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景

　　《水西悲歌》与吴三桂的滇黔功罪

　　■杜国景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上，吴三桂是一个举足轻重又颇具争议的人物。他的冲冠一怒，竟将历史拐点来了个彻底的大回旋，终为自己赢得了“不子不臣”、“不忠不孝”的千古骂名，关于他的种种评价由此而未知臧否。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在率大军灭掉永明王朝，由平西亲王变身为西南藩王不久，吴三桂又因举兵反清而再度卷入是非漩涡，野心家、阴谋家、变节王的鄙夷之声接踵而至，直到今天也未能清净。这期间，吴三桂当政滇黔20余年，其历史功罪同样聚讼纷纭。有人认为他对清初的云贵开发有贡献，比如“底定云贵，殄灭永历”，“平叛勘乱，改土归流”；反对者则认为他无论抗清、降清还是反清，完全都是出于一己私利，结果大小失据，最终成为三藩之乱的“祸殃”①。文学创作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当然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但在此基础上，作家也必须有所创造。对吴三桂这样的人物，除了历史把握，尤其还需要有人性方面的深入解读，才能真正了解历史人物，塑造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实现从生活到艺术的飞跃。从这一意义说，贵州作家吴勇的《水西悲歌》①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

一、史诗追求

《水西悲歌》写的是吴三桂做西南总督时，以滇黔地区水西彝部谋反为由发动征剿，从而激起了当地少数民族强烈反抗的故事。为写好这部长篇小说，吴勇是经过长期思考和准备的。他首先对这段历史作了认真研究，撰写了相关的学术性文章③。再经过十余年的史料搜集、梳理，最后才着手开始创作，可称得上有备而来。这是一部具有史诗意识或史诗性追求的作品。它有悲壮的故事，全景式的画面，繁复的艺术形象系列，较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而这些，正是史诗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当我们说一部长篇小说具有“史诗”风格时，那往往就意味着能够用波澜壮阔、气势恢弘这样的语言来评价它，这差不多是评价长篇小说的最高标准，也是对一种文学品格、文学理想的美学期待。

　　当然不能说《水西悲歌》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但说它是一部有史诗性追求的作品，应当还是有根据的，英雄史诗情结就是它最为突出的艺术追求。也就是说，小说是把水西彝族首领安坤率领部族抗击吴三桂的战争，当作英雄史诗来描绘的，安坤与他的妻妾禄天香、俄尼诺黛，以及其他同族兄弟，即是作者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在少数民族文学史上，英雄史诗是一种规模宏大，格调崇高的文学样式，充满豪迈的气势。学术界有一种说法：中国的英雄史诗主要在北方，北方气候寒冷，自然条件严酷，故北方地区的人强壮而健康，真诚和坦率，民风强悍，与南方比较温和的民族性格截然有别，故少数民族的英雄史诗如《格萨尔王》、《江格尔》、《玛纳斯》，主要产生在北方。南方少数民族只有创世史诗。北方的阳刚之气浩浩荡荡地南下之后，一跌入了南方的千山万壑中，立刻被这里的温郁苍翠甚至瘴雨蛮烟调和得阴柔起来，所以南方很难产生那种慷慨激昂、让人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亚鲁王》出来后，有学者即认为那不是严格意义的英雄史诗，只能称之为“指路经”，即寻找祖先的叙事诗④。

　　但这只是一般的说法，对南方民族其实也应当作具体分析。彝族从上古时代起就有自己的英雄史诗，如《支嘎阿鲁王》。中古则有《夜郎史传》、《益那悲歌》、《俄索折怒王》。这些作品不光是民族的百科全书，而且也可以看一部绵延不绝的、波澜壮阔的民族精神史、命运史。在吴勇看来，水西彝部首领安坤正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他是把《水西悲歌》当作彝族英雄史诗传统的当代赓衍来创作的。

