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琳

　　警察生命美学的诗性叙事
——评张策小说集《无悔追踪》及其公安文学创作

　　■陶琳

一、诗性叙事

1.关于“无”之路

　　张策于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至今，已创作有长篇小说3部、中短篇小说集4部、散文集1部、报告文学集2部和影视作品多部（集），多次荣获国内各类文学奖项，作品多次被知名文学选刊选载，被公认为中国公安文学领域的核心人物之一。

　　阅读作家张策的公安题材小说是一种享受，常令人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诸如：生活本真的内核，信仰的神性光辉，人与人的关怀，人对痛苦的通视，以及其意蕴的雅正大气、细致温情等等。直观地看：张策小说叙事的优美性可以用“诗意”来形容。但是，必须注意到，“诗意”在小说叙事中是一种风格而非境界，张策的小说——本质上是一种“诗性”，其小说中的话语体式、叙事风格、价值观念、艺术趣味和文化想象等多个方面均涉及到了“诗性”。

　　张策的写作，贵在真诚。他真诚地对待内心生活，并从真诚的灵魂渴求中发出了追寻和探索，他的“无字系列”小说，也就是关于这种寻找、得到、升华的整体呈示。就是在关于警察存在的探寻中，张策罕有其匹地以一个个“无”字——发出了警察精神那响彻云霄的咏叹调。

　　透过小说的题名排列——《无悔英雄》《无悔追踪》《无梦生涯》《无言寻找》《无花季节》《无歌之夜》《无奈生活》《无际的路》，我们找到了这条隐在的涅般渠道路：一个或者一群警察，他们首先必须“无愧”于英雄，他们为此展开了“无悔”的追踪，某几个警察开始承载起历史所赋予的“无梦”生涯，某几个警察展开了“无言”的寻找，在这个过程里，他们穿过了“无花”的季节，度过了“无歌”之夜，他们品味着“无奈”的生活，并且洞彻了自我的存在之境——这是一条曾经的无际之路，这是一条现在的无际之路，这也是一条通往未来的无际之路。

　　2.涅槃：从“无”的困境中

　　是的，这是一条无际之路，但这并不意味着意义的奇缺和匮乏，正是通过这种无愧、无悔、无梦、无言、无花、无歌、无奈的行走，张策带领他笔下的人物找到了一条涅般渠的道路。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张策的这组“无字系列”作品以文学的方式实现了与时代同步的现场切入，他以警察精神为旨归，通过对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经验进行了剖析、反思和批判，从而确立起了新时期的新的公安文学性与警察经验，不仅如此，他还找到了警察精神在新时期新的存在方式。

　　就在小说集最后一篇《无际的路》完成之际，张策带领他笔下的众多人物再次踏上了这条关于警察的无际之路，只不过，这已然是一条涅之路，尽管依然会有那无穷无尽的困难、烦恼、悲伤纷沓而来，但张策也找到了最终的解决方式——那就是信仰，必须坚定信念，在诸多迷惘中丰富精神，重塑主体。国家、社会、警察、个人在面对诸多“无”的困境磨砺之时，找到一个根本的解决方式，要远比找到具体的答案还要重要，这样就可以让人抬头挺胸地去坚强面对那些未来的“无际的路”上无数想不到的困境。

　　有关公安作家张策小说作品的特点——一般情况下，读者总会列举出张策小说的流畅性、抒情性，以及其语言的优美、韵律的音乐化、文本氛围的意境化。但是张策的小说写作，本质上是一种诗性叙事。为此，我们就有理由对其作品展开人性的深度、警察生命的灵性、文学关怀的终极价值等等分析。阅读展开之际，首先你会惊讶于张策自我的感受力美学，继而沉浸在他的接受美学之内，也就是艺术表现力。隔远了看，是美学。往上读，是哲学。往下读，读到小说的根部，你会发现其小说的根部就是坚实的大地与平实的生活，中间没有中介与过渡。也就是说，张策的小说是一种本体论的叙事。你无法去界定，他的叙事到底是生活实际还是艺术本身。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你进入他的小说世界，大量的诗意涌现了。

