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的文学情怀
——也说欧阳山
■陈典松
一、久违了的阅读体验
我家住在广州的状元坊,靠近欧阳山《三家巷》中提到的太平桥,可在半小时内步行到达这部作品中提到的第一公园、教育路、南关、西瓜园、海珠公园、沙面,甚至同福路、三家巷的任何一个地点。《三家巷》的主人公周炳在广州城里走过的每一条路线都是我熟悉的,甚或我也曾经走过同样的线路,可能还不止一次。作为一个在广州老城区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我,尤其是作为一个对广州历史和民俗有着浓厚兴趣的学人,十多年前为广州电台撰写《广州故事》而走遍了广州老城区的每一条街巷,对《三家巷》中描写的近百年前的广州是如此的熟悉和亲切,以至将整整的一个礼拜的时间完全投入到品读欧阳山的作品,不,是品读欧阳山这个人的过程中。我完全被欧阳山的作品,不,是被欧阳山这个人吸引了。到了知天命之年,对一些事或人说崇拜显然有些矫情,更不用说摒弃一切对外联络,暂时忘记了亲情、友情甚至爱情,关闭了手机、电脑、电视,不看报,不听广播,除了吃饭、睡觉,完完整整地将一周的时间投入到阅读一个人的作品中去,一天一部长篇作品地阅读,这样的事发生在三十年前,于我是有过的,那时候,大多数沉迷的是中国古典小说,或者世界名著,这些作品的作者可能是汤显祖、曹雪芹、吴承恩、吴敬梓、冯梦龙、凌蒙初、蒲松龄,也可能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抑或巴尔扎克、雨果、沙士比亚、雪莱、泰戈尔,或者海明威、惠特曼、杰克·伦敦,当然,也曾被茅盾的《子夜》吸引过,甚至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到了现在这种年龄,尤其是当下这种浅阅读的时代,竟能这样钟情于一个作家的作品,不,是这个作家本人,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欧阳山的影响之大在学界早有定论,于我,在没有来广州之前,甚至在更早的中学时代,就知道这个名字,也知道他的《三家巷》是一部很有影响的小说,但一直没有读过文本,到广州的二十多年,在许多文学材料中看到有关欧阳山和他的作品相关资讯,仍没有读过文本,对欧阳山景仰的原因,便是由于他是文坛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至于他的影响如何,作品怎样,客观地说,还真是没有具体的感受或探究。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研究欧阳山,更没有想到会写欧阳山,因为在我的主观判断中,如欧阳山这样的大家,可能早有人写过了,而且不止一个人写过,可能是一群人甚至几群人写过,事实正是这样,当我查找有关欧阳山的相关素材时,发现真的有很多人写过欧阳山,而且多是文坛的大家,由大家写大家,那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还写他吗?既然周西篱说可以写,那或许欧阳山还有可以再写之处。于是我找遍了广州城里所有能找到的大小书店,然后辅之以网购,终于买到了与欧阳山有关的大部分作品。
首先打开的就是《三家巷》和《苦斗》,顺着就是《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还是觉得不过瘾,于是找来从欧阳山的处女作《那一夜》、延安时期的代表作《高干大》到晚年的《广语丝》各个时期的作品读着,就这样,我被欧阳山的作品吸引着,迷住了,同时开始由然地从内心对欧阳山产生着真正的敬意。
二、何处寻觅三家巷
对于欧阳山的文学成就,很多人作出了高度肯定的评价,其中著名诗人贺敬之2007年在为《百年欧阳山》撰写的总序中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欧阳山同志是我数十年来一直崇敬的前辈,是我始终倾心学习的师长。”他认为:“从40年代起,他以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为转折点,完成了一个革命作家必须经历的思想上和生活实践上的重大转变和提高。”“我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上称赞《高干大》是欧阳山在《讲话》后创作的第一座高峰,这是符合实际的。”“欧阳山在《讲话》以后创作的第二座高峰,是五卷本150万字的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经作者校改后又定名为《三家巷》全书),这是一部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反映中国人民英勇斗争历程的史诗性巨著。”