　　《水西悲歌》是作者“乌蒙史诗”系列中的第一部，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中间段落。前是《大节千秋》，叙述更广为人知的明代“顺德夫人”奢香的故事，后为《柔远夫人》，时间上紧接《水西悲歌》，小说中，安坤遗孀禄天香协力朝廷削藩，与吴三桂的国恨家仇终于有了一个了断。三部小说连结起来，不仅在时间上有一个较大的历史跨度，而且在内容上也有连续性，并且都关乎分裂与统一，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其中《水西悲歌》这一段最具有英雄史诗的特点，它的主人公不再是蒙昧时代的半人半神的部落英雄，不再是只为爱情，只为部落荣誉而征战厮杀，而是开始具有国家观念，开始为一种更高尚、更神圣的和平统一事业而战斗。小说的一正一副、一明一暗两条故事线索，就是为这一主题诉求而刻意安排的。主线、明线是安坤带领部族积极备战，抗击吴三桂的进犯；副线是暗中派人赶赴京城，向朝廷陈述吴三桂的颠倒黑白。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作家的艺术创造：后一条线索虽然有了些眉目，但并未能阻挡住吴三桂隆隆开动的战争机器，水西彝族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终于上演。

二、悲剧意识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彝部首领安坤的悲剧英雄性格。与彝族的其他英雄史诗一样，这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英雄。他刚刚出场的时候还比较懦弱，屈从于吴三桂的淫威，不得不把自己最心爱的女人拱手相让。但在骨子里他又是刚强的，为民族利益随时可以牺牲自己。随着战争的爆发，他在禄天香、俄尼诺黛、诺里武吐等人的帮助下，不断地走向成熟。最精彩是他指挥的果勇底之战，在妻子禄天香及幕僚们的帮助下，安坤利用地利的优势，避开吴三桂大军的锋芒，不与其主力正面交锋，而是巧妙地安排部下不断佯败、奔走，用运动战将吴军一步步诱入陷阱，最终以10万大军在果勇底城将吴三桂的3万人马团团围困，虽然后来因叉嘎那的变节而功亏一篑，但这一战役还是充分显示了安坤的军事才能。兵败之后，安坤并没有在吴三桂的威逼利诱下低头，绝境之中最后在悬崖边的奋身一跳，成就了他的悲剧英雄性格。彝族古代英雄史诗中的主人公如支嘎阿鲁等也是这样，虽然是半神半人，但也都有从幼稚到成熟，从懦弱到勇敢的成长过程。

　　与安坤的正面厮杀、勇敢拼搏相比，妻子禄天香是智慧型的女性，她在安坤成长道路上所起的作用无人可以替代。其最大特点就是以柔弱身躯承担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女英雄。尤其壮烈的是隔着一道峡谷，亲眼目睹自己的丈夫跳崖。生离死别历历在目，她没有悲伤，没有胆怯，而是擦干眼泪，诀别丈夫隐身而退，复仇女神的那种沉静、隐忍让敌人不寒而栗。相比禄天香的大智大勇，安坤的小妾俄尼诺黛是另一种类型的女性，她为爱而生，为爱而死，但绝不虚荣浮浪，即使被迫委身吴三桂，她也毫不掩饰对安坤、对自己民族同胞的忠诚。她的死节，绝不亚于战场上的烈士。类似的人物，还有诺里武吐、陇玉等。就是曾经出卖过灵魂的内奸叉嘎那，在觉醒之后的奋力一拼，也可以称得上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可以说小说中有一个辉煌的英雄系列，相当壮观。