　　3.诗与思：大地上的警察之歌

　　张策小说难以细致分层解读的原因在于，其作品的诸多元素之间难以分割，叙事与抒情不分，节奏与结构重合，一切都是活生生的，你怎么忍心分割？你要看他的语词，基本上不用斧正，有些像昆曲里的水磨调，人工痕迹淡无可寻，要说有特色，也就是天然的带一股子京腔京韵。读解张策的小说，需要从其作品的根部开始，也就是从大地与生活开始。从本体开始。而就生活本体而言，关于大地上的生活，无过于荷尔德林的诗——“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随着后来的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阐释，终于为我们提供了一副惬意而又实在的图景，那就是：人与世界，诗居其间，诗将二者联结。

　　诗与思：大地上的警察之歌。

　　张策的小说作品，是一种关于警察的诗，包含着警察哲学与生命美学。张策的诗性叙事，诠释了警察的生命哲学“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大地上的警察，那么美。

二、警察生命哲学的况味

1.“老人与海”式的“无悔追踪”

　　张策在《无悔追踪》中塑造的民警“老肖”，用毕生精力追捕一个深藏不露的嫌疑人——这正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老人用余下的所有岁月来追捕一条大鱼。老肖在命运的严寒酷暑中备受煎熬，并且承受着家破、人亡、迫害、伤残、事业无果的这些令常人极易感到人生的“倦惫”的打击。但老肖源于自己的警察使命而觉得一生无悔，为此，老肖构成了警察生命美学的一个足够张力的文本，老肖在警察人生本体方面具有着足够的升华能力，这是一种美——“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而他终其一生的追索，并与历史同行同在，彼此牵手，这种与历史一体化的大师境界同样也是“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

　　老肖晚年接到嫌疑人冯静波（当年的潜伏特务）的一封悔过信。在信中，嫌疑人满怀救赎之情对民警老肖写道：

　　（我）年已古稀，聊为家兄公司驻港代理，意为两岸贸易奔走，只盼大陆早日更为强盛，也算洗刷我的罪过。只是累君家破人亡，这笔账又何以还清？

　　只有彻底坦白如上，只求宽恕我这昨天的敌人。大陆有句名言，昨天已经过去，希望还在明天。不知明天我和君能否携手，为中华民族的前程而言欢也？①

　　信写至此，意味着当年的一切早已成云烟，时代早已过了“沧海一声笑，涛涛两岸潮”的境况，缘于政治局势的变化，在两岸开启对话、求和平统一的大背景下，此刻的民警老肖与嫌疑人冯静波其实已经走入了“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境界。这，不仅是政治局势转型使然，同时也是二人历经多年的追捕与反追捕之后，在人生命运几经起伏之后的一种达观境界，是人生中馥郁哲理品格的秋天况味。

　　然而，当年的民警老肖为了将嫌疑人缉拿归案，却历经了政治迫害、家破人亡、身体伤病、事业黯淡等等磨难，如今的老肖基本上处于一种“无”的状态。要说有，只不过有一个也当警察但实在不怎么贴心的儿子，他实在“笑”不起来。是的，一切都没了，案件没有了，嫌疑人也没有了，是非没有了，恩怨也没有了，时间也无多了。但是，嫌疑人的一封认罪书，也是忏悔信，却让民警老肖的一切呈现出一种“有”，一种“大有”。甚至，对民警老肖自己来说，即使没有这封嫌疑人的认罪书，他也是“有”——因为他以无悔于警察职业的人生来对现实当中残破的命运进行了超越，他以无悔于警察职业的人生得到了光辉的生命意义。所以，这耗尽一生时间与两代人的追踪是“无悔”，严格地说，应该是“有憾”而“无悔”。对民警老肖来说，“无悔”就是一种“有”，而且是大写的“有”。

