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图南　　姚建彬

　　论食指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陈图南姚建彬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中，中国当代诗歌向来备受关注，有着与当代小说不相上下的地位。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来，当代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其中既包括某一时期、地域或诗歌流派的诗歌选集，也包括只收录特定诗人作品的诗歌别集，以及依据作品翻译开展的当代诗歌研究。就诗人而言，被译介较多、影响较大的集中于北岛、杨炼、多多、顾城、舒婷、海子、西川、翟永明等“文革”后崛起的诗人。一些新生代诗人如王家新、王小妮、于坚、韩东、欧阳江河等也分别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译介。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以笔名“食指”为人们所知的诗人郭路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一直以来，食指都被视为“文革”时期地下文学的代表。他凭借《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等作品，传达出了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真实体验和心理状态。在国内，文学研究者普遍给予了食指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个时期（60年代末70年代初）影响最大的诗人非郭路生（食指）莫属”①，而食指也可以被称为“‘文革’中新诗歌运动的第一人”，因为“后来朦胧诗运动中的主要人物，都曾受过他的影响”②。甚至有学者认为，食指是“上个时代留下来的唯一的抒情诗人，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他创造了一个纯粹抒情写作的奇迹，重建起一个现代中国抒情写作的传统。”③即使到了80年代以后，食指因为精神分裂症而长期身处福利院，渐渐远离了朦胧诗和现代主义占领的主流诗坛，他的“发自生命的诗歌作品”和“无限真挚的创作态度”依然得到了充分肯定④。

　　相比在国内诗坛所占据的突出位置和重要影响，食指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影响要逊色得多。在2012年之前，除了若干选篇，食指的诗歌从未得到过较完整的译介，也没有相应的研究专著，对食指诗歌仅有的翻译和讨论都散见于各刊物或研究著作的篇章中，而更多的只是在寥寥几行评述或介绍文字中将“郭路生”（“GuoLusheng”）或“食指”（“ShiZhi”）这个名字一笔带过。

　　食指诗歌在国内外地位的差异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笔者从整理英语世界食指诗歌的译本入手，并借鉴诗歌翻译研究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译本，尝试归纳食指及其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从而为食指诗歌的海外传播问题提供有价值的研究线索，并为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提供有益的反思和启示。

一、食指诗歌的英译概况

按时间先后来看，食指诗歌的主要译介者有：1.大卫·古德曼（DavidS.G.Goodman）

　　食指诗歌最早的英译出自悉尼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大卫·古德曼⑤编辑的《北京街头的声音：中国民主运动中的诗歌与政治》⑥。该书选录了1978-1979北京“民主运动”（“DemocracyMovement”）期间的部分代表诗歌，意在向西方呈现这一时期中国非官方的声音，介绍一些不为西方熟知的诗人和诗歌⑦。其中就收录了食指《鱼儿三部曲》（“AStoryofFishinthree parts”）和《相信未来》（“TrusttheFuture”）的完整译作。

　　虽然这本选集只收录了两首食指诗歌的译作，但作为食指诗歌最早的英译版本应当是没有疑义的⑧。从时间上来看，尽管食指在60年代就开始诗歌创作，然而其诗作的正式发表则是在70年代末，由北岛、芒克等主编的《今天》杂志上⑨。也是从那时起，诗人郭路生才开始使用“食指”这一笔名。古德曼在前言中提到，这本选集完成于1979年底，而在译作的正文中也注明了两首诗歌的原诗都是来自当时的非官方刊物《今天》。遗憾的是，古德曼并没有注明每首诗的具体译者⑩，因此难以考证这两首译诗是出自古德曼还是该书的其他编译者，或是共同完成。在此也只能以该书的主编者为准。

　　事实上，古德曼收录的食指诗歌并不属于这一时期，只不过它们正好被“民主运动”时期的《今天》杂志所收录，作为“文革”的余响，与“民主运动”的精神有契合之处。虽然在古德曼的书中，诗人食指和两首被选录的诗歌没有得到详细的介绍和分析，但从两首诗的简短注释中可以看出，古德曼不仅清楚《相信未来》创作于“文革”期间、流传于1970年初，而且将《鱼儿三部曲》定性为“轻微伪装的政治寓言”?。可见他对食指的考察是有一定深度的。

　　2.奚密（MichelleYeh）

　　华裔学者奚密是继大卫·古德曼之后另一位主要的食指诗歌翻译者。奚密教授以现当代汉语诗歌及东西方比较诗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编写过多部关于中国现当代诗歌的论著和译作，自然会涉及食指这样的重要人物。奚密翻译的篇目除了食指早期最为著名的《相信未来》（“BelieveintheFuture”）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MyLastBeijing”），还有《命运》（“Destiny”）、《疯狗》（“MadDog”）以及他身处福利院之后创作的《在精神病院》（“AttheMentalHospital”）等。然而这些译作都没有收入奚密本人编纂的当代诗歌选集，如《现代汉诗选》（AnthologyofModern ChinesePoetry，Yale，1994），而是散见于奚密或其他研究者的论文和专著中。同时，奚密的译文在先后发表的文章中并不完全一致，在部分单词和语序上经过了修改。