　　故事在三种势力博弈的背景中来刻画人物。水西当然是主要的阵营，但除安坤、叉戛那、禄天香、俄尼诺黛、诺里武吐等人外，吴三桂一方也有不少性格鲜明的人物，除吴三桂本人，还有他的女婿、义子马宝、马宁、李本深等。明朝的残余势力一方，则有皮熊、常金印等，有名有姓的人物数十个。围绕这些人物，是一系列血与火、爱与欲，偷生与殉节，忠诚与背叛、阴谋与爱情的故事。这些描写，都具有史诗的要素。在所有人物中，除安坤外，最成功的是禄天香、俄尼诺黛、陇玉那几位女性人物，她们身上兼有女性的柔情与壮士的刚强，尤其那种为国家民族牺牲自己的大节大义，在小说中得到了较好的刻画，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小说的史诗性，最终当然还是要用是否具有“巨大的历史深度与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来衡量的。而在这方面，《水西悲歌》所具有的悲剧意识就是最好的答案。所谓悲剧意识，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水西彝部“本应光明却蒙受黑暗”。悲剧的起因，表面看是吴三桂“冲冠再怒为红颜”，而实际原因却要复杂很多。洪承畴的一句“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可谓道尽其中玄机。正因为作家对这段历史与吴三桂这个人物有过深入研究，所以小说并没有将他简单地丑化或妖魔化，而是写出了他进退失据的难言之隐。对自己的属地西南滇黔，吴三桂当然有过用心经营，《水西悲歌》并没有将他“底定云贵、改土归流”等功绩一笔抹煞，对他的军事才能与权变之术，小说也有不少实事求是的描写。但小说更注重的，显然更是对这个人物那种复杂心理的深刻挖掘。变节之后对新主的不信任，再加上生性多疑，满汉间的民族隔阂等，必然使吴三桂“深怀藏弓烹狗之虑”。为“拥兵自重，世守云南”，吴三桂心中理想的西南边陲，当然最好既能为他所控制，又永无宁日。小说从他的“冲冠再怒为红颜”写起，把这位藩王的拥兵西南的微妙处境与心理刻画得相当细致。正是这样的处境与心理，才注定了吴三桂会不断构衅西南各少数民族。这个人物的存在本身，无论对西南边陲还是对他个人，都注定会有一种悲剧的历史必然性，写出这种必然性，就揭示了水西彝部的不可逆转的悲剧命运，彝部想要和平，吴三桂却需要用战争换来个人的价值，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的实际不可实现之间，就产生了不可调和冲突。而安坤、禄天香、俄尼诺黛、诺里武吐等人的抗争，也就有了浓郁的悲壮意味。包括吴三桂在内，各种人物带着个人目的种种阴谋、算计、投机等，也都有了不同的悲剧性。

　　当然，不同的悲剧命运，其美学效应是不一样的。最具崇高品格的是安坤、禄天香、俄尼诺黛、诺里武吐，他们所要争取的，是地区的和平、民族的生存、国家的统一，所以他们的献身极其悲壮。吴三桂的悲剧则属于另一种类型，他不惜以边疆的战乱换取个人的偏安，最终把自己处理成了一种分裂的逆流。他后来的再次举兵反清虽并非完全是野心使然，而更多是对清王朝的防备、恐惧和绝望，但正是这种逆潮流而动的分裂，才最终断送了他的一生，包括他曾经在历史上所起过的一些积极作用。可以说，吴三桂的命运也是《水西悲歌》悲剧意识的重要内涵，虽然其中的悲剧品格或悲剧精神有着天壤之别，一种崇高，一种渺小。虽然意义价值有着霄壤之别，介都能够让人的心灵受到震憾，而这就是《水西悲歌》艺术描写的魅力所在。

　　注释：

　　①相关文章参见王昭武《论滇南各族反吴三桂暴政的斗争》，《思想战线》1992年第3期；滕新才《吴三桂与清初云贵开发》，《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范同寿《吴三桂：清初贵州战乱的“祸殃”》，《当代贵州》2010年8月第15期；付春《清初吴三桂西南改土归流原因初探》，《思想战线》2008年第4期等。

　　②吴勇：《水西悲歌》，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③黔俊：《论水西彝部族的抗吴战争》，《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④朝戈金：《媒体对〈亚鲁王〉报道不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23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百年贵州作家断代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XZW018；作者系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学报常务副主编，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