　　2.警察大师：平凡到与大地平行

　　“无”，也就是否定之否定，成为了张策的思与诗，成为其写作的主要探询方向与主要意向。

　　如前所言，“无”在哲学层面结构着“有”。甚至，在某些时候，恰恰是“无”建构了“有”。

　　在臧克家笔下：有的人死了（无），他还活着（有）；

　　在艾略特笔下：你所在的（有）正是你所不在的（无）；

　　在张策的笔下：警察的“无”，其实正是警察的“大有”。

　　所以，张策以小说艺术的方式，对警察生命本体的“无”发起了屡屡的追问，如同海潮一般，起起落落地问着，问着。

　　时过境迁，民警老肖在默默无闻中早已抵达了警察生命的本体境界，只不过每念及一生坎坷难免有“憾忿”之感。然而在嫌疑人的一封信之后，民警老肖则悄然进入了一个关乎警察的生命美学的世界，在这里，他是淡然的，他是超然的，也是浑然的。在这里，民警老肖俨然已经成为一个警察哲学家，一个警察生命美学的诠释者与实践大师。在这里，他终于释怀，生命走到澄明的境界。在这里，他也只是偶尔突破沉默，轻声向自己的接班人——当警察的儿子说道：“我不是为了我而始终怀疑一个人的，这你懂么？”

　　正是源于老肖的警察生命之美，当年的嫌疑人冯静波也才能写出一封情真意切、雅致如兰的晚年告白。

　　正是因为有老肖的警察生命之美，才将当年的嫌疑人也带入了一片秋天况味的哲理境界。这一切，都是来自民警老肖的“无悔”。这一切，都是来自民警老肖的一种“无”。“充满劳绩，但他却可以诗意地在这片大地上栖居”——民警老肖，是一个大地上的警察。

　　在张策的笔下，民警老肖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师。至人，他们往往比平凡人还要平凡，甚至平凡到与大地平行。

三、诗性叙事特征

1.高度的对话造就了商品，高度的孤寂成就了艺术

　　以小说《无悔追踪》的出现为端倪，标志着张策的独具魅力的诗性叙事模式已经形成，并且已经成熟。在作品中，他全面敞露了其诗性叙事的基本元素：超容量性、超文本性、超语言性、超结构性与审美性。

　　与此同时，《无悔追踪》也呈现为对历史小说传统的超越，它不仅仅限于一种主题或者某个思想的表达，事实上该小说也具有着明确的主题——一个警察人生的实现是以忠于国家、人民为旨归的，而《无悔追踪》的超越之处在于，作者执意带领读者对历史意蕴和人生况味进行深度的品尝，作为现代小说写作之一种，它显然并不满足于对主题进行简单化、概念化的表达，而是更加朝向于审美情感的指向，以及对于意境的深度营造、体验。

　　当然，鉴于诗性叙事也是近年来才被有限的几位学者言及，所以文学界、公安文艺界对张策等作家的认知就出现了延迟，这种情况对整个公安文学的创新发展是较为不利的。而对于作家本身而言，也就不得不采取一种先行者与独行者的姿态去进行高度的“自言自语”，而周遭应者寥寥。

　　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高度的对话性、交往性造就了商品的价值高度，而高度的孤寂性则正好成就了文学艺术。所以，每一个潜心创作的艺术家，都必须准备好以一己之力来为整个的艺术孤寂性买单。

　　2.超容量性

　　海德格尔在《诗·言·诗》中断言：“被纯粹地说出的一切是诗”。

　　艺术一方面需要“纯粹地说出”，也就是本质与本真，同时，艺术还需要“说出”有关本质的“一切”。这就要求诗性叙事必然是高容量乃至超容量的，从而导致了诗性叙事的小说文本必然成为一个“超量”信息的有机编织体。小说文本对信息的要求是“超量”的，不仅如此，还要求各种信息必须是有机组成的。这就使小说文本具备了“百科全书式”的倾向与文化倾向。

　　在《无悔追踪》中，张策一直在追求着这种“说”。

　　“说”——“纯粹地说出一切”：

　　历史：国家的历史——从新旧交替、文革一直到两岸对话；警察的历史——旧中国的留用警察、新中国的警察、新中国的新警察、父辈的警察与子辈的警察；家庭的历史——民警老肖一家四代人的命运经历；个人的历史以及心态的历史——民警老肖的心路历程、“我”（老肖的儿子）从一个孩子成长为一个新民警的心路历程、嫌疑人冯静波的心路历程。

　　社会生活（关系）：老所长与民警老肖的隐形冲突与最后认同；民警老肖与旧式警察毛四林的冲突与认同；“我”与父亲之间的隐形冲突与认同；民警老肖与嫌疑人冯静波的冲突到冲突的消弭；民警老肖对民间“弱势”人物（丫鬟翠萍）的人道主义救援；在职警察的工作生活与退休警察的社会生活。