“有的同志把《广语丝》称赞为欧阳山在《讲话》后创作的第三座高峰,这是很贴切的。”每一位读者由于阅历、知识、兴趣和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区别,对于一个作家作品的阅读会各有取舍。很坦率地说,就我的阅读而言,印象最为深刻的欧阳山的作品,长篇小说是《三家巷》第一卷、《战果》和《高干大》,短篇小说则为《水棚里的清道夫》。这些作品描绘的就是最为真实的底层中国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是实实在在的普通百姓生活史。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文艺评论家蒋述卓教授曾将《三家巷》称为“广东的社会百科全书”,在特定的语境下,这样的评价确有其合理性。人们常常认为《三家巷》写的就是周、陈、何三家的故事,其实应该是六家,除了三家巷里住着的三家外,还包括不住在三家巷的南关珠光里区家、城西四十里外震南村胡家和四牌楼师古巷杨家,这六个家庭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知识分子、买办资产阶级和旧时代的官僚地主阶层,所述故事,既有家长里短,也有家国大事,既有男欢女爱,更有民俗风情,是一轴半个世纪的广州社会生活全景画,从这个意义上说,蒋述卓教授的一家之言是完全成立的。
欧阳山在《三家巷》第一章《长得很俊的傻孩子》里有一段点题的叙述:
三家巷如今是名符其实的三家巷。这儿本来住着六家人,陆陆续续地搬走了三家,只剩下周家、陈家和何家了。当杨在春老大夫还在世的时候,他总爱当着他大女婿陈万利和二女婿周铁的面,讲一些世道兴衰的大道理。他说照他所知,五十年前,这三家巷本来叫忠义里,住着安分守己的六家人。后来有几家人上去了,又有几家人下来了,只剩下三家人,那名字也改成三家巷。谁知后来那三家人又败坏了,房子陆续出卖,又变成六家了,名字却没再改动。他十分感慨地说:“世道循环,谁也不能预先知道。只是阅历多了,就约莫有一个谱子。那贪得妄想的人,总是守不住的。经久不衰的,还是那些老实忠厚的人。”陈万利一向聪明伶俐,就接着嘴说:“爹说得一点不差。我宁可贫穷一世,再也不想做那贪得妄想的人。真正不义而富且贵,那又有什么光彩?何况富贵本来不过跟浮云一样呢!”周铁生性淳朴,只是木然不动,把老丈人的话想了又想。
这样两个女婿后来的境况却是天壤之别,生性淳朴的周家还继续做着铁匠,一向聪明伶俐的陈家却发了洋财,再到后来的结局也不一样,周家的子女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时代变了,虽然也有过抗争,还仍然过着老百姓的生活,陈家的孩子却没有坚守住,在社会变革的大潮里淹没了。在读《三家巷》时,好几次回过头来翻看上述的这段文字,觉得这就是全书的文眼,所有的密码都隐含在老丈人对两个当时身世相当的女婿的教诲里。从这段文字看,欧阳山的立意应该就是要写一部广州老百姓的社会生活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家巷》不仅仅是一部文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研究20世纪上半叶广州社会生活的生动素材。
对于同样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解读。就《三家巷》而言,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2008年12 月11日欧阳山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到:“三家巷的主人周炳,是当时包括作家在内的一代知识青年的雕像。时至今日,我仍然难忘初读它时的感受,难忘周炳与区桃的建立在信念与信任基础上的坚贞凄美的爱情,难忘区桃身上所寄寓的作家心目中女性形象的理想,它所蕴涵着的丰富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情曾经鼓舞着包括我在内的一代年轻人前行的信念。”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则在介绍自己少年时代读书经历时说:“我怀着甜蜜的忧伤读《三家巷》,为书里那些小儿女的纯真爱情而痴迷陶醉”,还说:“当我读到区桃在沙面游行被流弹打死时,趴在麦秸草上低声抽泣起来。我心中那个难过,那种悲痛,难以用语言形容”。显然,《三家巷》中描写的区桃在莫言的印象里便是那纯真美丽的少女了,以至后来他调侃地说,改革开放后到广州出差,问朋友:怎么没有在广州街头看到“区桃”?朋友的回答极有时代感:现在区桃们白天睡觉,晚上才出来。