　　奚密在《诗人与“狂人天才”——刻板印象，还是原型意象？》?一文中对食指有较多的论述。其中，奚密关注了食指的生平经历，尤其是他与精神疾病的纠缠。而关于食指的诗歌，奚密关注的不仅仅是诗人早年写下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样带有积极色彩的诗歌，更重要的是后来的《疯狗》《在精神病院》等强烈抒发诗人内心挣扎的作品。无论是韵律还是逻辑结构，奚密对食指诗歌固有的整齐格式都十分了解。奚密进一步指出，正是这种语言形式上的齐整明晰与诗歌主旨上的精神挣扎构成了反讽。她看到了在现实环境的压迫下，始终贯穿于食指诗歌中的，是诗人对写作和抒发主观情感的强烈渴望。从整体上看，这篇文章中的食指是 “狂人天才”的一个案例，作者关注的核心并不是这位诗人本身。但是，奚密抓住了食指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位诗人的精神世界中充斥的矛盾。从作者的引用目录来看，奚密事实上也参考了张丽佳和柯雷研究食指的文章。

　　如果从时间上来看，早在90年代初奚密就已对食指有所关注了。在《在岩石中点亮灯盏：当代中国的实验诗歌》?一文中，奚密就把食指看作实验诗歌的先驱者，并且注意到了诗人身上的两种矛盾倾向：一面是孤寂、压抑和死亡，另一面则是爱、力量和希望，而它们又都通过不同的意象或者寓言在食指的诗歌中传达出来。可惜奚密该文的重点并不在食指，因此除了收录有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MyLast Beijing”），其余的介绍并不详实。在后来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限于全书篇幅，奚密的论述同样较为简略。在“地下文学与文革”一节，她将食指视为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围绕他的《相信未来》一诗简要介绍了这位诗人的生平。

　　除了这些包含译文的分析，关于这位诗人的讨论也见于奚密的其他文章。如《当代中国的“诗歌崇拜”》?一文，就简单介绍了食指——一位先锋诗歌的先驱者和被崇拜的诗歌偶像。

　　3.顾彬（WolfgangKubin）

　　德国汉学家、翻译家、作家顾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对中国当代诗歌给予了高度关注。顾彬对食指的关注较早地体现在他的英语文章——《先知的终结：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中国诗歌》?之中。在涉及对诗人郭路生的讨论时，顾彬就引用了他翻译的《愿望》（“Hope”）和节译的《疯狗》（“Rabid Dog”）。

　　事实上，顾彬对食指的关注比上面提到的时间还要更早。在《先知的终结：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中国诗歌》一文的注释中，顾彬就补充说明，这两首诗歌的英译是从他的德译版转译而来，而顾彬的德译版早在1990年就已发表。?

　　尽管顾彬对食指的分析角度与国内的研究者稍显不同，他的研究毕竟基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长期关注和了解，包括采访诗人本人的一手资料的帮助?，因而是比较可靠的，可以作为有价值的研究参考。

　　4.张丽佳（LijiaZhang/LijiaMcLeod）

　　虽然张丽佳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者，而是一名华人作家、记者和公共演讲人，但她持续关注着中国当下的政治和社会现象，已为欧美各大报刊撰写过多篇相关文章。因此，张丽佳更多地是从非文学史的角度来考察和分析食指的生平和创作。她通过一篇长文——《地狱与归来：一位被政治压力逼疯的中国诗人的故事》?——详细介绍了这位不为西方所知的中国诗人，其中就收录有食指的《相信未来》（“Believein theFuture”）、《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It’sBeijing at4：08”）、《疯狗》（“MadDog”）和《在精神病福利院的八年》（“AtaMentalHospital”）?，尽管这些诗歌只是节译的。通过访谈，张丽佳记录了很多食指本人的言论、食指友人的回忆和文学研究者的评论。她重在呈现食指的生平际遇，尤其是从“文革”到整个八九十年代中国政治、社会的变迁带给这位诗人的影响。由于占有了大量一手资料，并且抓住了食指的精神疾病与中国政治的密切关联，张丽佳的这篇文章能更真实、更全面地让人们了解这位诗人的思想和情感历程，对于研究食指的诗歌是十分有益的。

　　在另一篇文章——《疯狗：中国诗人郭路生的传奇》(21)中，张丽佳又再次介绍了诗人郭路生，与此前的文章内容有部分重叠。在该文的末尾张丽佳完整给出了五首奚密所译的食指诗歌：《在精神病院》（“Atthe MentalHospital”）、《命运》（“Destiny”）、《疯狗》（“Mad Dog”）、《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MyLast Beijing”）和《相信未来》（“BelieveintheFuture”）。这篇文章保留了和上一篇文章相同的纪实风格，介绍这位诗人的角度也基本一致，其面向更倾向于西方社会的一般读者而非专业的文学研究者。

　　5.柯雷（MaghielvanCrevel）

　　柯雷虽然是荷兰籍学者，但已在英语世界发表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中国当代诗歌领域的研究，因而他必然会关注到食指。与奚密类似，柯雷对食指的翻译也是收录在中国文学研究的著作中，并没有作为独立的诗歌译本发表。柯雷的译诗收于他的两部主要著作：《离散的语言：中国当代诗歌与多多》(22)和《精神、混乱和金钱时代的汉语诗歌》(23)。其中前者收录了食指的《你们相爱》（“YouLoveEachOther”），后者收录了节译的《给北岛》（“ForBeiDao”），除此之外暂无其他食指诗歌的英译。