　　文化：在哲思层面，生命本体的意义追问（民警老肖的一生追寻与“我”作为一个新警察对社会人生的思索）；警察文化，这包括新中国的警察精神、警察管理文化、行为文化的呈示与诠释；社会文化，以京味文化作为背景，其中包括旧宅门、老槐树、胡同小巷以及文本语言的京腔讲述、话剧《雷雨》的引用暗示。

　　这一切，囊括历史、社会、文化与人生的“说”，在张策的诗性叙事中，一方面被推广到“尽可能地说出一切”，另一方面也被提炼到“纯粹地说出”，即这些超量信息是有机的信息编织，而不是漫无边际的流水账。同时，这些信息的说出是一种“纯粹”，一种经过作者压合后的“浓缩”。

　　在张策的《无悔追踪》中，小说仅仅开展到第14行，也就是大概300余字的篇幅，却已经囊括了故事梗概，小说主要人物与矛盾冲突，300余字的篇幅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信息文本，这当中延及对人生命运的思考与诘问，以及历史背景、革命的进程、战争场面、一个地下学生党员的人生历程，以及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300余字，依然鼓荡着人生本体的气韵，将读者加速度地带入小说现场——诗性叙事，它既是“浓缩”的，又是“扩张”的。

　　3.超文本性

　　所谓的超文本性，是“诗”的重要特征。“诗”可以将琴棋书画、历史政治、人生百态共冶一炉，也就是将语言所无法具体表现的音乐、画面、顿悟、潜意识等等进行有效呈示，并且以一幕、一瞬、一个切片的形式将一切既浓缩又扩张地“纯粹”说出。

　　（1）超文体——它在张策的《无悔追踪》中表征为，小说的宏观架构是一篇哲学论文，其开头与结尾均是对人生意义与命运的思索、诘问与顿悟。而小说的通篇演绎，又通过作家感性的方式将社会学、心理学、警察学融会贯通，这当中既有历史诠释又有历史追问，既有时代画面又有具体的个体心理镜头拍摄。这个作品的语言表现，既雅洁又暗藏机锋，在散文中展开论述，在论述中又追求诗化。

　　（2）超语言——这是诗性叙事的本质特征，“诗”是什么？形象地说，“诗”就是“多媒体”，它综合了画面、动态场景、音乐、文字、内在于感悟、“自言自语”与多方向交流。必须注意到，“诗”不仅仅停留于“多媒体”，“诗”其实是多功能的，它在阐释中发出新的追问，它在不停息地生产着问与答，它可以高度概括地解析矛盾，也可以就一个细节进行多方向地开拓。

　　仅就小说开场的300字的篇幅里，也就是小说开篇的第9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多媒体”。比如“那年代是激动人心的，革命领袖的手指在军用地图上戳着，每点到一处那里便很快会飘起留着弹孔的红旗”——这个场景具备强烈的“蒙太奇”气质，它是经过高度压合的，它压合了什么？应该说在空间上压合了意识形态、战前准备、战争场景、战后事态，在时间上压合了画面的更迭、战争年月的声响，同时，它也压合了战争年月的革命激情、心态史与革命发展态势。

