中国梦”。就现实意义而言，小说至少为人们提供了反思这一问题的公共空间，土地爷说，“地生万物，无地则无人。本神保乡护土，乃福德之神。令人口渐增，土地锐减，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这恐怕是对“后土”的注解。小说中第三时期的探索虽然过于简单乐观，但至少它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愿景，有希望总是好的，我们都期待“地得一以宁”。所谓“得道”并非什么外在的神秘力量的赠与，而是人心自我的教化和心有存主的自我眷注，它是一种形而上的内在的价值祈向。

　　（范玉刚：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刘京辰：中央党校文史部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