　　在《离散的语言》一书中，柯雷以“正确的形式，错误的内容”为主题，对食指进行了详细分析。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讨论了食指：一是食指诗歌的形式和内容特征，即形式上的传统和思想内涵上的反传统；二是食指在文学史上的定位。柯雷认为，一方面，食指的诗歌语言直白、格式规整，常常注重韵脚，属于传统和主流的范畴；另一方面，食指的诗歌往往包含着“寓言”，流露出诗人主观的、个人情感的因素，而这种感情有时甚至是十分强烈的。从这一点来说，食指又是颠覆性的，是那个时代的“异端”。柯雷正是从其内涵看到了食指与后来的朦胧诗之间的关联：食指不属于朦胧诗派，也不应该说食指“影响”（influence）了朦胧诗人，而应该讨论他带给诗人们的“启迪”（inspiration），因为食指并没有给朦胧诗带去多少美学意义上的指引，而是让后来的诗人们看到了作为诗人应有的，面对自我情感的真诚和面对他人、面对时代的责任感。经过分析，柯雷最终将食指定位在当代诗歌史上一个特殊的、过渡性的位置，应该说是十分到位的。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测定十全大补丸中12种微量元素含量的方法研究 ………………………… 康 璧等（5）：637

　　在《精神、混乱和金钱时代的汉语诗歌》中，柯雷没有再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食指，而是在论述“先锋诗歌”时，将这位诗人与黄翔一同视为了先锋派的先驱者。柯雷之所以称食指为先驱者，其理由与上一部著作中的观点是一致的：食指给中国当代诗歌带来的不是美学上的创新，而是思想情感上的自主和反叛。同时，柯雷也再一次提到了食指带给先锋派的“启迪”（inspiration）。除此之外，柯雷在该书中没有更多关于食指的论述。

　　6.石江山（JonathanStalling）

　　石江山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英语文学系助理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翻译研究、东西方诗学研究和中国文学的译介，为包括中国当代诗歌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2012年，由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冬日阳光：食指诗集》(24)一书可谓是石江山诗歌翻译的集大成之作。这本译著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共同合作的“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之一，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共同支持。石江山在该书中选录了从《海洋三部曲》（“OceanTrilogy”，1965-1968）到《春雪？》（“Spring Snow？”，2006）共76首食指诗歌的译作，并提供中文予以对照。其中还收录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张清华教授为该英译本所撰写的序言，以及诗人食指本人为英译本特别写作的《致我的美国读者》，皆由石江山翻译。时间范围上，该书不仅囊括了食指早期的成名作，也十分注重近年来生活趋于安定之后食指的诗歌新作，力图展示这位诗人坎坷生命的全部历程。通过这本译著，食指及其诗歌第一次在英语世界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译介。

　　虽然石江山早在2006年就已翻译过食指的诗歌，并发表在了当年的《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Today）杂志上，但他真正开始系统翻译食指是从2007年与诗人本人接触之后。此后，在《冬日阳光》翻译成书的过程中，石江山一直保持着与诗人和相关中国学者的互动。(25))相比其他食指诗歌译者，石江山能够提供更有效和更准确的翻译。唯一遗憾的是，石江山对食指的研究和评论不仅还有待深化，而且数量也较少。在《冬日阳光》最后的致谢词中，石江山主要向读者说明的是他接触这位诗人及其诗歌的感受，重在介绍他翻译食指诗歌时面临的困难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经过，关于诗人本身并没有详细的分析。

　　另外，与石江山关系密切的吴永安（WuYongan）(26)也是一位曾翻译过食指诗歌的学者。他曾独立翻译过《啊，尼采》（“Oh，Nietzsche”），与石江山协作翻译了《春雪？》（“SpringSnow？”），并与石江山所译《冬日的阳光》（“SunlightofWinter”）一同发表于2007年的《当代世界文学》杂志。

二、英语世界翻译食指诗歌的策略

1.翻译研究中的诗歌翻译难题。

　　跨语言交流的开展总是伴随着翻译活动。几十年来，在众多翻译实践的基础上，翻译学和翻译研究也不断丰富和发展，各翻译学派和翻译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和分析翻译，并对翻译实践进行指导。然而直到今天，无论是对译者还是翻译学家而言，文学翻译都依然充满挑战。它绝不仅仅是一种转换语言的技术活动，而是一种充满了悖论的再创作：“翻译者依据原作，在另一种语言中创造出一部文学作品。但译作本身并非原创，因此也不能被称为文学。”(27)而诗歌，这种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看来最具有“文学性”的文学形式，在文学翻译中又尤其困难。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Frost）有一句名言：“诗就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poetryiswhatgetslostintranslation”）。按照翻译学家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的解读，弗罗斯特意指诗歌是某种难以感知、难以言喻的事物，它只能在语言之中建构，而不能在语言之间传递(28)。同样，俄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也认为，“只有诗歌是‘无法翻译’的，故需要‘创造性的转换’（‘creativetransposition’），因为诗歌以形式来表达感觉，而‘音位上的相似会被感应成语义的关系’”(29)，这是翻译难以处理的。