　　从这里可以看出，“诗”的本质，其天然的就具有一种囊括性，一种超越性，一种无限性。即使是一个片段，也深深具备着这种“超文本性”（也即无限性）。

　　学者耿占春在其专著《沙上的卜辞》中写道：

　　片段拥有隐秘的整体性……整体被强行地压缩，进入碎片。因而碎片包含着陈述，对整体的缩印。片段甚至包含着击碎它的那种物质与时间的力量。碎片像一个隐喻一样起作用。

　　——唯有借助诗性叙事，通过一个个小小的“碎片”，作家从容抵达一沙一世界的境地。

　　4.叙事是歌唱与荡漾

　　在真理中歌唱，

　　是另一种呼吸。它不为一切，它是神灵，

　　是一种气息。

　　——里尔克

　　（1）叙事歌唱

　　另一个超语言性表现于张策小说叙事中的节奏性、音乐性，换句话说——他的叙事是一种歌唱。

　　《无悔追踪》是一个中篇小说，共分18个小节，但从其分节的规整与语言表述来看，实际上也同时具备了长篇的散文诗的格局。

　　如果我们对小说通篇端详一下，就会发现，这18个小节大致地均匀规整（当然，其中的叙事速度是不可能均匀的），当中的分节不仅注重情节速度，也注重情绪启程转折的旋律性。至于再细一些的字句分行，则颇有诗歌写作的特征，一个意思就是一句，一句就是一个完整的意思，果断、明晰而又洗练，绝不拖泥带水。语言的韵律感使文本的情感抒发过程像一条流动的语链，文词的优美和情调的悠远感受使小说像一首首歌章。语言由此突破了一般“媒介”的局限，被提升到一种本体地位，构成了解读张策语言诗性人生意义的逻辑起点。张策诗话语言的“音乐”特征具有这样的优势，总能唤起阅读的诗意感受。

　　（2）三重节奏

　　在所有艺术中，音乐显然最能满足对于纯粹形式的想象。②

　　语言的歌唱性导源于节奏。张策诗性叙事的歌唱性导源于三重的节奏：

　　第一重：表层的语词的韵律节奏。

　　我两次高考落榜之后老爷子表现了一种抑制不住的幸灾乐祸。他摇着轮椅出出进进，开始为我的前途奔波。我后来听说他曾在……

　　在这些语词与词句里，找不到诗情画意的形容词，但是却给人一种语句舒卷自如的感觉。首句“我”，次句“他”，第三句“我后来听说他”——通过一种“摇摆”，从我“摇摆”到他，再从他“摇摆”回到我，这样的布局不仅有自然流淌的感觉，而且还有一种整体感，重要的是在这些语句里，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是按照一种生活语言的“散韵”来押韵的。其较为突出的显示了诗性小说的特质：语言与情绪的奔流，以及作家本人高度的写作“自由”。只有具有“歌唱性”的语言才可能深入生命情感。成为诗化语言。它使得语言阅读近似一种“倾听”。

　　第二重：意向流、情绪流的舒卷自如。

　　仅就刚刚截取的这小段文字。

　　静：有一天老爷子对我说：“你去当警察吧……”

　　我没吭声。

　　动：他摇着轮椅出出进进，开始为我的前途奔波。

　　动的升级：我后来听说他曾在分局的院子里指着局长的鼻子喝斥：“我当民警时你还戴着红领巾呢！干吗，欺负我是个残废？我这两条腿是为革命残的！”

　　动的扩大化与交往对话，动的外观高潮：闹得几个小民警以为是“阶级报复”，险些把他揪进看守所。

　　静中动，动的内视角高潮，真正的高潮：我听了这样的故事潸然泪下。有这样的父亲我能不去当警察么？

　　我知道我一定会被分配到太平路派出所，我还知道我一定会被派到小芝麻巷去当管界民警。这都是我爸爸安排好的，我是那演了40年恩仇戏的继续。

　　第三重：荡漾层。

　　沉默者是孤独的，但沉默者的孤独同时又意味着他有可能更加充分地，甚至是绝对地拥有自身的本质……正如加缪所说：“他的沉默轰然震耳。”③

　　这一层是留白层，也是张策的拿手好戏，是“不说之说”，是“不写之写”，是其诗性叙事的低音层，严格说来，这一层往往是最强音——真正的强音，其实往往是低音。文学既是一种感受美学（作家的感受力），又是一种接受美学（作家的表现力），强处说强，是逞强。强处示弱，甚至予以宕开和延迟，这是艺术。

　　有一天老爷子对我说：“你去当警察吧……”

　　我没吭声。

　　这里的“我没吭声”，就是一种“不说之说”，它远胜于“说”。它制造了一种形象，先是情绪形象，接着是人物现场形象，继而是故事形象。张策的这种叙事技法来自国画中的留白，这显示出作者本人于传统文化的浸淫与化用。这样的“留白”，给作品的自我述说提供了高度丰富的空间，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参与热情。在这个意义上，有关张策叙事解析的接受美学还有待展开，在这里，作家本人退场了，这里出现了有关小说的接受美学的重大转型：作者不再是中心，而是故事成为中心，读者成为中心，作家本人不再是任何中心，而是相反——作家变成了一张无所不在却又近乎看不见的“网”。