三家巷曾一度成为广州的代名词,有些热爱文学的人,或者读过欧阳山作品的外地人,提到广州,就会想到三家巷。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人杨克在《何处寻觅三家巷》一文中说:“在孩提时代,我对‘广州’的概念完全得自一本叫《三家巷》的小说。”这个说法有一定的代表性。
那么,广州到底有没有三家巷呢?其实是有的。
有记者跑遍广州旧城区找三家巷,竟然找到了四处,甚至还拍了有“三家巷”标示牌的照片,但那都不是欧阳山笔下的三家巷。欧阳山在世时也说过广州有三家巷,但没有说明他写的三家巷在何处。细读《三家巷》的文本,不难找到三家巷的具体位置:
在他们刚搬到三家巷居住的时候,那里的确没有什么有名有姓的人家。他们是不愁柴、不愁米的,其他住户多半是些肩挑、小贩、轿夫、苦力之类,日子过得很难。比较好一点的,算是有一家陈家跟一家何家。
他们出了三家巷,一个劲儿向南走,经过官塘街,窦富巷,走进擢甲里,又由擢甲里穿过仙羊街,这样朝长堤走去。
周炳一边打,一边往前冲,到他冲下大北直街,转进德宣街,一看,冼鉴、冯斗、谭槟几个人完全失散了,找不见人影了。他没办法,只好转弯抹角,回到了官塘街三家巷自己的家里。
刚过二更天,周炳就穿起他那套白珠帆的学生制服,里面加了一件卫生衣,慢步从官塘街、窦富巷,一直走到惠爱路,又折向东,一直向大东门那个方向走去。
这里提到的擢甲里、仙羊街、惠爱路、长堤等地名现在还有,官塘街和窦富巷历史上也是有的,根据这些线索,有人考据出欧阳山笔下的三家巷就在现在越秀区海珠北路的西侧,这有一定的道理,笔者更注意到,欧阳山的外孙女田海蓝在《欧阳山评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而欧阳山和他的养母就这样一无所有地留在了广州,他们在亲戚们的帮助下,在光孝寺路租得了一间便宜的房子来住,最后总算是安居了下来,而且失学多日的欧阳山居然还又相当幸运地在当地免费读书的光孝寺小学复了学。
光孝寺是广州的一处名刹,正位于现在海珠北路西侧。应该说,将这段文字与《三家巷》中关于三家巷方位的记述结合起来考察,欧阳山笔下的三家巷就在他曾经生活过的光孝寺路附近。这里正是广州旧城的西门口所在地,属于穷人集中的“上西关”。旧时,广州西门口以西统称为西关,大致以西门口为界,向南为下西关,是富商、官僚集中的区域,向北为上西关,为外来人员或贫穷者较集中的区域。欧阳山自己可能没有想到,他笔下的三家巷三家人贫富的界线,正好印证了广州上西关与下西关不同群体的一条界线。
铁凝说:“欧阳山所选择的是从来不辜负自己身处的时代,不脱离不断变化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之所以在这里述说也许是与会的大家都熟知的欧阳山的早年创作经历,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点深深地打动着我。欧阳山,作为一个作家,无论20世纪20年代作为城市青年知识者的文学起步,30年代的对底层生活的关注,还是40年代与大众结合的文学创作,他都是从现实出发,向生活学习的。他本着老实、求实的创作态度,从未使自己的创作脱离现实生活,这一点,使我们见识了一个作家对于文学的可敬的诚实品质。”
正是这样,欧阳山所写的《三家巷》,就是他自己在广州生活时代的真实记录,是他看到的、体验的、感悟的、了解到的那个时代广州人民的生活印记。
在读《战果》、《高干大》、《水棚里的清道夫》等作品时,我同样被欧阳山对生活的细心观察与思考所感动。
三、面向文坛,有容乃大
前些年,在文学创作专业课上,一位年轻且知名的老师教育我们坐在台下听讲的学员要“面向文学,背对文坛”,这句话可能是转述的,最初说这话的人应有其特定的语境,作为学员的我在课堂上听到这样的教导,肃然生着敬意的同时,扪心反省,对自己总想“面向”文坛有一种羞耻感,甚至某种罪恶感,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无耻且下流。坦率地说,作为曾经的文学青年,只知道有自己理解的文学,并不知道有文坛,数十年来默默地、孤独地写着自己很在乎的东西。后来作品发表了,出版了,某种机缘巧合,认识了许多文学界的师友,便带着敬意面向着文坛,原来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难怪有时候我的热脸面向的却是“文学女神”的冷“背”呢。那么,对于文学和文坛,应该保持怎样的态度呢?近些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在最近的这段与欧阳山相关的阅读体验中,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开始明晰起来。把欧阳山和他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体来品读,深切地感受到,欧阳山确实是一位大家,其作品之影响及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早有权威的研究者和机构作了评价。那么欧阳山何其成其大者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不仅是一个很勤奋且智慧地面向文学的人,而且是一个很诚恳且谦虚地面向文坛的人。