　　一如诗歌的“不可译论”，所有翻译研究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可译性”（translatability）与“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的矛盾。持“可译”观点者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除开各种语言表层的差异，其深层的结构是一致的；进一步说，它又是由人类经验的共通性决定的，这就成为了语言可译的前提。而持“不可译”观点者强调语言与产生它的文化环境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但文化背景的差异决定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语言上的不对等。对“不可译”论者而言，困扰诗歌翻译的多义性、含蓄性以及隐喻、寓言、韵律等正是基于文化差异而产生。

　　当然，没有绝对的“可译”，也没有绝对的“不可译”，偏向任何一个极端都会脱离正常的语言范畴。因此，现在人们更倾向于从范围或程度上来思考“可译”和“不可译”的问题，而不是非此即彼。翻译学家也认识到，“一个文本越是不可译，就越是期待着、需要着被翻译；相反，一个完全可译的文本就不值得被翻译了”(30)。不管这一矛盾是否得到解决，译者和翻译研究者的工作仍要继续。在探索文学翻译和诗歌翻译方面，各翻译学家和理论流派就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和完善。例如，纽马克（PeterNewmark）区分了侧重原语的“语义翻译”（semantictranslation）和侧重目的语的“交际翻译”（communicationtranslation），分别作为翻译严肃文学和非文学作品的方式。而持功能主义理论的赖斯（KatharinaReiss）对语篇类型进行了划分，将诗歌归入“表情类语篇”（expressivetext），并认为诗歌是最具有表情性、最重视形式的文本类型。对于这类文本，赖斯认为“译文应该传递原语的审美性和艺术形式；翻译应该使用‘同一’策略，即译者应采用原语作者的观点”(31)。这些理论观点都为译者进行诗歌翻译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在诗歌翻译问题上，汉语诗歌翻译同样困扰着翻译研究。同时，汉语诗歌翻译无疑也受益于翻译研究中的各种诗歌翻译理论。但是，西方翻译理论几乎都是以西方的翻译实践为基础，特别是印欧语系内的翻译，而很少探讨汉语翻译活动。因此，在实际的中外翻译工作中，这些理论的适用性是有限的。首先，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文字与汉语语言文字有着显著差异，这直接造成了西方诗歌与汉语诗歌在形式转换上的困难。在20世纪初，美国汉学家、诗歌理论家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Fenollosa）就明确认识到了这一点。而“意象派”的领军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进一步利用了这种差异——他在借鉴费诺罗萨研究的基础上，吸收了中文的特点和汉语诗歌的技巧，从而创造出新的英语诗歌写作方式。其次，相比语言文字，更深层的差异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这远比同处东亚文化圈而语言文字不同的中、日、韩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这里的“文化”，如诗学、意识形态，在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等文化学派翻译学家看来，正是影响诗歌翻译的关键因素。而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理解原语文化是译者和译入语读者都不得不面对的困难。

　　2.食指诗歌与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模式。

　　尽管诗歌翻译充满困难和挑战，这项活动事实上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中西方诗歌互译就已然有很长的历史了。在中外互译中，英语一直是最主要的原语和目的语。但相对而言，无论是译作数量还是理论探索，英译汉的成果都要比汉译英丰富得多。如何扩大汉译英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显然对中国的作家原作和学者来说更有意义。

　　由于汉语古典诗歌成就辉煌、历史悠久，其英译活动也就相对开展得早，并且得到中外译者的持续关注。其中的杰出代表既有西方汉学家，如翟理斯（HerbertGiles）、阿瑟·韦利（ArthurWaley）、宇文所安（StephenOwen），也有中国本土学者，如许渊冲、翁显良，还有海外华裔学者，如叶维廉等。不能忽略的是，与中国语言文字特性紧密结合的汉语古典诗歌在形式上独具特色，对格律、音韵、修辞、典故等都有严格要求。这无疑增强了古诗的“不可译性”。但各译者经过在实践中的探索，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翻译模式，如翟理斯以英语格律来翻译唐诗，而翁显良用散体来翻译古诗词，主张重在传达内涵而不受形式的束缚；许渊冲更是系统地提出了“三美论”、“三之论”、“三化论”等翻译思想。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语古典诗歌的英译工作。

　　相比之下，中国当代诗歌的英译数量和翻译策略的探讨都有所欠缺。固然，当代诗歌，或者大陆之外的学者所称的“现代汉诗”，其历史尚且较短，作品价值还未得到广泛认识，也不具备诗歌形式上明显的特色，英译活动自然开展得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诗歌简单，“可译性”很强。现代汉语，虽然相比古汉语要直白、通俗得多，但借鉴了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技法的当代诗歌，其中包含的隐喻、象征、多义性和意象错综等有时甚至有增无减，而这远远不是逐字直译能够解决的。

　　食指的诗歌作为现代汉诗，既不像古典诗歌那样高度凝练并严格讲究形式，也不似80年代之后的汉语诗歌那样强调意义和形式上的“先锋”；它既像郭小川、贺敬之等诗人的作品一样，带着中国传统的韵律和整饬的节奏，吸收了民间歌谣的因素，又通过个人情感的表达、独特的意象和象征的使用而与更有现代感的新诗联系起来。因此，食指的诗歌处在一个过渡性的位置上。“他用陈旧的形式创造了一个奇迹——以非常正统的诗体写出了反正统的诗篇。”(32)食指诗歌的这种特点，对其翻译者来说既是优势，又是困难所在。且先以食指最脍炙人口，也是被选译最多的篇目《相信未来》的首节为例，来看看不同的译者在翻译食指诗歌过程中究竟是如何取舍的：

　　相信未来

　　食指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TRUSTTHEFUTURE

　　（TranslatedbyDavidS.G.Goodman）

　　Whenspider’swebsmercilesslysealedupmystove，

　　Whentheashesofmylastcigarettesighedwiththe sorrowofpoverty，

　　Istubbornlystillsowedtheashesoflosthope，

　　WithbeautifulsnowflakesIwrote：Trustthefuture.