　　5.超结构性

　　通常的小说创作一般有三种格局，从故事出发，从人物出发，从心灵出发。仅就第一种——从故事出发而言，它使得小说明显地倾向于人工建筑，它像一场步步为营的战争，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然而有其情节、故事所缀联成的结构始终有一种人工斧凿的局限，斧凿的痕迹太过，就引发了虚构的危机与思考的危机。

　　（1）从故事出发

　　从故事出发，逼使得作家得一步一步来，先是搭脚手架，接着砌砖，等大楼盖好了，又进行粗装修，以后是精装修，再接着是浩大的巡视与检修。就小说的建构与结构而言，注重从故事出发的格局，明显可以完成一幢“大楼”的建造，但是对“花园”的修建就显得乏力，尤其是江南风格的“园林”，它的精巧性、生态性、审美性往往使喜欢搭脚手架的人束手无策。

　　学者张容就此情况在专著《法国新派小说》中指出：叙述结构才是小说的真正结构，而不是故事结构。

　　张策的《无悔追踪》，其实只是一个基本故事，它也并未形成精密的故事结构——民警老肖用毕生精力追捕一个深藏不露的嫌疑人，这正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老人用余下的所有岁月来追捕一条大鱼。这似乎在暗示人们，对于诗性叙事而言，无结构也许是它最好的结构。当然，这里所谓的无结构，其实也只是说明其表层结构可以是无结构，或者是“弱”结构与“弱”情节，但是其必定将结构隐匿于深层，而有的时候，这种深层结构却不止一个，也不止一层。

　　在张策笔下，《无悔追踪》初看就是一个“弱”结构、“弱”情节的故事，但是却隐藏着诸多结构——人物的命运结构，人物的性格结构，人物之间的关系结构，以及各个层面的对比结构（民警老肖与其他警察、民警老肖与儿子、民警老肖与嫌疑人冯静波），作家主体的心灵倾述结构，作家主体的哲思结构。此外，还有着警察精神的隐喻结构，以及民警老肖对警察精神、国家意志的象征结构。

　　（2）“弱”结构：隐藏着诸多深层结构

　　在张策笔下，《无悔追踪》小说表面呈现出“弱”结构，但是却隐藏着诸多深层结构的方式，就是诗性叙事中的“超结构”。张策在调用这些结构时是极为灵活和多变的，小说开篇调用了隐喻结构，在结尾则升华到象征结构。在小说的逐步展开之中，又是多结构同时行动，有时又有先有后。

　　这种超结构的诗性叙事所带来的，就是关于“诗性”的游走点染与结构效果溢出。于是我们看到通篇都鼓荡着一种气韵与情绪——这是“诗性”在游走和随机点染；同时，由于结构的多层与深植，就使得当作者单独在某个部位使用人物性格结构时，隐喻结构、象征结构、哲思结构与命运结构依然在暗中对话，在悄悄形成合力，形成了结构间的溢出效果，推动着小说不断走向纵深，这也是“诗”本身的无限性的自然呈现。

　　在这个“弱”结构中，由于作者张策将历史、国家、时代全部予以了人生化处理，场景中有情，情中有意向景，情景一体，在生活静止凝重之中，作者常运起流动超逸之思，并将抒情、哲理和现实生活有机融合，从而建立了一个高度宁静的艺术场域，这种宁静感不仅是作品意蕴，同时也是作为读者的阅读感，读者会感觉，整个外界被关闭了，只有小说里的人物、声音在流动。这个故事那么简单，但是它又有好多东西需要人琢磨，这个简单的故事成为了一个“半透明”的小说，小说里那温馨的老槐树香气始终无声无息的荡漾着，渐渐包容了读者。它总有让人思考的地方，但是又老琢磨不透。

　　诸多深层结构的交融，只会导致一种艺术结构——“半透明”。这是诸多艺术家孜孜以求的境界。

　　注释：

　　①张策，《无悔追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②张闳，《声音的诗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0。

　　③张闳，《声音的诗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0。

　　（作者系全国公安文化理论专业委员会理事）

　　（责任编辑：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