读欧阳山的作品,非常舒服。如1946创作的长篇小说《高干大》。近七十年过去了,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根本感觉不到这部作品中枯燥的政治味道,而是活生生地浮现着当年陕甘宁边区普通百姓最真实的生活画卷。这部作品在半个世纪后被真情的日本友人翻译成日文,有其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活史的意义所在。小说语言朴实明快,具有浓郁的陕北地方色彩,是较早反映解放区生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影响下作者写作风格的根本转变。那么此前,欧阳山的写作是什么样的风格呢?这从1939年欧阳山在桂林创作的长篇小说《战果》里可以看出来,这部作品塑造的是一个生活在粤北山区农村的小贼丁泰形象,他出身低微,一直生活在贫困的生死线上,最后竟因到广州投身抗日救亡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品开篇从数百年前丁氏家族的祖先写起,将家族命运与当地的山、水等自然环境联结在一起。很坦率地讲,初读《战果》中的语言和情景,确有似曾相识的那么一点感觉,在欧阳山的外孙女田海蓝的《欧阳山评传》第七章“凤凰涅般渠”中有这么一段话:
有些人认为欧阳山的作品语言“不流利,不明畅,不通俗”,“模仿高尔基底作品底译文”,“以及太欧化等等”,欧阳山对此并不否认,相反,他认为自己还学得不像,做得不够。
也就是说,欧阳山对自己早期作品的“欧化”风格也是承认了的。
田海蓝认为:
欧阳山认为之所以他的作品中有着这么多的欧化句式语言,实际上这是他的一种文学大众化创作思想的企图,一种企图改变当时的白话文中的文学语言少有生动性,远离人民大众情感需求缺憾的大胆尝试。欧阳山觉得自己尝试得不成功,学得不像,读者们不满意是正常的,不好就再努力改进嘛。
每一位作家,其走上创作道路的方式各有千秋,欧阳山勇于承认自己早期作品的模仿,这是一种诚实和勇敢,这是需要度量的。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他后来的进步。《高干大》被认为是欧阳山受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感召而创作的高水平作品,与《战果》的风格确实大有不同。再往后,写《三家巷》时,作者将《战果》与《高干大》两部作品的优点凝聚到了一部作品中。《三家巷》写的是很地道的广州城市生活,但作者没有用广州方言来写作。曾经也写过《欧阳山评传》的中山大学中文系黄伟宗教授说,其实欧阳山的广州话讲得很好,他出生在湖北,但从小在广州长大,30岁后从事文艺运动(笔者注:这里黄教授指的是欧阳山从事文艺运动职业化的时间,而不是指他发表文学作品的时间,欧阳山发表处女作《那一夜》的时间是1924年,当时16岁),转战上海、广西、重庆、延安、华北,再回到广州,因此,无论是粤语还是普通话,都很标准。在小说中,他尽量用普通话来描述广州风情,但也有不少粤语出现,比如第一章的标题说周炳“俊”,内文中也用了广州话的“靓”。田海蓝1982年撰写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古今中外法,东西南北调——评欧阳山作品的语言风格》,这里的“古今中外法,东西南北调”是欧阳山自己的话,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他的文学主张,后来有许多研究者都提到这一说法,通读欧阳山的作品,确实能感觉到他包容百家,广采众长的这样一个文学创作脉路。