　　BELIEVEINTHEFUTURE

　　（TranslatedbyMichelleYeh）

　　Whenspiderwebssealmystovewithoutmercy

　　Whenembersmokesighsoversadpoverty

　　Ispreadoutthedespairingashesstubbornly

　　Andwritewithfairsnowflakes：believeinthefuture

　　BELIEVEINTHEFUTURE

　　（TranslatedbyLijiaMacLeod）

　　Whenaspider’swebsealsoffmystoveruthlessly，

　　Whenthelaststreamofsmokefromadyingfiresighs thesadnessofpoverty，

　　Istillpersistentlyleveldowntheashesofdisappointment

　　Withbeautifulsnowflakes，Iwrotedown：believein thefuture.

　　BELIEVEINTHEFUTURE

　　（TranslatedbyJonathanStalling）

　　Asspiderwebsmercilesslysealoffmystovetop

　　Assmolderingcinderssighoverthesorrowsofpoverty Istillstubbornlyspreadoutthehopelesscinders

　　Andwritewithfinelypowderedsnow：believeinthe future

　　从这几个译本来看，各译者基本都完整传达出了食指诗歌的原意，保持了原诗修辞中的排比和对仗，只是在具体用词和语序上有所差异，而这也涉及对原诗的理解问题。如“灰烬的余烟”这一短语，古德曼译为“theashesofmylastcigarette”，将其理解为了香烟的灰烬；石江山译为“smolderingcinders”，更倾向于煤渣的灰烬；而奚密和张丽佳的译文都只是笼统地译为“smoke”。从整体来看，只有奚密和石江山的译文在格式和意义上都最贴近原诗。除了《相信未来》，食指的《疯狗》一诗作为其精神状态的写照，也普遍受到各译介者的关注。各译者在处理这首诗歌时也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如全诗的第一节：“受够了无情的戏弄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奚密的译本为：

　　Aftermyshareofcruelabuse，

　　Inolongerseemyselfashuman；

　　WithamaddogIamconfused，

　　Wanderingaboutintheworldofmen.石江山的译本为：

　　Aftersufferingheartlessridicule

　　It’shardtoseemyselfashuman

　　It’sasthoughIhavebecomearabiddog

　　Wanderingunrestrainedthroughtheworld顾彬的译本为：

　　Theworldhasmadeafoolofme，

　　Thus，Iamnotahumanbeing，

　　butratherarabiddog

　　thatstraysaimlessly.经过对比不难发现，奚密和石江山的译本更有诗意，在句式和节奏上也更整齐；而顾彬的译本就显得有些简略，也没有保留原诗的句式，更倾向于散文化的翻译方式。具体来看，在转换词语时也体现出了翻译的差异性。如“疯狗”可译为“maddog”，也可译为“rabid dog”，但mad一词比较口语化。又如“戏弄”，石江山使用有“嘲笑”、“愚弄”意味的“ridicule”，比较贴近原义；奚密用含有“虐待”意味的“abuse”一词，语气就显得更重；而顾彬选用了“makefoolof”这样一个短语。再如“人间”一词，石江山简单地使用了“world”，奚密则译为“worldofmen”，而顾彬直接将其省略。严格来说，强调人类社会、世俗社会的“人间”，其意义范围要小于“世界”，但英语中又没有特定单词与其对应，因而只能选择性替换。另外，各译者也没有单一地遵循直译。如首节的第三行，奚密翻译成了一个倒装句，回译为“我与一只疯狗相混淆”，以不同方式表达了与原诗同样的意味。类似的意译方式在石江山的译文中也可以看到。全诗第三节的最后一句：“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石江山就译为“Mylifeholdsfarfewer choices”，回译为“我的生命拥有更少的选择”，也不是对原文的逐词直译。

　　在以上各例中，虽然英译本都保留了食指诗歌惯用的四句一节的格式，但也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原诗在句式和节奏上的齐整，尤其是丢失了原诗的句末押韵带来的韵律感，而这正是食指诗歌的重要特征之一。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无疑只有奚密的译文较好地保持了原诗的句式和韵律，尽管实际操作中要实现不同语言间诗歌韵律的完全对等是不可能的。经过逐字对照我们还会发现，奚密为了保持句式整齐大胆抛弃了像“依然”这样的副词，而这与托尼·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在翻译中国诗歌时所倡导的“强力词原则”是一致的：

　　一首诗的强力词包括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因为它们交代了地点、动作和诗歌的意象。……尽可能地保留下原诗中的每一个强力词，并尽量少用冠词、代词和介词。(33)

　　在实践中，这种处理方式确实有利于还原原诗句式的整齐，同时也可以避免译文累赘。但这种选择性省略之后的译文究竟会产生怎样的阅读效果，还有赖于对译入语读者做进一步考察。

　　与此相似，在翻译其他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时，也同样存在词语、句式、修辞等方面的取舍难题，而各译者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如被翻译较多的诗人北岛，其代表作《回答》的各译本就大同小异。对于全诗的前两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译介了大量北岛诗歌的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译为“Debasementisthepasswordof thebase/Nobilitytheepitaphofthenoble”(34)；另一位当代诗歌的重要译者托尼·巴恩斯通译为“Thebase makeasafe-conductpassoftheirownbaseness/ whilehonestmen’shonoristheirepitaph”(35)。虽然两种翻译都与原义一致，但相比之下，杜博妮的译文简洁明了，更接近诗歌语言，并且保留了原诗的对仗格式。又如诗人多多早年的代表作《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其中“牲口被蒙上了野蛮的眼罩”一句，柯雷将每个词都对应译出，译为“beastsofburdenare blindfoldedwithbarbarousblinkers”(36)；另一位译者约翰·罗森沃尔德（JohnRosenwald）简译为“Thebeasts mustbearcruelblinders”(37)，并且由于使用了一个情态动词must，使得整句语气有所改变。另外，由于该诗的最后三行译文较长，罗森沃尔德将其依次截断换行。这种节奏的更改虽然与原诗不一致，但照顾了目的语习惯，使英语译文在整体上更紧凑。而类似的翻译策略在翻译其他诗人的长句时也很常见。

　　事实上，人们很难客观地在这些译本间进行高低优劣的区分。虽然我们试图讨论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模式”，但无论是食指、北岛、多多还是其他中国当代诗人，甚至包括汉语古典诗歌在内，各译者在面对他们的诗歌时并没有一套特别适用的、固定的策略或模式。译者的选择一方面取决于原诗自身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受到诸多非技术因素的影响，如翻译目的、译者身份、原作的地位、作者的意愿、受众及其预期、出版编辑部门的干预等等。这些既不会轻易显露出来，又难以在翻译活动中回避。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指出，“没有任何一种翻译能够完整、精确地、在形式和意义上对原文毫无增益的情况下忠实再现原文文本”(38)；“即使译者所力求达到的是一种严格的形式对等和语义对等，他的译作依然是一种改写”(39)。由文化因素差异导致的“改写”或者“重写”（rewriting），在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翻译学家看来，正是文学翻译最明显、最不可避免的特征。对此，我们除了探究为何会产生改写，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介入改写，从而将译入语文化带给原文的扭曲降到最低。

　　翻译食指诗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着力于译介食指的石江山曾提到，尽管自己曾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摹仿中文的韵律，并且试图将食指诗歌翻译为带韵律的英文版本，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除了字面意义，一种语言的“声音”以及从这种“声音”中产生的意义是难以传达的，它有赖于特定的文化氛围下产生的听众心理。(40)与食指诗歌联系在一起的是本土的语言和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的诗歌格律而非西方的诗歌韵律，这是石江山让步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强行用西方韵律来翻译食指诗歌的结果，就是误导读者以西方诗律和文化来理解汉语诗歌，无疑会给解读原诗造成更大的干扰。(41)

　　面对这些选择和挑战，是否存在可能的突破口呢？早在《冬日阳光》问世之前，石江山就已认识到“诗歌与声音之间有密切关系”，“在翻译过程中首先丢失的是‘原声’”(42)。石江山自述翻译食指诗集的缘起时，一次重要的经历就是聆听了食指现场朗诵自己的诗歌，这位诗人和他的诗歌都给石江山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正是奚密在讨论现代汉诗的“可译性”时提到的“选择性契合”——“译者和文本之间在知性和美学层面上的共鸣”(43)，成为现代汉诗翻译的缘起。因此，在当代中外文化交流更加便利的条件下，除了接触文本、作者，聆听诗歌的汉语“原声”也是一种促成“共鸣”的有效手段。正如顾彬在他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通过诗人、译者朗读原作，中国当代诗歌在德国的译介、在普通听众中的传播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44)石江山在他的《吟歌丽诗》等著作中也致力于探索汉语和英语在音韵上的交融，尝试在转入英语语境的同时保留汉语诗歌的“原声”。虽然对“原声”的处理充满困难，但它无疑是现代汉语诗歌译介应当思考的有价值之处。即使现代汉诗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模式”还没有定论，也并不妨碍我们对食指等中国当代诗人及其诗歌的译介方式进行有益探索。

三、结语：食指诗歌英译的意义和价值

从食指诗歌在英语世界的主要译介者和译介情况可以看出，通过三十多年来断续和零散的译介，英语世界对食指及其诗歌已有所认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从翻译成果来看，石江山的译作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和表率；从翻译方式来看，各译者在译文的处理上也各尽所能。但这只意味着译介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远没有到达终点——与其他当代诗人相比，英语世界的食指诗歌翻译特别是系统研究还有很大空白。如果放到中国当代诗歌、当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背景下来看待，食指诗歌的译介就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虽然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做出了有益的推动，但无论是译本数量还是产生的影响都还远远不够。当然，这也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自身的困境有关。