与当下有些人主张“背对文坛”不同,欧阳山实际上是一个一直面向文坛的人。在他还没有步入文坛的时候,作为一个文学少年,他就大胆而勇敢地求见了到广州作短期讲学的当时文坛名人鲁迅,而且与他结下师生之谊。他更自信地请求在中山大学主持文学教学的文坛名人郭沫若帮忙,获得到了中山大学预科读书的资格。他自告奋勇地组织了文学社团,创办了文学刊物,自己建起了一个民间的文坛。16岁的时候,就从广州向上海的文学刊物投稿了,而且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那一夜》,标题很智慧,内容很质朴。后来,他到上海从事左翼文化运动,经重庆到延安,他一直面向着文坛,置身着文坛。他带着对文学、艺术的一片赤诚,在文学园地里学习、思考、创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受到批判,没有文坛了,或者那个时候的文坛不要他了,在粤北的茶山劳动改造,他也没有“背对”文坛,始终勇敢地面对着,很真诚地对着当时“八个样版戏”谈自己的看法。“文革”结束后,欧阳山成了广东文坛的一面旗帜,这个时候,他却更加谦虚了,看到他晚年在许多场合的讲话,都是要大家向他提意见。这绝不是台面之辞,是一位经历了无数风雨沧桑的文学老人发自内心的真诚话语。正是这种海涵地载的文学情怀,使他在视力存在严重障碍的情况下,籍着助手的帮助,完成了《三家巷》的后三卷,完成了被贺敬之称之为他第三个文学创作高峰的《广语丝》。田海蓝在《欧阳山评传》第十三章“老骥伏枥(1979~1987)”中用了一个标题:海纳百川。我觉得用这个词来概括欧阳山的文学人生也是恰当的。我想,这正是欧阳山之所以能成为大家的原因吧。
田海蓝在《欧阳山评传》里有这么一段文字:
记得当时,我和我的母亲(欧阳山的大女儿)曾经表示过:“将来等条件成熟了,就让我们来为您写一部评传,您觉得可以吗?”外公想了一想,便很认真地说:“可以是可以的,不过我有三个条件,你们必须遵守才行。”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很严肃地说:“第一,在写个人评传的时候,不必要特别提及党在历史阶段中的一些失误,这应该是由党史部门来写的;第二,在写个人评传时不要涉及同志朋友间的个人恩怨与纠葛;第三,不要涉及个人生活中的无关大局的细节问题。”
这是一个老作家对他后代的叮嘱,这其中实际蕴含了欧阳山对自己一生追求的文学理想的呵护,体现着他那极其包容的文学情怀,在他的心中,文学圣坛的那座灯塔永远都是敞亮和圣洁的,他希望由自己的后代记述的他的文学人生,给人展示的是美好、纯洁。
2013年底《羊城晚报》发表的何晶、沈雨潇《专访新当选广东省作协主席蒋述卓》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羊城晚报:广东文坛好像近年没有出现大师级的作家,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蒋述卓:我觉得是过去的光芒太强了,50年代一大批老作家的名声太大了,比如欧阳山、秦牧,现在的作家和他们相比,光芒太小。
蒋述卓教授其实是一位宅心仁厚的长者,他对活跃在广东文坛的所有作家都怀着深爱,不会轻易表露尖锐的意见,由记者挑起的这个话题,使他说出了自己对广东文坛的一个方面的思考。是反省,是深思,也是期望。既然曾经有其大者,那么将来产生新的大者的希望也是有的。
《羊城晚报》2015年1月11日《人文周刊》发表的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孙丽生的《打造岭南文学新经典高峰》一文对此作出了呼应:“岭南文学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曾经大展风采,涌现了欧阳山、秦牧、陈残云等一批国级名家大师。他们以广受称赞的道德文章,造就了岭南文学为人景仰的经典高峰,成为激励广大作家尤其文学粤军的光辉榜样。”
欧阳山们究竟给我们今天的文学人或者后来者怎样的启示呢?
铁凝在评价欧阳山时说:“一个作家能够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一时一事,以自己的劳动来呈现社会历史的丰富性,其动力或源于对生活与写作的某种认识与信念,但一字一行地完成它,使这种信念落在纸上传入人心,所依靠的只能是一个作家的可贵的勤奋。这种勤奋,与作品一样,是欧阳山同志为我们作家留下的宝贵遗产。”
一个真正勤奋的作家是有自我反省能力的,也是有学习和自我提升能力的,他不会拿自己的尺子去度量他人,而是自己努力地向着明确的方向迈进,贺敬之提到的欧阳山三个创作高峰,其中有两个高峰是他在人生后半段时间创造的。
是的,欧阳山正是由于自己的勤奋,才能够有海纳百川的文学情怀,才有了对文学,对文学人的包容,才有了终生坦然面向文坛的信心与真诚。才成其文学之大,才成其人生之大。
(作者系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广州市青少年科技中心专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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