　　依据大卫·达姆罗什（DavidDamrosch）的观点，那些在很长时间内都具有巨大名声和影响力的“超经典”（hypercanon）作家依然占据着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主流，而新崛起的那些非主流的或有争议的“反经典”（countercanon）作家虽然越来越多地得到人们的关注，但相比那些“超经典”作家依然是小巫见大巫。(45)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话语中，无论是小说与诗歌，古典诗歌与现代汉诗，还是古典文学与白话文学，在某种程度上都构成了主流与非主流、“超经典”与“反经典”的对立关系。而汉语诗歌与英语诗歌，中国文学与英语文学更是处在这样一种明显的对立中。根据西方学者的统计，1980-2009年，英语世界出版的中国当代诗歌译著总计仅有69种，而同一时期英语世界出版的图书总量多达数十万(46)，足见汉语诗歌的弱势。虽然几十年来，中国当代诗歌和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逐渐得到更多的了解和认同，但在英语语言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文学中，我们依然处在边缘。海外传播仍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英语语言，依赖英语世界读者的期待视野和评价体系。这一点体现在翻译活动中，就表现为采用“归化”（domestication）的翻译策略，使原文服从目的语文化，以“通顺”的译文阅读感为特征，以至让人感觉译文不是译文而是原作，从而得到多数出版商、评论家和读者的认可。韦努蒂将这种现象称为译者的“隐形”（invisibility）和译文的“透明”（transparency）(47)，并且看到了这种现象背后的英美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暴力。

　　对此，达姆罗什呼吁我们抵制“超经典”霸权，或者利用这一点，增加更多的“超经典”作家和作品。(48)让地区性的“反经典”作家上升为“超经典”并非不可能——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像食指这样曾经为人熟知而现今淡出公众视野的“影子经典”（shadowcanon）(49)，如何使其在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内都跻身于“超经典”之中，对于打破英语文学的“超经典”霸权，同时提升和巩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而言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方面，韦努蒂也呼吁译者选择“异化”（foreignization）的翻译策略——“偏离民族中心主义，压制目的语文化价值观，标示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让读者走出国门。”(50)虽然短时间内不可能打破中西方文化的权力格局，但对于今后的食指诗歌译者而言，在实践中探索如何保留其诗歌的异质性而避免被“归化”，是争取翻译话语的主动权、改变文化出口不平衡状态的必然要求。

　　食指是研究中国当代诗歌不可绕开的一个人物。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下，推进食指诗歌在英语世界乃至整个海外的传播，无疑是当代诗歌和当代文学译介的必要内容。对此，更多译介食指的材料有待进一步发掘和分析，其中也包括非英语世界的情况。而今后的海外食指译介和研究作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的题中之义，也有待诗人、译者和中外学者协力开展。

　　注释：

　　①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33页。

　　②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236页。

　　③张清华：《先驱者归来——英译〈食指诗集〉序言》，载于《新文学评论》2012年第01期。

　　④林莽：《食指论》，载于《诗探索》1998年第01期。

　　⑤该书出版时古德曼尚任教于纽卡斯尔大学。1978-1979年，古德曼曾在北京大学进修经济学，因而有机会直接接触中国诗歌。

　　⑥DavidS.G.Goodman，BeijingStreetVoices：ThePoetry andpoliticsofChina’sDemocracyMovement.London& Boston：MarionBoyars，1981.

　　⑦PrefaceinBeijingStreetVoices.

　　⑧参考JohnGittings的著作TheChangingFaceof China： FromMaotoMarket， Chapter6， Note6. 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5.

　　⑨在中国大陆，《今天》（双月刊）创刊于1978年12月，停刊于1980年9月，共出版9期。期间发表的食指诗歌有：《相信未来》《命运》《疯狗》（第2期）；《鱼群三部曲》（第3期）；《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第4期）；《烟》（第5期）；《还是干脆忘掉她吧》《酒》（第8期）；《愤怒》（第9期）。

　　⑩古德曼在前言中列出了一个译者名单：“ThePoems Selected…andhavebeentranslatedbyLyndaBell，Susette Cooke，IanHoneysett，ChristinaJansen，IanLea，Alistair McBain，JanaVerunacovaandmyself.”

　　? BeijingStreetVoices，P114.

　　? MichelleYeh，“ThePoetasMadGenius：Between StereotypeandArchetype”.JournalofModernLiteraturein Chinese，Vol.6，No.2，2005.

　　? MichelleYeh，“LightaLampinaRock：Experimental PoetryinContemporaryChina”.ModernChina，Vol.18，No.4.SagePublications，Inc，1992.

　　? 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Volume Ⅱ ），P610.EditedbyKang-ISunChangandStephen Owe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

　　? MichelleYeh，“The‘CultofPoetry’inContemporary China”.TheJournalofAsianStudies，Vol.55，No.1.the AssociationofAsianStudies，Inc，1996.

　　? “TheEndoftheProphet：ChinesePoetrybetween ModernityandPostmodernity”.收于 InsideOut：Modernism andPostmodernisminChineseLiteraryCulture，editedby WendyLarsonandAnneWedell-Wedellsborg， Aarhus UniversityPress，1993.

　　? InsideOut：ModernismandPostmodernisminChinese LiteraryCulture，P36.从顾彬的中译本德语著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 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来看，他还完整翻译过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并且在其中提到了其他的德译食指诗歌。从这些资料来看，非英语世界的食指译介同样开始得很早。

　　? InsideOut：ModernismandPostmodernisminChinese LiteraryCulture，P35.

　　? LijiaMcLeod，“HellandBack：AStoryofaChinese PoetwhoWentMadunderPoliticalPressure”.从文章中提供的信息来看应写于2001年，但确切发表时间和刊物不详。可参考张丽佳个人网站的记录 http：//www.lijiazhang.com/？p=739410076mo8

　　? 按张丽佳引用的英文标题，这首诗应当是诗人写于1991年的《在精神病院》，而实际的译诗内容则是写于1998年的《在精神病福利院的八年》。此处有可能是作者的混淆。

　　(21) ZhangLijia，“MadDog：TheLegendofChinesePoet GuoLusheng”.Manoa，Vol.14，No.1，TwoRivers：New VietnameseWritingfromAmericaandVietnam.Universityof HawaiiPress，2002.

　　(22) MaghielvanCrevel，LanguageShattered：Contemporary ChinesePoetryandDuoduo，P28-34.Leiden：ResearchSchool CNWS，1996.

　　(23) MaghielvanCrevel，ChinesePoetryinTimesofMind，MayhemandMoney，P15&.P151.Leiden，2008.

　　(24) WinterSun：Poems，ShiZhi，translatedbyJonathan Stalling.Norman：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2012.

　　(25) “Translator’sAcknowledgements”.WinterSun：Poems.

　　(26) 吴永安（WuYongan），现为北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NorthFlorida）文理学院助理教授，进行汉语教学工作。曾在俄克拉荷马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为石江山的Winter Sun：Poems的编辑出版提供了帮助。详见 http：//www.unf. edu/～yongan.wu/

　　(27)（美）托尼·巴恩斯通：《文学翻译的三个悖论：关于中文诗歌翻译的形式问题》，吴永安 译。载 张健 主编：《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322页。

　　(28) SusanBassnett，“TransplantingtheSeed：Poetryand Translation”.收于（英）苏姗·巴斯奈特、（美）安德烈·勒菲弗尔编著《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Cultures：EssaysonLiteraryTranslation），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第57页。

　　(29)（英）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李德凤 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57页。

　　(30)（英）莫娜·贝克、（英）加布里埃拉·萨尔达尼亚 编：《翻译研究百科全书（第二版）》（RoutledgeEncyclopediaof TranslationStudies，Secondedition）。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第303页。

　　(31)（英）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第107页。

　　(32) 张清华：《先驱者归来——英译〈食指诗集〉序言》。

　　(33)（美）托尼·巴恩斯通：《文学翻译的三个悖论：关于中文诗歌翻译的形式问题》。《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29-330页。

　　(34) BeiDao：“TheAnswer”，translatedbyBonnieS. McDougall.TheAugustSleepwalker，BeiDao，translatedby BonnieS.McDougall.NewDirectionsPublication Corporation，2001.P33.

　　(35) BeiDao：“Response”，translatedbyTonyBarnstone andNewtonLiu.TheAnchorBookofChinesePoetry，editedbyTonyBarnstoneandChouPing.RandomHouse，2005.P397.

　　(36) DuoDuo：“WhenthePeopleStandupfromTheir Snoring”， translatedbyMaghielvanCrevel.Language Shattered：ContemporaryChinesePoetryandDuoduo，P125.

　　(37) DuoDuo：“WhenPeopleRiseFromCheese，Statement #1”，translatedbyJohnRosenwald.TheBeloitPoetryJournal，publishedbytheBeloitCollege，Vol.39，No.2（winter 1988/1989），P5.

　　(38)（美）劳伦斯·韦努蒂：《翻译研究与世界文学》，王文华译。载（美）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 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210页。

　　(39)（美）劳伦斯·韦努蒂：《翻译研究与世界文学》，载《世界文学理论读本》，第204页。

　　(40)“Translator’sAcknowledgements” inWinterSun：Poems.P181.

　　(41)“Translator’sAcknowledgements” inWinterSun： Poems.P182.

　　(42)（美）石江山：《夺胎换骨：翻译“余响”》。《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36页。

　　(43) 奚密：《现代汉诗：翻译与可译性》。载 王尧、季进 编：《下江南——苏州大学海外汉学演讲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230页。“选择性契合”（electiveaffinity）最早应由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提出，与“排斥性差异”（resistantdifference）一同视为翻译体验中一对互有张力的概念。

　　(44) 参考（德）顾彬：《城堡、教堂、公共会馆：如何向外国传播中国文学》，林源 译。收于《中国文学批评年选》，李敬泽、林建法编，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第385-392页。

　　(45)（美）大卫·达姆罗什：《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王文华 译。载（美）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 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62页。

　　(46) CosimaBruno，“ThePublicLifeofContemporary ChinesePoetryinEnglishTranslation”.Target， 24：2，P280-285.JohnBenjaminsPublishingCompany，2012.

　　(47)（美）劳伦斯·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张景华、白立平、蒋骁华 主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第1页。

　　(48)（美）大卫·达姆罗什：《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载《世界文学理论读本》，第167页。

　　(49)（美）大卫·达姆罗什：《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载《世界文学理论读本》，第162页。

　　(50)（美）劳伦斯·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第20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2AZD086）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陈图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姚建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ChineseLiteratureToday（《今日中国文学》）轮值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